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玉凡，张治萍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自信问题做出重要论述，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40，41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首次明确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并强调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坚定文化自信。[2]可见坚定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党中央的推动下，我国对于文化自信的建设确实取得了诸多成效，文化自信也有所提升。但是，纵观文化治理现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多元文化主体角色定位失衡、文化供给组织面临多重运营压力、居民群体文化需求表达疲弱等。随着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如何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定意义上讲，坚定和提升文化自信是较为抽象的国家治理目标，如何将其落地、落实、深入人民心中，需要在现实层面上予以考量。其中，公共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形态，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发展平台。公共文化治理依据文化自信所发挥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生活属性等，将其具化拆解到制度、生产、生活多个文化场域，以文化制度自信、文化生产自信、文化生活自信为治理目标，以文化制度建设、文化生产建设、文化生活建设为重要抓手和建构渠道助推文化自信。

一、建构文化自信的顶层牵引——文化制度建设

文化本身不是制度，但二者却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价值功用上看，制度是“个人的行为受到来自主体以外的约束，并对个人的理念像给予一定框框似的，是‘一种规范性的文化’”[3]187，二者都具有规范人类行为、调节人类行为方式的作用。从构成上看，制度内含着丰厚的精神态度，是“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固化为制度化的和标准化的行为和思想模式”[4]527-543，体现着“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5]80。可见，一定的文化制度有赖于一定的思想文化，对文化制度自信本质上就是对折射于制度中的文化自信。建构文化自信，需要制度在顶层设计上浓厚安全感氛围，提供科学性、系统性牵引。

（一）文化制度建设的重点：以制度优势彰显文化制度自信

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由于研究视角的多样性，不同学者对于文化制度自信的概念虽莫衷一是，但究其根本，也无外乎是指对制度优势自信。换而言之，文化制度自信是指社会成员对制度优势，即对制度文本及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所引导的社会性操作的认可和自信。为此，在文化制度建设中，需要体悟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意指变量、细察文化发展外砺情境及制度文本演绎现状，进而延伸治理末梢，明确时代性制度标向以延展制度魅力，使制度构想与居民的文化诉求和文化供给组织的运营理念有机统一、制度蓝本与时代发展和文化治理现状相适应，从而充分彰显文化制度优势，释放文化制度活力。为此，制度文本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进行调整。在空间上，依据各地区文化发展特质完善文化制度文本，避免异质的文化发展地区在形制上雷同一律；在时间上，适时体察经由时间筑就的现代文化世界，借助新时代文化发展现状的内在参照性对制度短板进行反思并及时给出反馈，从而精进文化制度与时代的交织脉络；此外，文化制度优势还体现于在制度蓝本构想时及时回应国家治理理念、新时代人民美好文化生活意指及公共文化组织和文化企业的运营需求。文化制度优势发挥和延展的过程伴随着社会公众对它的渐进认同和自信，是推动文化自信的重要环节之一。

（二）文化制度建设的主导者：政府

在文化制度自信的构造中，政府是文化制度建设的主导者，其“作用成为成败的关键”[6]86。究其原因，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政府的角色虽然经历了“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包办型政府”到“引导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等多重演变，但其制度主导者职能并没有改变。相反，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文化治理新诉求与多元文化主体力量弱化的现状，进一步加深了政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发展提供制度牵引的主体形象。其次，从空间维度来讲，政府既能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又能全方位调动人力、物力、资金等各种资源，具有从制度层面把控全局、引领发展的功能作用。最后，从政府的性质及宗旨上看，政府所秉承的职能和“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要求其“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为文化供给组织、居民等文化主体提供方向引领和行动支持。

政府明确文化制度自信建设的主导者身份是促进“善治”之道的重要一维。为最大化推动文化制度自信，政府依据公众诉求与时代需求的文化制度理想形态更新制度文本，赋予制度文本前瞻性、全面性、嵌入性、灵活性等本质属性。在制度文本的针对性调适中，传达主流价值观念，重塑自身与多元文化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解决文化制度发展新朝向与现有制度文本之间的矛盾。同时，为铸就文化治理共同体，联动多元主体推进文化自信，政府在文化制度建设中关注文化组织发展需要与居民主体性作用发挥，从制度设计上为文化组织开拓发展空间提供文本依托，为居民自主参与文化建设营造制度环境。政府组织文化制度建设，秉承着健全制度文本、降低文化治理风险、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效率、发挥制度文本优势的责任担当。其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促进公众对文化制度的渐进认同，是建构文化自信的重要突破点。

（三）文化制度建设的实践逻辑：以“科学性、人民性、系统性”为基本遵循存续文化制度自信

文化之治基于文化之制，“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7]，文化制度优势导引科学治理、催化文化治理实效。为最大化激发文化治理活力、提升文化自信，在文化制度建设中，制度制定者应该从多个向度出发加强文化制度优势，展现文化制度魅力。

首先，以科学的价值理念引领文化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准，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发展”[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纵横延伸，以其强大的科学性、生命力和感召力，凝心聚力、造血铸魂，规范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规定了国家、社会、公民的行为标向，是提升文化自信的灵魂坚守。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决定了自身内嵌于文化治理各个领域的合理性，特别是决定了其内嵌于具有统筹意义的文化制度建设领域的必要性。为此，应推动核心价值观与文化制度良性融合，促使其要求和内容贯穿文化制度建设全过程。最大化发挥核心价值观对文化制度制定的价值导向功用，以核心价值观落地、落实助推文化制度自信。

其次，以人民为制度设计中心，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人民主体是文化制度自信、文化整体自信的受众，应围绕人民群众创新制度文本、组织制度设计。第一，应立足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视角，探析个体多样化生活模式、文化品位及行为指向，从中洞察他们潜在的文化诉求和内在的行为脉络，厘清他们参与文化生活的情感趋向和心理动因，以此完善制度文本，提升个体参与度。第二，要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文化资源分配均衡化，健全监督制度确保人民享受文化福利，保障人民基本的文化权益。第三，应该加强文化管理能力，精细人才培养政策，推动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为营造人民满意的文化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应遵循系统性原则，综合考量文化制度文本。第一，从单一主体管理转向构建文化治理共同体。单一主体所负责的领域是独立的、具体的，政府应该从宏观视角出发将各主体串联起来，建立起多元的利益共同体。第二，要依据不同的时间、空间更新制度文本，彰显制度设计的灵活性。文化治理实践是不断升级的，制度运用的空间也是广泛的，政府要具化考量，及时将赋有即时性、特色性的文化元素注于制度建设中，扩充文化制度的适用空间。第三，居民群体文化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源于各个领域，政府进行制度设计要着眼于多个视角，注重文化与经济、政治、生态等多方面之间的联系。

二、建构文化自信的现实保障——文化生产建设

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社会发展形态提升之际，文化与经济的交织脉络日益清晰。文化以其深刻的经济治理属性和软实力的象征，成为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综合实力的战略倚重。文化有力却无形，其效力的现实体现依靠经济支持。其中，文化生产作为具体的文化实践形态，是“意识形态传播的经济基础”，是文化影响力外化的主导性方式，其地位和作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越发受到重视。基于此，在建构文化自信的文化治理层面，必须加强文化生产建设力度，以明确新时代文化生产建设重点、主体、逻辑等保障文化生产主体和公众文化自信心的有效建构。

（一）文化生产建设的重点：以“高质量发展”强化文化生产自信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9]聚焦文化生产场域，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7]，“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10]314。据此，文化生产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理应以“意义重建为旨归”[11]，明晰新时代发展趋势，秉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标定。但是，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指向，学术界的看法却并不完全一致。李培峰认为，文化生产的高质量体现在“管理体系、创新体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产品和服务内容”[12]四个方面；魏鹏举认为，“优质文化供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内涵，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任务和目标”[13]；史学慧、张振鹏认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导思想，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14]。结合学者们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释义，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精神需要为根本目标，以高水平、高质量的文化生产主体及文化供给为建设内容，能够实现文化生产自信的发展形态。文化生产高质量发展是文化生产主体完善自身的逻辑必然，也是有效传播价值观、促进公众对文化生产产生多维认同的现实使然。文化生产建设应该以高标准锻造高质量的文化生产主体和文化供给内容，以此使文化生产主体“在谋取发展自信中确立文化自信”[15]，社会公众在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及满足感中产生文化自信。但是，纵观文化生产建设现状，还存在“文化产品内容乏味、文化产业运行机制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16]等多个问题。解决问题和建构文化自信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可持续、长远的发展，文化生产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文化生产建设的中坚力量：文化供给组织

为使政府和居民保持合理之“一臂之距”，要求一个榫卯联结。文化供给组织作为文化生产的关键性主体，既能传达政府行动理念，又能反馈居民主体文化诉求，其自身具有的中介属性使其成为黏合政府和居民的不二选择。

在文化生产实践场域中，文化供给组织通过整合文化在场和生产在场、文化效应和经济效益、国家文化理念和碎片式文化诉求，形塑自身构筑文化生产自信的意义场和实践场。在此中，文化供给组织分成文化营利组织和文化非营利组织，二者良性互补、双向互动，以关涉不同的供给侧重点，形塑居民文化价值认同的物化载体，通过全面勾起文化供给网络，最大化承接政府传达的文化理念和满足异质性居民群体的多样化文化需求，从而推动文化生产自信。一方面，文化非营利组织秉持人文关怀原则，向居民提供普适性的公益物品，以此满足民众的同一性文化诉求；另一方面，文化营利组织借助市场场域的灵活性，进行较之于文化非营利组织更为精准化和更富有张力的文化生产建设，即为弥补多样化居民的个性化文化需求在普适化文化供给中的空缺，文化营利组织将社会传扬的先进文化因子和居民的个性化文化需求熔铸于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并通过市场传递出去。文化供给组织充分调动自身生产优势及活力，通过有序组织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缓释不断变化的结构性文化供需矛盾，共建和谐的文化生产供应机制，从而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协力促使文化生产自信。

（三）文化生产建设的实践理路：以“价值嵌入→内部优化→高质量文化供给”为运营逻辑深化文化生产自信

随着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不断向纵深发展，文化生产建设在取得系列佳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困境，如“僵尸、影子、空壳”组织层出不穷、供给组织理念偏离、供给质量不高等。为推动文化生产高质量发展和文化生产自信，文化生产建设可以从价值、主体强化和文化供给多方面着手展开实践。

首先，在高质量的价值理念交流互构中铸造文化生产共同体。现代社会所传扬的治理期许是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文化建设、建构多方主体联动的文化治理共同体。为此，在文化生产领域，应综合考量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第一，从政府层面上讲，应积极对接政府文化治理理念。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导者，具有把控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文化供给组织应依据政府所传达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授权赋能后的行为界限内组织文化生产。第二，从自身运营理念上讲，各类文化供给组织要强化价值目标和自我意义认知。即：文化非营利组织要注重提高文化供给产品的公益性、普适性、服务性和人文性，而文化营利组织则要侧重于提升适应市场的能力，为自己开拓运营空间，促使自己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第三，从居民主体层面上看，要紧跟居民价值取向和文化需要。居民文化生活是复杂的，文化需求是多样的和变化的，文化生产理念应与居民文化需求保持一致，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调整文化产品供给。

其次，加强组织内部建设，提升业务能力，打造高质量的文化生产主体。“打铁还需自身硬”，有实力的文化生产主体是提升文化生产自信的底气和力量。为此，应积极识别文化人才，组建高素质的职工团队；加强组织公益精神及社会责任感，增强社会公信力；促进结构优化和升级，为适应市场注入强劲动力；推动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内外部监督管理机制，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及绩效评价机制；积极组建社会关系网络，拓宽组织活动空间和资金筹集渠道，提升社会影响力。

最后，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提增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是提升文化生产自信的突破口。所谓文化供给的高质量，应包含如下特征：一是双趋性。“双趋”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化供给组织进行文化供给应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二是人民性。文化供给的受众是人民群众。生产文化产品要给予人民群众充足的话语权，将人民群众的文化期许放在第一位。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既要满足人民群众一般性的文化需要，体现公共性价值，又要提升审美价值，创造文化精品。三是时代性。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应促进科技手段与文化产品有效结合，体现出内容的即时性和传播形式的创新。四是地方性。高质量的文化供给要避开文化产品形式与功能的雷同，注重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出特质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三、建构文化自信的落脚环节——文化生活建设

文化生活空间是民众提升文化自信的主要场所。政府制定的体制政策、文化供给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建构文化自信最终都要落脚于文化生活场域。基于此，公共文化治理应该介入到民众文化生活场域中，来洞察文化生活建设逻辑，找寻使文化自信“接地气”、深入群众的建设模式。

（一）文化生活建设的重点：提升文化生活质量、促使民众提增人生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17]，加强文化生活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构文化自信的实践形态。在此中，文化生活建设以提升文化生活质量和促使民众提增人生意义为工作重点。一方面，文化生活质量是提升文化生活自信的底气，是民众建构文化自信的外驱力。近年来，响应党中央制定的致力于“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18]的系列决策部署，学术界对于文化生活质量的所指也展开了研究。廖小琴将文化生活的“质”“量”分开解读，认为“‘质’指性质，‘量’指人的精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19]；吴东民、谢静认为，“文化生活质量可以定义为各种精神活动和产品的保障状况以及对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20]；还有的学者指出文化生活质量应包括文化生活方式的合理化构成、文化环境等要素。基于此，本文认为文化生活质量是一个相对性概念，质量好坏取决于人民的评判。提升文化生活质量应以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为切入点，围绕人民优化文化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促使民众提增人生意义是文化生活自信提升的内驱力。民众自我价值生成和实现是持续参与文化生活和多维认同感产生的力量之源，“人民对其人生道路越自信，他们对形塑其人生历程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和文化环境氛围等文化要素就越有信心”[17]。为此，文化生活建设应把握多样化民众人生价值生成的不同理路，并创造条件推动其实现。

（二）文化生活建设的主体：居民

新时代背景下，文化生活建设内在涵蕴了推动居民强化自我价值和文化生活意义的认知，注重催化居民主体性人格构造和居民文化共同体之有机统一的逻辑主线。

居民在文化生活自信建设和文化自信的培养中具有绝对存在意义。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1]16，“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1031。居民必须在文化生活实践中发挥主人翁意识和首创精神，坚决将自己摆在创造美好文化生活的主体地位。其次，人民群众是文化自信的表达主体。文化自信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自信。人民群众既是提升文化自信的行动主体，也是培养文化自信的目标主体。文化自信只有落脚于居民文化生活空间，被居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迸发出最佳治理效能。再次，催生文化自信的居民文化共同体依赖人民群众建构。居民能够通过发挥能动性和积极性建立相互认识、互相扶持的社区交流网络，共筑文化公共意识，以居民生活共同体推动居民文化共同体。最后，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享有者和反馈者。一方面，居民通过文化参与将自己置身于多元文化主体创造的文化环境中，享受文化供给福利，接受文化发展硕果；另一方面，居民能够汇集文化参与体验，积极将文化发展意见反馈给多元文化建设主体，推动制度文本及文化供给与自身文化需求精准对接。据此，文化生活建设应以现实的人为行动主体进行逻辑架构，行动目标为了人民、实现过程依靠人民、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与此同时，居民也在主体性人格彰显中完善角色意义、实现价值功用。

（三）文化生活建设的行动逻辑：以居民“获得→认同→行为”为路向推动文化生活自信

纵观文化生活场域，居民群体对于参与文化生活表现出不同的意愿。文化生活的纷乱繁杂导致提升居民群体文化自信心的复杂性。为此，应该理清居民群体自信心建构的逻辑主线，即“获得→认同→行为”，并以此为行动指向展开文化生活建设。

首先，增强获得感是建设文化生活自信的首要环节，是形塑居民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的前提与基础。获得感因人而异，组织文化生活建设，应积极厘清多样化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深层次动机和人生价值的生成理路，如“中老年居民在群体交往中实现了自我价值；以积极分子为主的居民在积极的社会评价中觅得了自我价值；以弱势群体为主的居民在重新诠释的自我生存意义中重拾了自我价值”[22]，进而以此为行动逻辑，精准对接居民文化诉求、优化文化生活环境，通过打造高质量文化生活空间，帮助居民消除提升获得感和实现人生意义时来自外界的结构性障碍。

其次，提升文化认同感是推进文化生活自信的主要环节，是升华居民文化价值情感的主要步骤。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获得感双向互构、同步提升。文化认同感建构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持续加固的过程。居民群体应充分利用文化建设成果，在主体性人格充分彰显中形塑认同。具体而言，居民群体应做文化生活的主动建设者，而不是被动接收者。居民主动参与文化生活，凝结参与感受，当文化生活与自我需求相一致、与自我价值构造相匹配，便形成基本认同，进而继续参与；当文化生活与自身诉求不符，则应该发挥能动性，及时反馈参与感受和意见，从而在问题有效沟通和解决中继续参与。之后，民众在继续参与中进一步深化认同。至此，认同便完成了生产与再生产。

最后，文化行为是居民文化情感外化的表现，是展现文化生活自信的重要标志。在这一阶段，居民主体的文化行为展现出高度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居民自觉加工所获得的、认同的文化体验、情感和价值，并将其内化进思想体系，使其与原有的思想观点融为一体，从而基于合理的文化价值体系外化文化行为。文化行为是衡量居民主体文化生活自信的重要标准。只有居民具有持久、有效的文化行为，文化建设的多维路径才有存在意义。

四、结语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应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2]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和坚定信念，能为实现新时代文化建设目标凝神、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聚力，是完成“十四五”战略目标的铸魂工程。公共文化治理通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协作共进，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发展平台。在此中，政府通过文化制度建设，协助文化供给组织运营发展，满足居民群体文化需求，最大化展现文化制度优势，推动文化制度自信；文化供给组织通过文化生产建设，对接政府文化治理理念，生产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文化产品，为政府和居民搭建沟通桥梁，实现文化生产自信；居民群体通过文化生活建设，向政府和文化供给组织反馈文化需求，在积极参与和持续参与中提增人生意义，推动文化生活自信。文化建设多维途径搭建起共治之网，涵盖多元主体，涉及多个领域，共筑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