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泽雄 鄢 然

“两种决定”作用是恩格斯晚年在回应时代挑战和理论困惑，阐释历史合力论思想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看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答，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历史合力论及其与唯物史观关系的深化研究，而且对于解除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困惑与疑难，深刻认知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进而从“两种决定”作用的辩证统一中正确把握历史前行的方向和道路，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两种决定”作用提出的时代背景与理论缘由

恩格斯关于“两种决定”作用的提出绝非偶然。从时代背景上看，在世代转换之际，资本主义的“丧钟”非但没有敲响，反而呈现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景象。在这一表象的笼罩下，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表现得兴高采烈的同时，也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党实践的理论——唯物史观诬蔑为“经济决定论”。这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后带来的生产力进步、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以及世界市场的日益扩大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上升时期，其经济驱动所体现出来的活力，客观上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持经济决定论论调，即把经济因素夸大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提供了某种现实依据。就理论缘由而言，时代变化的实际必然会反映到意识形态中来,亦即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表面繁荣”相伴随、相适应，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开始滋生和蔓延。唯物史观面临来自多方的诘难和挑战：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将唯物史观污蔑为“经济唯物主义”，把承认历史必然性同历史宿命论混为一谈；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完全是自动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经济关系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人；而党内的一些领袖人物亦不辨是非地跟在后面予以赞同和支持。即使像保·拉法格这位与马克思最亲近的人，也开始用“经济决定论”来宣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经济决定论是马克思留给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新工具，“为的是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1)[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页。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在理论上将唯物史观诬蔑为“经济唯物主义”，其深层原因并不在于经济因素的作用性质及其大小之争，而在于资产阶级维护自己阶级统治的政治需要。面对资本主义日益暴露的经济危机和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辩护士们仍然固执地坚持经济决定论，不得不说是试图以其掩盖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迷惑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广大民众，瓦解他们起来行动的激情和意志，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当性作论证。

恩格斯“两种决定”作用正是为了回应时代和理论的双重“挑战”，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而提出来的。应该承认，由于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当下任务的需要，唯物史观在应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诘难时，不得不侧重于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原则，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类历史生成与演进过程的具体性、复杂性。对此，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里多次做过反省和检讨，例如在给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就说，最初我们“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2页。

为了回应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恶意攻击，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内部思想的统一性、纯洁性，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晚年恩格斯在多封书信中重申：“……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页。但“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9页。“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页。在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在强调“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之后，明确地提出了意识形态产生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分析了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权力、法)和思想或观念上层建筑(哲学、宗教、道德等)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在这里，恩格斯强调，“经济”对其他意识形式如哲学的作用只是“间接决定”，“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3页。进而，恩格斯以普鲁士国家为例作了更为具体的说明，“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决定的，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5页。恩格斯还特别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说，虽然马克思透过法国政治斗争看到它们代表不同阶级利益以及产生它的不同的物质条件、不同的所有制关系，从而在政治事件里探寻那归根到底的经济原因，但“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3页。很明显，在以上多封书信中，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唯物史观关于“两种决定”作用的思想：在承认“经济”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基础上，不能否认历史领域的其他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也具有某种决定性功能。

“两种决定”作用面临解开的几个疑惑问题

人们或许会问，恩格斯关于“两种决定”作用的思想是否背离了他和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初衷？回答是否定的。不过，由于传统研究范式以及业已形成的人们的思维惯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学界对于“两种决定”应如何认知和把握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论。除了“两种决定”作用关系如何这一核心问题(后面讨论)之外，笔者认为，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如何理解”的问题上。

1.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归根到底”？

对于这个词，人们往往采用“最终”“原始的起因”“重要得多的”或“并非唯一”等描述性的语言予以说明，这样做很难揭示它所包蕴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为此，我们只有回到恩格斯所说的“归根到底”的具体语境，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知道，为了回击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将唯物史观诬蔑为“经济唯物主义”，解除一些青年学生思想上存在的是否“只有经济关系才是决定性因素”等疑问，恩格斯主要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只是在“归根到底”而非“唯一”的意义上来界说的。毫无疑问，“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页。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因素，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倘若有人在这里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替换为“唯一性”，“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页。这里须注意，恩格斯在这封书信中前后用了两个“归根到底”。这两个“归根到底”的使用与寓意不尽相同，它体现了恩格斯对“经济状况”的唯物辩证的把握。前一个“归根到底”是要说明，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历史得以可能与延续的前提、根基和动力源。就人类历史的存在而言，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们为了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解决吃、喝、穿、住等问题。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本身。就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说，恩格斯所说的“经济状况”不仅是人类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或根基，而且是人类历史得以继续前行的动力和源泉。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尽管会出现文明与野蛮相互交织，进步与倒退相互转换等复杂情形，但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此而停止不前。为什么我们说，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那是因为：生产力作为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实际能力，是在人的需要向劳动的转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人为了满足需要从事物质资料的劳动创造活动是持续进行的，因而需要与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只要人类还存在，无论生产力有多么发达，为满足人类自身需要而从事劳动创造永无止境。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发展人类天性的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语)。这就是生产力为何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又为何能够冲破一切阻碍和束缚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这就告诉我们，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只有围绕经济必然性这一中轴并通过种种偶然性的相互作用及其表现才有可能。所谓人类期盼的“自由王国”也只有在这种“必然王国”的基点上才能耸立和构筑起来。后一个“归根到底”在于告诫人们，在承认“经济状况是基础”的前提下，切忌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标签任意乱贴，而不去对社会历史现象作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如果我们“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95页。尽管历史总的进程是受经济状况决定的，但在历史具体进程中映入人们眼帘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变，它的形成和出现往往要受到诸多其他偶然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因而在此时或彼地，历史领域里的一切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会成为某种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变形成和出现的决定性根据，并非任何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变都能从“经济状况”那里获得直接或唯一的解释。

2.如何理解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这个问题实际上暗含的疑问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决定作用。按照传统理解，所谓“反作用”，是指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作用性质是被决定和第二性的，因而始终处于一种被支配和从属的地位。晚年恩格斯在反驳资产阶级学者将唯物史观斥之为“经济决定论”的时候，亦明确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对经济关系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他说：“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9—610页。恩格斯还以国家权力为例，具体地分析了其对于经济发展反作用的三种情形，并把这种反作用的性质限定在“加速或延缓”的范围之内。若恩格斯所理解的“反作用”就如同传统观点那样，只能僵死地被限定在“被决定、第二性”等意义上而不能转化为“决定作用”，那么，辩证法所阐释的“相互作用”“彼此贯通”“因果转化”等又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得到真实体现？

事实上，对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恩格斯仍然是在不同层次或时空维度上来加以把握的。一方面，从人类历史总体进程来看，经济因素起着归根到底或总体性的决定作用，这是确定的、无疑的。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独特贡献就在于通过批判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基于经济最终决定性的运行机制和一般规律。我们不否认，以前的历史观从不同的视角去探究历史最终动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亦不否认这种探究对于开掘新的研究领域、引发对新的问题思考的积极意义。但我们不应仅仅停留于此。尽管影响历史运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性质和作用亦不尽相同，但我们首先必须确认或肯定，整个世界历史的演进，其根本性质、状况和水平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应从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性质去获得根本性的解释。否则，历史观的研究将会陷入“多元决定论”的无尽纠缠和循环往复之中而不能自拔。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所说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应该是而且只能是“第二性”的。这也是确定的、无疑的。另一方面，从人类历史具体进程来看，社会历史领域异常复杂，每一种历史现象的生成和变化不仅有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而且由于有不同人的目的、意志参与其中并产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造成历史的实际进程及其结果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极为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地位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依据一定的条件转化为“决定作用”。对此，马克思曾说，“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Ι)，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恩格斯也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4页。在这里，恩格斯所说的“相对”，当然不是指可以离开“绝对”的相对主义，而是指绝对与相对之间既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又依一定条件相互转化。我们知道，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时空范围。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它具有绝对的一面，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它就向相对转化；即便在其适用的范围，我们也不能将这种关系绝对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曾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将经济的决定作用孤立化和绝对化。否则，不仅是对历史辩证法的背离，而且极易陷入形而上学的历史宿命论的泥淖。

3.如何理解“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的性质与功能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唯物史观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种第一性与第二性、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可以说，恩格斯“两种决定”作用思想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探究，反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解和误释，正是建立在这种“关系”理解基础之上的。沿着这种思维逻辑，上层建筑等其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不能与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尽管恩格斯提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亦不时起着主要的或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下都要受到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制约，因而永远不具有或转化为“第一或决定”的性质和功能。这种将传统的“关系”理解套用在“两种决定”问题上，并将“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功能简单化、凝固化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恩格斯晚年提出“两种决定”作用思想的原本之意。

笔者认为，在历史合力论的语境里，所谓“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中的“一切因素”，既可以指与“经济因素”相对的“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也可以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社会诸多因素”。初看起来，这里所说的似乎涉及前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或内容，但其性质和功能却不能固守在“前一问题”讨论的框架里来加以认知和把握。从时代和理论背景上看，恩格斯之所以提出“两种决定”作用这一问题，其主要意图并不是确认或说明它们之间到底“孰轻孰重、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在反击各种错误思潮、捍卫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指明“两种决定”既相互依赖又在不同的时空范围里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和功能。按照恩格斯的理解，一方面，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归根到底”的、最终起支配作用的“原始的起因”，因而它是从“总体”上、从人的生存方式的“始因”上对历史进程的运行机制和一般规律的终极解答。但是，经济因素又不能孤立地“自动”起作用，它必须有人的自觉目的活动“参与”其中并与它派生的上层建筑的诸多因素交互作用，才能对历史的实际进程产生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历史中活动着的人们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结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人们的目的、意志参与其中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结果或“历史合力”，经济必然性也就无从表现出来。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变来说，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只具有“间接性质”。在社会历史领域，历史事件的形成和发生的确具有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单一性和不可重复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将诸多单一的历史事件与蕴含于其中的一般规律混为一谈，后者作为一种间接性力量或“深层结构”隐藏在诸多单一的历史事件的表象背后。不用说，历史上出现过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都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但正是这一系列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恰好在背后隐藏和体现的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就当下的具体历史事件的形成和发生来说，“上层建筑各种因素”或“社会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则具有“直接性质”，是此时或彼地历史事件为何“如此这般”的直接原因。它导致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历史事件只能以自己特有的性质和样态发生。这种发生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经济因素获得直接或唯一解释，而只能通过历史领域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才能得到合理说明。否则，的确如恩格斯所说，“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页。至于在不同时空范围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与功能的这“两种作用”，如何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最终统一起来，那就是接下来将要讨论的问题。

“两种决定”作用关系通达一致的辩证路径

毋庸置疑，根据唯物史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疑是整个历史过程中“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的”因素。然而从民族史的角度看，由于旧式分工、私有制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的分化与冲突，从而造成历史的结果常常难以与人们的“预期”相一致。之所以如此，深刻原因在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经济必然性”不过是对寓于历史进程中杂多历史表象之间“内在联系”的逻辑把握。因而，从这种“经济必然性”出发去解释历史，可以把握历史进程的客观性、常规性，可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般”，但无法完全把控历史进程呈现出来的复杂性、非常规性，即难以说明历史进程的“特殊”。一般只能存在或寓于特殊之中而不可能有离开特殊的一般。这就是说，“经济必然性”不可能游离于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诸多因素之外而单独存在并发挥其作用，它只能实际地融入历史进程之中并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才能渐渐显露出来。如果我们将它束之高阁，使之成为身居其外的“看客”，那无疑就变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一种空洞的抽象”。可以说，恩格斯运用“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这一形象比喻恰到好处地阐释了历史具体过程的这种“特殊”情形。历史合力论表明，虽然历史结果亦即历史合力是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形成的，但这种“合力”并不是各种意志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多种分力之间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既包括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又包括相互牵制、相互抵消、相互冲突等多种情形。同时，这种交互作用产生的历史结果究竟如何，并非是预定或确定性的，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或非确定性的。这其中既有先进、进步阶级战胜落后、腐朽阶级，也有相反的情形出现。这说明，人类历史发展并不是一部完全按照规律运行的“自然”史，一切都是由“经济”因素单一决定，毫无其他因素及其作用可言。更何况，历史领域有别于自然领域。与自然规律相比，历史规律作为蕴涵于杂多历史表象之中的“本质联系”，在其实现机理上并不完全遵循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制约律，而是服从概率论意义上的统计律。在恩格斯看来，每一种历史现象的生成都包含有许多概率和偶然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时空上呈现为不均匀分布的特点。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密切注意和敏锐捕捉大量的偶然现象的发生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只有通过对大量的偶然现象的采集、筛选和分析，人们才能从中窥见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正是人类历史进程呈现出的这种极端复杂性，使得恩格斯在坚持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一再挑明历史领域里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极端重要性。恩格斯又是怎样看待和把握“两种决定”作用之间关系的呢？

仔细品味恩格斯对巴尔特之流错误论调的回击或许可以给我们以启示。他说，巴尔特等人之所以诬蔑我们是“经济唯物主义”者，撇开其政治意图或阶级偏见不论，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是因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4页。这就告诉我们，要正确把握恩格斯的“两种决定”作用思想，我们只有将其纳入历史辩证法的框架内予以观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换句话说，对于恩格斯“两种决定”作用关系何以能够统一的合理理解，我们只有沿着恩格斯辩证把握历史的思维逻辑，将其纳入人类历史长河的因果链条，在时空维度的双重视域中予以认知和把握才有可能。一方面，如果将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变从人类历史长河的因果链条中抽取出来予以横向考察，即“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20—921页。那么，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就是相对确定的。不过，这种确定同时也意味着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变起主要或直接决定作用的根由往往又呈现为复杂的情形：有可能是经济因素在起主要作用；也有可能是单一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或其他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还有可能是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效应。另一方面，恩格斯说，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这种确定关系“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7页。一旦融入历史的长河作纵向考察时就会发现原因与结果之间就转化为一种非确定关系，“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页。并且，随着历史进程的向前推移，这种经济必然性的引领作用愈来愈明显地表露出来。“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50页。

在这里，结合恩格斯的“两种决定”思想，我们还可从中获得几点重要的理论或实践启示：其一，注重生产力发展包蕴的“合理性”内涵。晚年恩格斯始终坚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一再重申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以生产方式为主导和轴心的、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生产力无疑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正因为如此，早年马克思、恩格斯曾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创造生产力，提升人类文明整体水平方面所作的有益贡献。到了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东方落后国家发展前途和道路时，十分强调发展生产力、吸取世界一切文明积极成果的极端重要性，并将之看作是一切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或民族实现“跨越”或“缩短”构想，进而消灭阶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生产力发展本身既有一个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也有一个为何以及如何发展的“合理性”问题。时代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尤其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仅面临着把工作重心转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点上来的迫切任务，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合理发展生产力这一时代凸显出来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当代“全球问题”的扩散与蔓延而愈来愈明显地表露出来。生产力是一定要发展的，但并不是毫无顾忌、无需规范的。如果生产力发展的后果没有给人类带来福祉，而是导致生存与发展的“囚徒困境”，那么，它的发展就是非正当的、不合理的。可以说，当前我们面临的自然—社会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正是人们在实践中无节制地掠夺自然、享受自然，很少顾及人自身行为，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严重破缺与失衡所酿下的苦果。事实上，这一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就已初见端倪。正如恩格斯提醒人们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8页。只是到了今天，如何合理规范生产力发展抑或生产力发展的“合理性”问题，才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逐渐成为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关心和试图解答的新问题。其二，洞悉人的目的活动对于历史规律的“规范”意义。毋庸置疑，历史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这座大厦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石。晚年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不仅强调历史规律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性，而且进一步挑明人类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表现一刻也离不开人的目的、意志的“纠缠”。正是因为这一“纠缠”，才使得历史规律的存在形式、作用性质、把握方式、实现机理等方面具有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独有性质与特点。过去，我们仅仅强调规律对于人的目的活动的规约显然是不够的。在历史合力论的视野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并不是“自动”而是“自觉”的。人类史之所以区别于自然史，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人的“目的”以不可或缺的因素和环节镶嵌于客观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的链条之中，并作为历史进程的现实原因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积极方面看，历史规律既然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所“造就”，那么，它理应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合目的性”的价值诉求起积极的确证意义和服务功能。否则，这种“规律”及其作用就会因丧失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对此，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9页。恩格斯也说，资本主义的兴起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资产阶级狭隘的私人利益决定了与之配置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潜藏着与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相违背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限性愈来愈显露出它的非合理性、非正当性。(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6—667页。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有理由说：无产阶级只有自觉地行动起来，推翻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此可见，承认人的目的活动对于历史规律的“规范”意义，不仅不是对历史决定论的背叛，恰恰是对机械历史决定论、历史宿命论的超越和扬弃。其三，把握必然与偶然之间的“应当”关系。恩格斯多次强调历史进程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表现出来。然而，对于必然与偶然这一对范畴，人们常常是从“外在”而不是“内在”去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解显然不符合恩格斯思想的深意。事实上，必然与偶然二者之间并非彼此并列、孤立前行，而是相互渗透、彼此胶着在一起的。必然固然要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但偶然之所以是偶然，是因为离开了必然的偶然本身并不具有自满自足的独立意义，它只有通过必然才能获得自我规定和有效说明。对此，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过黑格尔关于必然和偶然关系的辩证法思想：“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规定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8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离开必然的所谓偶然，偶然只有通过必然才能表现出来。进一步看，根据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原理，任何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变的生成，都是众多参与者的实际作用力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合成的结果。在这种合成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抱着不同的动机、意图参与到各种历史活动中来，他们的目的、意志在大多数场合往往相互干扰，彼此冲突，因而合成的结果往往是：既非这些人所预想，又非那些人所期待的“一个平均数”，亦即“谁都没有希望的事物”。这说明，历史结果往往因其人的不同目的、意志的“介入”而导致偏离历史正常轨迹的“非预期”现象时有发生。然而，历史结果之所以成为“谁都没有希望的事物”，那是因为它作为“偶然”，又是受历史“必然”所制约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无疑说明，历史的“合力”既不可能为负数或等于零，也不可能没有方向、没有规律。历史的“偶然”只能在历史的“必然”允许的幅度和极限(规律域与阈值)之内出现一定的摇摆与偏差，但不能游离太远而不见踪影。这就如同商品的价格只能围绕价值中轴上下波动而不可能偏离太远一样。不然的话，历史进程要么就成了由某种神秘的力量(如理念、上帝)所支配、向着预定目标演进的“铁的必然性”，而人及其目的活动则变成了这种“必然性”借以实现自己的工具和手段或被排斥在这一过程之外；要么就变成了一种由许多个人之间的意志冲动及其相互冲突构成的毫无依托的偶然过程。

综上，作为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恩格斯“两种决定”作用思想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把握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是“总体决定论”与“具体决定论”，亦即因果决定论与交互作用论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说，唯物史观在唯物主义因果决定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各种社会因素交互作用推动社会发展的原理。没有因果决定论，就没有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变成了一种无所凭依的荒诞过程；没有交互作用论，就没有历史观上的辩证法，因果决定论就变成了“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唯物史观也就变成了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