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龙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20多年前，“为了公共利益而以强有力的方式控制和调节市场”的市场社会主义曾在英国得到热烈的讨论。在当下经济全球化出现变局、新自由主义面临危机并向民粹主义转化、中国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再论市场社会主义，就具有了更深的理论内涵和更直接的实践价值。2019年8月18日，笔者在英国坎特伯雷的戴维·麦克莱伦①戴维·麦克莱伦，英语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现为伦敦大学歌德史密斯学院政治学客座教授，曾任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戴维·麦克莱伦教授对马克思著作英文版的编辑、对马克思思想历程的探索、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影响。麦克莱伦教授曾多次访问中国，其著作大多被翻译成中文，其主要著作有《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马克思传》《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等。家中，拜访了这位英语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围绕新自由主义因放纵金融资本而自我否定的必然性、民粹主义的崛起及其困局、市场社会主义对英美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等核心议题进行了交流。麦克莱伦教授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观察和思考阐发了对上述问题的认识，笔者对麦克莱伦教授的观点进行了评析。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而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上相对薄弱，因而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加以点评，是必要的。

一、新自由主义因放纵金融资本积累而导致社会的深度危机

新自由主义解除了国家对金融资本的外在束缚，放纵了金融资本的积累，加深了社会对立，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对立，使解决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进而也破坏了新自由主义自身存在的基础。

（一）新自由主义不是解放了社会，而是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

麦克莱伦：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自由贸易的理念。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变是相伴而行的。金融资本家是指那些不是靠制造东西而是仅仅以钱来赚钱的人。新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时期。新自由主义青睐于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市场。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导下，英国的水、铁路、电力、天然气等国有公司都成为私有化的对象，成为可以出售的东西。有钱人可以购买国有资产，只要支付足够的钱，就可以购买它们。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苏联的解体更加强了这种对立。苏联解体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人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终结了，新自由主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笔者：是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金融资本要求解除国家管制、获得全球积累空间有关，新自由主义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对经济体制的自由放任主张、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消解，无不服从于这一目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模型是小私有者的自由竞争模型，而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所支持和放纵的，是金融寡头的自由活动，是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对金融资本，西方经济学一般把它理解为虚拟资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下，金融资本不是仅仅指虚拟资本。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是从各种具体的职能资本形式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总形式，是作为总体的资本，是支配经济政治生活以及国际关系的真实主体。金融资本既是天使，又是魔鬼。说金融资本是天使，是因为金融资本通过价值革命，通过生产、流通、信用的革命来积累，因而金融资本积累中也就包含着生产、流通和信用技术的不断变革，包含着推动劳动社会化、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历史进步的一面。说金融资本是魔鬼，是因为金融资本具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一面，即金融资本通过垄断专利权、定价权，通过金融投机、地租投机、国债投机，通过支配货币发行权、支配国家公共政策、支配战争机器等途径而建立一套发达的、寄生性的、剥夺性的积累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美地区，或者采纳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主张，或者施行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策，这些都对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寄生性积累做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滞胀危机的到来，新自由主义兴起，新自由主义把矛头对准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就理论形式看，新自由主义更抽象、更形式化，其政策主张在私有化、自由放任等方面也更彻底。新自由主义把基于小私有者的自由所有权、自由竞争、自我均衡的假想模型运用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推行完全的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解除了国家对金融资本积累的桎梏，使金融资本获得了完全自由的行动条件。我们应该联系其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来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二）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资本积累加深了社会对立

麦克莱伦：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机，而是西方世界的一场深重的危机。人们都在追问：这场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西方人因离经济混乱的旋涡太近，反而看不清。在西方，资本主义为了高额利润、为了自救，把越来越重的负担加在贫困者身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愈益困难的境地，他们发觉自己被抛在了后面。他们讨厌那些享有特权的人，讨厌那些只关注自己的福利而忽视了其他人福利的特权阶层。

笔者：确实，美国金融危机不是商业周期中的一般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危机，是金融资本积累方式所导致的深度社会危机。金融资本的积累加剧了社会对立，这是因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体系越来越膨胀，寄生者阶层的势力越来越大，寄生者的人数越来越多。金融资本的这种寄生性积累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革命、社会劳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等基础之上的。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在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社会再生产的革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较快的时候，容易被掩盖起来。但是，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也会反过来腐蚀自身的根基，在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支配之下，制造业成本增加，经济空心化，产业工人失业，中产阶级衰落，债务负担沉重，社会对立加深。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还建立在社会契约自由、形式自由的基础之上，这也使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变得非常隐蔽。当资本主义处在上升期的时候，这种契约自由和形式自由好像就是自由的普遍形式，而当危机发生时，人们才发现这种自由背后掩盖着的债务、破产和失业等问题。

（三）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资本积累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

麦克莱伦：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人人都在夸赞经济全球化，都说经济全球化是未来的趋势，它将带来利润。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给美英这两个国家带来如他们所预期的那种经济好处。如果去看看美国的汽车工业，就能发现经济全球化对它的影响。美国汽车业在竞争中败给了日本汽车业。在英国，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崛起，看到中国在经济、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强大。大多数英国人对美国的强大还相当满意，因为美国人说英语，美国和英国有同样的制度，在美国有英国人的朋友，美国所发生的事情，英国人可以知道，可以了解。当美国的力量趋于衰落，中国开始崛起，英国人会认为这是另一个世界舞台上的大国，我们不了解那里的事情，我们不熟悉那里的人。虽然英国人不把中国当作敌人，但是也不能说这种可能性一点也没有。英国和美国在寻找另一种出路，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表示：经济全球化使我们衰落，特别是使我们的工业生产衰落，现在我们不希望经济全球化。这是经济全球化不再受到欢迎的一种表现，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流行了起来。但是从长远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是灾难性的。

笔者：是的，和30年前相比，经济全球化对英美国家的意义是完全不同了。英美国家不再像30年前那样拥抱经济全球化了。曾带头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英美国家如今成为逆全球化的先锋，这还是应当从金融资本积累来加以说明。金融资本积累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造成了国际关系的紧张。正是金融资本积累自身在破坏着自身的积累条件。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始，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金融资本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获得了全球性的积累空间。但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性积累也给拉美、中东、东欧等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动荡。2008年以后，这种社会危机和动荡被传导回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自身，于是英美这些一度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开始带头反对经济全球化，并把导致本国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他国并指责他国，把他国作为替罪羊，这样就使国际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四）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资本积累使自身危机的解决手段越来越少

麦克莱伦：这次西方的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没有复兴。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在政治上已很难实现。作为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倡导者的政党即工党，实际上已经不再倡导凯恩斯主义了。工党本身的运作和组织工作都不是很好，因此工党现在不能说：“看，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没有为英国、没有为英国的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因而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此外，凯恩斯主义取向的改革不受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涉及增税，而增税是不受欢迎的。英国的富人把钱藏在海外，逃避在英国纳税，实际纳税的只是小人物，而不是大人物。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为凯恩斯主义融资？有两个简单的方法，一个是增税，一个是借钱。约翰逊刚刚组建的这个政府，许下了各种各样的诺言：我们将把钱投入卫生服务，建造更多的房子，等等。因为他承诺不会增税，所以政府唯一能得到资金的方法就是借贷。

笔者：确实，回到凯恩斯主义上来解决当下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不再可能。新自由主义本来就是在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滞涨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是通过公共投资、国家负债来刺激需求，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已经使国家负债累累，已经破坏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空间。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陷入危机，而凯恩斯主义却并没有作为补救措施兴起。金融资本积累遇到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资本过剩的危机。在这些危机面前，真正感受到压力的是中小资本，而金融资本却可以依赖自身的垄断地位系统地利用危机，增强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寄生性和剥夺性积累机制，使中小工商业破产或者在更恶劣的经营条件下从事激烈竞争，工人失业，工薪阶层收入缩减。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生产过剩、资本过剩的危机。在危机面前，金融资本又试图通过刺激地产投机、证券投资、国债投机等来解决危机，这些解决危机的方式造成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更严重的贫困化，进而使金融资本的积累条件遭到更深的破坏。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居民负债和国家负债，通过信用消费来扩大资本积累的努力，最终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负债、国家负债。在金融资本的各种努力之下，用尽各种手段也不能解决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反而使解决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这就是包含在金融资本自身中的悖论。

（五）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资本积累导致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否定

麦克莱伦：目前英国政治遇到了新的断层线。过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英国的政治格局是相当简单的。英国有两个主要的大党，一个是右翼保守党，另一个是理性而激进的左翼工党。最近，由于脱欧运动，这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体了。人们之间的分歧不再表现为左右之争，而是表现为支持还是反对脱欧。这是政治上一条新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只是在最近三年内才逐步形成的。约翰逊政府是非常右翼的政府。议会里的立法部门不喜欢约翰逊政府，司法部门也介入这个矛盾中来。英国右翼政党自身内部存在很大的鸿沟，有一些人坚决支持英国脱欧，也有一些人坚决反对脱欧。新自由主义发生了分裂。美国右翼政党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政治力量从传统的新自由主义中脱离出来，与民粹主义相结合，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反对移民，发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提高关税。

笔者：是的，西方正在发生着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的断裂，旧的传统在萎缩，新的势力正从旧的底层中涌现出来。西方意识形态出现断层线，这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在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之下遭遇到了自我否定的表现。金融资本破坏了新自由主义存在的根基，使新自由主义走向了反面。新自由主义承诺在自身所建构的秩序之下，会有一个中产阶级主导的橄榄型社会。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承诺，是新自由主义得以自我确证的现实基础。因为有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才可以论证自身的形式自由是符合个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只有在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下，新自由主义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之间的矛盾才不会凸显出来，而如果中产阶级分化，则新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的虚幻性将会清晰地呈现出来。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金融寡头寄生化、制造业空心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产阶级贫困化，破坏了形式自由借以获得支撑的实质自由条件，直接破坏了新自由主义得以自我确立的根基，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否定。在当下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自我否定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民粹主义的崛起。

二、英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及其困局

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基础是民众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社会危机的愤怒，民粹主义表现为民众的非理性主义行为。民粹主义崛起的外因是右翼保守主义势力的蛊惑，而民粹主义崛起的内因则是左翼政党的领导乏力。民粹主义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机。

（一）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基础是民众对金融资本积累所致的生存危机的愤怒

麦克莱伦：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何在？穷人对社会日益不平等的不满，是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人们对拥有巨额财富的精英们感到愤怒，这是一个强烈的、可以感知到的事实。在英国如此，在美国、法国也是如此。英国正在发生的民粹主义，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深刻矛盾的表现。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很愤怒。民众显示愤怒的方式之一就是投票赞成英国脱欧，他们认为，如果英国脱欧，也许他们会变得更好。这种所谓的民粹主义，是大多数人或相当一部分人对金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的抗议。民粹主义并不是联合王国特有的。民粹主义在德国、意大利，都能找到；在匈牙利、波兰，民粹主义表现更甚；在法国、西班牙也是一样。因此，民粹主义不只发生在英国。这股民粹主义浪潮，是人们的一种抗议。人们感觉到服务于金融资本利益的国家只是把他们抛在了身后，国家不在乎他们。因此，他们通过投票支持脱欧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表达对执政精英的愤怒和反感，而不管执政的是左派还是右派。

笔者：民粹主义兴起是英美国家政治变动的显著特征，考察民粹主义时，首先看到的现象就是民众活跃起来了。民粹主义首先涉及的是“民”。没有民众作为参与的主体，是谈不上民粹主义的。无论其处在什么历史阶段，具有怎样的历史内容，体现为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民粹主义总是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民粹主义的主要参与者是民众，尤其是社会的中下层民众。无论是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被路易·波拿巴所收买的底层无产者，还是俄国革命中试图在资本主义之外建立社会主义的俄国村社的农民，都是社会中下层民众的一部分。今天英美世界兴起的民粹主义，其基础也是社会中产阶级和失业者队伍中的一部分。金融资本的积累造成了大量的被抛出社会生产过程之外的失业者，造成了被严重剥夺、日益贫困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在现存积累体系之下看不到希望，积蓄着愤怒和不满，这正是民粹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二）民粹主义表现为民众的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观念和行为

麦克莱伦：民粹主义与感觉有关，而与概念无关。如果从理性或者意识形态的严格意义上说，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内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意识形态是指一套连贯的、促进某种政治目的的概念体系的话，那么民粹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模糊的被动反应。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连贯的，是一种关于特定金融资本的连贯的意识形态，而民粹主义则没有那么明确。民粹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词。在不同的国家，民粹主义有不同的表现。人们凭着感觉，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就业机会，那是因为被移民抢走了，认为这些社会问题都是移民导致的。实际上，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因为如果近50年来没有移民的移入，那么英国将会比其实际情况更贫穷，这是毫无疑问的。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很多，移民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对英国来说，移民问题还不是导致英国产生民粹主义的最重要因素。在其他国家，也许移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在英国，虽然移民问题也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移民问题相当复杂，大多数人无法对此有清楚的理解。移民交了多少税？移民都是谁？他们来自哪儿？诸如此类的问题，没人去试图解释清楚。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肯定是民粹主义运动。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会说：我们就是不喜欢马克龙。民粹主义根本就不曾有任何计划。民粹主义可能走向左翼，也可能走向右翼。

笔者：确实，民粹主义表现出了民众在政治上的诸多不成熟性。民粹主义是民众运动的初级阶段，是民众对自身困难处境的本能反应，是民众对社会矛盾和生活压力的本能的、直觉的、直观的、情绪性的理解和反映。民粹主义中包含着健康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成分，但是也包含着从个人出发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也包含着从集体出发的工团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民粹主义者不理解自身所处困境的真实原因，不了解摆脱困境的真实路径，往往有可能逆历史而动，与敌人结盟，被敌人利用，陷入内部分裂、内部瓦解和内部对抗之中。在民众的民粹主义本能反应中，包含着对社会现有秩序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是在错误方向上的否定。

（三）民粹主义崛起的外因是右翼保守主义势力的蛊惑

麦克莱伦：移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右翼人士和约翰逊政府一直试图强调的，因为他们认为炒作移民问题在政治上对他们有利，他们能借此获得更多选票。移民问题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实际上，它是替罪羊。因而，在移民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相当右翼的政策。在约翰逊先生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是一个非常右翼的政府，是一个相当极端的政府，它偏爱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它操弄政权、反对欧盟，追随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英国政府也体现了自己的立场。英国政府似乎并不认为法国、德国或美国公司是一个威胁，因为它们都属于西方国家。但英国确实认为，中国企业构成威胁。英国有很多关于华为这家大型通信公司的讨论。也许中国这个国家太遥远了，显得陌生。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70多年，右翼政党往往比左翼政党更有控制力。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样，如果右翼政党真的变得非常强大，它就会导致一种半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在德国和意大利，民众也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党。现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危险正是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在崛起。

笔者：确实，面对民众的愤怒，右翼政党也发生了一些分化和变化。右翼政党也在试图塑造某种政治话语来左右民众，也在寻求某种话题和议题来迎合和蛊惑民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客之所以这么热爱炒作移民话题，就是要借此转移对社会真实矛盾的注意力。民众运动带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除了因为民众自身的非理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诱因，即右翼政治势力的蛊惑和操控。对民粹主义的形成来说，这种右翼政治势力的蛊惑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类似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右翼势力蛊惑民众的典型。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所出现的民粹主义也是自由主义当中的右翼势力对俄国村社民众的一种蛊惑。俄国民粹主义的右翼政治势力引导民众忽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矛盾，试图在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来建设社会主义。在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宣传中，恰恰漏掉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就正好迎合了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势力的需求。20世纪20、30年代与欧洲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的民粹主义，就更是极右翼政党蛊惑的结果。至于当下的英美右翼民粹主义来说，其典型的特点也是右翼保守主义政党或政客的蛊惑，他们要把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鼓吹民族主义，挑拨族群对立，转嫁社会危机，借此蛊惑和操控民众。

（四）民粹主义崛起的内因是左翼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乏力

麦克莱伦：英国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对那些左翼议程上的民粹主义并不太有热情，因为这将涉及更多的国家干预、更高的税收以及对水、电、铁路等公共事业的国有化。在目前的英国，也许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这样做。英国当前政治中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尽管英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对穷人、对大多数民众的政策很不成功，但反对党、左翼与工党并没有因此而成功获得民望。左翼和右翼这两个政党大致是旗鼓相当的。

笔者：在英美这样的金融资本帝国的核心地带，在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左翼政治也长期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崛起的内因在于左翼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乏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左翼政党，如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相对萎缩和衰退。左翼政治和政党的衰退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获得了新的动力和积累空间，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积累周期的上升期阶段；主观原因是左翼政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指导思想、纲领和组织原则，向自由主义政党靠近。在新自由主义上升时期，左翼运动自身也偏离阶级的运动，而偏向文化的批判运动，偏向女权、生态等运动。左翼运动的另一部分，试图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右翼化了。左翼政党向中间政党靠拢，中间政党向右翼政党靠拢，这是新自由主义上升期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左翼政治的这种趋势及其衰弱的现状，左翼政党无力在纲领路线上、组织能力上引领民众运动，是导致愤怒的民众投向右翼政治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民粹主义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机

麦克莱伦：民粹主义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运动中有很多人想关闭边境，发起一种新形式的保护主义。例如，英国的脱欧运动就是一种新形式的保护主义。脱欧运动加剧了英国的政治分裂，吸走了英国所有的政治能量，使人们没有时间去考虑严重的经济问题。在脱欧问题上，英国各主要政党的内部并不能达成一致，尤其是保守党内部分裂严重，这也是自2016年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以来英国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特朗普总统的民粹主义对美国也是灾难性的。特朗普总统认为，在目前的世界贸易关系中，美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而美国没有足够的工业产能以及廉价劳动力来保证向中国的出口，因而导致进出口巨大的不平衡。他采取的政策就是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种民粹主义的保护主义很流行。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他们会说：“好主意，干得好，特朗普先生！”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这将是灾难性的。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美国没有好处，当然对中国也没有好处。

笔者：是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所推动的政策不可能解决西方的经济社会问题。造成西方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金融资本，但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根本意图却恰恰是把民众的注意力从这里移开，离开病因去找药方。民粹主义按其本性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使危机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大规模上积聚。民粹主义横冲误撞，把外在区别作为内在矛盾，掩盖了真实的矛盾。民粹主义在产生危机的真正根源之外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这是不可能解决危机的。面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在右翼政治势力的蛊惑下，民粹主义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金融资本的批判中转移开，在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之外去找原因，寻求替罪羊，输出矛盾，这样不但不可能改善反而还会进一步破坏资本的积累条件。如果各国都寻求替罪羊，那么这种替罪羊的角色最终会落到自己身上，对别人的惩罚会转变为对自身的惩罚，最终的结果是使世界市场陷入无政府状态，各国都陷入“囚徒困境”之中。其出发点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而实际上却导致了各自利益最小化、损失最大化。民粹主义以相互输出矛盾的方式解决危机，只能造成更深刻的危机。

三、市场社会主义对英美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市场社会主义曾经是英国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在当下经济全球化面临变局、新自由主义遭遇危机并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化的背景下，再讨论市场社会主义这个话题，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更直接的现实价值。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积累制度的痼疾，市场社会主义是超越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积累制度的方向和起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支撑背景。在英美等自由主义盛行的国家也曾经有办得不错的国有企业，搞不好国有企业并非必然，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解决仍然有赖于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方案。

（一）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积累制度的痼疾

麦克莱伦：在不少国家，包括英国，很多人认为解决诸多问题的办法之一是确保所有公民都无偿得到一个基本的收入。但有些人会说，这不好，因为这样人们就什么都不做了，人们将只是坐在球场上，整天看电视，吃饼干，不做任何贡献。现在有一些试点方案，就是为了看看这是不是真的。总的来说，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人们是否会变得懒惰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基本收入的多少。如果基本收入被设定得很小，只够买一杯茶和一块饼干，那么人们就会设法寻找兼职工作来增加收入。社会越不平等，人们越不幸福。最平等、幸福的社会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贫富不均程度不高，那里的人们被公认是更幸福、更快乐的。有人说不平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追问：越不平等的社会就发展得越快吗？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它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国家，也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人们可能会说这是社会不平等促进发展的证据。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就得证明实际上是不平等而不是别的因素促进了英国发展。但实际上，促进发展的动力也可能是英国人的创新能力，即英国人在头脑中发明新事物的能力。

笔者：在英美国家，社会不平等已经越过了底线，已经使民众愤怒起来、激动起来、行动起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认知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平等只表现在身份、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每个人只要自觉、理性、积极运用自身平等、法律平等地位，就会造成一个均等富足的社会。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形式自由的一套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同等的行为条件、同等的选择自由，在此条件下，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平等是个人不努力的结果。但实际上，在形式自由的基础之上，金融资本确立了自身的权力。金融资本通过垄断定价权、证券投机、垄断地租、支配国债、控制货币发行权、制造和利用危机等一系列手段，建立了一套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体系。这是造成社会分化、工薪阶层贫困化、中产阶级大面积萎缩的根本原因。金融资本越成功，社会分化的程度越大，如马克思所说，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是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矛盾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应该追溯到生产关系，应该追溯到金融资本的积累，金融资本的积累就是造成西方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西方国家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积累制度自身不断产生而又不可能解决的痼疾。难以弥合的不平等，是当今西方社会出现民粹主义的基本原因。

（二）市场社会主义相对于英美国家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制度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

麦克莱伦：必须反对资本主义，但也不是以凯恩斯主义的形式反对它。民粹主义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解决方案。市场社会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很好的过渡。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市场，几乎每个社会都有市场，为了公共利益而以强有力的方式控制和调节市场，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我看来，这几乎是必要的一步，除非有一个巨大的、铲除一切的革命剧变，才有可能马上引入一个完全公有制的社会。如果变革是相对渐进的而不是革命剧变，在我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出路。从某种理论上来说，我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过渡到合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显而易见的答案。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想象会有不同的想法。在向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大约20到25年前，在英国，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市场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特别的研究对象。有很多学者参与研究，出版了很多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著作。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定预测性的社会,因为我们还没有见过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就无法生存。要么发展，要么消亡，总有一天会消亡，当然不会很快消亡。如果考虑生态环境的因素，整个发展的概念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生态的原因，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正遇到严重的压力。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共产主义社会不必追求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需要在那里得到了实现，人们的艺术能力得到发展，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生态友好型的社会。

笔者：市场社会主义是英美左翼学者针对新自由主义而提出来的一种道路替代方案，曾一度得到热烈的讨论。英国学者，包括麦克莱伦教授所论的市场社会主义，是指为了公共利益而以强有力的方式控制和调节市场。公共权力为了公共利益而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调节，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非像自由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会自动均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释放的并不是小私有者的活力，而是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投机性积累。市场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为了公共利益而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调节，也就是要借助民主化的公共权力来调节金融资本。通过调节金融资本，才有可能调节市场。金融资本对自由市场的压力是一种私人投机性、剥夺性、寄生性的垄断，要以强有力的公共权力干涉来对冲金融资本对市场的私人垄断性，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应有逻辑。市场社会主义是争取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的一个准备阶段。社会主义的制度价值就在于克服金融资本的私人垄断，就在于克服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积累。对垄断性的生产资料实行社会联合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积累制度的根本内涵。在对垄断性生产资料实行社会联合所有的基础之上，一般中小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可以按照市场经济来运行，这将是一个更健康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排除了寡头主导、寡头垄断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属性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所讨论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是否应该实行公有制这一点上，态度有所含糊。但这一点应该明确起来。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英美国家争取市场社会主义提供了信心支撑

麦克莱伦：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在我做讲座时，总会有人站出来提问，而问题总是：你怎么看市场社会主义？现在人们不这么问我了。在中国，他们似乎不怎么关心市场社会主义了。要不要把中国社会叫作市场社会主义社会，这我不知道。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区别，不是既有社会和中国当下发展模式之间的区别。当我想到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些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经验对象，我想不出目前有哪个社会可以说是市场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韦伯所谓的“理想型”，它不是在某个地方已经存在的东西。我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不是那种其主要部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这就是我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中国看到了曙光的原因。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和我们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好事情，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被唤醒了，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引领者比较明智，他们接受国家的管理。我想说说中国的银行，虽然也存在某种类似影子银行的东西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但是原则上，国有银行和所有的大型企业发生了联系，不管是钢铁还是类似的行业，这些都是由国家控制的，而不被市场所统治。很明显，中国有一个特定的消费品领域是完全受市场支配的。据我所见，中国的监管也并不糟糕。中国一直被视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被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被作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来对待，这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现在，中国与西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和西方极其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做事方式、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

笔者：市场社会主义不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也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主张加强公共权力的民主性质，主张把公共权力的民主化与对资本的调控结合起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给英美学者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以新的支撑。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某种形式上体现了麦克莱伦教授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即“为了公共利益而以强有力的方式控制和调节市场”的原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对垄断性的生产资料，对大的战略产业、土地、银行等实行社会联合所有制（在一定历史阶段上采取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从而克服了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寡头所有制。中国模式一方面不同于美国模式，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斯大林模式。中国模式不同于美国模式，是因为中国主导性的经济成分不是由私人寡头所支配的。中国模式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国模式虽然是公有制为主导的，但是也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国有企业也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遵循价值规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中国模式有能力利用资本积累逻辑中生产性积累的一面，同时又能克服资本积累逻辑中非生产性、寄生性、剥夺性积累的一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为市场社会主义提供一个现实的参照，可以为西方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持。

（四）英国不是必然搞不好国有企业

麦克莱伦：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必然搞不好。认为英国的国有企业搞不好，这是不真实的。国有企业的情况比较复杂，要分析对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工党政府将许多制造业、天然气、电力、自来水等行业收归国有。确实，它们的经营是失败的，因此有人认为它们是非常庞大的、非个人的组织，没有人真正知道谁对什么负责，它们的运作效率不是很高。工党想要组织好国有企业，但他们实际上没有组织好，他们本可以组织得更好。但我认为，西方有不少国有企业，当然也包括英国的国有企业，经营得很好。铁路就是一个例子，英国的铁路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了。私有化之后，英国铁路经营得非常失败，需要政府的补贴更多，达到此前国有铁路所得政府补贴的三倍。其中一家从伦敦到爱丁堡的干线完全倒闭了。后来又重新国有化，纳入国家控制，一旦被国家控制，它又开始盈利了。要证明国有企业能够搞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事实了。另一个例子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是我在美国加州的经历。在美国，电力工业开始是国有的，它后来被私有化了，结果经营得很糟：有一次，我稍微一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这是另一个真实的例子。另外，尽管英国政府想要倒退，想要说我们不喜欢国家控制，想要促进自由市场，但是在这个自由市场上发生了什么？这个国家有一半的大企业实际上是由外国的国有公司所拥有的，也即为法国、中国、德国或其他国家的国有公司所拥有。英国约有一半的公用事业（天然气、电力、铁路、水）是由外国的国有公司经营的。在我们这里将要建一个核电站，它将由中国人和法国人共同建造，而不是由英国人来建造。英国一半的铁路是由德国的国有铁路公司经营的。这种情况和自由主义的想象很不一样，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悖论。

笔者：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二战结束后，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对钢铁、煤炭、交通等行业进行了国有化。艾德里政府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颁布了《煤炭法》《运输法》《电力法》等法律，对供电、运输、煤气等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部门进行了国有化。1964年，工党威尔逊政府推动了二战后英国的第二次国有化运动。1967年，英国14 家钢铁公司被国有化，国有钢铁生产占英国钢铁生产比例高达90%。[1]841974—1979年，威尔逊再次执政，推动了第三次国有化运动。计算机、石油等领域的相关公司被国有化，成立了英国航空公司、英国造船公司；到1978年，电力、煤气、采煤、铁路、邮政、电信等产业实现100%国有化，造船、航空、钢铁等产业实现75%国有化，汽车工业的50%、石油工业的25%实现国有化；1979年，英国的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2]71，72在“滞胀”危机的冲击下，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推行了以私有化、市场化、削减福利、打压工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新自由主义风靡起来，甚至后来的工党政府也寻求偏向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下，私人垄断获得了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支配权，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被释放，如果不是有新科技革命、第三世界市场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为国际金融资本提供积累空间，新自由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会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早爆发。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压力下，英国国有企业仍表现出生命力，这本身就是用事实对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驳斥。在英国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发源地国家，国有企业一直遭受多方面的怀疑、压力和阻碍，但其发展仍有不俗的表现。如果能有与国有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和文化保障，如果能有与国有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制度保障，那么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就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五）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解决仍然有赖于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方案

麦克莱伦：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前景是相当美好的！对金融危机的最好分析往往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用银行家的贪婪来解释金融危机，那不是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能够分析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人们为什么以钱生钱，利润率的趋势如何，为什么人们从工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能推动人们更明智地处理这些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还是相当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为知识分子所坚持并把国家团结在一起的观念和理念。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影响还不够大。如果它对当今的世界真正有了很大的影响，今天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好。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世界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现在人们把马克思和马克思的著作看得比30年前更严肃。比之30年前，马克思也更加肯定地影响了有智慧的人。马克思是一个有智慧的天才，我们可以拿柏拉图来类比。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来看，例如对思想意识形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影响来看，那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正在经历一个进步：日益增多的人正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随着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和混乱，马克思的思想会变得越来越流行。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学著作只是政治分析，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哲学。但是，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界定政治哲学。过去，很多评论者说马克思没有政治哲学。我今天早上刚刚在英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上读了一篇文章，叫作《历史唯物主义》。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马克思确实有政治哲学。当然，马克思没有柏拉图、霍布斯那样直接的、容易被描述的政治哲学，而马克思之所以没有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是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不可能有霍布斯那样静态的、永远存在的、试图解答任何社会问题的一种政治哲学。马克思认为思想总是在进化和变化的，就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在变化和进化一样。我不愿意说马克思没有政治哲学，因为这听起来好像马克思对政治并不真正感兴趣，好像马克思只对社会学、经济学或历史学感兴趣，这是不对的。首先，马克思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无论是在1848年的革命中，还是在1864年以后的第一国际的活动中。其次，这里还涉及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如何定义政治哲学？这涉及一个更普遍的问题：马克思是不是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现在有哲学吗？如果对哲学做某种孤立的定义，那么也可以说马克思没有一个独立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隐含在他对经济、社会和历史阐述之中。

笔者：和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民粹主义相比，面对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深度社会危机，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制度探索，都具有了新的意义。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解决仍然有赖于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方案。在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都无法解决西方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在凯恩斯主义等也难以复兴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西方世界也具有更直接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能够对金融资本的积累逻辑及其内在矛盾从政治经济学上作出科学的说明，能够对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前提、逻辑结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政策体系及其和金融资本积累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全面的阐释。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为打破金融资本的统治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基础，而英美国家争取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可以看作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出发点和前期阶段。

四、小结

新自由主义因放纵金融资本积累而导致西方社会产生深度危机。新自由主义放纵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剥夺性、寄生性积累，加深了社会对立，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危机，也使危机的解决手段越来越少，这样就破坏了新自由主义自身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导致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促成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并不能带领西方社会走出困局。右翼民粹主义的基础是民众对金融资本积累危机所导致的社会现状的愤怒，是民众的一种非理性的、基于直觉的反抗。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外因是右翼保守主义势力的蛊惑，内因是左翼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乏力。民粹主义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都无力克服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深度社会危机的西方社会大变局和大困局下，市场社会主义对英美国家就具有了更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市场社会主义为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积累制度的道路替代提供了方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支撑论证，而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压力下，英国国有企业仍有不俗的表现，这也佐证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在当下经济全球化遭遇变局、新自由主义遭遇危机并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化的背景下，市场社会主义重新提上理论讨论议程，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环境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