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衍社

“人民至上”理念是习近平近年关于人民的众多话语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它以唯物史观的人民群众观为理论基础，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优秀成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中得到丰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得到传承弘扬。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一条宝贵历史经验。其实，习近平早在2005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宗旨观念”。(1)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人民至上”理念，与“以人为本”“人民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等是相近概念，但其涵盖范围更广，强调程度更强。“人民”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马克思将传统西方政治哲学中抽象的人民概念置于阶级分析框架中重新把握，以无产阶级构成了人民概念的主要内涵。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人民”指的是一定历史时期代表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最大多数群众。“至上”指的是相较于某事某物某人而言处于基础的、决定性的、本原性的地位。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人民至上”理念研究阐释的成果不少，但基本是从价值观层面进行的研究。事实上，“人民至上”这个判断不仅是一个价值判断，更是以历史判断为基础，并内含方法论原则的综合性判断。因此，要达至对“人民至上”理论内涵的全面准确理解，需要建立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三维分析的综合性框架，厘清“人民至上”的丰富理论内涵和理论品格，进而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民群众观的特质，以领会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点，彰显其在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真理道义制高点的地位。基于此，以下试从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三重维度对“人民至上”的理论内涵进行具体阐释。

“人民至上”的历史观内涵

“人民至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维度上的科学内涵，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肯定和彰显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具体内容：

1.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包含了对近代主体性原则的深刻变革。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在世界秩序中的主体能动性逐渐被发现，笛卡尔首先确立了人在认识论领域内的主体能动性，黑格尔则在历史领域进一步确立了主体性原则。马克思在继承哲学史上关于主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主体性原则从抽象的“自我主体”和“绝对精神主体”提升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个人，并通过哲学革命实现了从现实个人到人民主体的逻辑演进，创立了唯物史观的人民群众观。唯物史观认为，在社会历史观上各种类型的唯心主义者，把上帝、神秘精神或者英雄人物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把人民群众看成无足轻重的“群氓”，这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自从唯物史观创立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至上”作用第一次被人民清醒认识进而被大大激发出来，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兴起，自此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进程大大加快。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人民群众的“至上”作用也得到极大激发，从而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页。“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页。

2.人民主体创造历史的活动方式和重要作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一种客观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各种活动推动的。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主体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但他们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而能够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出巨大的能动作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活动方式主要有物质生产活动、变革社会关系的活动以及科学实验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方式不断创造出日渐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社会精神财富和其他各种文明成果，推动社会关系不断变革和社会历史不断进步。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137页。他从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7)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136页。

3.人民主体创造历史的条件和界限。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同时认为，人民群众在推进社会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包括自然界限、社会界限和人们自身界限的制约，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人类自身规律的制约，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等制约。这些物质前提和条件一方面构成了一定时期人们创造历史的基础和依据，另一方面又规定和制约着人们创造历史所能达到的界限、范围和程度、水平。毛泽东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正因为人民群众在一定历史时期创造历史的作用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而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对群众的正确领导就成为重要且必须的事情。

4.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创造历史作用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在人类社会诞生后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受到很大程度制约，其主体作用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情况伴随现代大工业出现和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而有了根本改观。无产阶级正是马克思慧眼发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和新社会制度创立者，是人民群众在现代社会的典型代表。而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共产党宣言》对此做了深刻阐述：“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的优势在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能够逐步意识到自己的阶级要求和历史使命，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被空前激发出来，自此人类历史的面貌不断发生大的变革。在我国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逐步得到有机融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被不断激发调动起来并汇聚成强大的历史合力，我国社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逐步进入不可逆转的发展阶段。习近平精辟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11)参见《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人民日报》2022年1月12日。

“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内涵

这里所说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视域中的价值范畴，不是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价值范畴。“人民至上”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维度的科学内涵，是从唯物史观出发，肯定人民群众是价值的主体，是价值创造、价值享用和价值评判的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具体内容。

1.坚持人民需要是历史发展根本目的和不竭动力。需要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具体划分：从需要主体类型可以划分为个体需要、群体需要和人类需要；从需要领域可以划分为物质需要、精神需要、政治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从需要层次可以划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需要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原动力，也是群体和人类发展的不竭推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一方面，人的生存需要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内驱力，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人们需要的不断丰富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人的发展需要是社会进步内在的、不竭的驱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解决“人的需要”被进一步具体落实为解决“人民的需要”，并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结合起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满足人民解放的需要，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满足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新时代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此过程中伴随人民需要层次水平的提升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切理论政策、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包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领导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等，其初衷与使命都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坚持以人民发展程度作为历史进步的综合尺度。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衡量社会进步有两个基本尺度：一个是生产力尺度，它是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二个是人的发展尺度，它是社会进步的综合尺度和核心体现。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是辩证统一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就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的素质能力和个体特征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也是在人的自由个性不断发展基础上各种物质条件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是社会各种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衡量人的发展尺度不能孤立地抽象地仅仅考察人自身灵与肉的状况，同时要考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发展的整体状况。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人的发展”被进一步落实为“人民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依次经历了“人民的解放”“人民当家作主”“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跃升。“人民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从主体方面来考察，包括主体的生理、心理、素质、能力、知识、经验、道德、审美等综合状况。另一方面是从客体方面来考察，包括社会各领域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社会条件、生态条件等，涵盖着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基础，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精神文化条件和文化设施，生态环境和生态质量等。仅就“人民的发展”的制度环境来考察，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人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制度保障。比如，从党的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看，它充分体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人民根本立场的统一，体现了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取向；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看，它充分体现了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从共建共治共享这一社会治理方面的根本制度看，它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等等。因此，习近平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2页。

3.坚持以人民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人民群众不仅是创造价值的主体，也理应是价值的享用主体和价值大小的评判主体。一件事情、一项成果，究竟有无价值以及所创价值的大小，归根到底要由人民群众来评价。列宁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页。毛泽东也指出，“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1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8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着人民主体思想，并且在新时代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坚持人民至上”的新内涵，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和国家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自觉把人民作为评价主体和监督主体。其一是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成效由人民评价。习近平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保障。”(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8页。“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8页。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142页。二是党和国家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受人民监督。“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7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由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制度组成的民主监督体系，它们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人民至上”的方法论内涵

“人民至上”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意蕴，还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蕴。其方法论意蕴从一般意义来说，主要包括：坚持人民至上与坚持历史规律客观要求相统一；坚持人民至上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相统一；坚持人民至上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效果相统一等重要内容。由于在一般意义上所讲的这些方法论意蕴比较容易理解，它们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这里不作赘述。本文想重点探讨的是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的实践历程和时空场域，立足于中国实际，从特殊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方法论意蕴的“中国特色”进行具体阐释。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人民群众观的方法论意义，它渗透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领域各方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中，聚焦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上，从而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统一起来，从而把“人民至上”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的显著理论优势，因而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之处和优势所在。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唯物史观视域中“人民至上”的方法论意蕴研究比较薄弱，这方面的内容需要进行挖掘梳理和阐释总结，在此笔者结合党的群众路线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密切联系，对“人民至上”的方法论意蕴进行具体探讨。

1.“人民至上”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思想方法论，在党的思想路线中得到充分体现。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根本原则，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立并发展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为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而把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党的思想路线是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基础，群众路线则是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有利于将思想路线落到实处。事实证明，凡是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略，都是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坚持了认识论的“人民至上”原则；凡是错误或者存在偏差的理论、路线和方略，都脱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违反了“人民至上”的原则。因此，习近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5页。“人民至上”原则在党的思想路线中得到切实体现，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划清了界限，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2.“人民至上”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工作方法论，在党的政治路线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指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所提出的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总方略。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方向，规定着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命运。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群众路线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党的政治路线为群众路线规定了基本方向和工作重点，群众路线则为政治路线的顺利实现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力量保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之所以能够不断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支持和拥护，就在于能够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任务和人民群众愿望要求，适时提出不同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目标。在我国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和改革时期也不例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国内外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待，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正是由于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倾情参与，因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在四十多年长时段中不断深入发展。习近平深刻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7页。他强调：“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8页。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彰显了政治路线“人民至上”的方法论意蕴。

3.“人民至上”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领导方法论，在党的组织路线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以“人民至上”理念为灵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关于如何进行正确领导的方法的理论。党的领导方法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党对自身的组织和领导，二是党对人民群众的组织和领导。在党的根本领导方法论中，党对自身的领导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这方面的领导主要是通过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不断丰富发展党的组织路线实现的。

重视组织建设、注重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传统优势和突出特点。马克思修订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明确指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是在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进行联系的国际机关……在统一领导下对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同时进行调查”。(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路线。党的组织路线是根据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而制定的关于组织工作的根本方针和准则，它服务于政治路线并由政治路线所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实行领导的基本体现和组织保障。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完善党的组织路线，坚持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政治路线为组织路线提供目标指引和发展动力，形成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良性互动，从而为党的各项事业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习近平的精辟论述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组织路线基本等同于干部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适应新目标新任务，内涵进一步拓展为组织体系、干部、人才“一体两翼”的基本格局，并与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达到汇通融合，“人民至上”理念得到进一步彰显，这对于充分发挥党强大的组织优势和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党对人民群众的组织领导主要是通过党的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有机融合来推动和实现的，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要通过党的组织路线和党的干部政策实现对群众的全面正确领导。毛泽东提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2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习近平在新时代对于党的领导方法与群众路线关系作出新阐释，他强调，“党的领导工作的正确方法就是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决策，又到群众中宣传解释，将决策化为群众的行动，并在群众实践中检验这些决策是否正确”。(26)参见《走群众路线，到群众中去——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人民日报》2017年4月23日。他指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2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10页。习近平在建党百年讲话中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如何把党的领导方法与群众路线有机结合的问题，深刻指出：“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2页。这段话内涵丰富，论述深刻，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领导方法和组织路线、群众路线，践行“人民至上”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努力方向。可见，党的根本领导方法与党的组织路线密切相关，与党的群众路线相通相融，都充分体现着“人民至上”理念。

以上通过具体探讨“人民至上”理念的历史观内涵、价值观内涵和方法论内涵，从一个独特视角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涵的哲学思想的真理魅力、道义价值、实践品格和辩证方法，体现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在真理道义制高点的崇高位置，表明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着人类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