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青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科社部，北京 100089)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成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制度变革，但是却超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爆发的设想，反而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俄国取得胜利。这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是由俄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但这种特殊性也使如何走好先革命、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成为列宁首要考虑的问题。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只能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和特殊国情，对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进行长期的思考和探索，列宁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不仅经历了从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不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在他晚年的“政治遗嘱”中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更加完整全新的科学构想。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作为内涵丰富、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和精神财富，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影响。

一、列宁早期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取得领导地位，使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提到俄共(布)的议程之中。列宁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此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前后产生了两种战略构想——直接过渡与间接过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提出“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的最初构想，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再到实施新经济政策[1]284。可以看出，前两个阶段属于直接过渡，最后一个阶段属于间接过渡。列宁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实践为晚年形成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的最初构想

十月革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成功，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也给列宁抛出了一大难题：即如何走好先革命、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就意味着俄国在如何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建设新社会等方面，必然会遇到很多新问题、新挑战。列宁曾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比喻为“攀登一座还没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2]594-595，因为这是一条没有任何经验可循、教训可取的崭新之路。因此，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初几个月，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虽然没有制定一个明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但唯一确定的是首先要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基于此，列宁顶着巨大压力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赢得了喘息之机。

1918年3月，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合约》，俄国短期内获得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列宁抓住时机，口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撰写《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著作，深刻地阐述了关于“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的最初构想。主要包括：第一，“管理俄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第二，统计和监督是中心环节；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1]289。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列宁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以及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列宁认为商品经济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社会主义必须要实现计划经济，统计和监督就是适应计划经济而生；另一方面，列宁否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设想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利用统计和监督将生产与分配集中在国家手中，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否认商品、货币，实现计划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直接过渡

从1918年到1920年，由于俄国国内战争的爆发，未能将列宁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构想付诸实践。为了应对战争需要，摆脱四面围攻的险境，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可见，“战时共产主义”最初是作为应对国内战争所提出来的一种应急、临时的政策，是在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应对国内反革命叛乱的必然之举。但在1919年取得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之后，“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应急策略却逐渐制度化、体系化、理论化，演变成“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企图通过这一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历史证明，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不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还引发了俄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应对国内战争的非常措施，但同时也是列宁直接过渡思想的重要体现，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一次伟大的、具体的尝试，所以战后的俄国仍然坚持这一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18年春天开始实施，到1920年底作为一种体制发展到高峰[3]118。我们不可否认这个政策对取得国内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但在和平时期仍然坚持这一政策，其局限性立刻暴露出来：其一，制度化、体系化的余粮收集制，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其二，否定商品、货币、市场的作用，是与当时经济实物化已经普遍化的俄国实际情况相脱离的；其三，在各方面落后的俄国，实行全面国有化，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生产、分配，造成社会生产力下降。这些现实问题，特别是粮食的短缺，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1921年春全国普遍发生了饥荒，农民组织暴乱、工人举行罢工，都将矛头指向苏维埃政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严重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和根基。这让列宁意识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犯了错误，干了蠢事，是企图在一个小农国家直接过渡，脱离了农民经济的常规[4]。至此，列宁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转向迂回前进的新经济政策，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三)新经济政策间接过渡的新构想

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的构想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推行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破坏了经济发展活力，特别是余粮收集制的广泛和强制执行更加引起了工人农民的不满以及军队的叛乱，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使列宁认识到在当时的俄国采取直接过渡的方式是行不通的。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十大宣布推行新经济政策，体现了列宁“间接过渡”的思想。实践证明，这些科学构想是符合俄国的现实国情，对俄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为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经验参考。

这些新构想包括：第一，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依靠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才能顺利完成过渡”[5]。实行粮食税对贫农少征或者免征，并允许剩余农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工农关系得到切实的改善。第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将不再存在商品货币，但在新经济政策中，列宁对商品货币有了全新的认识，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需要发挥商品货币的作用，并提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通过商品交换就能比较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6]，从而突破了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第三，培植国家资本主义，通过“退却”发展生产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消灭私有制，但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通过消灭私有制、计划经济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却造成生产力低下、人民普遍贫困。列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出合理地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来为社会主义发展服务，并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战时共产主义”的“向后退却”[7]。但这种“退却”并不是完全退回到资本主义，而是受国家和人民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敢越出无产阶级为之规定的范围”[8]116，而仅仅作为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手段。

二、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国际国内形势进入相对和平时期，但又不断面临着“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诘难与质疑。此时的列宁身体每况愈下，同时敏锐地认识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必将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了使俄国社会主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列宁在总结反思早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忍着病痛口授了八篇重要著作，内容涉及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一)物质基础建设是工作重心

马克思认为在革命取得成功、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建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本来就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发生的，革命胜利之后能否顺利建设社会主义受到很多质疑，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普列汉诺夫都认为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作为“早产儿”必将破产。列宁也承认当时的俄国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同时，列宁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会面临着社会主义制度与其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1]279。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也使列宁更加认识到，只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国家政权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立。列宁在其晚年著作中也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一些构想：第一，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列宁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设想，但由于国内战争的影响，经济建设工作没能得到落实。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列宁抓住时机在《论合作社》中强调：“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8]367。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第二，论述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问题。列宁认为大工业的发展是提高生产率，是社会主义制度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也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提高社会文化水平提供物质基础。同时，列宁将大工业的发展与电气化的发展紧密相连，他强调指出，只有使各主要部门都实现电气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才能避免倒退到资本主义去[3]124；此外，列宁也主张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来为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服务。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证明，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是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更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列宁指出需要通过夯实工业基础、采用新技术、激发工人的创造热情以及提高劳动者工作技能等一系列措施来确保社会生产率的提高。

(二)开展文化革命是主要任务

俄国所处的特殊国际和革命情况，决定了政治和社会变革先于文化革命而完成，但列宁并未因政治变革的胜利而忽视文化革命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政治变革后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化基础，为文化革命的实现创造条件，并且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774。但是，根据1920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俄国民众有2/3以上的都是文盲，这让列宁认识到：“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2]294，并对后于政治变革的文化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明确的认识，同时也提出要把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作为重要的任务来进行。

为改变苏俄的“半文明状态”与“半开化面貌”[9]，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提出一系列改造国民思想、提高全民素质的设想。第一，开展文化革命。1920年，俄国民众有2/3以上的都是文盲，列宁在《日记摘录》中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8]356，可以看出当时的俄国文盲占据大多数。这就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之后，缺乏文化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不能很好地参加国家的管理，进而出现“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10]的现实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建成人人都识字的社会，就要求不能只进行和风细雨的文化建设，而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文化革命，才能形成新思想、新理念。第二，发展教育事业。扫除城乡文盲、提高全民素养、培养全面人才、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等一系列的工作，要依赖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因此，列宁在《日记摘录》中指出，要增加教育投资、扩大教育覆盖面、提高国民教师的薪资待遇和地位等来促进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发展，并着重强调要将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的高度。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将教师紧紧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更好地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事业。第三，发展文化事业要善于吸收一切先进文化。列宁指出，俄国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在俄国开展文化革命、进行文化建设时要摒弃阶级观念，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要批判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三)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是政治保证

十月革命胜利后，把从旧社会接受的国家机关改造成新型的国家机关，加强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对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党的团结统一至关重要，列宁早期就将改造旧的国家机关这一工作放在“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的首要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其一，苏维埃新的国家机关实质上是披着新衣的旧式国家机关，存在着很多旧问题；其二，官僚主义在党内和国家机关中不断滋生蔓延，威胁着党内团结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其三，检查监察机构臃肿、威信力不强、工作效率低下，不能很好履行监督职责，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列宁提出要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第一，改革党内政治制度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列宁一方面设想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通过加强中央领导机构的集体领导来防止党的分裂危险，并设想通过改变中央委员成分，吸收大量工人加入党的领导集团之中，打破之前由少数职业革命家领导的传统格局，来加强执政党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列宁主张从工农中选出75-100名人员成为新的中央监察委员，通过工农联盟的力量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第二，将国家机关的监督与党内监督相结合，形成一个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强大人民监督系统。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分别对党和国家机关履行监督职能，但党政平行的监督机构并未使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分散了党和国家的监督力量。因此，列宁主张改组工农检查院，提出有步骤地吸收工农参加检查工作；通过缩减检查人员，吸收真正优秀的人才来提高检查院的威信和工作质量；同时列宁还主张将党政两个监督机构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一个办事高效、协调统一的人民监督系统。第三，改造国家机关遵循的原则。列宁认为改造旧的国家机关是一项“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按照“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精简机构；在选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也要严格按照这个原则，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才为人民服务。此外，列宁还提出要按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在研究调查、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制定计划，而不能急于求成、草率行事。

(四)工农群众是其力量源泉

沙皇俄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80%以上，作为人口的大多数，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农民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以农保工，并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同样，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农民仍然是主力军，因此对农民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命运。列宁晚年十分谨慎地处理工农关系，并将能否维持工农联盟与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良好的工农关系、巩固的工农联盟才是苏维埃政权坚持到东方革命爆发，不断成长壮大的国内保障。

对于如何保持工农联盟，列宁认为，要使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8]391，这就需要：第一，通过合作制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依靠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合作制是除国家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进入社会主义的入口，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指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且认为这种形式可以很好地解决小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难题。通过合作制，使“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2]768第二，通过文化革命来巩固工农联盟。在开展文化革命中，列宁十分重视教师的地位，要求把教师“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脱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11]；此外，列宁还鼓励工人通过建设文化团体来建立一种友好往来、团结互助的工农关系。列宁之所以重视通过文化革命来促进工农关系，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道德素养，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保障。第三，在强化人民监督中巩固工农联盟。针对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监督不力等弊端，就需要将改组工农检察院和提高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相结合。我们看到列宁提出的改组工农检察院，首先就是吸收工人、农民参加检查工作，使检查工作“工人化”和“农民化”；同时还提出“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2]780人员组成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使党政平行的监督机关变成强大的人民监督系统。

三、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构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俄国作为世界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进行了漫长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急于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失败，但随后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构想，体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启示。

(一)坚持全面发展的总体布局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因此，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被考茨基认为是“早产儿”，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列宁也深知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因此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构想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试图通过“迂回”的手段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文化基础。列宁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构想，特别是其“政治遗嘱”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科学构想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切实的体现，特别是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依然是我国关注的重要时代课题。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代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的顶层设计，两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深化发展。这个总体布局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性、协调性，强调通过经济建设来提供社会的物质基础，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通过政治建设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通过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思想觉悟、道德修养，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改善、辨别是非的能力极大增强；通过社会建设使社会关系更加稳定和谐，让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让人民生活在清洁美丽舒适的环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提升，体现着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新要求，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内在要求，随着“四个全面”战略任务的不断完成来推进总体布局的深化发展。总之，“五位一体”作为长远方向性的指导、“四个全面”作为实现目标任务的现实举措，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解放。这既是对列宁关于社会全领域、全方位发展的继承，也是对新时代问题解决的创新发展，从而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相互协调。

(二)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显著特征和政治立场，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必须要理清“依靠谁”“为了谁”这一重大问题，只有始终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共情、与人民共存，才能使社会主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列宁自然也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并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重要任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政治遗嘱”中的合作制改革严格遵循人民自愿的原则，政治改革强调依靠人民监督的力量，文化革命旨在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构想，充分体现了列宁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根本立场、使命初心的时代阐释，也是对列宁人民至上理念的历史继承和时代创新，更好地回答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重大课题，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重要法宝。一方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贯穿在新思想之中。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特质，其中包涵了人民中心论、人民至上论、人民利益论、人民幸福论等观点，并强调要将群众路线这一传家宝贯彻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全过程，更加增强了党员干部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自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动党关于人民情怀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也体现在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实践之中。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着力破解发展难题，用新发展理念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发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解决了绝对贫困的世界难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缩小了城乡区域贫富差距，带领全体人们不断走向共同富裕，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总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初心使命涵养人民情怀，在发展中更好地坚守人民立场，为人民群众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谋取更多的利益，使人民群众的幸福得到保障，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根基才会更加巩固。

(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一个先进性、纯洁性的政党不仅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同时也拥有长久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进行执政党建设是列宁一直思考的理论难题。在“政治遗嘱”中，列宁通过分析党内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作风问题，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组织问题，以及潜在的脱离人民群众、党内分裂的危险，提出了改造党和国家机关、加强党内外监督、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等理论设想，旨在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任何事物的衰败都是从内部开始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同样也是如此。为了始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就要始终从严管党治党。这既是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在中国的时代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使贪污腐败之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现象得到明显遏制，党的建设总体向好的态势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消解党的先进性的因素、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依然存在，这就要求党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来正本清源。因此，新时代要从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全方面、宽领域、多层次来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建设党内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开展加强理想信念的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党内民主讨论会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并且也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来抵制各种歪风邪气；通过选拔任用一大批信仰坚定、心怀人民、素质优良的党员干部，发挥党员干部的“头雁效应”，自觉做到忠诚于党和人民，以勤劳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公仆本色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通过自我革命将执政党锻炼得更加坚强有力，更能经得起时代和人民的考验，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总之，只有始终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证执政党不变质，始终以昂扬的姿态、顽强的意志、崇高的理想指引着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