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刚 江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领导”一词出现了117 次，如此高频出现表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同坚持党的领导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决议》揭示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往无前、勇立潮头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宝贵经验“十个坚持”之首。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回望党的领导的伟大历史成就，系统总结坚持党的领导的有益经验，不仅能为今后继续强化党的领导提供实践方向，还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从而跳出治乱兴衰、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率”。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四个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也正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引领中华儿女接续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形成全面、立体、综合的领导体系，为走好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和可靠依托。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固有属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法调和的矛盾催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了推翻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406。“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1］410-411。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革命实践证明，无产阶级要完成历史使命，就要建立先进的组织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即组织成立政党。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2］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性和先进性相统一的政治联合体，它的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使其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3］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列宁对此有着较为透彻的分析。针对部分人所患的有关革命力量会自发产生且采取行动的“左派”幼稚病，他提出“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4］，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党领导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要使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5］。

无产阶级政党在诞生之初就肩负着领导无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既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最多数人的利益，也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6］65。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党保持稳固领导地位的关键，是党的领导能够持久、健全的根基。习近平用三个“正确”和“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指明了党的领导同历史和人民的内在关系：“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7］5这体现出双重判定：一是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二是在党的领导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8］。近代中国涌现了无数的政党、团体、派系，但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带有妥协性、短视性、软弱性，而无法彻底地、正确地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人民是历史的缔造者，历史的选择归根结底还是人民的选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人民立场，始终秉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9］的领导理念，既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价值旨归，也是党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行动准则。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0］，他把党中央迁移至北京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人民是出卷人、阅卷人，如果考得不好，是要退回来的，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党的领导的效果由人民群众说了算，人民满意不满意、放心不放心是党的领导是否正确的最终评价标准。人心向背关乎党的领导效果，走好群众路线，自觉拜人民为师、虚心向群众求教，在人民群众面前当好“小学生”［11］27，重大决策的制定、颁布和执行一刻都不能脱离群众，这是历史对党的告诫。正如《决议》所言，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命运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十四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6］62在人民的支持下，党的领导才有实现的可能，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人民能够收获美好生活、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社会矛盾得以克服的要旨所在，也是遵循历史规律、把握时代脉搏的必然进路。

（三）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砥砺前行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党和国家的事业共生共荣、休戚与共。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解决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等问题，是党和国家砥砺前行的客观需要，为防范风险、应对挑战、化危为机、稳定局势、守住大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后盾。

自1921 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便积极投身、指导群众运动，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逐步把领导对象拓展到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等占社会多数人口的群体中。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他在完成“三湾改编”的基础上，总结失败教训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2］1931 年11 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指出，要“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13］。在长征时期，遵义会议作为党在生死存亡之际召开的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这成为党独立自主领导革命事业的发端。

党的八大之后，由于党内“左”倾思想蔓延，加之毛泽东“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6］13，导致党的领导在此期间遭遇波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汲取之前的经验教训，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人民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富裕。在恢复党的领导制度的基础上，让党的领导制度转向更加适应国家和社会快速发展需求的轨道上，确保党的领导体制充满活力。其一，完成党的领导方面的拨乱反正，明晰党政关系。邓小平点明了党政关系混乱的症结所在，并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4］333，着手纠正党政不分、把党办成政府或者把党办成企业的问题。1982 年，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重新确立起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加强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15］其二，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有力应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环境。邓小平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14］358，“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16］。1992年，党的十四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党组的设置、任务、机构、批准权限和隶属关系。1997 年，党的十五大强调要“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7］31，通过强化党的领导应对波诡云谲的时局。

“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18］。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既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也是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开辟发展新局的要求所在。

二、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的核心要义与思想精髓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史不难发现，党的领导不是一夜之间铸就的，在此期间经历了许多波折，才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应然和实然相映证、顶层设计和基层执行相契合的稳固形态。在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的过程中，需要遵守一定的准则，不然会产生反作用，使党的全面领导变为“片面领导”，甚至损害党的领导地位。总结关于党的领导的历史基本经验，把握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的要义精髓，有助于党的领导之路始终处于正轨。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根本在于坚持并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蔡和森就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19］，革命事业机能的调配与整合要由党来完成。抗日战争期间，党团结和依靠一切力量对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组织、动员群众是尤为重要的工作。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一切军政民的领导，集中与统一于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20］，并在次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及：“党必须力争对于一切这些群众团体的领导，反对群众团体离开党的政治领导而‘中立’的观点。”［21］1942 年，《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22］，并明确要求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由此前强化区域范围内的横向领导权转向强化全国全党范围内的党中央集中统一的纵向领导权”［23］。新中国成立后，在部委设立党组、在政府机构设立党委会，在农村、工厂、公司、学校、研究所、医院、图书馆、博物馆、铁路、航空等企事业单位设立基层党组织，实施归口领导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先后设立与各项事业相对应的领导机构。1954 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24］，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层面确认了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25］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实践探索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最终固定下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政治权威，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要求。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被看作新时代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大众化表达形式的名言，意味着党更加重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和功能发挥。其一，“党是领导一切的”表明，在中国“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6］20，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都要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党中央顶梁柱的作用。其二，“党政军民学”将“党”放置于首位，是有深意的。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17］49，更不能放弃对自身的领导。党首先要领导各级党组织，尤其要领导好中央政治局，进而领导广大党员干部，警惕分裂主义、分散主义等恶劣行径，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只有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党才能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其他领域。其三，“东西南北中”强调地方党组织要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重点解决过去“权力分散、效率低下、协调缺失、‘团团伙伙’和政治责任等问题”［27］，全体党员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向党中央看齐，做到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紧跟党中央步伐。对此，习近平连用两个比喻作了生动描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28］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29］，明确了党在中国的地位，实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区优势成果互相输送、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让制度发力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有效途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在党和国家各系统层级内规范党的领导行为的制度表达，具体由党内领导制度和党外领导制度两个部分构成，前者注重聚合力，后者强调联络力。党的领导制度的科学化、现代化表现为能够有效促进内部结构稳定并统合外部力量，能够时刻体现“制度善”和“制度好”［30］的党的领导的正当性，以适应决策的需要。民主集中制是兼顾各方利益、确保领导权威、实现决策执行的科学原则和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科学化、现代化进程的一次蜕变，具体表现为：从个人领导到集体领导，“它代表‘多个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体现‘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实行‘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31］，意在防止个人的主观判断失误对全局造成冲击。民主集中制包含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二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在充分发挥民主的前提下开展集中，在坚持集中的基础上体现民主，进而激发共同意志和全党智慧。这既有助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也有助于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既克服了只讲民主不提集中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也可以避免出现一味集中不顾民主的倾向，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合力。

坚持民主集中制，将民主集中制贯穿到党治国理政的全局之中，要进一步完善党的体制机制。其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促进党的领导体制法治化、规范化。坚持依规治党，根据时代需要制定合适的党内法规，补足法规“增量”，修订或废止不适宜的党内法规，激发法规“存量”，通过党的领导法规明确党的领导价值、程序和规则，缩减导致党的领导工作权责不明的“模糊空间”［32］。推动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有序运行，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是由特定党组织、国家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用于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增强党的领导职能、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为旨趣的行为规范，对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而言兼具“‘灯塔’的指引作用、‘屏障’的防范作用、‘利剑’的威慑作用和奖惩的激励作用”［33］，是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准绳。其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调适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弹性的组织”［34］，其自我革命有助于党的领导制度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将制度自信与制度创新统一起来，切实地把党的领导制度转化为应对显性或隐性、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风险的动能，纠正党的领导实践中出现的机械性决策、选择性执行、敷衍性汇报、象征性考察、“灯下黑”等现象，防止老问题反弹、复发或改头换面，警惕新问题萌发、突变。

（三）依靠党的建设完善党的领导

没有良好的党的建设，就不会有坚强的党的领导。缺乏坚强的党的领导，轻则无法完成既定的目标，重则使领导组织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导致党的领导体系遭到破坏。“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35］。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工程，不断推进党的建设“5+2”总体布局，从而对党的领导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因此，要准确把握党的建设工程的重点任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政治建设处于党的各项建设的统领地位。只有“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才能“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36］。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不偏移，全党上下紧密团结，步调一致向前进。同时，要以党的思想理论凝神铸魂，坚定广大党员理想信念，补好钙、壮实骨、立稳根、固牢本，更好地应对“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

建立上下贯通、执行有力、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大脑和中枢”的地位，维护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37］。党的领导既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又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还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这就要求，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遏制“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38］765等无序领导的情况发生，要“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39］，从而激励广大党员干事创业，培养可靠的后备领导力量。党的作风关乎党的形象，作风问题不解决，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断裂，而作风优良，人民群众就会自觉跟党走，党的领导事业就会事半功倍。解决“四风”问题，重在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为党内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党的领导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条件。守纪律的首要就是严明政治纪律，而“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38］132。党的所有组织与成员都要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山头主义，禁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打折扣、搞变通，保证党的领导指令通路畅通无阻。同时，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总布局的全过程、全环节，“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制度、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40］195。

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表明，执政者能否在承平时期做到严以治吏、防腐戒奢是其政权能否长存的关键要素。管党不严，纪律松弛，就会出现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收买人心、拉动选票，封官许愿、弹冠相庆，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尾大不掉、妄议中央“七个有之”［6］29问题。针对腐败问题，全党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查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把反腐利剑举起来，形成强大震慑”［41］。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显现，以此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和权威。

（四）不断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方式，关乎党分析局势、把握方向、解决问题、动员群众、执行决策的效果。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方式同党和国家的发展态势是正相关的，党的领导能力越强、领导方式越科学，党和国家的发展势头就越好、越稳、越快；反之则会危害党和国家的发展态势。自党的十六大强调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以来，党中央“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42］。进入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得到显著提升，党的领导方式得到不断改进，解决了许多以前想解决但又没办法解决的难题。

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的提高保证了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立场决定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念，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43］，坚持把人民的态度当作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的依凭。站稳了立场，就把准了方向、原则和道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摆在心头正中，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熟练掌握前瞻预见力、科学决策力和果断执行力相结合的政治领导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思想引领力”［26］16一词。“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44］，党的思想是引领党的行动的先导，新时代党中央揆情审势，创造性地发展了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外发挥了举旗定向的思想引领作用。不仅如此，党还通过科学、彻底的理论凝聚共识，为国家治理提供思想上的生产力，廓清迷思，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充分吸取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不断发展、更新理论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相结合，让党的思想在党内外都成为主流，引领时代走向。

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增强让党的领导融入社会生活。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7］18。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同心圆论”和“最大公约数论”等方法论，卓有成效地领导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发。一是“同心圆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40］562，党秉持着守住圆心、包容多样的领导理念，画出政党合作、民族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二是“最大公约数论”。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45］。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正能量。借此，党掌握了在异中求同的领导方式，积极整合多方意见，走好群众路线，让各方力量共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三、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46］。党的领导事业要面朝未来，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面对更光荣的使命、更艰巨的任务、更严峻的挑战、更伟大的工作，必须发挥好党的领导的作用，作出系统性、综合性的部署，遵循《决议》的号召，跨过新时代的“雪山”和“草地”，征服新征程的“娄山关”和“腊子口”，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蓄力量。

（一）在解决时代课题中，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而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是这三大时代课题的必答点、最优解。对于“道路之问”，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6］20，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始终保持道路自信的底气，也是新征程走得对、走得通、走得好的前提，更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保证和领导力量。对于“强国之问”，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党的历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群众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党所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开启了从“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7］的历史征程，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现代化进路的中国式方案。对于“强党之问”，党要领导自我革命，党的领导为党的建设辨明方向。党的建设的目标在于强化党的领导，“从党的建设看，就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48］。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强党事业的一体两面，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自我革命中修复党内出现的“七个有之”问题，并以党的建设“5+2”总体布局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防止党的领导空心化、口号化，破除“越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越是弱化”的悖论，这是新的历史方位下的强党之维。

（二）在深化规律性认识中，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

规律是客观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规律总是以其铁的必然性发挥着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适应规律、按照规律办事、善于运用规律的政党。《决议》明确提出要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6］72-73这就要求继续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等三者的结合力度。严格按照党规国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使党的领导思想、领导方式、领导逻辑“长期、稳定而持久地发挥作用，不因领导人和领导人意图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减少领导和决策失误的发生”［49］，切实将党和国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持党的领导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机统一，确保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为党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框定“极大值”和“极小值”［50］，积极扩大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有序的政治参与权，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11］154，发挥“听证制度”“社会协商对话”“民主恳谈”“社区议事”等民主活动带来的增益效应，促进党的领导深入社会基层。同时，党要准确认识和把握一个“变”和两个“不变”，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6］11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6］12，正确研判形势，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领导改革开放事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切需要，缩小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立体且全面的，少了任何一项事业，都不能算作成功。坚持党对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既有利于各项事业齐头并进，也有助于重点突破。当然，党在领导各项事业时，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党的领导是具体而非抽象的，“在广度上，它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党建、国防外交等各方面；在深度上，它涉及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各领域，涉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51］。党的领导的广度和深度要实现有机结合、保持高度平衡。比如，领导经济工作时也不能忽视生态工作，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会推动经济进步，而在部分生态条件恶劣的地区，生态工作相较于发展经济而言处于优先次序。“在国家治理的实践活动中，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都不应该弱化党的力量，弱化了就会出问题”［5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提出三则制度建设要求：一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二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三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29］。通过明晰详尽的制度安排，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之中。通过党的领导处理好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党内关系，把握“十个明确”和“两个确立”的内涵和要求，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的各项事业整体向前，是走好新时代新征程的要义所在。

（四）在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情怀和世界眼光兼具的大党，始终致力于谋求全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在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9］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既为全球减贫事业和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可供描摹的蓝本；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担负起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前进方向的使命，维护、弘扬人类共同价值，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加强与各国政府、政党的对话交流、合作互鉴，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在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历程中，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开放、包容、平等的领导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理性对待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反对意识形态偏见，防止人为制造分裂对抗，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坚决抵制‘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真正地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53］。在新时代新阶段，要继续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将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相对接，探究党的领导理念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共通之处，联合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和挑战，顺应世界人民的愿景追求和世界发展的历史规律，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稳定和谐、开放包容的美丽世界。

经验既是历史的总结，也是前行的遵循。因为坚持党的领导，百年奋斗才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未来我们才能够继续成功。虽然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应对和克服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大局，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协调好党的领导与各方面的关系，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中实现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