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童，常 江

（1.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8；2.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在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制度变革往往成为时代的先导。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掌握主动，就在于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制度建构中实现了现代性启蒙，形成了技术革命、制度变革、文化价值的先进性、现代化优势、现代性主导权的实践逻辑。近代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实现了民族觉醒，推翻了封建帝制，在屈辱中开启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经“器物学习”“制度模仿”“文化反思”，都未能找到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现代制度范型。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与制度求索，折射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矛盾。西方暴力殖民的同时带来的制度现代性火种，使中国人意识到，唯有在学习西方中进行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而这种根本性转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对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清理。但是，西方的殖民侵略带来的屈辱和贫困又使中国陷入了对现代制度的向往与憎恶的复杂矛盾中。制度选择的被动性折射出文化建构的“客体化”地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种以倡导类群价值信念和文化理想的革命学说既顺应了中国人集体本位的价值情愫，又规避了中国制度选择和文化追求上的矛盾心态，赋予了中国制度现代性探寻的主体资格，为中国开启了一段新的制度启蒙叙事。[1]

从制度建构上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00年是团结带领人民在现代化征程上实现中国式制度建构的100年，是终结“近代中国之乱”和实现“现代中国之治”的100年，是在博采众长中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制度精神的100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2]2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国制度自信，本质上是对中国制度赖以生长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建构理应诉诸文化自信的考量。只有靠强大的文化自信支撑强大的制度自信，才能摆脱近代以来对西方世界形成的“制度依赖”，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彰显中国制度的内在精神。欲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制度自信何以可能”，理应深入探寻蕴藏其中的文化密码。

一、关系密码：中国制度自信的文化向度

（一）制度的文化界定

马克思提出：“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3]79美国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这样描述制度：“制度是稳定地组合在一起的一套价值标准、规范、地位、角色和群体，它是围绕着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而形成的，它提供了一种固定的思想和行动范型，提出了解决反复出现的问题和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方法。”[4]109这两个界定说明，制度是基于人的社会交往需要而形成的目的理性，旨在满足人的交往规范化诉求，是指人在社会交往中基于维护公共秩序、化解公共矛盾和实现共同利益而形成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遵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制度归根到底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制度的健全完善程度。任何制度的生成和发展都需要以一种稳定的文化价值作为支撑，“每一制度的具体安排都要受一定伦理观念的支配，制度不过是一定伦理观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是结构化、程序化了的伦理精神”[5]35。梁漱溟先生从物质生活层面、精神生活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对文化进行了广义的界定，把文化界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种类型。[6]55，56“制度文化”体现了制度和文化的内在逻辑，指为保持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关系的确定性而形成和发展的一切制度文明成果。文化构成了制度生成发展的价值内核，各种制度间相互区分的本质就在于制度文化的差异。

制度是属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生存发展史就是人类制度演化史，人的行为总是受到各种不同层次的制度规范影响和制约。制度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表征着不同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间层次表征着各自活动领域的行为规范，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最低层次表征着各种社会群体的行为规范，如各种具体体制、公约等。这些不同层面的制度都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们在一定的文化世界中生成，又在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中涵育一定的文化世界，在制度执行中形成和传播特定的文化理念。

（二）文化自信对制度自信的基础性作用

制度自信表征着主体充分认可制度及其内在精神，并对制度效能及其发展前景怀有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自信的根源需从文化自信中探寻，文化的自信程度制约着制度选择、制度实施、制度评价的自信程度。

文化自信决定制度选择的自信。马克思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7]42制度选择无不受到这个国家和民族既有文化世界的影响。唯有尊重、认同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才能在实践中做出正确的制度选择。在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历史之前，各国在制度选择上往往都忠实于各自的文化传统。随着文化世界的民族视野向全球视野跃迁，西方现代性所展现出的诱惑力使世界各国产生了制度选择的困惑，最终在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张力中效仿西方制度建构。由于这种制度选择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往往会同本民族文化产生冲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顾长期沿袭下来的东正教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导致国力大幅衰退；拉美国家对西方制度文化邯郸学步，造成了令人扼腕叹息的“逝去的十年”。这些制度选择的失败，皆因对本民族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和应有的信心。国家制度的选择既要注重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先进的东西，更要充分考量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历史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8]制度选择和文化选择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既要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中实现科学的文化定位，同时应以对这种文化定位的自信实现对制度建构的选择，方能避免在制度选择中抽空传统、邯郸学步的失败厄运。

文化自信促成制度实施的自信。人总是在历史传承和文化塑造中不断进步的，历史文化环境决定了制度执行主体的文化心理和素养，继而影响着制度的实施质量。非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模仿西方政党制度中走样而造成社会混乱，是因为西式民主的价值取向、实施方式难以适应他们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反观中国制度的成功实践，正是历史文化理性和现实文化理想有机结合的结果。在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浪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努力在传统文化中找寻现代制度的有益基因，又遵从现代制度规律，最大限度地彰显民族文化心理，在西方制度“普世主义”的文化旋涡中找到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制度建构路向，实现了对传统性和现代性对立性的超越，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互养相成”的制度实施方式，既避免了尾随西方的被动局面，又创造出独特的制度文化系统。

文化自信增进制度评价的自信。任何制度都有特定的价值评价系统，这个价值评价系统依托于制度存在的特定文化语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9]要尊重不同社会制度赖以存续的历史文化传统，坚持适合性、尊重多样性、凝聚共识性，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制度给予正确的评价。应根据民族文化心理状况、可承受阈值及核心价值取向确定这个民族的制度评价标准，同时在制度评价的实施中塑造成熟的民族文化心理，建立既符合民族文化范式，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制度评价系统。

（三）中西方制度文化在实践中的不同走向

任何制度的生成、运行、发展乃至消亡都有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支撑。马克斯·韦伯说：“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内在精神，前者是一个社会有效运行所要求的一套经济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而后者则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文化观念。”[10]114

在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局中，由于西方对世界的主宰，中国的现代制度选择从一开始就是以否定民族文化为前提，造成了制度选择的非自主性和内在矛盾性。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赋予了中国制度建构的主体资格，“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制度基本性质的价值选择。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博弈始终未曾停止，西方现代性总是试图以其先发优势实现话语霸权，推行西式“文化均质化”实践范式，以西式文明的所谓“普遍性”裁剪人类各民族文明的“特殊性”，并把这种“普遍-特殊”的思维范式置换于“先进-落后”“文明-野蛮”“富强-贫贱”的价值分析框架中，将西方的制度范型解释为终结人类历史的完美形态。西方一直以来的制度垄断和文化渗透，就是为了延续近代西方世界营造的“中心-边缘”的价值逻辑，使西方始终保持所谓的文明顶端地位。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质可以理解为世界格局重构、世界权力重组、世界价值重塑、世界话语重建。西方主导的不平等制度体系和现代性秩序正在改变，西方制度的价值引领意义和实际治理效能正在受到广泛质疑。特别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14 亿人口的中国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而许多西方国家却依然在严重的疫情中挣扎，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价值优势，也暴露了西方制度的价值危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西方制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正在经历此消彼长的变化，并将逐步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显现出来。

二、历史密码：中国制度自信的文化厚度

美国学者布莱特利·沃马克和詹姆斯·R.汤森说：“影响中国现状的首要根源是其传统政治体制的恒久性和至高无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甚至在新体制超出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也可无限长久地持续下去。”[11]23历史文化影响的恒久性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度，既表明中国制度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给养，也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在制度建构上完全西化的不可能性。中国制度建构依托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时空，形成从属于中华文明范式的文化密码。

“天下为公”的治道理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礼记·礼运》篇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从经济视角看，“天下为公”体现了原始公有制的雏形，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始根据。从政治视角看，“天下为公”体现了对原始社会禅让制和政治权力公共性的推崇。郑玄注：“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12]711孔颖达疏：“‘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12]712由于天下为公家所有，因此治理天下也必须“选贤任能”，这就同中国古代对君子“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塑造结合起来，即选拔的人才理应内有高尚人格，外有出众才能，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人才选拔制度的建立。“天下为公”的治道理想蕴含着古代先人对“天下”的理解，形成了中国古代超越“国家”概念的“王道政治”。这种“天下为公”的情怀给现代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深厚启迪。我国在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基础上，以心系天下为己任，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援引“天下为公”理念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3]这里所讲的“大道”，已被赋予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现代内涵，成为构建国际治理体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实现机制的文化基石。“天下为公”的治道理想正通过“中国声音”成为世界性的制度文化共识，成为涵养中国制度自信的精神资本。

“贵和持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深刻塑造着中国制度的思维方式。“贵和”“持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紧密联系的两重文化价值。“贵和”强调“和谐有序”，万事万物殊异有致，注重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内在关联，促进对抗性事物间的矛盾转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尚和合”的文化精义。“持中”强调以中庸态度审视和评价万事万物，尊重差异，追求协同。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态度深刻塑造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深深熔铸于中国制度的建构中。无论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制度，抑或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等等，都遵循一个共同特征：注重多元主体、多重方式的协调配合，强调“主要与次要”“一元与多元”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4]3改革和制度建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尊重整体、强调系统、注重协同的“贵和持中”精神的鲜明写照。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逐步摆脱“左”倾或右倾的偏执型思维，在“中和”之道上不断向前发展。

“民惟邦本”的民本价值追求滋养着中国制度的主题主线。“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基本信条。儒家文化主张“仁者爱人”，在政治建构上推行仁政，反对苛政滥刑，阐明了民众对于国家的基础性意义。东汉儒学家荀悦认为：“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申鉴·杂言》）《淮南子》中有云：“民者，国之本也。”（《淮南子·主术训》）荀子则提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君舟民水”的典故多为历代统治者居安思危、自我警醒之用。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指出民众居于民、社稷、君这一价值序列的首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虽然没有摆脱“官—民”等级统治秩序，但却对后世的制度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得民本文化的价值滋养，并对民本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制度建构的价值着眼点。二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展开制度实践。譬如，在脱贫攻坚的常态化制度设计中，注重民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瞄准最困难群众的实际需要，对这些贫困群众精准扶贫、扶智、扶权，维护他们接受教育和行使民主的权利，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的实践中，让人民感受当家作主的尊严，拥有创造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在疫情防控的突发性制度设计中，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到第一位，以联防联控防止疫情蔓延，以全国一盘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14]，使制度自信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价值密码：中国制度自信的文化高度

马克思主义遵循类群价值本位，在反思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精神的基础上，以对私有制的批判展开了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启蒙叙事。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有机结合中，形成了中国式的制度精神谱系，深深熔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当中，深刻塑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主题、发展动力和发展指向，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制度自信的文化高度。

第一，从发展主题看，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文化理念成为中国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5]“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文化底蕴就在于其彻底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287，马克思把解放人民的哲学转化为解放人民的革命实践，终其一生都在探索实现人民解放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人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创造性发展了人民性文化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制度建构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00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10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1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制度建构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文化基础。在封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是被统治的对象，即便是把“民主”写在旗帜上的资产阶级，也只是“口头民主派”。“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16]589毛泽东提出：“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17]57，58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基础的制度建构，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人民作为制度服务对象和制度执行主体的统一，形成了制度组织系统、实施系统、对象系统的公共价值指向，也为人民形成对制度的深度自信和真诚信服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为“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价值升华。“以人民为中心”更加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制度的治理型构，即以“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人民”的服务型结构，根本超越封建社会“官-民”的统治型结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资-民”的分离性结构。社会主义公职人员本身是人民的一员，既是制度执行者又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理应将人民利益置于核心地位，以高质量的实施效果激发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自信。如果公职人员的行为同人民性制度精神相违背，就应受到制度的规约和制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文化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

实现全体人民在制度实施中的实质平等是中国制度的价值追求。平等是人类现代性的核心文化精神，但以资本多寡为核心指标的资本主义制度建构根本否定了人类经济平等的可能性，使人民总是在屈从于“资本逻辑”中偿付不平等的代价，造成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难以弥合的鸿沟。中国制度建构遵循马克思主义类群价值平等的文化旨趣，一方面打破“物役”的束缚，把人们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中解放出来，实现“物的联合”；另一方面打破“人役”的束缚，把人们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联合”。试图在各种制度建构中体现以经济平等为核心的机会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实现平等的全民性、全过程性和共享性，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内在张力中实现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平等追求，竭力为全体人民平等提供生存性兜底的制度保障、享受性需求的制度依托、发展性机遇的制度设计。

人民评价标准是中国制度的根本评价标准。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优劣的根本尺度。他强调：“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8]37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19]28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理性尺度即生产力尺度，衡量制度能否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效率提升。价值尺度即人民尺度，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度能否服务人民和增进人民的满意度，考量的是制度对人民需要的满足程度；二是制度能否以人民作为参与主体，拥有令广大人民群众全方位、全过程参与实质民主的通道，考量的是人民对制度建构的参与程度。在此过程中，价值尺度是更为核心的评价指标，理性尺度的评量必须落脚于人民这个主体，使经济发展真正为人民服务。

第二，从发展动力看，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构成了中国制度与时代同步伐的主导精神。制度自信不仅包括对现行制度建构和执行现状的信心，更蕴含着对制度未来发展走向的信心。这个信心指谓着对制度创新与未来社会发展走向匹配程度的信心，即制度创新总是能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而进行自我调整、自我修复和自我革新，社会成员也普遍相信制度创新符合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并愿意持续为此做出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活力，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支撑。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0]588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历史发展前进的方向，但其先进性也唯有在顺应实践的制度创新中才能不断展现出来。制度创新是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制度自信内在地包含着制度创新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21]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顺应实践诉求和时代需要，随时做出符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在创新中积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勤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改革创新精神，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永恒动力。

第三，从发展指向看，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是中国制度的最高理想。制度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体，制度的工具理性在于通过外在规约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制度的价值理性在于通过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最大限度地保证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是人类理想制度建构的应有之义。在马克思哲学中，自由是人的类特性，人民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也是制度建构的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第一次把自由和发展的权利由少数人专利归还给多数人，找到了实现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共产党宣言》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53作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要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制度建构的首要文化追求。当然，自由的实现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历史发展到什么程度，自由就实现到什么程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到达什么阶段。作为具有高度战略定位和战略定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把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高文化理想。在国内层面，通过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各种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在制度公共合理性的建构中寻求人的自由实现机制；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实现人类自由的文化理想建构国际新秩序。我们之所以有制度自信，就在于我们制度的目标是高尚的，方向是明确的，能够在持续的制度完善中优化人的合理自由，科学确证和实现越来越多人的自由本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制度的建构和发展，符合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既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厚度，又有引领时代的文化高度。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共存、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的世界环境，我们绝不能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在长期的文化传播、交流与选择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深度契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崇尚统一、强调大同、尊重集体、重视人民、实现人类解放的文化价值立场，构筑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9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 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8]在世界多元化的制度模式面前，中国制度的建构体系、实施方式和评价标准，不仅应遵循现代化规律和历史发展取向，而且要符合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国情，既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也为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