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谐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国家认同指明了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身份国民的归属凝聚方向。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得到社会成员的合法性认可和情感亲近，以执行普遍意志，增进公共利益，增强国际竞争力。事实证明，在国家需要举办大型盛会或面临重大公共安全危机时，只有团结国民、集中力量，才能应对挑战。另一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公众认同的国家，才有能力吸纳税收、保障国民的生命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健康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等积极权利，给每个公民以安全保障和发展福祉。

国家认同如此重要，但它并非天然存在，也非一劳永逸，为了保证国民对国家具有稳定而热切的认同，就必须从各个方面积极持续建构国家认同，政治仪式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载体。政治仪式是政党和政府等最具政治权力的行为体通过符号象征来制定社会行动，激发神圣情感的群体行为。正如民族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所说：“我们需要密切注意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及其语言的象征性因素的作用，以及民族的行为与话语的道德，礼仪和情感方面的作用。”[1]3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仪式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政治仪式在增进国家认同中的作用，强调仪式礼仪是充分表达爱国情感的平台，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

一、 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现代语境

如今，现代性已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而是我们所置身的普遍的经验现实。无论是考察国家认同，抑或是考察政治仪式，都离不开现代性这一宏观社会背景。在传统社会中，固定的等级差序格局规定了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同质的社会文化赋予人们同一的归属感。人们无需腾出心思来辨识自我、发现自我。然而，变动不息的、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催生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属性，导致人与共同体相对分离。共同体感降低时，人们必然陷入对自我和自我所属之处的追问中。同时，启蒙理性的迅速发展也消解了人们对国家的神圣崇拜，国家从生命有机体降格成为官僚机构和契约工具。相应地，国家认同面临着祛魅和疏离的挑战。在传统社会中，典仪礼教秩序划定了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甚至形成了一种宗教政治形式——仪式政治。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同样有政治仪式的身影，国庆庆典中飘扬的国旗，国际赛事颁奖时雄壮的国歌，阅兵大典中整饬排列的军人......政治仪式向人们展示出动人的家国图景。抚今追昔，作为一种文化隐喻的政治仪式，其国家认同建构的能量和功能的巨大转变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在分析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内在机理和实践路径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关照变迁的现代生活，准确标定政治仪式在现代社会的性质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在恰当的限度范围内最大程度发挥政治仪式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避免仪式泛用导致的庸俗化或仪式消减导致的平淡化。

(一) 附魅：象征而非神化

古今中外各种政治仪式有着各种主题各种目的，但任何形式的政治仪式，都是强化政权神圣感的“附魅”活动。“仪式就是人们不运用任何技术程序，而求助于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规定性正式行为。”[2]19政治仪式绝非理性思辨或探寻政治体制的最佳方式，政治权威投入大量财力精力举办政治仪式，主要是将神秘因素和神圣元素附着在政权之上。人们在政治仪式中崇拜集体图腾、投入热烈情感，主要是为了从仪式中得到与神圣事物相同一的情绪心理价值。

考察传统社会的政治仪式实践可知，传统社会的政治仪式是宗教或类宗教的存在，仪式所营造的神圣氛围是为了与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交互，其本质是神化政治统治者。在古代西方，上帝、神灵、风雨雷电等自然界未知力量是政治权威的主要来源。在古希腊，城邦之间以各自所崇敬的神来区分彼此的信仰价值，统治者在城邦内举办各种敬神仪式。进入中世纪，上帝、教皇、神灵成为政权最突出的合法性资源，君主只有经历了教皇的神圣加冕仪式才能服众。“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时期，存在自然崇拜、鬼魂崇拜外，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相应的外化形式有祭祀、巫术、占卜等。”[3]4封建君主极端重视登基大典、祭天活动、祭祖法祖等政治仪式活动，其本质是彰显“君权神授”，借用神秘力量来神化、圣化君主。

现代性最显著的思想标志就是理性化，人的自主自我意识高扬。“现代性及对现代性的不满皆来源于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界的祛魅。”[4]1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现代政治观念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神化”因素逐步清理的过程，尤其表现在对政治领域中神秘宗教力量的“祛魅”。现代国家普遍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起民主政权。如果政治仪式继续宣称“君权神授”，那收获的一定是失落。那么，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政治仪式还有建构认同的使命和能力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现代政治国家依然面临着国家认同问题，如果公民将国家看作是工具器物一般的政治机构，那国家是很难存续和发展的，因为国家只有存活在民众心中，才是鲜活真实的。除却国家认同建构的必要性不谈，事实上现代政治秩序的良性运转也离不开神圣魅力。国家要开展内政外交、国家政权要治国理政，都需要民众带着充分饱满的情感来支持和响应，对政治体制越有感情，民众就越倾向于配合政策，会出于想要共同体更美好的心态来为公益事务主动奉献自我。而这些情感往往通过象征性的政治仪式来激发。

现代政治仪式是一种人为发明的解码政治象征的集会活动，其目的是激发民众对国家共同体的情感想象，而非引导信众无条件听从神的指令。民众对国家的感知不是天然的，往往要借助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象征能够连接直观本体和其背后的意义，能够有效激活人的想象力。“政治权威从象征的不同含义中择取出能够与行动主体和具体环境相匹配的确定性意义，使模糊的象征及其依托的符号具有指向上的一致性，从而使得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实践活动中吻合政治仪式的潜在安排。”[5]政治仪式在其展演过程中对国旗、国歌等国家符号进行阐释性描绘和再生产，促使参与者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在参与有国旗元素的政治仪式时，民众以规定的仪式规范向国旗致敬，如此方能感知国旗背后所代表的国家。以象征手法为政权“附魅”，这意味着传统仪式中个体对神圣公共权力无限的顺从敬畏已经一去不返，政治权威也不可欲求参与者做出一呼百应、顶礼膜拜的仪式姿态。在此过程中，政治仪式主导者能做的就是精心设计仪式各个环节，加强对国家象征符号的阐释能力，一方面增强政治仪式的感染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避免仪式形式主义和仪式刻板化，防止因为滥用仪式而导致参与者身心分裂。

要真正实现国家认同建构和政治仪式设计的现代化，不是削减神圣祛魅，而是以民主、法治等法理性政治价值为附魅点。现代国家不是天地的化身，也不是上帝神明的手笔，而是人的理性产物。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民众的权力让渡集合而成公权力，公权力应当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宪法宣誓仪式“将庄严价值以戏剧化的形式展现出来”[6]48，是体现政权人民性的典范。宪法宣誓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在我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人民的共同意志，人民通过宪法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得到最明确的确认和最有效的保障，而宪法又规范和制约了国家权力。宪法宣誓仪式使公职人员在潜移默化中更加明晰权由法定、法为民生的法理准则，也能进一步动员群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

(二) 凝聚：整合而非支配

政治本身是“管理众人之事”而非私人事务，一个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形成必定基于广泛一致的社会公意。也正因为政治是在管理众人之事，所以一定需要获得众人的价值肯定和力量支持。作为一种集体共时的集会活动，政治仪式的重要目的就是强化个体的公共性，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在参与政治仪式前，人们从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将自我状态调整成为符合公共价值的样态。

在传统国家中，政治仪式最重要的凝聚功能是表达和强化高度同一的价值理念，而与此相对应的往往是高度聚合的仪式形式。无论是为了凸显尊卑有序的阶级层次，还是为了强化宏大刚发的政治领袖魅力，都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价值支配和理念灌输。从动员和凝聚方式来看，传统的政治仪式依托非凡的神话魅力或领袖人格魅力，以其强有力的感召能力激发出狂热的参与激情，形成一股强劲的向心力。政治仪式的参与者总是处于情绪亢奋的状态，但其主体价值思维并不凸显，更多地是盲目听从单一指令，对自我及自我所属的认知是混沌且无意识的。

现代性是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对传统的高支配性的政治仪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价值多元主义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经验事实，就同一个问题，个体或群体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彼此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在政治中则表现为各种少数群体运动、政治抗议运动等。政治仪式不仅难以提供一个颠扑不破的、为所有人所承认的同一性价值，还可能成为某些群体寻求身份承认的斗争方式。细化的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生产衍生出的现实状况，社会成员可能分属不同的组织和社群，多种多样但是相互区隔的仪式活动令参与者产生疲劳之感，难以形成传统仪式那种覆盖全社会的高度同一的价值宣展。然而，尽管如此，政治仪式在文化多样化的社会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认同建构依旧需要统合社会价值观，增进社会团结。

价值整合是政治整合的文化核心，现代政治仪式以文化多样性为背景，追求对多元价值观的统合而非支配，政治仪式以其表征特性在此发挥作用。政治仪式表意时，形象和其意义不是完全一致的，其意义指向并不是单一明确的，而是有多重表征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表象物有不同的解读。政治仪式的多重意义属性强化了其包容性，不同价值信念的人能够在同一仪式中找到情感皈依。政治仪式提供了一个表达一致性的平台，公开表达对集体团结的肯定，这种行动一致甚至可以在缺乏共同观念的情况下加强政治团结，参与政治仪式的人之间有强烈的命运联结感。在观念共识的基础上建立道德共同体并非易事，人的观念意义不明确且容易动摇变迁，政治仪式组织清晰可见的行动，免去了观念相交的口舌之争，人们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强化了对共同团结的热爱。

价值整合原则体现在现代政治仪式全过程。一方面，政治仪式体现出对全社会民众意见价值的吸纳，政权才能具备合法性。现代政治选举实质上也是一次政治仪式的操演，通过选举仪式选拔出的官员具有政治和法律上的合法性。政治仪式是否规范，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也是政治权力能否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依据。选举仪式中，选举过程要公开透明，计票要公正，不能存在贿选等行为，否则即使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当选，也不能获得法律承认。另一方面，政治仪式要充分吸收各群体的价值文化。按照德国哲学家霍耐特的看法，各种文化的相互承认是社会普遍化的中介，这种承认“同时形成了‘民族精神’，也出现了民族风俗的‘生动的实在性’”[7]32。因此，政治仪式设计要充分尊重和吸纳各社会群体、各民族群体的精神文化，挖掘和强调观念共识，扩大文化价值同心圆。

二、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功能特性

在政治仪式中人们不只能感知到作为外在制度框架的国家，更能感知到作为精神有机体的国家所带来的归属感。政治仪式是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路径。

首先，政治仪式凸显了国家的边界，指认了国家的同胞，描绘共属一体的国家图景。认同具有“身份”的含义，是对某一特定身份或一系列身份的占有和承诺，人们在明晰“我们”的相似性和对照“他们”的差异性中确认自我身份，国家认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个人从心里确认自己的身心归属于特定的国家。现代国家不同于传统帝国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它有明确的领土边界，我们把这个领土边界内的人们想象成同胞，在划定的边界中寻找经验来源和生活意义。公民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但他们之间有血脉同根的情感联结。一个黑龙江省的居民可能与一个海南省的居民素昧蒙面，却与俄罗斯的人交往更多，但在他的意识中，遥远的海南居民是同胞，是扩大化的亲情，而俄罗斯人是邻居和朋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同一国家传承同质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采取一致的政治行动。而政治仪式就是一种边界感很强的集体行动，远古时期，不同的原始部落和宗族甚至以不同的仪式活动和仪式图腾来区分彼此。现代政治仪式展演本国国民特有和共有的文化习俗、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时代精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仪式，每个国家的国庆日、历史纪念日也都不同。国际交流中的政治仪式更是明晰了不同的国家身份，在双方国民看来，外宾政要来访时国家所举办的礼宾仪式象征着两个异质国家的交往。因此，一套共同的仪式规则可以界定一个政治单元，人们在政治仪式中感受自己所置身的国家边界，与同胞拥有共享的文化元素，感受到本国的特征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形成国民身份观念。

其次，政治仪式展演了国家的象征符号，帮助个体公民把握整体国家概念。每个国家的政治仪式都包裹在象征之网中，这些象征为理解国家这种政治实体提供了道路，为认同这些政治实体提供了方法。“社会仪式创造出一种现实世界，缺少了这些仪式，这种现实世界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们有可能理解并言说一些事物，但缺乏了象征行为，社会关系便不复存在。”[8]62一般来说，政治仪式会呈现主权国家具有的普遍象征和特定国家具有的专有象征。构成仪式有一些基本元素，这些“可见”的国家图腾在仪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权国家具有的普遍象征如国旗、国歌、国徽是政治仪式中最基本的要素。全世界各国都将本国的国旗置于极高的仪式地位，在国际交往中，国旗更是个人国家认同的指标。中国设立国旗法保护国旗的尊严，升旗仪式更是各单位(尤其是学校)最频繁的仪式。国旗下半旗是全国公众表示哀悼的重要礼节，一般是在重要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国家重大自然灾害或者重大不幸事件发生时表达全国人民的哀思和缅怀。国徽以庄重富丽的形式展示国家特征和政权特征，国徽更是国家行为合法性的构成要素。国徽闪耀在国家边界线的界碑上，擦拭国徽是边防战士的重要仪式。法庭内法台的正后方正中处悬挂国徽，在开闭庭仪式中彰显依法治国的主张。国歌贯穿各种国家仪式始终，在国际活动中奏某国国歌更是凸显这个国家的光彩。

可见的国家象征物是政治仪式的基本元素，这些仪式元素只有在仪式活动中才能发挥作用。政治仪式呈现了诸多周期性的国家节日、纪念日、会议等活动。这些纪念活动重温了国家的历史，见证了国家的重大事项，将国民的生活和国家的时代脉动结合起来，有效地增进了国民之间、国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结[4]51。在阅兵仪式中，国旗、国徽、国歌以及穿着制服的士兵，描绘出一场有力的社会团结图景。人们在参与政治仪式时，通过视觉、触觉、听觉感受到国家的形象，人们在国庆时节共同为祖国庆生，感受到自己和国家命运相连。观礼者看到不同民族的代表群众在仪式中穿着本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就能感知到国家由多种文化构成。仪式中对国旗的庄重致意、瞻仰、敬礼，使得参与者明确体会到国旗所代表的神圣的国家。仪式中的群众游行用表演的方式呈现这个国家的各种人们，人们在沧桑的老者身上看到国家历经风雨的历史来路，意气风发的中青年是这个国家的主力建设者，天真烂漫的孩童延续着国家未来，公民不必统计国家同胞的实际构成情况，不必统计国家的各项人口数据，在参与和观看仪式中即可找到自己在国家中的定位，感受国家的人格化的生命力。国家内部常常举办各种全民活动，也起到了仪式化的效果。例如法国每年组织的环法自行车赛，鼓励民众在赛事中了解国土，回顾各地历史。国际交往中也充斥着大量的政治仪式。各种国际比赛均已超出竞技的层面，成为国家的团结仪式。奥运会、国际足球比赛等赛事，变成了国际竞争的象征方式，参与比赛的代表队也被称为“国家队”。在奥运会中，获胜者会赢得升国旗奏国歌的胜利仪式，而观看比赛的观众也不仅仅是观看竞技，更是带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为自己的国家喝彩。这些政治仪式活动有着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程序，有固定的展演场所和时间，所有因素的设置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仪式比演说或者声明更加有效地、可信地传达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再次，政治仪式一般在既定的周期内重复举行，与自然时间相联系，巩固了人们置身于国家之中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流动性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基本现实，变动不息的现代性发展推进了个体自由理性，却也撕裂了人们在传统社群生活中的亲密联结。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越来愈世俗化，人们将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延展开来，将更新换代、永不满足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共同体生活中。“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275我们不可能倒回到前现代社会中去追寻宗教或封建体制带来的外在确定性，但可以通过参与相互连结的社会活动将自我融入共同体，获得本体安全感。政治仪式就是一个典型的稳定结构，有利于对抗认同断裂带来的心理失调。“仪式、节日、仪典所组成的体系，全部具有周期性重复出现的特征。每隔一段时间，信徒们就会感觉到有必要加强和重新确认自己与自己所依赖的圣物之间的联系，而这个体系可以满足这种需要。”[10]83仪式的流程有序，预期稳定，人们在稳定的仪式中抗击焦虑，放松自我。国民在每年同一时间一起庆祝祖国的生日，拥有共属一体的本体安全感，在共同参与国家的纪念日中融入同胞的集体行动，融入国家共同体的情境，获得连贯的自我身份认知。

最后，政治仪式激发了国民的爱国情感，将爱国义务转化为情感尊崇。国家认同不只是公民责任，更是崇高的情感价值，成文法可以规定公民要履行的政治义务，但难以激发公民热爱国家，甚至为了国家牺牲自我的激情。政治仪式不仅提供了国家象征，还将这些象征元素与强烈的情感刺激结合起来。一个人要形成自我认同，必须融入共同行动的集体，感到普遍的社会联结感。在政治仪式中，慷慨激昂的音乐、不同寻常的服饰、欢腾的人群等象征，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在仪式情境中，原始的情感因为与社会价值相联系而变得高贵起来，充满约束感的道德规则转化为对美德和崇高的爱慕，国家也因此聚集了人们的情感。人们在与日常生活暂时脱离以后，在政治仪式中释放和交融巨大的心理能量，激发出行为和承诺的热情，并将这种感知升华为崇高的爱国美德，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

三、政治仪式的国家认同叙事：操演身体戏剧

国家认同与公民生活在国家中的经验体悟息息相关，这种体悟深受政治叙事的影响。叙事“产生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和我们用语言描述该经验的努力”[11]2-3，以政治权威为主体的叙事是对政治生活的导向性描述。“操演”这一术语来源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他明确区分了记述与操演两大类表达方式，认为操演是否合乎情境是判断操演效果的标准。德里达将操演更进一层。在他看来，叙事操演是在具体情境中征引既有惯例与成规习俗，引用的行为本身会强化和建构这种习俗规范。不同于文字语言表达，政治仪式用操演的方式来叙事，搜集和重述国家故事，解释分析公共生活。

(一) 设定仪式身体规范，加强国民身份认知

在仪式营造的集体互动中，身体产生和附着了公共身份，而在政治仪式中，尤为凸显的则是公民身份和政治身份。政治仪式设置具象的身体动作，强化参与者的政治身份认知。怀特海德曾说“象征的目的就是要强化被象征物的重要性”[12]4。在涂尔干看来，所谓社会象征的功能，不仅仅单纯指明、强调被象征物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于唤起和维持人们对那些被认定为其社会集团中重要的事物在情感上的认可[10]5。政治认同的主体是具有公民身份或政治身份的人，但现代共和国往往依出生取得公民资格，公共政治性身份在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并不凸显，人们常将自己归为某公司的职员、某人的父母或儿女，但很少在介绍自己时脱口而出描述自己为某国公民或某政党成员。就此而言，政治仪式提供了一个专门集中的场域，对参与者的身体进行规定，使其做出符合其公民身份和政治身份的仪式动作(如向国旗和党旗致意敬礼)，随着人们的身体向其身份靠拢，人们的政治身份意识也得到了聚焦和强化。

政治仪式具有过渡性质，通过特定的身体动作隐喻身份的转变，有利于参与者意识到政治身份的变化，继而加强对新身份所承载的权利和责任的认知。试想，封建君主在加冕典礼之前即使手握权杖、头戴王冠，也无法获得权杖和王冠的权力加成，只有经过政治仪式的圣化的动作流程，才能在仪式之后形成合法的政治资源。典型移民国家美国的公民入籍有一套专门的入籍仪式流程，要求举起右手、手心朝外，宣读公民誓言并进行国旗效忠宣誓和集体唱国歌。这些仪式动作标志着国民身份的获得，其表征的本质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生成。入伍的新兵知道自己已经踏入了军营，但一场授衔仪式才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身份有所转换。获取政治身份也必须经由政治仪式确认，只有召开专门的党支部会议，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这一规定性仪式动作之后，党员才能更加深刻地感知到自己的党员身份，并将党员责任贯彻到之后的生活中。

政治仪式中的身体动作是对公民身份和政治身份的隐喻性演练，这种体化象征使得身体和身份互相通感、互相加强。人们本身或许对自己的政党归属感到骄傲，但没有合适的契机来表达认同，而政治仪式设定了规定有序的动作，通过握拳宣誓、会议讨论、注视旗帜等方式引导人们表达内心隐秘细微的思绪，在集体一致的动作中，人们会进一步感知到政治身份的群体性，这会进一步明确身份归属感。由此，政治仪式引导和激发了人们内在认知中本就有的政治主体意识，政治仪式的引导和人们内在认知又形成叠加合力，政治身份特性经由体化实践而入脑入心。

政治仪式的身体规训暗含着对不合宜的身份动作的惩罚，这是获得公民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必要约束。政治身份不仅意味着可为的权利和责任，还意味着不容亵渎的底线、不容踩踏的红线。政治仪式将身份规范与超自然能量结合起来，违背仪式禁忌的身体行为是亵渎神明的，在仪式中做出不合时宜甚或是挑战性的身体动作，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既可能是身份不被承认，又可能是实质惩罚，更甚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古代希腊，“针对那些违背宗教礼仪制度的行为和观念，雅典人会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控制和应对”[13]，严重者甚至会被逐出城邦。在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宪法规定入籍必须参加宣誓仪式，如果拒绝就不能取得公民资格。根据我国法律，在公共仪式场合故意以毁损、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 营造戏剧情境，激发情感想象

仪式身体只有置身于戏剧情节之中才能获得情感体验。戏剧是社会的缩影隐喻，“具有政治背景的事件尤其具有社会戏剧性”[14]392。戏剧拓展了人的经验边界，使得国家更具人性色彩。政治仪式通过戏剧将情感标准化，并加以超自然的裁认，满足了人们在理性之外对戏剧的渴望，增进了个体参与政治社会的主动性。艺术之于技术，巧妙地表达了仪式戏剧在认同构建中的作用。仪式戏剧不只是展演国家象征，它甚至将人们带入象征丛林中，将认同的受众变成了剧中人。

“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15]66戏剧带来的沉浸体验常常是仪式得以发挥效用的关键所在。生动的情境让人们对仪式更加难以忘怀，仪式的效果也更加持久。完成一场政治仪式就像搭一台戏，需要人员和器物等基本要素，需要对时间和空间进行规划，甚至要设置仪式中的声音和图景。古代的仪式时间大多与“天时”挂钩，人们在仪式中呈现特殊的自然时间，因为社会生产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活动依赖自然，而古代封建王朝的登基大典等政治仪式也通过择取“黄道吉日”等方式将政治活动与自然时间相挂钩。随着现代理性的发展，“天时”逐渐退出现代政治仪式的戏剧舞台，但在仪式渲染上仍然会强调自然时间的特征。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群众自发聚集到北京长安街目送总理的灵车经过。《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文叙述了这一感人的群众仪式，并且强调了当时的自然时间，是“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的萧瑟冬日，与仪式情感相互共情。“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16]138仪式地点也具有了戏剧舞台的特性，在仪式戏剧的剧本里，地点的应用性功能大大减弱，更多地被发掘为文化展布。因此，仪式要在特别营造的建筑物或精心选择的自然环境中发掘认同资源。在中华民国时期，南京建立了中山陵、纪念碑、孙中山故地等富有孙中山符号的场所。直到现在，很多孙中山纪念活动都在这些神圣场所中展开。有戏剧就有声音，声音也是仪式戏剧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形式，声音同戏剧与仪式都有密切的联系。音乐“依靠它和权力符码的神秘契合，有秩序地参与社会组织的成型过程......这种功能在先天上是仪式的”[17]33。例如人们听到本国国歌会不由地肃然起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周年庆典上，每一辆巡游花车对应着不同的主题音乐，实质是叙述了仪式主题[18]153。

仪式叙事想要吸引人们“入戏”，不只在于为国家认同提供内容域，更在于解放国家话语表达的想象力。人是具有想象潜能的存在者，个人时刻以想象的形式把握国家。如果想象力匮乏，会导致仪式观众难以正确匹配仪式中的隐喻象征和它们所传达的国家形象。创造性是仪式戏剧的要点，戏剧不只是依据既定目标对身体进行严苛的规训，戏剧要通过不同种类的技巧使个体从压抑的情感习性中解脱出来，让个体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找到自我发展的灵感。仪式戏剧要从民间仪式和日常生活中捕捉灵感，在官方和民间的互动中历史、动态地生成认同元素。

四、政治仪式对国家认同的内化：刻写社会记忆

人的记忆是自我认同的前提，对国家的记忆是国家认同的基础。社会记忆探讨一个社会群体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诠释该群体的本质及维系群体的凝聚”[19]51。国家历史从过去流淌而来，在全民共同凝炼中形成国家的精神气质，融入每个国民的情感记忆中。政治仪式想要在非仪式领域内发挥作用，就要将认同主旨浇灌进社会记忆之中。

(一)借助集体纪念活动，延续民族历史记忆

记忆是过去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痕迹，人通过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识记来标定自我。国家也是如此，延绵不绝的国家历史流变成为现在的气质样貌，对国家历史的识记是确认民族国家延续性的基本依据，对国家历史的共识性记忆是共同体一体感和凝聚感的基本来源。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很难通过实际体验获取深远的国家历史观，因此就需要借助历史教育来获取未曾经历的历史体验。历史记忆会携带着历史观念一同向下传递，人们在了解国家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增进了对本国历史的亲切感，增进了对本国历史使命的责任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看，历史教育的重点不在于事无巨细的史料史实，而在于激发爱国情感，强化民族精神。

“关于过去的意象和对过去的记忆知识，是由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13]38政治仪式具有集体纪念的组织形式，是延续民族历史记忆的绝佳方法。政治仪式以情境再现的展演方式，增强国家历史记忆的感染力。记忆之中没有关于过去的事实，只有过去通过感觉留在我们心中的痕迹[20]245。政治仪式长于记忆感知叙事，是“尚存有纪念意识的一种极端形态”[21]11，周年庆典活动、葬礼演讲、组织庆典等仪式活动都设立合宜的情境，把历史记忆和身体实践结合起来，以具象的情境“重现”昔日历史。人们在仪式中模拟体验民族往事，沉浸式的感官体验使得历史记忆变得非常直观。“一切似乎都表明，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22]71历史记忆是关于过去的记忆，而历史教育的受众却实存当下。如何让历史记忆启发当下，是政治权威要着力考虑的问题。政治仪式中的历史呈现，从来都是基于现时代的话语建构，政治仪式可以彰显国家历史的现代意义，提炼历史记忆中的价值观。

政治仪式着重刻画民族历史的重要节点，有更新政治时间的功能。地球本身是没有参考坐标的，为了认识地理规律，人们刻画出经纬度来标示它。同样地，历史演进本身是没有阶段性的，认同叙事要在历史的断裂之处彰显国家的作用，具有起源性荣光的事件在仪式中具有“奠基性断裂的庄重”[22]28。为了凸显政治仪式辞旧迎新的作用，保罗·康纳顿详细阐释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帝王审判仪式。法国大革命后期，革命者追求的是帝制的彻底结束。在既往的历史中，新任的君主在登基仪式上加冕王冠，并由教皇在他的额头上涂圣油，君主在此仪式中获取圣俗两界的认可。君主被下一任君主杀害，依旧会产生新的帝王。革命者们想要结束这个循环记忆，就要用新仪式来消除旧仪式的影响。法国人没有监禁或流放路易十六，而是举办了一场政治仪式，以诉讼程序和公开处决的方式结束了路易十六的生命。在这场政治仪式中，被处死的不只是国王的自然身体，更是帝制的政治神学。总之，通过设计明确的情境，政治仪式在人们心中标定了政治历史的革新。

(二)通过习俗节庆，融入民众生活记忆

国民的国家记忆和国家认同不仅仅是在感受权力或参与政治中获得的，记忆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是无意识的日常习惯。人们在政治仪式中获得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神圣性体验，但政治仪式所传达的国家话语最终要渗入到每个人的日常记忆之中。“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全部的生活。”[13]50人们在最初接触政治仪式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外在的规则程序来适应的，但一旦进入了政治仪式的话语情境，就开始了外在记忆的内化。政治仪式展演出的强烈的国家记忆，往往在规则的习俗和奇异的节日中得到初步的分离，弥散进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以习惯风俗为文化依据，在原始社会中习俗甚至承担着道德和法律的作用，人们有“向来如此”、“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和行为倾向。仪式和习俗有着天然联系，政治仪式更是有效地将国家记忆浇灌进日常习俗之中。民间风俗从政治仪式中提取意义，风俗扩散了仪式的文化价值，成为仪式意义的特殊生成策略。早在中国封建时期，政治权威就通过改革边疆地区的婚丧仪式来消解不同地区风俗习惯的差异。另外，风俗习惯淡化了仪式的神圣特性，使之成为更加世俗化的国家话语，扩大了记忆的延展范围。相对于科学、艺术等非日常生活的理性规则，习俗中的记忆有更加稳定普遍的特性。从古至今很多地区的民俗仪式一直延续着，人们祭拜先祖、献祭神仙、延续风俗民约，民俗活动的形式几乎没有流变，但逐渐有更多的国家政治符号介入其中。不同的风俗习惯表征着不同的文化特性，政治仪式应当有意地结合相关的民间风俗举办，与民间传统力量相互借力，将国家记忆沉淀在社会生活中。

许多日常记忆平淡而琐碎，但正是重复轮回的日常生活蕴含了非凡的记忆潜能。在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具有平庸与神奇的双重特性”[23]100，这一丰富的矛盾特性在节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节日是人与自然秩序联结的途径，是理想化的日常生活。为使国家记忆融入民众的日常记忆，政治仪式常常与节日相融合，周期性的国家仪式甚至被固定成节日庆典。在节日欢腾中，社会分类、分层体系变得模糊，仪式参与者的生活特征也变得模糊，匿名的人群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一致、平等、无私的游戏社群。在节日中，人们从预先设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主义的洪流中脱离出来，在节庆中扮演自己理想的身份形象，甚至是身份反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低下地位的，在道德和仪式上占有高于他人的地位，世俗上的弱小等同于神圣的力量”[24]126。节日是日常生活的高光，人们在其中感到精神的放松，感到集会和欢乐变得充满道德美感。涂尔干用“集体欢腾”来表达人们在节日中的强烈情感，他认为集体欢腾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感受自我的本真状态，上升为带有集体印记的生命，获得了作为共同体成员存在的情感记忆。在实践中，庄重的政治仪式过后往往紧接着欢腾的群体节庆，仪式节庆所携带的集体记忆借由集体欢腾深入人心。总之，单向的认同话语体系会遭到日常生活的排斥，而节日庆典摒弃了正规、压抑的话语，用奇异、解压的游戏方式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正因如此，仪式认同功能的发挥，需要积极推进仪式元素沉淀在节庆中，平衡社会记忆的审美力和道德力，使得共同体符号充满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