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刚

（西安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明确要求全党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引领，即确保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核心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发挥着聚合思想、引领精神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马克思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54。历史定位的新变化赋予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新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继续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和引领之势，需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发及运化情境中寻求答案。

一、从话语到话语生态的应然性推演

“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自己的”[2]69，话语传递着思想与观念表达，其与生俱来地嵌入到意识形态的运行之中，并具意识形态属性，在意识形态的生成、发展以及价值实现过程中不可或缺。[3]我们在探讨意识形态的运化活动时，无法游离开对话语活动的关注。在当下所处的思想领域较为活跃的新的历史时期，主流的官方话语与非主流的民间话语间的焦灼与碰撞之象在增多，其所承载的不同意识形态之争也必将持续乃至加剧，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一定时期内这一现状不会自然消散，这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之中需要正视的重大问题，其关乎我们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人类的话语活动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话语主体之间、话语主体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展开的社会实践，其基本范式表现为话语主体遵循特定的规则或社会程式，以话语交流、信息传递，来完成既定价值目标的实现。话语活动既是表征信息传播的社会过程性行为，更是谋求观念教化的社会建构性行为，就其围绕话语生产、流通与价值塑造而言，牵涉话语活动的参与主体、话语内容及表达模式以及话语活动所处的特定现实场域（社会文化环境）。换句话说，话语实践活动是系统化行为，仰赖多要素的有机结合和支撑。而话语活动又普遍化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从其组成要素的有机性和话语运化的整体性而言，话语活动呈现着类似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性样态。把话语实践活动置于生态视域进行考量，探寻出适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发的良好场域，这是我们推演的意义所在。

话语生态聚焦于各类话语的存在状态，意指适于某种话语生长的文化条件及其潜在的规定性。其指向三个维度:一是及于话语内部而言，包含话语信息及内容的表述以及自身的逻辑运行机制；二是及于话语参与主体而言，包含话语主体自身及话语主体间的关系样态；三是及于话语运行的外在环境而言，包含对话语发展、运化发挥有效影响和作用的外部场域及现实氛围。这些维度间或抑或扬、时分时离的有机化样态便使得意识形态的话语生态情境律动性地呈现出来。

二、话语生态的品性归结

将话语生态放置于惯常的生态学视域，可以归结出其应然性建构所具的特质：

（一）平衡性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生态系统需要平衡，即一定时期内特定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通过相互作用所达到的协调稳定状态，这是一种动态意义上的平衡，否则就会出现生态失调，导致生态危机乃至生态系统的瓦解。在话语生态的情境里，平衡意味着在话语运行流中并非单一话语形态存在，而是存在多种话语形态的交织，话语生命力及活力的存续和激发也只有在彼此共处的参照系中才能不断得以强化。所说的平衡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各话语形态之间的平衡是以动态化之势呈现，以平衡—不平衡—平衡这样的规律运行不辍，这也是社会发展前行中对话语生态系统的要求使然；其二，各话语间的平衡不是绝对的均衡和对等，不管是从话语主体间的地位主次还是话语内容本身的影响力而言，必然存在以官方主导的政治话语与民间传播的非政治话语的不对称性，因此这是一种相对平衡的格局。

（二）竞争性

生态学认为竞争是随着物种间因利用同一资源而发生，竞争促进了物种的生态特性的分化，但也使竞争关系得到缓和。而话语生态情境下也有着类似的不同话语形态间的竞争，其主要涉及话语权及其话语资源的纷争：其一，围绕话语资源享有及话语权归属的竞争，话语既是权力实现的工具，亦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有了话语资源，就意味着拥有了一种权力即话语权，因此在社会话语资源总量确定的情形下，各话语主体为了享有更多话语资源并继而获得话语权来实现思想观念层面的支配所展开的争夺在所难免；其二，在话语资源及话语权格局已分配或界定明确的情形下，话语主体间为强化各自话语影响力而采取的相互竞争，诸如不同话语间的压制、稀释、阻却等现象在话语主体之间此消彼长，有时这与生物学生态系统的那种“你死我活”的实质是一样的。

（三）规则性

大自然的延续发展是按照一定的生态规律，以各生命体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呈现出一个有序的过程，它遵循着生态运动过程所内含的必然性或本质联系。而话语生态这一系统的持续性运化也同样内隐或显化着特定的活动规则或程式：其一是话语自身的表达规则及要义，即语义层面的技术性问题，其归属于语言符号学的范畴；其二是话语生态所关注的话语活动的外在运行规则，即话语资源、话语权属、话语模式及价值目标等诸多方面，其既可以为明示的方式呈现，比如官方话语的运行模式，也可以隐含性地内嵌于话语实践活动中，比如民间话语的运行模式，两者之间也有转换可能，即在官方与非官方话语间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流转（流向）。程式或规则是话语实践得以展开的基础，也使话语实践的社会化实现过程不至于有失序之虞，从而为话语实践获得意义或达致目标给予加持。

三、传统与新兴的交融：话语生态的实然化走向

随着传统意义上的话语模式和以自媒体为基体的新兴话语模式的交融，话语生态的各要素组成及关系格局面临着被击破及重塑之势，充斥着类似生态链的激活并试图追逐新的平衡的意蕴。当代的话语生态情境正发生着深刻的裂变，呈现鲜活的变革场景。

（一）从竞争关系上看

新旧话语模式的交织使得话语主体间的围绕话语资源以及话语权掌控所展开的多维度竞争，较之于单一传统话语模式下的竞争更为激烈，效应性更强，其对以文化背景、社会政治气候为主的话语场域及氛围也具感染性和渗透力。一般而言，传统话语模式下的话语活动多与官方有关，其往往鲜明地透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浓重色彩，尽管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间存有竞争，但双方优劣明显，大多数情形下民间话语是处于“在而不显”的被湮灭状态。[4]而时代走到今天，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新兴话语模式的出现，它以强大的灵动性冲击着传统的话语模式，民间话语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去蔽”的可能性，甚或出现冲击或消解官方话语的过度性对抗态势。话语生态情境下渐显各种话语形态的多元竞争格局。

（二）从平衡关系上来看

新旧话语模式的交织打破了传统话语模式下的官方话语主体可以收放自如地掌控话语生态平衡的能力，其缘由在于以话语权为支撑的话语资源的配置格局发生变化。[5]传统话语模式下的话语生态是由官方话语形态处支配地位，对整体性的话语平衡有着绝对的制衡能力，本质上是以对话语资源的政治控制为基础，并匹配以强大的官方话语权来实现的。新兴话语模式的介入，打乱了既有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平衡样态，其以发散性的触角，在话语资源的攫取方面更为便捷，加之民间话语主体的话语意识更具凸显，集合而成强大的话语活力持续地融进既往的话语生态系统中，本能地释放出打破固有平衡性的成色，也就是通过谋求话语资源以及话语权的配置变化，并以此跟进，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助推话语生态平衡的打破，并有试图追逐和达致不同于以往的相对平衡性的绝对平衡之势。

（三）从运行程式或规则来看

新旧话语模式的交织使得过往的话语运化规则的实效性降低或失灵，新兴话语模式中的话语实践更具协商性和民主性。在传统话语模式下，主流的官方话语运行机制及规则的主导性已经固化，独断性色彩鲜明，非主流的话语形态因缺失相应的规则依托而只能追随主流话语形态亦步亦趋。而新的话语模式下，尽管依旧是官方话语运行规则做统领，但主流与非主流话语规则的博弈度增强，互动化色彩渐浓，并以此为基础朝着民主的协商路向靠拢，甚或零星化地出现一定程度的对话妥协趋势。

四、聚合与同向：话语生态的完善进路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检视不同话语活动的运行实态，回应现时期话语生态所面临的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生发的困扰，其意义在于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运化寻求更具实效性的发展之路。基于上述分析，应该从话语生态的基本品性切入，厘清思路，把握基调，从而谋求社会整体意义上的话语资源朝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生发的路径上最大化地达致聚合和同向：（1）不同质的话语形态必将长期共生共存，整齐划一的话语样态不符合话语生态的基本品格。（2）话语生态的构建需要培植平衡性的底蕴，但不能走向主次倒置的失衡；话语生态的构建需要容纳竞争性的天性，但不能逾越对底线的恪守；话语生态的构建需要秉持规则性的旨趣，但不能陷入规则变异的逆转。借此，在建构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态过程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场域规制和氛围营造

包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内的所有话语实践的运行都是基于公共场域而展开的。公共场域作为话语生态有机体之一，从应然性建构角度而言，应具开放性、平等性及利益趋同性特质,但也蕴含意识形态的话语风险。哈贝马斯说过：“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6]35即主流话语容易有因竞争和排他而处于失势不受待见之境遇。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确立价值观念和指导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统领地位，首当其冲得解决好场域的打理，其意涵包括两个层面：规制的建构和氛围的营造。

1.规制的构建

构建形成关于各类话语运行的规则体系，其逻辑基点应是将话语生态诸要素视为“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构造的有机体，必须还原到它所处的话语生态的整体链条中加以把握，通过规则的构建、实施、调整来实现对于话语场域的总体把握与微观管控，使不同话语的生成到输入整个链条都遵循一定规则或程式，使得话语生态的平衡性不至于发生失衡性的流变，竞争性不至于走向挤压性的误区。

培植适于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性和其他话语形态活动自由性的平稳运行机制意义重大，也是话语生态构建的应有之义。这套规则需把握的基本原则是底线性的、建设性的、保障性的，这既是公共场域良性存续的基本要义，也是确保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始终居于引领地位的基本要求。要从格局观意义上做好总体把控，要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聚合性不丧失，牢牢坚守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性的鲜明立场，即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统摄多元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坚守底线思维，对敢于逾越红线试图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话语形态要有斗争精神，敢于亮剑，坚决制止；同时要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与容忍与其他话语形态的共存共生，以久久为功的耐性在不断纠偏、不断整合、不断吸纳的过程中实现观念的总体性聚合，以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同向而行的巨大社会行动力量。

在规则设计上，要注重不同话语形态的交流、沟通，应给予非主流话语一定程度的必要释放出口或空间，这亦是非主流话语的天性使然。要考虑和寻求话语间的良性互动，力促对话、沟通机制的生成，从而稀释、消解话语壁垒，形成建设性的话语律动。要正视不同话语间的碰撞乃至冲突，多元话语架构下的话语磨合在所难免，应从规则制定上限制住。

2.氛围的营造

规则要得以有效运化，除规则自身的完善以外，还得仰赖氛围的营造来配合，从而共同打造出适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运行的生态场域。氛围营造实际就是为谋事而造势。善于造势，为谋事创造有利条件，就能事半功倍，更好推动所谋之事。当今不同话语形态之间的竞争，既是话语资源、话语模式、话语主体等显性资源的比拼，更是话语氛围、话语场景等隐形资源的较量。话语空间氛围良好，就能发挥其“暗效应”带来的对话语生发、起势的潜在收获。

要营造话语氛围，切入点在于文化软环境。有意义的行动构成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形成于文化之中。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居所，意识形态的生成和传播均受制于文化氛围的影响。[7]在不同的精神活动领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透射着基本信念、价值诉求，为人们把握世界、规范自身提供合理性的论证，由此可见文化软环境的培植对于意识形态生发意义重大。事实上，当代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已呈现出通过文化的形式承载政治内容、传递价值观念的运行趋势，其原因在于：一是文化本身富含认同内核和信任精髓，并进而产生巨大凝聚效应，换言之，文化本身蕴含意识形态话语的引领属性。亚当·斯密指出，“在什么该被谴责和什么应受赞扬的问题上,为什么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普遍存在许多不同意见的主要原因”是“习惯和风尚”,“它们也影响到我们对各种美的判断”[8]215。无疑，这里的“习惯和风尚”隐喻的就是文化传统。文化的作用是潜在和渐进的，其在无意识的过程中促成了整体性意识形态的产生。二是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最自然实现方式应是逐渐能由直接控制向自主选择的模式进阶，而文化底蕴的氛围营造和文化元素的微观渗透功不可没。意识形态本质是内隐历史传承性的思想体系，它依托文化的滋养和渗透。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延续而来，是从中国革命、建设与开放的实践中积淀而来，也是从新时代对现实和未来的准确把握中提炼而来，他们之间天然地促成了高度契合，不仅体现历史叙事，还搭接现实呈现。

基于此，我们理应注重文化的软环境扶植，在当下需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在把握文化基本要义和精髓不变的前提下，注重形式的时代化跟进，积极发挥其对意识形态生态的渲染力和微观的渗透力。文化的造势既不做曲高和寡的自说自话，也不做荒腔走板的刻意迎合，从而积聚起最深沉的文化自信，以期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软实力支撑，让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氛围场域中不断得以滋养和顺畅运化。

（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话语修为

建构适于主流意识形态运化的话语生态环境，要不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自身修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9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应目光向内，及时反思，常态化地加强自身话语修为。

1.话语自身要具鲜活品性

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进行内容创新以适应时代要求,从而整合社会思想并指引公众的努力方向。从意识形态的传输链终端来看，不论哪种意识形态都将以群体以及个体意识形态为自己的存在形式。这些集共同认知、利益愿景和价值取向的思想观念要达致被个体接受，继而真正发挥它的社会功能，亟须强化意识形态话语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广度及深度。话语内容必须与现实社会相观照，聚焦社会群体以及个体生存实态，话语内容的反映绝不可对现实诉求熟视无睹。人民群众是话语活动的参与主体，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受众主体，要在基层一线这一意识形态的受众终端上花气力、下功夫[10]，话语内容要将基层治理体系、群众自治机制、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针政策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紧密结合起来，互为推进，形成主流话语有效覆盖的格局。要以意识形态核心理念与原则为基准，不断检视话语内容设置的主次轻重，善用感性的话语内容来传递理性的观念，力争促成与最具阐释空间的民间话语相搭接。

2.话语自身要具吸纳之功

基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其他多元异质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同一话语生态中彼此共生的事实，我们要以其他话语形态为参照，以换位思考的角度来反思在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设置上及表达上的问题与不足，要巧用传播学的“两面提示”原理进行整体话语内容设置，以有容乃大的气度来应对不同话语形态的叫板。此外，多数话语个体都有信仰追求的动因，都有价值判断的本能，也具笃行规则的初衷，意识形态的谋篇布局还应有助推这些动因、本能和初衷更加明确、具体和稳定的内容表达。

3.话语自身要具转换自觉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之重点也是难点就在于受众信服，主流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为此其实现必须谋求大众化生发之路。毛泽东提出：“任何思想，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1]1515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之路首先就得解决其话语内容表述及价值意蕴的传导，即由官方的政治话语表述到民间的大众话语表述的切换，使群众听得懂，看得明，悟得出。任何先进理论只有走平实化的话语内容表述路径，才能为大多数的受众群体所理解掌握，才能在实践中有效发挥指导作用，达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共识，形成奋斗合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提升各话语参与主体的话语能力和水平

1.话语活动的实践主体

以官方之维与民间之维共同构成了话语生态所需的主体要素。从意识形态的发生逻辑看,即为话语的供体与受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首先体现为官方话语主体的话语输出。官方话语主体既是主流话语的传播者，更是话语生态的建设者、培育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实现与否，其切入点就是思想宣传工作。处于新时代，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推进其根本任务没有变化，但是宣传的方式、话语受体以及场域氛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普及。作为官方话语主体，要在自身的传播理念、传播能力及手段方式上有所创新。

首先要将高的全局站位融入传播理念中，善于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性角度来做好意识形态传播的布局谋篇，尤其要以长远性、循序性的思路做好话语传播的统筹推进，防范急于事功的焦躁心态，从中不断提升话语传播的水平和能力：

（1）要学会立足于关乎根本性、紧要性问题来开展宣传教化，并围绕民心向背的主题做文章，具备动态化地回应关乎民生的重大关切的话语本领，打磨出娴熟的答疑解惑与析事明理之功；要练就心灵捕手的能力，注重表达能力的重塑，做到话语表达火候精准，拿捏得当，摒弃传统的线性教化灌输模式，善于策略性、技巧性地以非线性表达的方式传递主流话语，以期发挥涵化效果，达成“心灵契合”，逐步建立起从官方话语到大众话语表达路径的契合。

（2）要注重情怀感知的话语能力培养。讲道理的表达常常不如立足于情感的表达更具备说服力，这是思想形态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话语能力及水平要讲求艺术性、技巧性的练就，要散发心灵关照的志趣和情感共鸣的意蕴，避免话语供体与受体间输入输出上的断档、错位。此外，要在宣传方式手法上寻求创新，不断增强话语传播的虹吸效应；要加快传统话语模式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方法和工具的系统整合，以期激发受众主体的主动参与性。

2.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最终归依于个体的思想意识

没有个体的思想意识活动，就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生发及价值实现的基础，多元化时代需要正视民间话语主体非理性的参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性影响。“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每个人都认为他和一切公共事务有着利害关系；有权形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12]然而，民间话语主体分布并非均衡，最终使得其话语表达能力和水平出现失衡。话语表达的偏激性，情绪化倾向加重，关乎自身的利益追求及价值取向的话语表达缺乏聚合性，这势必冲击和稀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提升民间话语主体的公共理性培养，这背后隐含着民主意识基础上的社会责任感、归属感问题。培育公共理性，有利于话语参与主体在不同的话语交流中加深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知，并秉承更为客观的态度，以全面性而非狭隘化的视角看待观念形态，从而理性、冷静地树立正确的价值思辨，渐次地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普通大众是公共领域的基础性力量[13]，而公共理性又是主流意识形态生发对受众主体的要求，其缺失必将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实效。现时期，随着社会结构分层以及利益关系格局的分化，个体样态的思想观念已经而且还将继续性地呈现出差异性和多样化。[14]要想最大限度地寻求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的共识性，一定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灌输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去,谋求理解和认同这些基本价值理念，以期助推公众理性的大众化养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普及的实效性打下民间主体之基。

五、结语

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不少挑战，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国内民众价值观的多元化走向，无不传递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紧迫性讯息。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其始终居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摄和引导地位，就有必要提出一种面向其培育及生发的研究新范式，即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引入话语生态向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建设被提到了战略性的高度。注重话语生态的建构，不断营造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内生活力和外引动力，这对于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