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刚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省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10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他指出，“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政治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1]162。恩格斯在对“意识形态”进行思考的过程之中，点明了“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第一，意识形态不是推动历史的源动力①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等形而上学家希冀以“意识形态”的哲学改造，特别是对某些人及其群体的动机的改造，“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仅仅是空谈。参见[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二，“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2]49；第三，“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2]51第四，“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2]54。对于恩格斯的上述讨论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概括：“意识形态”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种直接可以推动人类历史的社会经济性存在者不同，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抽象了的国家力量，但是进一步，“意识形态”并非不会发展，而是不断地以现有的观念材料，采取一种相对保守和稳定的“守正”姿态来进行发展。因此，相比于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形态以及个体心理情绪，“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存在者。社会学学者周飞舟的“悬浮”观可以较为恰当地形容“意识形态”与“大众心理”或“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悬浮也就意味着处于“守正”和“稳定”之中的“意识形态”无法深入社会大众的心中①“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四万个乡镇政府是国家和农民直接发生关系的节点。这些基层政府的行为一方面受到上级政府的监管，另一方面则扎根于乡村社会，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社会稳定、影响农村社会结构的基层治理的关键。减轻和取消农民负担，不等于取消乡镇政府。依靠治理规模在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县级政府来提供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设想不但不现实,而且会使得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参见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即大众对“意识形态”的知识掌握不充分，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与认同容易动摇，对“意识形态”的学习和探索能力有待提高。化解“意识形态悬浮”的困境，需要对“现代性”及其问题有所了解，揭示“意识形态悬浮”在现代性的场域内的成因，尽可能地在意识形态的“守正”与“稳定”的要求下，让大众能动地去了解、认信并践行意识形态的要求，将之内化为自身的认识背景、行为动机与行为尺度。

一、“意识形态悬浮”问题的具体表现

有论者指出，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汇聚力量的中枢和支柱”[3]。“意识形态悬浮”的表现就是这一“凝聚性”的力量在凝聚社会各方的实效上出了问题，“意识形态”并非不存在，而是“进不去”人的心里。具体表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实质认识的碎片化：“一知半解”与“断章取义”

“意识形态悬浮”的一种表现是对意识形态的实质的认识的“碎片化”，也即虽然对“意识形态”有所耳闻但不全面，意识形态的知识内容在大众的认知体系之中虽然存在，但是却不全部存在。“无论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还是非科学意识形态，都有它的认知—解释系统。”[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方面具有整全性和科学性，它已然明确叙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角度“现实的世界”的“所是”，给出了对“现实的人”的科学的认识。从它本身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意味着一种整全的世界观，也是一种必须以整全的认识去把握，从而以之整全地把握世界的科学的观念。

在认知方面，“意识形态悬浮”表现为那本应被整全认识的“意识形态”被“碎片化”，体现为对体系化的、整全性的意识形态的“一知半解”和“断章取义”。身处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多样的当代，如果说有人对“意识形态”全然无知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它整体的和系统的认识不足却仍然可能。在日常生活之中，对“意识形态”的“一知半解”非常常见，表现为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可能有些人对“意识形态”之中的某个部分、某个理论，或者对党和国家的某一具体政策法律文件有所了解，但是对这些部分在“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对这些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关联，对政策和法律文件的来源和目的并不知悉。例如，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所掌握，但是把这些经典理论置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去思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守正与创新的知识方面有所欠缺。同时，对“意识形态”的“断章取义”的现象也较为突出。这表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虽然不具备完整的意识形态知识体系，但是往往能有所“新”论，而不管这些论述是不是合乎意识形态整体的知识体系，是不是符合意识形态现实世界的整全世界观和认识论。例如，存在对某些政策文件抽离整体语境的理解和阐述，对一些讲话和新闻的抽离意识形态知识体系的理解，这些理解和阐述往往还“自成体系”。

（二）意识形态行为认同的淡漠化：“等而化之”与“知行不一”

“意识形态悬浮”的另一种表现是对意识形态的行为认同方面的“淡漠化”。虽然大众对“意识形态”有所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往往并不深入，也不足以持守和不动摇。“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5]除了作为一种科学的、整全的世界观，意识形态还是一种能够凝聚一致性的信念和共同性的行动力量。就其本质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在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方面具有不可置疑的能力。这种力量不是由外界强行赋予的“强力”，而是由人民和历史选择的力量，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力证明，也是可以团结全社会的各种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之源，它必须被深入且完全地认信，以此成为社会共识和共同行动的理性基础和实践动力。

“意识形态悬浮”则体现为那本应被彻底认信，作为一切信念之源的“意识形态”在认同的方面出现了“淡漠”的情况。一方面表现为“等而化之”，也即虽然对“意识形态”有所认同，但是也可能对其他的“主义”或“观念”有所认同，在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茫然无措而不能以意识形态认同去消解泛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行不一”，也即虽然对意识形态有表面上的“认信”，但是到了具体行动的时候不能以意识形态要求作为根本动力。首先，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信息化社会之中，必然存在大量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但是由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那种完全对“意识形态”没有认同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常见的现象是人们虽然认同且认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于其他文化形态的优越性和优先性，特别是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的时候反而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其他的文化思潮和形态比较一番方能作出决定，而无法以对意识形态的彻底的认信去对是非问题进行直接的决断。其次，“淡漠”也表现为虽然对意识形态的知识内容、价值要求有根本的认知和信任，也能相对于意识形态指出其他文化或思潮的次要性甚至谬误成分，但是到了行动的时候却不能以意识形态去作为行动指引，无法把理论和信任化为实践。赫勒指出：“与政治概念相关的论战不仅仅是各种范式中的又一场家族争论；它还是关于政治哲学与我们时代是否相关的争论。”[6]141赫勒的观点表明，“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可以在诸多的争论和异见之间进行决断，但“意识形态悬浮”之中体现的“淡漠化”乃是把“意识形态”与其他观念和文化等而化之的处理方式，或是“知行不一”的行为困境。

（三）意识形态价值宣教简单化：“本本主义”与“泛泛而谈”

“意识形态悬浮”也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价值培育方面的“简单化”，也即虽然有关于意识形态知识和意识形态认同的“宣传”，也有意识形态得以通过“教育”去联系到社会之中的个体与群体的渠道，但是由于在“宣教”之中把“意识形态”简化了，使得“意识形态”仍然悬浮在半空。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具有整全性和科学性，在价值要求上要求一致性和实践性，同时意识形态本身应被大众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创造性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成功地实现了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7]。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看，它是对现实世界的整全且科学的认识，对一致性的实践的统一要求和动力，必须经由教育和宣传活动，并且可以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来深入人心。“宣教”活动是对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意识形态高度科学化和统一化的后果。

然而，“意识形态悬浮”同样在“宣教”的层面上体现为“简单化”的情况。一方面表现为“本本主义”，也即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或是照本宣科、偏向说教、强行灌输，在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和宣传之中把意识形态变成了“本本主义”的教条；另一方面表现为“泛泛而谈”，也即在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中肆意发挥、天马行空、自由放纵，反而把意识形态之中的稳定性和守正特性简化为一种理论讨论或自由论辩。首先，在现代社会，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宣传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宣传和教育之中，把本应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变成“高冷”“不近人情”的教条的情况是容易出现的。例如，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在意识形态宣传中，由于表达方式过于含蓄、深奥，就难以将其内化到广大人民群众心中。[8]这种完全依照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和纪律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的方式，在根本上是把涉及意识形态知识和实践要求的文本“重复”或“复读”了一遍，宣传者和教育者并没有把意识形态知识进行适合大众理解的方式进行解释，而是以最为“简单”的手段把文本内容强灌到人的心里，这显然是对意识形态的宣教的“简单化”。其次，在宣传教育之中，刻意地强调讨论、辩论、自由交往和平等宣教的做法，虽然避免了在宣传和教育方式上的“本本主义”，却又陷入了“泛泛而谈”的另一个极端，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严肃性、严谨性，把重要的问题“大而化之”，用“信马由缰”的方式去传递本应具有凝聚作用和规范作用的意识形态知识和价值观，很显然又是一种对宣传和教育程序的“简单化”。新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在对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时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崇高”的属性。[9]257，258由于“意识形态”的崇高属性，它在被宣传和教育的过程之中不能一味地追求“让人快乐”这种放纵的立场，宣传和教育之中必然有反对人的惰性和随意性的内容——教条的“本本主义”与放纵的“泛泛而谈”，都是把意识形态在宣传和教育活动之中简单化的情况。

二、“意识形态悬浮”问题的现代性归因

“意识形态悬浮”的“碎片化”“淡漠化”和“简单化”的表现，促使我们去思考在现代社会之中“意识形态悬浮”的成因，而一旦思考到“现代社会”的本质我们就会与“现代性”遭遇。雅斯贝斯认为，“现代性”的后果是一个“非精神的世界”的出现，由于“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出现。[10]15如果雅斯贝斯的时代诊断是正确的，那么“意识形态”就成了“非精神化的现代世界”的牺牲品。“意识形态”的“悬浮”意味着“现代性”对“意识形态”的抵抗，进而“意识形态悬浮”就成为“现代性”的一种后果，我们可以发现在“意识形态悬浮”这一症状上，现代性视域之中人、思潮与技术三种力量对“意识形态悬浮”的消极作用。

（一）人的原因：“现代性”与“庸常大众”

在对现代性持有批判态度的学者看来，“现代性”生产出了“庸常的大众”，而这种庸常大众在本质上是“非精神”的“沉沦着”的人。海德格尔以“常人（das Man）”来形容现代性之下的人的生存境况——“共处同在本身为平均状态而操劳”[11]147。他更指出：“闲言、好奇和两可标画着此在日常借以在‘此’、借以开展出在世的方式。”[11]203因此，“庸常的大众”意味着在“现代人”的意义上，追求一种平均化的、现实主义的日常生活成为人的生存论的规定，而这种规定则意味着“非精神性”的存在方式在稀释、弱化“意识形态”这种绝对的、整全的、真理性质的“知识体系”的影响。

那么，“现代性”意义上的“庸常大众”对“意识形态悬浮”有何种影响呢？一个显然的影响是，掌握“意识形态知识”不再是为了去探索世界的本质、体系且科学地认知生活关系，而仅是由于“常人”具有通过掌握“意识形态知识”去进行平均化的日常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体现在“闲言”的角度，就是把关于意识形态的整全的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蕴含的对世界的整全的解释与揭示，去用“一知半解”的意识形态知识从事“闲言”这种日常交流方式；体现在“好奇”的角度，就是对意识形态知识之中那些能够激发兴趣的内容选择性地接受，而对于那些不足以满足“猎奇欲”的知识选择性地忽略；体现在“两可”的角度，就是对意识形态知识的整体性、准确性的追求丧失，在关键知识、关键概念上不再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索精神，而止步于“模棱两可”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一知半解”地掌握意识形态知识，还是对“意识形态知识”进行“断章取义”的理解，都满足“常人生活”的需要。另外，“庸常大众”的出现，也使得人与人的共同存在形式以“意见”作为判准，出于对生活压力的宣泄和排解，“庸常大众”不再追求对世界的本源的理解和整全的认识，仅仅以彼此之间的“相互意见”作为生活的尺度，而“意识形态知识”要求的是对“意见”的超越而形成能够立得住、站得牢的“知识体系”的把握，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与“平均化”的生存状态是不相符的，即使一个人希望在日常生活之中钻研真理，了解世界，那么很有可能也被其他的“共同存在者”视为异类而不得不放弃知性追求。“现代性”产生的“庸常大众”不需要整全的“意识形态知识体系”就可以进行“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仅仅需要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碎片化”的理解就可以维系，仅仅需要“一知半解”或“断章取义”就能形成一个群体的“意见基础”。

（二）思潮原因：“现代性”与“异化思潮”

现代性以启蒙和祛魅作为它的成就，以多元化作为它的成绩，这对于人的思想内容的丰富的确有贡献意义，但是也出现了大量的与意识形态在价值上相异化的思潮。鲍德里亚把现代社会形容为“消费社会”，强调“消费主义”这一异化思潮导致的在现代社会之中消费对人的异化[12]40，批判了“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12]30的消费主义思潮。萨特把现代社会形容为“虚无”，他指出了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性”最终指向的是“虚无主义”的深渊，这种深渊是对一切人的存在的“虚无之根”的异化理解[13]53。上述对现代社会的“异化思潮”的诊断表明现代性视域下各种对立于“意识形态”的思潮的悖谬性质和泛在性质。而具体到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会在思想文化领域有所反映，多元的利益主体会导致多元的价值观。社会快速变革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必将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给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提供了蔓延滋生的土壤”[14]。这意味着除了“消费主义”“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等异化思潮之外，在现代性视域下仍然存在着其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异化的思潮，这些思潮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被认信与认同构成了可能的挑战。

很显然，由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异化思潮作为社会性的思潮，是不利于“意识形态”进行基于“价值观认信”的对社会“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凝聚的。第一，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的人极有可能出于“好奇”去接纳甚至认信“异化思潮”，甚至在他们看来同时认信“意识形态”和其他的思潮是并行不悖的，意识形态与其他思潮是等而化之的，这种态度在日常生活之中固然由“平均化”和“意见”掩盖，但是到了大是大非面前人们会不由得产生迷茫无措，乃至于必须进行权衡和抉择。第二，由于不同的思潮以及拥护者的存在，意识形态去进行统一的行为动机的强调也面临困难。因为不同的社会思潮在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塑造上都有不同的效果，例如“消费主义”思潮会刺激人的对欲望的满足，造成把那些精神的追求视为次于物质丰盛的行动；“历史主义”思潮会导致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性和发展性的质疑，会认为一切绝对的精神追求与目的设定不过是历史之中的一个阶段，把那些绝对的要求和规范视为相对的，把那些正确的立场视为仅仅在历史阶段之中部分地有效的，在未来可能无效的“相对化的观念”；“虚无主义”思潮会导致对一切思想、观念的怀疑，把自身的现在的当下存在形态视为唯一确定的东西。这些思潮相对于意识形态来说，都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或是与意识形态要求的人的道德文明相悖，或是对意识形态的价值要求有所怀疑，或是把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视为一个相对的东西而与同时代的其他多元思潮均等化，这对于意识形态凝聚一致性的社会行动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意识形态悬浮”因此也就与现代性视域下的各种“异化思潮”的盛行与蔓延有关。

（三）技术原因：“现代性”与“技术依赖”

现代性的一个更值得讨论的后果就是“技术统治”。表面上看，“技术”应当促进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才是，但是由于依赖于技术，被技术反过来宰制与统治，陷入唯技术论的宣教误区则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技术主义”思维在目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之中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把意识形态宣传、思想道德教育的“人情味”和“实质内容”牺牲掉了，而把意识形态的宣教活动视为一种纯粹的技术传播。必须指出，“本本主义”的宣传教育方式和“泛泛而谈”的宣传教育方式并非现代性的“产物”，简单化的宣教模式在任何时期都具有对意识形态的悬浮化效应，只是说在“技术泛滥”的当下，这种简单的宣教模式和“技术”提供的便利性结合在了一起，一种“技术依赖”的思维强化了“简单化的宣教”。

诚然，现代社会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提供了“技术”这一高效便捷的“手段”，但是这一“手段”一旦变成了“目的”，那么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势必成为简单且无效的活动。第一，技术的便利让人们依赖技术，把原本应当深入人心、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认信和出于求知的渴望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知识变成了外在于人的“技术规训”。这种宣传和教育思维的确为宣传者和教育者提升了工作效率，然而它过于强硬和刻板，并不是去能动地利用技术去强化受众对意识形态的领会与认同，而是以技术“促逼”或“监督”受众的意识形态学习时长、学习成效，以技术的无所不在去让人们被迫地而非主动地、被强制而非自愿地“学习”意识形态知识。这种宣教方式很显然不能深入人心，意识形态知识更不能转化为人的内在知识背景，更重要的是，技术的监督和促逼，无法在根本上知悉意识形态能否引领实践且被得到发自内心的认信，而只能表现为宣传和教育之中运用了什么文本、解读了什么文件的“本本主义”的情况。第二，经由技术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即使不走向促逼或监督，而是以丰富的技术形式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展现出来，但是仍然不能保证的是，在意识形态宣教之中，究竟哪种吸引人们的眼球，被人们所欢迎的“表象”，是出于技术本身促使人们形成的对“技术形式”的新奇感，还是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的吸引力的表现。形式各异的技术宣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技术手段以及在其中的“泛泛而谈”的宣教模式，让我们着实分不清到底是“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还是技术创造了“新奇”的假象。“意识形态的悬浮”在“技术依赖”的宣教模式下，体现为以技术的丰富利用的表象取代对意识形态宣教内容的精心设计，“技术”对“意识形态宣教的简单化”虽然不是根本的原因，但至少是一种现代性的动力因。

三、“意识形态悬浮”问题的消解

当然，讨论现代性视域下“庸常的人”“异化思潮”以及“技术统治”的因素，在根本上并未否定人具有走向“意识形态”的能力，更未否定在一些正向的思想之中存在对意识形态的拥护与认同，也并未否定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技术在意识形态信息传播之中的积极地位，而是说在“现代性”确实存在的我国社会之中，这些问题对“意识形态悬浮”具有因果关联，因此对于消解“意识形态悬浮”来说，也应当从“人”“思潮”和“技术”的角度入手，在提升意识形态的知识理论认知、意识形态价值观引领以及意识形态传播和教育方面的“实效”程度，在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定和守正的要求内，去让“意识形态”落到实处。自然，“现代社会”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历史时刻，回返传统的社会模式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且背离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关注的，因此消解“意识形态悬浮”，反而要在“现代社会”之内反思和超克“现代性”，在“现代性”提供的境况之中做文章。

（一）以整全认知取代片面认识：模块化叙事与具象化表达

意识形态需要被人原本且全面地知悉才能够让人明白它的重要性。诚然，那种能够在日常满足“庸常大众”的闲谈或好奇心的模棱两可的“片面的意识形态认知”更容易获得，而整全的意识形态知识则难以获取，因此要强化理论认知，就必须让意识形态知识走入人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工作压力、升学压力、就业压力、管理压力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教育的受众往往是在日常生活的闲暇时间来学习意识形态知识，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地把意识形态的整全世界观让受众立刻熟知，显然是不可能也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但是任由“碎片化”的时间导向“碎片化的认识”，任由受众对意识形态的认知停留在日常闲谈、朴素的好奇和模棱两可的学习成果的阶段，更是对意识形态知识的体系性和整全性的忽略。另一方面，虽然在现代性视域下，“庸常大众”成为一种社会的客观“人的境况”，但是也必须看到受众在逃避工作的压力，寻求放松和沉沦于日常生活的琐碎趣味之外，也有把“闲言”变成“雄辩”，以“好奇”驱动“钻研”，由“两可”变成“确知”的可能性。因此，在意识形态知识的教育上，转变话语风格和叙事方式，是改变“意识形态认识碎片化”的可能举措。

因此，要针对“一知半解”和“断章取义”的认知状况下功夫，在对意识形态的知识传播之中，需要坚持“模块化叙事”和“具象化表达”并重的策略。首先就“模块化叙事”来说，应当看到作为体系化的整全世界观，意识形态知识在其内部也具有不同的有机组成。例如，就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知识内容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关联，但是也可以在“模块化叙事”之中突出地强调其中的某一个部分也即“知识模块”。“模块化叙事”并不是把意识形态知识“碎片化”的粗暴处理，而是要求通过对某一个或某几个“知识模块”的微观叙事，最终实现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教育效果，其发力点在于让某个具体的“知识模块”首先被受众听懂听全，以微观叙事带动宏观认知，再以宏观认知整合微观叙事。正如有论者指出，“舆论宣传不仅让群众听到，而且让群众听懂、信服，就要实现从文件性、专业性的语言向日常性、生活性的语言转变，就应该向群众学习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15]。体现在“模块化叙事”之中，就是要照顾到受众的具体生活形式，在日常生活之中在有限的教育时间内把一个问题和一个知识模块先搞透彻。同时，也要坚持“具象化表达”的策略。有论者认为，“意识形态具象化是指通过具体、直观、可感知、可识别的载体和形式化抽象为具象，以无形塑有形，借有限言无限的象征境界承载、表征、传递一定价值观念、思想理念和政治观点的叙事形式，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的输出、认知与接纳”[16]。因此，“具象化表达”乃是针对“日常生活”本身，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例证，把抽象的知识具象化到受众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和事业之中，以这种“具象化”的表达去让受众在日常生活之中学会用意识形态知识分析具体问题，解决认识困惑，让受众在解决相对复杂和无限的日常生活疑惑的过程之中，通过一个个“具象化表达”实现认知上的进步，实现整全的世界观建构。综合来看，可以在社区意识形态教育之中，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和“金身银山”的“两山论”这一“知识模块”，引导和提升社区居民在社区环境保护和社区招商引资的案例之中去运用“两山论”提高社区生态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水平；也可以在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之中，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这一“知识模块”，引导和培养学生在日常消费与理财等案例之中运用“拜物教批判”的思想去解释问题的能力，对于“模块化叙事”和“具象化表达”的可能实践模式还有很多。概言之，克服“意识形态碎片化”的策略就是要以“模块化叙事”去在有限的教育时间内搞懂一个问题，以“具象化表达”引导受众在日常生活之中解释好几个问题，这对整全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的树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知性训练。

（二）以主流思想矫正异化思潮：包容性态度和坚定性立场

意识形态需要被人深刻地认信，才能引领实践，型构个人的行为动机和动力的力量。现代社会的多元思潮之中，既有如前述的“消费主义”“历史主义”“虚无主义”“拜金主义”等异化思潮，但是也有“革命乐观主义”“爱国主义”等正向的积极思潮，意识形态要想化为人们的实践动力，就必须在诸多思潮之中进一步强化其核心地位。一方面，现代社会呈现出的思潮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趋势，希望彻底地翦除那些“异化思潮”注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希望在短期内矫正受众对不同思潮的认信情况反而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但是任由多元思潮之中的“异化思潮”侵蚀人的实践理性也是对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的损害，更是对受众的不负责。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即使在社会的多元思潮之中，各种思潮之间也存在着竞合和对抗、联系和衍生的关系。意识形态希望凝聚社会各方的力量，不能忽视现代社会之中的正向思潮的能动作用，也不能忽视其中异化思潮的反动作用，而是要团结一切正向思潮，凝聚这些思潮的社会合力，在意识形态对异化思潮的矫正，进而形成社会性的统一行动的意义上壮大自身的力量，最终克服“意识形态价值淡漠化”的悬浮困境。

因此，意识形态要针对“等而化之”和“知行不一”的情况，坚持“包容性态度”和“坚定性立场”并重的策略。首先就“包容性态度”来看，一方面是在对社会思潮的尽可能详尽了解之中去对各种思潮进行分辨，辨明社会之中的主要思潮形态，对社会之中“爱国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吃苦耐劳精神”等正向思潮有所欢迎，让它们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作为意识形态的有机补充和助力；另一方面则是要以讲道理、明是非的“包容态度”，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意识，提升意识形态相对于“消费主义”“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等异化思潮的说服力，通过成功的案例和典型的模范，型构意识形态的典范作用，阻却这些思潮对受众的价值判断的“干扰”或“混乱”。正如有论者指出，“在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提升为根本制度之前，它是一种价值规范，它的内容比较抽象概括，主观性也较强，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解也容易产生不尽相同的认识，由此导致行动上的差异性”[17]。之所以要强调“包容态度”，就是因为相对于微观具体的社会思潮来说，意识形态价值规范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存在一些行动者对意识形态的认信不彻底或对意识形态认信的差异性的情况。也存在一些行动者对其他的社会思潮的认信程度等同于乃至超越了对意识形态的认信的情况。这些具体微观的问题要被具体地分析，既不能扼杀受众可能导向对意识形态的价值认信的但现阶段相对朴素的道德情感，也不能就此让受众朴素地认为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具有相同的地位，而是要坚信意识形态具有不证自明的优越性的典范地位，在足够的意识形态自信的支持下对构成受众的价值观认信之中的其他思潮有所明辨，消除受众的“等而化之”的认信可能。其次，就“坚定性的立场”来说，一方面要强调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一切思潮之中的主导地位，坚定它对社会之中各种思潮的最终判断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要对社会行动之中暴露出的具体的行为失范或根本错误进行直接指正，对那些基于异化思潮的行动敢于亮剑，坚决避免。正如有论者指出，“政治问题无法回避价值判断，意识形态是政治国家中最高的价值判断标准，对意识形态的需求是与国家机器共同存在，并同生同灭的”[18]。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是“国之重器”，它对社会之中的各种思潮的“包容”是有条件的包容，也即在坚定基本立场和要求的情况下，在其他社会思潮尊重和遵守意识形态的根本要求的情况下才对其有所包容。而一旦社会之中的多元思潮特别是异化思潮已经影响到行动者的行动的时候，已经由单纯的“信”转换成“行”的时候，则需要根据行为的不同社会表现进行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批评教育、行为矫正乃至于行政处罚和法律归责。综合来说，可以在党组织的意识形态集体学习之中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兼顾党内民主和纪律意识，对党组织成员的错误思想进行及时治理，对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动进行纪律处分；又如在国有企业之中，开展意识形态价值观教育，对成员的思想动态有所把握，树立劳动先进模范，对在劳动生产中有怠惰情绪的成员进行心理疏导和思想引导，对严重违反生产纪律、违反法律法规的行动进行依照纪律或法律的处理等。这是通过多元包容、治病救人和惩前毖后等价值观形塑和集体行动引领克服意识形态在价值观上的认同淡漠的可能策略。

（三）以能动的技术利用破除技术依赖：高效多元与以人为本

意识形态需要通过传播特别是教育的方式走入人的心里，因此它必须成为“技术”的主人，只有树立在技术面前的“能动”地位，才能破解技术对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高效传播和实效传播。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技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之中具有传统模式不能比拟的高效性，希望以“反技术”或者“非技术”的态度在现代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既不符合历史规律，同时也是“讳疾忌医”与“投鼠忌器”的表现。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反技术”或“非技术”的态度并不是对“本本主义”和“泛泛而谈”的根本解决方式，即使克服了现代技术对“本本主义”或“泛泛而谈”的宣传教育这一“动力因”，不去彻底改变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态度和立场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无论是基托于现代技术的便捷性呈现出的“规训”“强迫”的宣教模式，还是基托于现代技术的“放纵”“怠惰”的宣教模式，在根本上出于同样的逻辑，即以“技术盲信”的态度，希望简化在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之中必然的沟通成本，牺牲意识形态宣教本应有的“人情味”来呈现出完美的“收看率”“打卡率”“上座率”等表面功夫，进而被技术反制为“对象”。因此，要通过对技术的能动性利用，去克服技术依赖，避免意识形态宣教方面的简单化。

职是之故，意识形态宣教只有兼顾技术手段上的“高效多元”和宣传教育立场上的“以人为本”，才能真正地克服“悬浮”，让意识形态宣教真正走入人的心里。首先，强调“高效多元”，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方面对可供利用的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一方面，要让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更多的渠道传播出去，在互联网技术、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是能够让意识形态更为及时、高效且多元地传播出去的必要方式；而另一方面，强调“高效多元”更是要强调通过现代信息化技术，让受众有机会和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接收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消息、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在互联网普及化的当下，受众利用和使用新媒体软件、网络社交平台的过程之中，自然有学习意识形态知识、形塑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需要，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成分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趋于多元化，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更崇尚自由、独立、平等、自主……教育实践也需要改变以往单纯灌输的方式、单纯把人当成工具和被动的接收器的方式、单纯进行知识教育的方式。”[19]强调“高效多元”，既是在尊重现代社会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让意识形态实现高效传播和多元教育，也是尊重受众的学习方式的多元化、信息获知渠道的多元化的态度。其次，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强调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传播是社会性活动，是有人情冷暖的，技术手段不能取代感情渠道，“依靠”技术不等于“依赖”技术，“利用”技术绝非“被技术利用”无论是简单粗暴的“本本主义”的规训式的宣传教育，还是散漫怠惰的“泛泛而谈”的放纵式宣传教育，都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仅仅注重了“技术形式”而在根本上忽略了“意识形态内容”，要么是把大众向与意识形态相反的方向推离，要么就是把满足受众对技术手段的好奇心视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标准，这都是在根本上简化了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之中的“人的关系”的举动。例如有论者针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提出：“新兴互联网技术背景下，舆论传播与意识形态深度关联，技术将意识形态的幽深之处提要出来，使其在舆论传播中得以映现……关注舆情舆论与意识形态的叠合之处，讨论主流思想与公众表达的交接地带，目标是通过挖掘技术张力凝聚社会动能。”[20]也有论者针对意识形态教育提出：“‘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坚持‘灌输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只能加强不能削弱。”[21]在这里，强调“主流思想与公众表达的交接”，不是说让技术的纷繁的形式营造出虚假的繁荣而掩盖宣传教育之中的“泛泛而谈”的悖谬，强调“灌输理论”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不是说要把理论强灌到人的心中，而是要强调由于理论的体系化和实践的标准化，必须强调“面对面”的沟通以把握受众的情感和心理，而不是以“线对线”的技术宣教把受众的多样和复杂的情态拟制为一连串的数字。总而言之，应当在例如高校和党政机关之中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宣教模式，但是绝不能以“打卡”等技术监控的模式作为考核受众和宣传教育者的“绩效标准”；又如在社区和乡村之中，要开发智慧乡村、智慧社区的党建宣传平台，但是不能忘却了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之中形成的面对面谈心、面对面批评的具有“人情味”的宣传教育方略。也即面对现代社会的技术条件，既不能以“反技术论”或“非技术论”直接限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渠道，限制受众接受意识形态熏陶的途径，更不能以“唯技术论”的方式去把“技术”视为规训的工具或者泛化的教育的指标，通过合理应用现代技术，消解‘意识形态悬浮“的困境。

四、结语

任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有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和聚合能力，认同与聚合源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悬浮”，自然有意识形态自身的“稳定”与“守正”的特质，这种特质不应由于现代性的存在而被否定，相反，在现代性呈现出人的庸常与沉沦，思潮的泛化与异化，传播技术对规训或放任的支持的时候，反而要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凝聚能力，通过对这些现代性的“症候”进行诊断，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之中有所“持守”，并有所“拓展”。自然，本文把意识形态悬浮的困境与现代性直接相关，或许不足以说明“意识形态悬浮”的全部成因，但是“现代性”之为“意识形态悬浮”的成因之一，指出在现代性之下意识形态认知碎片化、认同淡漠化、宣教简单化的社会因素，对于当下克服“意识形态悬浮”困境，仍然不失为一种观瞻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