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辉 郭家宏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建设一支堪当新中国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任的地方领导干部①本文所称的地方领导干部主要指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队伍是中国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目标。科学把握并运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实践逻辑来规范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问题。

一、中国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时空规定性

管理是在具体时空下展开的实践活动。具体时空下的社会要件构成了管理的先决条件、明确了管理的基本遵循与目标诉求，由此形成了管理的时空规定性。管理的时空规定性体现为管理的应然性，即具体时空下的管理必须立足现实社会要件，从国家根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国家管理体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对管理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可能性出发，选择适宜的管理对策。

管理的时空规定性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中体现得是否充分，直接决定了我们能否建设一支有效执行党的意志、引领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靠领导力量，进而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地方领导干部是引领、组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力量。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所确定的领导干部使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我国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和集中统一、分级分类国家管理体制决定了我国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目标及其实现路径，即在党中央统领下，党中央与地方各级党委分工负责建设一支具有中国特色领导品格与行为特质的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地方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中国特色领导政治品格，即必须高度认同并维护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个自信”，必须认同并践行党的使命；必须具备中国特色领导思想品格，即必须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平正义；必须具备履行领导使命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尤其是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及组织和激励社会力量进行改革攻坚的能力、化解重大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开展领导实践；必须具备中国特色领导行为特质，即必须做到“两个维护”和“两个务必”，养成勤政、务实、进取，勇于担当、敢于改革、勇于创新的工作作风，以及严守法纪、廉洁奉公、公道正派的行为操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既是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对象，又是所管辖区域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首要责任主体，其领导品格与行为特质不仅直接关系到地方领导干部队伍结构的优化程度，还直接关系到高素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因此，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配优、配强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班子队伍，进而将其打造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领导品格与行为特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成为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

领导责任有消极领导责任与积极领导责任①这里讲的消极责任与积极责任，是借鉴以赛亚·伯林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方法，根据我国领导干部所承担责任的本质特征对领导干部责任所作的界分。之分。所谓消极领导责任指的是基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所确定的公共领导责任，这种意义上的责任是有限责任与客观责任；积极领导责任则是领导主体基于使命追求为自身所确定的领导责任。积极领导责任也是一种客观责任，与前一种意义上的客观责任不同的是，积极领导责任不是社会赋予或界定的客观责任，而是领导者自我界定的客观责任。相对于消极领导责任，积极领导责任体现了领导主体的使命担当与自我革命性，其责任内涵与边界伴随领导主体使命意识的提升和责任意识的深化而得以不断深化和拓展。

西方政府领导者承担的是消极领导责任，尽管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西方责任政府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对政府责任对象的界定由主要强调对内、对上负责发展为直接对公民负责，正如罗伯特·贝恩指出的那样：“公共管理者必须对谁负责？答案是‘每一个人’。”［1］与之相适应，西方政府责任范围不断拓展，社会保障、民生保障、生态保护被纳入政府领导责任范畴，但受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政党政治的局限，尤其是受西方政党与政府所奉行的自由主义执政理念的局限，西方政府领导责任拓展与限制政府领导责任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始终制约着西方社会真正立足民众的诉求来界定政府领导责任，其政府领导责任明显体现了资本逻辑的诉求，至于普通民众的诉求则体现在满足底线需求上。中国领导干部承担的是积极领导责任，与西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独特的国体与政党制度要求执政党按照人民的意志和社会发展提供的可能性来不断拓展党和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社会责任，并基于此来界定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领导干部所承担的积极责任的内涵与边界。同时，作为党的干部，认同和坚持党的领导要求地方领导干部具有认同党中央所赋予领导责任的自觉，由此我国地方领导干部责任呈现明显的外在诉求与内在认同高度统一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独特责任激励下，地方领导干部在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带领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之路，由此推动国家和民族不断实现历史性跨越。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差异明显，肩负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发展使命有所不同。同时，不同层级的党政机关与不同性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肩负的具体发展责任与目标不同。这就要求地方领导干部立足我国集中统一，分级分类管理体制优势，在国家发展理念、发展战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指引与激励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所在地区、领域、部门的实际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探索富有特色、富有成效的个性化发展之路，以实现其所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同时，地方领导干部所进行的富有特色的探索、创新，也为国家改革创新积累经验、开拓道路，丰富和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使命得以实现。

二、中国特色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基础

立足党的使命与积极责任来确定的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标准以及实践路径，形成了有组织地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严密体系，这一体系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特质及其实践特质。党在革命年代所确立的干部队伍建设逻辑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奠定了思想、制度与实践基础。党在20 世纪30 年代便明确了干部工作的基本定位，即党领导下的干部队伍是党的干部队伍，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服务并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即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2］526。“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2］526。“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2］527。1938 年4 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同胞奋斗到底！”［3］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革命年代所形成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成为我国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其思想内涵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时期得以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干部制度得以确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干部制度对中国特色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保障和推动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特色干部工作管理体制为中国特色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效的领导与组织保障。党管干部这一根本原则明确了我国干部工作管理体制，即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干部工作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同时，我国实行的集中统一、分级分类国家管理体制决定国家事务由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干部工作管理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干部工作领导与管理体制，即党中央负责全国统一的干部工作制度的制定，并根据干部分工管理原则明确党中央与地方各级党委的干部管理权限。

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分工负责地方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现阶段，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按照下管一级干部管理体制分工负责地方领导干部队伍选任、评价、培养和监督等工作。同时，党中央还通过巡视机制作用的发挥来规范和推动省级党委规范地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干部工作制度，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确保党和国家意志得以实现，以此来推动省级领导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能力与工作作风建设。地方各级党委则通过巡视、巡察机制作用的发挥来规范和推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

统一的干部管理体制既保障了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方向与目标始终与党的组织路线相一致，又从根本上保障了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始终贯彻党的意志，为高素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领导与组织保障。同时，统一的干部管理体制为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地方领导干部跨地域、跨领域交流任职以优化地方领导干部队伍结构提供了体制保障。这对于优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或滞后地区的领导干部队伍，缩小我国区域间管理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地方领导干部交流任职，尤其是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班子成员，以及纪检监察部门主要领导交流任职，对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廉政建设发挥了积极功效。

2.中国特色干部制度为中国特色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干部队伍建设法治化是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体现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的干部制度体系以推动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我国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遵循。中国特色干部制度由适用于所有党员和干部的制度、领导干部制度以及地方领导干部制度构成。如此构成，既体现了我国干部制度所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体制、原则、标准的统一性，又体现了领导干部队伍，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特殊性。就干部制度的内容而言，干部制度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具体体现在：地方领导干部制度既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地方领导干部制度的指导思想，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丰富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既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建设标准，又与时俱进地完善党管干部原则的实现机制，提出干部工作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至上与公道正派原则，赋予德才兼备干部标准以时代内涵，提出“干部四化方针”“新时代好干部五项标准”等。

干部制度建设既注重实体性制度建设，又不断优化程序性制度。实体性干部制度着重解决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体制、原则、标准、机制的规定性问题，程序性制度则解决干部队伍建设流程科学性以及实体性制度的实现机制、实现方式等问题。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性与目标性决定了有效的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必须坚持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有机统一，并在地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与日常管理中切实、规范地执行规定的干部工作程序，以确保实体性干部制度所确立的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目标得以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领导干部，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持续优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①2002 年7 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4 年1 月，实施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9年3 月，中共中央印发再次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②2009 年7 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2015 年8 月，实施新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2017 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前者在指导思想、原则、标准、程序等方面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了优化，以确保党管干部原则与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在领导干部选拔中得到充分体现；后者则确立了巡视、巡察工作机制化、常态化，并强化了对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政治巡视、巡察这一重点，从机制上保障了全面从严治理领导干部队伍得以规范地展开。

强化地方领导干部激励制度建设，为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动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挑战，尤其是改革攻坚对地方领导干部责任担当的强烈诉求，党中央立足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战略，确立了新的干部激励制度建设理念，即治党必先治干部，治干部必先治领导干部。治干部既要发挥国家干部工作法律法规的作用，又要发挥党规党纪的作用，且党规党纪要严于国家法律；激励领导干部既要注重负面激励，又要发挥正向激励的引领与推动作用。正向激励着力彰显了注重实绩的干部工作导向和敢于担当的干部作风，为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干部提供充分施展才干的舞台和个人政治发展的机制保障。基于此，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党内法规以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0 年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等体现新时代诉求、富有新时代精神的领导干部激励制度。上述制度丰富和完善了领导干部激励制度体系，为有效推动新时代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的领导干部激励制度立足问题与实践导向、基于党情与国情所确立的领导干部激励理念与对策，既传承了党与时俱进地推动制度创新的传统，又充分体现了领导干部成长的规律诉求。领导的实践性决定了领导者能力的展现及其发展是在领导实践中实现的。在领导实践中发现领导人才、锤炼领导品质、提升领导能力，既是选拔领导者的基本途径，也是推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途径。

三、中国特色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路径

坚持走中国特色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之路是党始终坚持的干部工作根本原则。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立足党所确立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并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干部工作的原则、方针、标准，以此为基准来全面推进包括地方领导干部在内的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路径。

1.抓住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为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管理的系统性、有机性决定了有效发挥干部管理机制的激励与规范作用是科学、有效推进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在坚持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系统性的基础上，抓住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可以科学、规范地发挥干部工作指导思想、原则、标准、机制等作用。这已经成为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抓住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重点在于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把好地方领导干部选任关。“治国之要，首在用人”［4］。干部选拔任用作为干部管理的首要环节，不仅对高质量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关口性作用，对于整个国家治理亦具有基础性意义［5］。地方领导干部选任集中体现了党的组织路线、直接决定了领导者选拔的科学性与领导干部队伍结构的合理性。同时，领导干部选任具有明显的风向标作用，对潜在的领导干部或有志于进一步晋升的领导干部的发展发挥导向或激励作用。科学地选拔领导干部可以在干部队伍中营造执政为民、勇担使命、勇于改革、开拓进取的工作氛围；反之，便极易出现搞团团伙伙、人身依附，甚至跑官买官的情形。一旦如此，领导干部队伍发展势必偏离党的组织路线，并危及党的形象与党的使命的履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把好地方领导干部选任关，关键在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党管干部体制，科学、有效地执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严格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及其时代内涵，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原则来选拔地方领导干部，并对无法胜任领导职责的领导干部及时进行职务调整，实现领导干部职务升降与退出的常态化。在此基础上，既应有效地发挥民主集中制与责任制的作用，确保领导干部选拔权科学行使，也应注重对领导干部选拔的成效进行科学分析，从中发现领导干部选拔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完善领导干部选拔的机制与方法。

二是科学地评价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对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进行系统、客观、有针对性的评价，既是对领导干部工作认同的需要，也为领导干部使用提供科学依据，还为领导干部指明工作方向。地方领导干部工作评价，首重德的评价，这是由领导的本质所决定的。德的评价核心在于评价领导干部是否真正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是否有效贯彻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否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是否严守党规党纪、国家法律。同时，要立足问题与结果导向评价地方领导干部是否有效推进所在地区、系统、部门改革，是否有效推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重点问题的解决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是否令人民满意。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对领导干部面对重大风险、重大改革攻坚以及重大危机事件处理所体现出的政治品格、领导能力、领导作风的评价。抓住地方领导干部评价的政治关与绩效关，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动领导干部政治品格、政治能力与担当精神建设，还可以从根本上遏制，进而杜绝地方领导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

三是地方领导干部工作监督机制化、常态化。监督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保障，其意义在于通过对行为规范性与结果合理性审查来激励行为主体规范自身行为、有效履行职责。立足监督的建设性功能来对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进行机制化、常态化的监督是保障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强化地方领导干部日常监督的核心就是对地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领导干部履行使命与责任所取得的工作业绩合目标性进行评价。前者主要体现为政治监督与工作过程监督，即通过巡视巡查以及日常监察来实现，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地方领导干部行使领导权力合法、合规性审查，发现问题、整改问题，以此来培养地方领导干部科学的权力观以及规范用权的意识；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工作业绩督查，即通过例行监察来展开，目的在于激励地方领导干部积极、有效地履行使命与责任，培养地方领导干部的使命观。

2.抓住地方领导干部队伍的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是高质量推进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途径。领导的自上而下性以及领导的引领、示范与推动作用决定了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只有坚持上下贯通，即上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按照党的领导干部标准进行自身建设，并规范、系统地推进下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才能高效地达成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目标。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是地方领导干部队伍的关键少数，其建设内容、建设方式以及建设成效是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标杆，配优、配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高质量地推进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建设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建设，不仅直接决定了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关键少数的建设质量，还直接关系到其他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因此，按照干部管理体制和干部工作责任制，以及领导干部选任标准与选任原则配优、配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便成为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首要与关键。同时，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分工负责、持之以恒地推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建设、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建设、执政能力建设以及纪律建设、廉洁从政建设，将地方领导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塑造成堪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任的领导核心。在此基础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规范地执行党的组织路线，科学地选配地方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并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面推进领导班子建设。由此，形成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层层负责、层层抓落实的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之路。

3.推进地方领导干部日常培养制度化。根据党的政治路线实践的需要来对干部进行日常培养，在此基础上选拔、使用领导干部是党的干部工作传统。为此，中共中央出台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①2006 年3 月，中共中央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2015 年10 月，中共中央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这一规范干部日常培养的专门制度。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还制定并实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以及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以规范地推动包括地方领导干部在内的干部日常培养工作。

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明确：“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②2018 年11 月，中共中央印发《2018—2022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坚持对领导干部进行持之以恒、有针对性的制度化日常培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高素质领导干部，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地方领导干部培养制度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地方领导干部日常培养制度化。按照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确定的干部标准，以及党领导革命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规格诉求，建立地方领导干部“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①2018 年11 月，中共中央印发《2018—2022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通过对地方领导干部和后备领导干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和有组织、有重点的实践培养，实现地方领导干部日常培养的制度化。

二是地方领导干部日常培养的重点内容明晰化。将坚定理想信念，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作为地方领导干部日常培养的重点，突出对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政治训练、政治历练，将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政治能力贯穿于地方领导干部日常培养的全过程。持之以恒地推进地方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通过各种主题实践活动、教育活动的开展，持续地提升地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三是地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机制化、常态化。作风建设既是地方领导干部日常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永恒主题。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否真正成为领导实践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党的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否真正落实，关系到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能否得到及时解决，关系到改革开放能否持续深化。地方领导干部队伍规模大，身处领导和服务最广大人民一线，其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直接决定党和政府对人民诉求回应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影响党的使命以及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实现的效率与效能。同时，领导行为的示范效应决定了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从根本上影响着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而干部队伍作风又直接决定着干群关系与民心向背，进而关系到党和政府执政根基的稳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脱离人民群众是最大的风险”所揭示的正是这一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6］

四、结语

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我国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党的百年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了具有 鲜明中国特色的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逻辑。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对时空规定性的遵循使得党的领导干部所承担的积极责任的内涵能够根据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人民的意志和社会发展提供的可能性进行不断拓展，从而使得我国地方领导干部队伍能够适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同时，我国地域间差异以及管理的复杂性赋予各级各类地方领导干部以不同的责任与目标，推动各级各类地方领导干部立足我国集中统一、分级分类管理体制，在国家发展理念、发展战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指引下实事求是、积极创新，不断提高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水平。富有中国特色的干部制度使得干部队伍建设成效不断提升，并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发展战略与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与目标的过程中，干部工作的原则、方针、标准得以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进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逻辑：坚持党的直接组织领导，抓住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发挥上级领导的引领示范作用，为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组织、机制保障以及基本路径。未来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应以此为遵循，保证干部队伍建设方向与道路的正确性，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地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质量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