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怡，李 兵

(1.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昆明 650091；2.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65)

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根源于呼吸之于人类存在的特殊地位。空气是生命存在的最基础的条件，人类生存的空间中充满了空气。正如“伊瑞葛来在《气的遗忘》中对海德格尔‘林中空地(Lichtung)’的追问：其中难道没有空气？”“空气，这个最初流体免费给予我们，并且在母亲的血液里，也无需利益，当我们出生时重新给予我们，这也是我们在大地上栖居的条件。”[1]240空气是我们与世界及他人命运连接的媒介，而当病毒以空气为媒介传播时，其潜在的威胁在对象上也就没有了差别。新冠肺炎病毒借助无处不在的空气进行无差别攻击的同时，也就改变了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在世界中被遗忘的身体

(一)离开身体无法设想主体间性

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认为，我们的意识指向意识到的经验和观念，而非“意识之外”的事物。当我们有所意识的时候，首先觉察的是我们的印象和观念。意识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封闭的，我们只能够依靠信念和推理来建构外在于意识的客观世界。我们可以只相信自我的印象、观念及心理活动的存在，也可以相信某种独立于自我意识的存在的存在。同样，经过逻辑推论可以得出客观实在是我们的感觉和经验的来源，或者我们的先天认知形式通过对于感觉材料的整理而形成了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甚至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认为自己能够提出准确表征客观世界的理论或模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跳出自己的意识。换言之，对于他者的“自我”的意向性不具有直接明证性。我对于自身具有直接的可通达性，而对于他人的“自我”的体验则必须要经由他人身体的中介。

最原初的经验直觉是“我”就是我的身体，而不是将我的身体作为对象来经验。以身体为中介意味着对于我而言，他人首先是一个客体性的对象，而不是如“自我”一般具有直接的明证给与性。我们意识到“身体是我与他人关系的中介或通道，它表征着我的在世处境，它意味着我绝非一个孤独的单子”[2]305。如果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我思”出发就意味着从自己的主观性出发将他人看作是主体的对象而不是另一个自由的主体。与之不同，一旦以身体为中介，则他人就成了不可为意识的同一性所化约的独立的存在。当自我意识将自己的肉身当作对象的时候，就能够察觉到意识与肉身的原初关联，亦即自我是身体与意识的统一体。此时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呈现于我的意识中的他人也是如我一般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换言之，每一个他人的肉身都不仅仅是如物品一样的存在，而是都具有主观意识的主体性存在。与此同时，我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肉身同样也会成为他人的意向对象。以身体为中介认识自我意味着自我在感知到“我思”的明证性的同时，能够意识到自我也作为一个客体向他者显现，意识到自我与他者作为肉身化的存在同处于一个世界之中。

(二)肉体性使人成为一个在世的存在

“肉体性使人成为一个在世的存在，这给了他一个确定的空间位置，并且规定他只能与那些同样处在空间中的实在发生实体性的关联。只有这些实在才能进入他的身体，构成他生活的一部分。”[3]188现代医学建构于解剖学之上，解剖学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将生命活体对象化的思维模式，以解剖学的视野看待身体就意味着将对于他人的意识的本质操作方式规定为表象式思维。如此一来，主体意识面前的他人只是一个类的存在，即一个通过认知方式去把握的客观对象，思维主体以对象性的客体化方式来把握此思维对象。意识只能以同一的类的对象性的方式来把握一个作为他人的个体。换言之，在对象化思维之下的他人只是统一于同一性之下的类存在，他人的身体也只是如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物质实体一样存在的一种客观对象而已。萨特批判了解剖学的身体观，他认为我们观看身体的视域是多重的，并非只有如解剖学一般对象化地客观地观察这一种方式。如果从切身经验出发，那么不难发现我们考察身体之前就已经暗含了一个从何种视域出发的问题。“我使我的身体存在，这是身体的存在的第一维。我的身体被他人使用和认识的，这是它的第二维。但是因为我是为他的，他人对我表现为我对其而言是对象的主体。我们看到，在这里关键正在于我与他人的基本关系。因此我作为被身为身体的他人认识的东西而存在——尤其是在我的人为性本身中。我作为被身为身体的他人认识的东西而为我地存在。这是我的身体的本体论第三维。”[4]433“从医生能对我们的身体所做的检查出发，就从没于世界的、作为为他的我的身体才出发。我的为我的身体，不是没于世界地向我显现的。”[4]377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从特定的位置和视角出发才能意识到某物的，解剖学考察身体的方式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察方式，因而并非是一个普遍性的视角。

二、身体因为健康问题而成为意识聚焦的对象

(一)健康状态下的身体往往被遗忘

人是一种在世间生活的存在，在世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体验身体的方式并非是解剖学式的位置性意识。位置性的意识并非是最原初的意识，非位置性的能思-所思的意向关联体才是一种更原初的体验和更底层的意向性，才真正是存在展示自身的意向基础。意识能够意识到在世之物以及意识自身恰恰正是由于这一基础的奠基性作用。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很多时候是以前反思的方式生活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专注于其在世间所从事的谋划，身体这个时候是隐而不显的。“我是的东西，在我是它的时候，原则上不可能是为我的对象，因为我是它。世界上的物所指示着的并且这些物围绕着的那个对象是为它自己存在的，并且原则上是一非对象。但是，由于我的存在的涌现，从一个中心出发扩展距离，所以它通过这扩展活动本身规定了一个当它使自己被世界指示时就是它自己的对象，然而我不能把这个对象直观为对象，因为我就是它，我就是对我自己的显现，而这个显现则作为就是其固有虚无的存在。”[4]394也就是说，对于身体的非位置性的意识，要使自身成为意识，就必须虚无化身体，因为身体恰恰就是这种意识之所是。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的身体处于健康的状态时，我们通常专注于自己在世的谋划及其完成，而并不会特别留意到自己的身体。比如我此刻正在电脑上写论文，我不会特别注意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也不会注意自己的眼睛正盯着屏幕或者颈椎正支撑着前倾的脑袋，我所关注的仅仅是写作这件事情。换言之，正是写作使得我此刻正在做的事情有了意义，虽然这其中已然包括了身体的参与。又比如，工厂中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往往能够以不需要有意识的自觉的方式来掌控自己的身体活动。他们往往仅仅依靠无意识的本能就足以使自己顺利进行劳动，而不必在每一个具体劳动的动作之前做出有意识的规划和思考。工人的劳动运作越是有效，身体就越是倾向于在劳动过程中隐而不显。工人要想熟练掌握某一项劳动技能或者获得新技能，往往需要使这些技能在前意识的层面与身体充分融合。这种充分融合使得我们在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时往往能够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比如说对于梅西而言在盘带足球过人的时候，不需要特别在意足球与躯体动作的协调配合。与之相反，当工人不熟悉特定的程式化劳动操作时，由于力求复制某一标准化活动，当下的活动必然是以已知的活动为定向，因而身体反而在意识中凸显出来，这种凸显往往与身体与工具的不协调为背景。

(二)不适感使身体成为意识的焦点

身体成为意识的对象也就同时意味着意识与对象之间处于一种位置性关系之中，即意识从特定时刻的特定视角出发意识到对象。身体可以成为自我观察的对象，这通常会在身体的某一部分感到不舒适时自然发生。还是回到前文所举的写作的例子，当我由于在电脑前久坐而感到肩膀疼痛的时候，或者由于长时间注视屏幕而感到眼睛干涩的时候，我的意识就会特别专注于身体的这些部分。在写作活动之中，我的身体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动作的意义并非是由诸如手指敲击键盘、眼睛注视屏幕这些身体活动所获得的，反倒是这些身体活动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活动恰恰在于此刻我所进行的写作活动具有意义，因此即便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上述的诸多不适，但是我可能由于过度专注于写作而忽略了这些不适感。不过随着工作的进行，这些不适的程度也在逐渐积累，这些部位越来越不服从于当下的写作状态，到了某一个时候，身体的不适在我的意识之中也越来越明晰起来了。

“身体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使人成为‘世间的’的人，也就是使人成为一个在物质世界生活的存在。只有通过身体的活动人才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通过身体他认识到，自己是由与物质世界相同的元素构成的，受同一个命运和规律的支配。”[3]187生活于世界之中的我们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是丰富多样的。作为我们世界的一个维度的身体与其他维度共同处于一种和谐关系之中，因而通常是隐而不显的。但是当人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身体就会在意识中凸显出来，成为我们意识的焦点，而此时我们与世界其他维度的关系都会随之发生改变。身体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从对世界其他维度的关注中抽离出来，就是在此时，我们明确意识到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由于身体上的不适，我们在世存在的和谐统一被打破了，身体成了我们意识的对象。身体的某个部分由于不适而成了身体意识统一性的障碍，障碍之物作为对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有的情况下，意向仅仅集中于不适的部位，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却能够意识到整个身体的奠基作用，亦即局部的病痛对于整个身体健康的威胁。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手指被玫瑰的刺划了一下，我们会专注于手指的疼痛；但是如果手指是被森林里不知道的植物的刺刺了一下并且被刺的部位红肿起来的话，我们就会担心这种植物的刺是否有毒，此时与疼痛相伴随的是恐惧、焦虑等情感性体验。

三、 新冠肺炎疫情期的特殊意识状态

(一)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人们对自我身体的关注度提高

意识聚焦于自我的健康不仅仅发生在身体患上疾病或遭遇伤痛之时，也可能是因为间接或亲眼看见了他人患病时的痛苦状况和不良后果。当自我与病患在诸如遗传特征、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等致病因素上具有更高的相似性时，就越可能由对他者身体的注视而引发对自我身体的对象性关注与反思，并往往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焦虑与不安。例如同一家族的人中有人得了某种癌症，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往往会担心家族遗传发生在自己身上；又或者在目睹了肝癌患者的痛苦之后可能促使某个人下定决心戒酒。其实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对日常的生活习惯进行反思。我们会反思自己是否养成了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否食用过野生动物，是否在平时有计划地进行健身活动等等。疫病时期居家隔离的自我基本上断绝了与外在世界的大多数的联系和往来，摆脱日常事务的约束而具有了主动转化自身生活方式以使之符合健康文明标准的契机。很多居民热衷于学习养生保健知识以及健体强身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种类似福柯意义上的自我技术的实践，为公民自主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提供了契机。“这就是使得个体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实施一定量的运作得以可能的技术。个体凭借这一技术在自己那里获得一种改造、修正，达到某种完善、幸福、纯洁、超自然的状态。”[5]121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为人人都具有潜在的被感染的风险，因此人们不能够再栖息于忽略自我的身体而专心从事生活计划的日常状态之中。也就是说，不管实际上健康状态有没有被打破，身体都作为自身意识的对象凸显了出来。我们会比平时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我们会更频繁地想要在居家的条件下健身，这种冲动大大超过了平时，尽管平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健身方式可以选择；也可能我们会更多地去关注与养生保健有关的资讯，等等。在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了自我的身体像对象一样的存在，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意识到作为对象的疾病的存在。如果我们身体发热了，我们会在对象化的身体之上发现对象性的疾病，同时伴随着恐慌、疑惑等情绪性体验，尽管它并不一定就是新冠肺炎。身边的人咳嗽了或是打喷嚏，我们就可能会感到疾病作为入侵者已经兵临城下，一旦它侵入我的身体，就会与免疫系统发生战争。对于肺炎的对象化体验往往是具体化为病毒的形象，这种形象是视觉想象的产物，我们似乎能在电梯间的按钮上和商场的门把手上看到病毒的存在。

身体与其他意识对象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永远无法脱离自己的身体而单纯去意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可能由于放不下世间的计划而试图压抑身体成为对象的要求以便专注于计划的施行，但不论我怎么努力，意识仍然能够感觉到身体成为对象的强烈要求。比如说一位农民坚持在疫情期间到农贸市场去卖菜，他会戴好口罩和手套并不时在心中安慰自己防护措施已经很完备并且遇到病患的几率不高，但他在与顾客还价时仍然不自觉地会往后仰身以保持距离。其实他的那些自我安慰已经表明内心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身体健康的威胁使得身体作为人的生活之基础的奠基性作用凸显了出来，人们开始反思在日常的生活中是否已经足够珍视和爱惜自己的身体。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意义的获得往往来自其所从事的在世活动，而作为这些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的身体自身的意义却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快递小哥的身体一直处于忙碌奔波之中，但使得他感受到意义感的并不是躯体的这些活动，而是完成了送快递的业务并获得相应的报酬。只有当所从事的活动直接以身体为目的时，我们才会在活动中因为身体的变化获得意义感。新冠肺炎使得所有人的健康都受到威胁，生命的自我保护本能被激发了出来。同时，由于身体的活动受到了限制，大多数的世间活动都无法开展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身体作为生活基础的奠基作用。由此引发的结果是不少人对各种生活价值进行重新排序。生活的最高意义是幸福，但在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对幸福作狭隘的理解，将幸福的某一构成性要素当作了幸福本身，比如有的人认为物质上的富足就是幸福，殊不知幸福作为意义充实中所派生出来的感受，其具体实现有赖于许许多多现实的构成性要件。在所有这些要件中，身体的健康无疑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在世之人及其世界的最大触动就在于病毒所带来的死亡威胁。与人之存在的其他可能性不一样，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仅仅是一种面向我们的可能性。在新冠肺炎期间这种可能性比平时更加迫近我们，在这种威胁面前，个人能够在反思之中中止同其他个人和可能性的关系，直面自己的内心真实和本真的存在。

(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人们同时关注自身与他人的健康

自我意识首先感知到的是主体的意识，而对于他人，我们则首先与他们的身体在世间相遇。但诚如前文所说，人的在世存在是多维度的，如同我们在健康时专注于世间计划而忽略自我身体一样，我们在世间与他人相遇时也往往以自我所从事的规划为视域来观看他人。如此一来，他人的身体又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了。比如我们在买菜时通常不会关注卖家的身体，而只是将其看作讨价还价的对象。如果在我们还价时他突然弯下腰，我们不会想到是他身体不舒服调整姿势，而通常会认为他是对我的还价不耐烦了。通常情况下，疾病与伤痛所影响的人的范围是有限的，而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得公共健康受到整体性威胁，几乎每一个个体都更加关切自我身体的健康。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的传播与他人的活动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的意识就不仅关切自身的身体，同时也关切与自己在时空位置上相近或情感关系上亲近的他人的身体。在疫情期间我们会突然牵挂起许久不曾联系的老友，打个电话问候一声是否安康；平常家人出门上班只是漫不经心地招呼一声，现在却会叮咛嘱咐。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患病的他人可能会有某种排斥感。由于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患病的对象，所以这种排斥感可能会延展到每一个他人身上。人们尽量避免去人员聚集的地方；在超市排队结算时有意识地拉开与前后顾客的距离；与他人交谈时将距离保持在一米以上。通常人们外出都要戴上口罩，从他人脸上的口罩感受到对于自己身体的否定与疏离。如果他人不戴口罩的话，我们则会感受到自己的健康受到了潜在的威胁，会在内心抱怨他人对于其自身和周围人的不负责任。疫情期间我们会更加注意他人的身体，他人也会更加注意我们的身体。当我们在街道上咳了一声，会立刻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们身上。此时我们会感觉在他人的注视中自我简化成了潜在的传染源，而身体的其他维度都已经被无视了。疫情期间，医务工作者时刻处于他人的注视之中，这些注视强化了医务人员的责任感和主体性。

我看到一个伤痛的他人的时候，通常是以自己的身体来观看他的身体，我似乎能够感觉到他的伤痛，尽管这种体验不一定是他的真实体验。比如我们在观看足球比赛时看到为了扑救足球而撞到了球门立柱上的守门员时，自己的额头似乎也感觉到了疼痛。我会对他人的身体产生情感反应，会为他的痛苦而感到悲伤并且油然生起一股去减轻他的痛苦的冲动。这些情感是自然而发的，“它们好像首先是一种自发的心理动力、心理情感或者心理倾向。”[6]170“这些同情的感情不仅对于某人自己处境中的某物，而且也对他人或生灵的处境拥有一意向性。”[6]420“这些意向地指向他人处境的感情，渴望着为那个处境之中的他人或生灵而行动，而且只有在这些行动之中才能得到实现。倘若未曾付诸相应的行动，一个人的同情感即是假的，或者说它已凋谢了。”[6]420这些被唤起的“良知良能”伴随着知觉及其对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我可能会想象、回忆或者预期自己处在彼时彼刻的情境，也就是说自我发生了移置。这种自我移置并不仅仅发生于我亲眼看见病患的时候。“自发的同情与单纯的感性知觉并不相干。电视上动人的画面也不是单纯的感性知觉，它们是通过画面而起的当下化，它们是奠基在想象上面的。对文字描绘的他人的悲惨处境的直观回忆或任何直观想象也会引起自发的同情。”[6]418所以大多数的人虽然没有亲眼见证新冠肺炎患者的痛苦，但是通过各种信息媒介获取的相关资讯，还是勾起了人们普遍的同情感和责任感。

当然，这种对于他人的自发的同情和帮助他人的心理冲动在本质上是自我指涉的，也就是说是从自我出发来感受和理解他人的，这样的感受方式主要发生于我们生活的环境和媒体的见闻场景之中。对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由于共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我们之间构成了一种伦理关系，我会感到对于他人有一种责任。我们会发现自我与他人一起共同充实了意义，也就是说单单在自我之内的意义总是不完满的，因为自我之中已经掺杂了与他人关系的伦理维度。我的世界以我为中心展开是一个先验逻辑上的处理，但这种处理不能够带来道德上的唯我主义。因此从积极的意义而言，疫情给人们提供了搁置争议、团结一致的契机。在平常的日子里，同一个对象被给予不同的观看者。由于所处的位置和观看角度的不同，不同的观看者看到不同的视角面和侧面，也就是说不同的观看者所看到的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并不能够彼此通约；对象也同样能够被不同的人进行范畴联结进而得到不同的解释与考量。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得人们面对共同的对象，对象化的身体与对象化的疾病都是共同的，因而对象对不同的观看者都呈现出共同的侵略性特征。对于病毒的观看是基于身体的想象性构建，由于身体是相同的，因此病毒的威胁在不同的主体间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日常情况下，不管是在知觉层面还是在理智层面，主体间被共同经验的对象向不同主体敞开的角度是不同的，但是对于作为被体验为入侵者的新冠肺炎病毒的感知，在不同的主体间却是以相类似的面貌出现的。

同理心的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了医患关系之上。现代医学的视野下患者的身体是医生治疗的对象，其思想根源在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很多情况下医生看到的只是有待诊断与治疗的躯体，甚至只是躯体的某个部分或器官，即只见物不见人。除了患病的特定部位之外，病人作为人的其他维度甚至身体的其他部分对于对象化意识而言都是透明的。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每一个人都能够深切地感到自己与他人命运相连。人与人之间在空间中虽然是彼此隔离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孤独的感觉，每一个人都确信自己是共同体中的一员。包括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被放弃、被排斥、被当作包袱甩掉。医生所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个单向施与治疗的惰性对象，因为病人的疾病也随时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换言之，医生在病患身上观看到了自己身体的命运。也正是这个时候，医生与患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新冠肺炎成了他们共同对抗的敌人。其实，作为提供救助的一方医护人员具有天然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仅仅只是身为医护人员的责任感，也是在人与人的相遇中天然存在的伦理责任，这是一种道德性的体验，是职业责任感的基础。因为职业责任的意识是作为一切行动之先的被感触状态下的前反思意识，而不是作为反思层面的行为。

(三)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自我感知的世界

如果我们确然地知道关于身体的经验是怎么来的，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身体的世界是怎么来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身体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呢？它是生存的必需还是生活意义的联结呢？关于身体的意识是基于实用的功能性考量而最终归结为某种生物进化的产物，还是应当被视为某种超越生物存在的意义的载体？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对身体的定义，也涉及对世界的定义。自我通过身体与世界发生关联，正是通过身体我才感知到其他的在世之物。“当有生命的身体成了无内部世界的一个外部世界时，主体也就成了外部世界的内部世界，一个无偏向的旁观者。”[7]在疫病流行期间，我们的身体与它的世界的其他维度之间的关系被扰乱了，身体时常作为生活的障碍物而出现。在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或者医生对于疾病束手无策时，这种障碍关系就更加明显。我们需要的是关于疫情控制的利好消息以及疫苗和特效药物的出现。比如我们闻知大多数病患都能够有效治愈的消息时，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就能够得到些许平复；即时公布的疫情信息不仅仅只是一种流通性的关于事实的描述性消息，而且是能够产生实际防疫效益的能量。

疫情期间我们也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对于身体的构成性作用。在自我的体验中身体是居于中心位置的，似乎是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得以体验到这样的世界，也就是说意向主体虽然是有限的，但是有限主体的意向活动却仿佛构建了无限的世界。但是，容易在身体的意向性体验中被忽略的事实是身体其实也是一个被生成的事件，其作为活生生的存在是介于不同的领域之间的，是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所结构化生成的。换言之，身体是诸多异质性、多样性的结构性要素的结合点，是经济社会总体所产生的诸般效应的定位场所。在日常的生活中，个人往往忽视社会经济结构对身体的影响和作用，但是新冠肺炎爆发后造成的断裂使得我们能够透过意识的表层去回溯那些影响身体的外在力量。比如口罩是疫情期间最紧缺的物品之一，我们到社区买到了一个口罩，我们明显感到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口罩。透过这个口罩我们似乎能够看到棉纺工人加班加点地工作，物流不分昼夜地运输，相关政府部门调配物质。从原料到成品再到投入使用，口罩连起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

相对于复杂的生命的纯粹差异之流来说，实体性的人的解剖学身体只是受外在于世界的主体的观察视角所界定的感性经验的收缩和组织化的肉身，只是“生成——生命之流之中相对的稳定的时刻”[8]152。现象学的方法要求直接描述自身显现的东西，而不借助于任何预设的前提和理论分析框架。因而本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身体意识进行分析的目的，不是希望在观察、归纳、推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可以说明身体意识在重大疫情时期变化的科学模型，而是希望在描述疫病时期身体意识经验的基础上用一种特殊的目光来进行观看。毕竟，本真意义上的反思理应建立在直观描述之上。“通过对生命的复杂之流的收缩，我们变成了可感知的或外延性的身体，或者处境化的感知者。当我们感知有外延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减缩感知的混沌，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观察这个对象的‘主体’。”[8]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