李 方

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产生于先秦时代。早期儒家强调“耕”“读”分离。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强调“读”为君子之职，“耕”乃小人之业，明显带有抑耕而重读的思想倾向。孟子承接这种君子、小人的社会分工之辨，提出“或劳心”“或劳力”的两种职业区分，总括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伦理(《孟子·滕文公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先贤以“耕”和“读”区分人的身份与职业。但“耕读”一词还有另一含义。

汉代班固指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汉书·艺文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90页)倡导学者边耕作边修养德行。这里的“耕”已超越了维持生计的范畴，成为“蓄德”的重要进路。及至南北朝之际，“耕读”正式成为士人修养人格品性以维系家族地位的途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论述了只读不耕会招致“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的窘境，足见其时“耕”已上升为儒家经世营家的应有之义，“耕”与“读”从分立到并列之势昭然。

北宋后期，唐庚所拟策论题目《耕读》，引发士人对“耕读”分立并列之说的讨论(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策题·耕读》，四部丛刊三编本)。由此首开“耕”“读”合一，亦引发士大夫群体对“耕读”分立之反思。至南宋，耕稼文化逐渐进入士人文化视域，“耕读传家”也融注进家族文化之中。如有辞赋云：“太上种德，其次种木，又其次种谷。木仅十年之需，谷才一年之蓄，惟德则享之而不穷，酌之而不涸。吾门旧有三槐，其大如屋。本之以孝友兮，可以厚栽培；泽之以诗书兮，可以深灌沃。不寻之以斧斤兮，纵之以樵牧。淮水之流兮未干，文正之芳兮可续。”(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5—2006页)通过家族的“耕读”传统，勉励家族子弟树德行，走正道。再如有宋遗民卫富益自号“耕读居士”，著有《耕读怡情》，以此彰显自己的高洁品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433页)。“耕读”遂成为士人修身养性、进德修业之道，其融合之义且深。

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在《补农书》总论中专门论述了“耕”“读”之间的关系，认为“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提倡在农耕之余“开卷诵习，讲求义理，不已多乎。窃谓心逸日休，诚莫过此”。“耕”与“读”相辅相成。要之，“耕读”成为士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图景，是以“耕”促“读”、养“德”，进而实现立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