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云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上海 200233)

福柯笔下的“装置”(英文apparatus，法文dispositif)，首先指向一种流变的策略，这种策略自下而上不断建构起整个社会的权力网络。在装置阐释范式中，传统被界定为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及表现形式——不管是政治机构，还是意识形态——并没有被边缘化处理，而是被权力创制或策略应对过程本身所穿透，马克思主义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分析范式即生产范式被装置指涉的权力网络所嵌入。在福柯看来，这种嵌入是另一种权力分析模型的理论奠基，并声称这种奠基是颠覆式的。我们的分析表明，装置对生产范式的嵌入基本是无害的，并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的不断完善。辩证地看，福柯装置阐释范式也并非完美至极，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建构、主体性批判及资本权力超越方面，也存在诸多理论困难。

一、“装置”远离生产范式的真实意图

装置是福柯在系统阐释权力自下而上建构策略过程中逐渐形构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的演进史也是我们理解1970年之后福柯权力分析范式的重要理论线索。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已经出现对装置内涵的基本理解，1976年1月14日讲座对装置提出的理论背景作出了说明，1976年出版的《性经验史》第一卷从性经验史分析视角对装置内涵作出了分析，1977年7月10日发表的访谈《肉体的忏悔》对装置内涵作出了系统说明。因为装置的法文“dispositif”在英文中翻译为“apparatus”，而“apparatus”同时具有“仪器”“装置”“机构”和“器官”等意思，因此中译本翻译此词汇时有不同译法，但以翻译成“机器”和“装置”为主。本文的解读按照福柯论著上下文意思，参照法文、英文或中文等不同版本，并加以选择性引用。

(一)装置作为规训战略的机制网络

装置是权力自下而上建构过程中由诸种规训战略组成的机制网络。在《规训与惩罚》的结尾部分，福柯引用了1836年8月10日《法朗吉》报上关于理想社会的一段描述，形象地对装置作出了说明。福柯关心的是这个理想社会的中心点上不是权力机构如众议院、贵族院和王宫，而是医院、救济院和监狱。一个理想的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安排？福柯认为，这是作者对权力自下而上建构的窥探，其意义在于强调相对于自上而下的统治权而实现的自下而上的权力建构策略。福柯指出：“摘自《法朗吉》的上述文字使我们想到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位于这座城市中心的，而且似乎是为了恰当地控制这个中心的，不是‘权力中心’，不是一种武力网络，而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是一种对各种性质与各种层面的因素的战略分配。”[1]353以往我们分析权力实现一般会从权力意志及其现实机构出发，但是在福柯的理论范式中，监狱的重要性首先不在于它作为权力意志实现的机构，而在于它与传统权力机构的异质性及其运作机制：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权力实现机制。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福柯所言机制不再是原本权力话语中的法律和原则，而是一个包括各种因素的现实策略的机制网络。从功能上看，现实策略网络同传统权力机构一样，行使着规范化的权力，只是行使权力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它主要用来对付具体领域的复杂的非法活动，不像传统权力自上而下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很显然，福柯所言机制已经非常接近装置的核心内涵，因此，“机制……被用于生产的装置——‘商业’和‘工业’，用于对付一系列复杂的非法活动”[2]308。请注意，福柯在商业和工业两个词汇上加了引号，显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意义上提及的商业和工业，其重点在于强调穿透商业和工业活动的对主体的权力规训及其机制：“统辖着所有这些机制的不是某种机构的统一运作，而是进行战斗的必要性与战略准则。”[1]353福柯直接点出了阐释机制本身的目的，即揭示现实生活中人被规训的现实机制：所有机制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

(二)装置作为真理生产的现实机制

装置的本质是权力建构过程中生产规训话语即真理的现实机制。福柯在1976年1月14日所作的讲座，接着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提出装置范畴的核心意图作出了详尽说明。福柯告诉我们，他对权力的阐释重点在于回答：“权力关系在生产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执行了什么样的权利的规则？什么样的权力形态倾向于产生在我们社会具备潜在效应的真理的话语？”[3]228简单地说，现实权力建构过程中真实话语权力的形成，是福柯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福柯相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机体中渗透着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要发挥现实作用就离不开权力话语的生产，否则既有的权力关系既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也不能够实际地发挥现实效应。因此，福柯指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3]228

显然，福柯关心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体人被真理所支配的现实机制，这些机制的揭示将使人被现实奴役的真实秘密向我们敞开。一定意义上，我们是被迫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关于权力的真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承认真理、言说真理，并不时地被真理所讯问和审理，权力就此开始运作并发生现实效应。在福柯看来，人们生产真理是为了权力得以实际地建构，就如人们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是为了社会能够持存。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体是受真理支配的，人们按照真理制定相关法律，真理生产真实的话语，真实话语在现实中化为权力效应，即在真话语面前，主体被裁决和审判。福柯指出，“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3]232，如果仅关心权力的自觉意向和决策层面，那就容易忽略权力实现过程更为重要的权力话语的生产及其实际效应。福柯在此所言的网状组织，指涉的正是装置的实存形态。

(三)装置作为权力阐释的策略模式

装置是在权力阐释上取代法律模式的策略模式。《性经验史》第一卷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权力实现的话语策略进行了分析，在其英文版本中，“apparatus”出现了十多次，直接与权力的话语策略机制相关的三个“apparatus”已经在2016年中文版被准确地翻译成“装置”。第一个“装置”的出现意在强调话语生产机制：“其实大家建立的只是一种产生更多性话语的装置，性话语在它的结构中运转灵活，效果显著。”[4]20第二个“装置”的出现强调话语权力的实现过程：“夏尔科的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是一个例证：这是一部庞大的观察装置，有检查、询问和实验的功能。”[4]47第三个“装置”的出现重申了权力分析区别于传统方法的新路径：“若是不使用禁止和阻碍的方式，那么权力又怎样靠近性呢？它借助的是什么机制、策略或装置呢？”[4]76

权力建构与实现的阐释有很多途径，那种研究权力自上而下实施的阐释模式，归结起来就是法律模式，而福柯要探索的是关于权力分析的策略模式。福柯认为，权力的有效分析在于找到新的路径：“关键在于迎合一种权力概念，它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的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这就是用战略模式来取代法律模式。”[4]86这里所言“目的观”强调的是权力建构与实施的有效性；用“目的观”取代法律的特权，讲的就是从权力建构与实现的实存性分析权力。“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讲的就是装置所指权力实现的话语策略的多元性和变动性，间接地暗指话语策略的网络化存在，这种存在不是思辨的主观性存在，而是西方社会政治权力的客观实存。

(四)使用“装置”概念的真实语境

在1977年7月10日发表的访谈《肉体的忏悔》中，福柯对装置内涵作出了系统说明。当问到“dispositif”具有什么方法论功能时，福柯对使用“装置”概念的主要意图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装置概念指涉的是由异质元素组成的关系系统。构成装置的元素是完全异质的，包括话语、制度、建筑形式、监管决定、法律、行政措施、科学状态、哲学、道德和慈善主张。有意思的是，福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是很熟悉的，但他在列举异质性元素时，有意打乱了传统排序，话语、哲学与道德等并列，建筑形式、制度与法律并列，等等。这也表明福柯在尝试把自己的理论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基于生产方式而建构起来的生产范式区别开来，避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分析路径。福柯指出：“装置本身就是这些元素之间可以建立的关系系统。”[5]194这句话很重要：其一，福柯承认装置的关系系统特质，对关于装置不是一种系统的误读做出了纠正；其二，关系系统特质是对装置嵌入生产范式的可能性承诺。

第二，装置概念的使用在于确定异质元素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性质。福柯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以话语为例解释“联系”的变动性，特定话语可以当作制度的纲领，亦可以在另一时刻用来当作不行动或行动的说辞；二是强调在新理论范式中话语与非话语的“位置转移和功能修改的相互作用”[5]194的平等关系，虽然话语与非话语各要素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福柯更喜欢谈话语与非话语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两者分别对应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从理论侧重点来看，装置中真正具有穿透力的仍然是话语的力量。

第三，装置指向特定历史时刻响应社会需求的功能性结构。福柯强调，装置作为一种功能性结构，其用处在于响应社会提出来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紧急需求。福柯指出：“装置具有主导性的战略功能。”[5]195他举例说，对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来说，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个问题，于是现实中就提出了一种战略性需求，即对流动人口进行合理的管理，这样就出现了对疯狂、精神疾病和神经症进行控制和压制的功能性装置。

简单地说，装置是在多元异质性元素在相互联系过程中形成的战略性响应社会需求的功能性结构。福柯特别不愿意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分析装置，在谈到装置与知识谱系之间的关系时，福柯强调知识是一种特殊的装置，但装置是更广泛的、包括话语和非话语在内的更普遍的存在。福柯指出：“我所说的装置是一个更一般的上位体；或者更确切地说，认知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工具，而这种工具在其一般形式下既是话语的又是非话语的，其元素更加异质。”[5]197福柯甚至都不愿意区别话语与非话语，他以建筑物与建筑规划图的关系来加以说明，强调在建筑物与构图没有差异的情况下，去谈两者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福柯关于装置的界定重点在于揭示知识—权力结构，他在1979年1月10法兰西学院讲课时指出：“关于疯癫、疾病、犯罪、性以及我现在所讲的这些研究的关键之处，是要说明实践系列与真理体制的结合怎样形成知识一权力装置，这一装置将不存在的东西在现实中切实地被标记出来并且合法地使之从属于真假区分。”[6]16

二、“装置”逃离生产范式的理论错觉

福柯提出装置概念意在解蔽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去主体性的伪主体化过程，揭示主体被支配与被奴役的重要社会特征，并以此为前提探索逃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体化的现实路径。就研究路向看，福柯一再强调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但从文本分析看，其实福柯走得并没有那么远。谙熟马克思主义的福柯，基于客观的历史逻辑准确定位资本主义装置的特殊性，并以装置的功能性策略嵌入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社会层面，从资产阶级自下而上的权力建构视角，重新连接了生产范式的各要素，从而为我们在当下完善生产范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装置阐释贯穿客观历史逻辑

从研究逻辑看，福柯遵循了客观的历史逻辑。文本解读告诉我们，福柯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出发，但却严格遵循了客观的历史逻辑，他对监狱功能的分析如此，对性经验史的分析更是如此。装置视角的策略分析使理论形态看起来与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历史逻辑相去甚远，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的反向使用。就生产范式的研究逻辑看，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不言而喻的，基于生产方式的分析从而阐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的客观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原本没有“羊吃人”，“羊吃人”是一种历史结果，因此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7]47的观点。福柯并不反对客观的历史逻辑，但他反对由“人体”到“猴体”的分析路径，他认为这种方法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历史目的论。

福柯提出了一种非目的论的历史叙述逻辑，这种逻辑拒绝从历史的后一阶段追溯到前一阶段的理论演绎，而是从装置策略功能的现实展开出发，实际地分析资本主义权力的运作机制。福柯举疯人管理的例子，指出他与马克思主义分析逻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疯人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要素，因此对疯人管理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必要环节。福柯认为，其实对于疯人管理的研究还可以有另外的路径，即从社会现实最底层出发的策略分析路径。福柯指出：“从资产阶级的总体的统治现象，可以推导出一切东西。我们需要做的却与此很不相同，我们需要从最低的层面开始，历史地调查权力的机制在如何发挥作用。”[3]234

但是从理论的具体展开看，福柯强调的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现实分析，在策略的形成机制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推行疯人拘禁和性禁制的具体形态，实际上这是一种拐弯抹角的马克思主义。所以，福柯也在文本的不同位置不得不承认生产范式分析的基础性，比如当谈到权力与生产力发展的一体性时，他指出：“一点也不错。而且权力不断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改变。”[3]162不仅如此，福柯还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重要段落，比如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协作的关系时，他大段引用了《资本论》，意在确证资本主义装置作为协作机制的重要性：“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1]184

(二)装置阐释意在创新解蔽方法

从研究方法看，福柯力求创新权力分析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看，生产范式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性理论范式，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矛盾的阐释是关键。福柯在其著述中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指出自下而上权力分析范式的重要性，强调装置范畴对于权力分析的理论效应，但实际情况是，装置所蕴含的策略机制分析根本离不开生产范式。

首先，法律—经济基础和技术—规训基础具有共存性。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首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异，他虽然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却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切割。当问及为什么使用劳动概念时缺少关于生产性内涵的分析时，福柯的回答强调研究视角的不同：因为他研究的是生产性劳动圈子以外的人，如疯子、犯人，等等。言下之意，他并不否认劳动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加以研究的可能性，因为劳动一直具有三重功能：“生产功能，象征功能，‘驯服’或者说惩戒功能。就我研究的个体来说，生产功能几乎为零，但象征功能和惩戒功能却十分重要。通常来说这三者是共同出现的。”[3]164毫无疑问，虽然表达上比较委婉，但本质上肯定了劳动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分析意义。对于福柯来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分析和策略技术与规训基础辩证关系分析是可以共存的，只是前者不再占据核心地位，策略技术与规训基础的辩证关系则具有优先地位。福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为例，指出两种分析框架的共存性：“监狱与它们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这两重基础——法律—经济基础和技术—规训基础——使监狱似乎显得是所有刑罚中最直接和最文明的形式。”[1]261

其次，权力机制分析内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方法论角度看，福柯的装置策略分析本身是依托并贯穿于经济过程的，权力关系阐释在福柯看来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福柯指出：“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相反，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4]79在《规训与惩罚》中谈到处罚制度时，福柯坦承：“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接受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惩罚制度应该置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学’中来考察。”[2]25在福柯看来，现实中存在的绝对不是脱离经济基础的高高在上的权力结构，而是贯穿于经济过程的权力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主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确实需要分析肉体的经济使用，在这种分析中，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关系的干预。但仅有这种分析是不够的，因为，“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1]27在此，权力机制分析，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最后，生命权力积极作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福柯认为，以肉体存在为基础的主体衍生出生命权力，生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但生命的意义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所界定的，只有纳入生产的生命才具有现实意义。生命权力的现实辩证在于，一方面生命肉体必须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素；另一方面自然的肉体存在是无法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进行调整。这里的调整不是指人口在地理位置上的自然迁徙，而是指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要求对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福柯认为，过去国家机器的发展为生产关系提供了政治保障，而18世纪之后的家庭、军队、学校、警察、个人医疗或集体管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用作用，即根据资本的积累来调整人口的增长，根据生产力的扩展和利润的不同分配来确定人类组织增长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对主体进行规训和对人口进行调节的作用，以及保持控制关系和霸权地位的作用。福柯认为，这确证了一点，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肉体的规训与对肉体力量在生产过程中的配置，是资本主义生产中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对肉体的塑造及其价值规定和对肉体力量的分配管理在那时都是必不可少的。”[4]118

(三)装置阐释贯穿着历史辩证法

从研究战略看，福柯始终坚持历史辩证法。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94福柯与马克思一样，都主张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以批判的力量助推人类社会进步。虽然福柯并未明确说他使用的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但从他所坚持的历史进步观、理论批判路向及其权力抵抗思想看，他在历史辩证法的坚持上，与马克思并无二致。

首先，福柯坚持辩证的历史进步观。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批判了两种错误的历史观，表达了他的历史进步观。福柯指出，对待历史有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态度“预设同样的机制在我们社会的历史上不断重复和扩展”，另一种态度“虚构一个‘过去的好日子’”[3]246。前一种态度讲的是历史循环论，这种论调抹杀了历史进步的可能性，福柯用19世纪的医院收容与17世纪的禁制方式相比较，指出两者的历史差异性，从而嘲讽了历史循环论。后一种态度讲的是历史怀旧论，这种论调把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时代预设为快乐的黄金年代，认为是资本主义毁掉了那段好时光，因此人类的目标是回到那个被毁掉的时代，福柯强调这种观点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很荒谬的。福柯明确指出：“把历史看成重复不间断的观点和对社会生活的黄金时代的怀恋仍然在很多人那里不断出现，并构成许多政治和社会学的分析的特征，要克服这些观点。”[3]246

其次，福柯主张以批判推进历史进步。在给德勒兹、加塔利所著《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福柯阐明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开展现实批判的理论主张。非常有意思的是，福柯重申了马克思走出哲学思辨、走向现实批判的基本观点：“人们不能在大量新概念和令人惊讶的概念中寻找‘哲学’：《反俄狄浦斯》不是浮华的黑格尔。我认为，《反俄狄浦斯》可以最好地理解为一种‘艺术’。”[9]XII福柯所言“艺术”是批判的艺术，指把欲望引入思想、话语和行动的艺术，这种艺术的目的是“推翻既定的秩序”及其秩序背后的权力关系。福柯把这种批判的艺术指向了三个对手：维护政治和政治话语秩序的人，心理分析学家和符号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法西斯主义[9]XIII。不难理解，这三个对手正是福柯通过装置分析所揭示的三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及其策略机制，这既是《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理论批判的基本指向，也是福柯理论批判的基本指向。

最后，福柯强调抵抗与革命的重要性。福柯是辩证法大师，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分析历史进步的可能性，拒绝“历史是理性的诡计”和“权力则是历史的诡计”的历史目的论，强调历史就是权力支配与权力抵抗合二为一的辩证过程。福柯之所以反对权力是历史的诡计，其根本原因在于强调历史过程还有抵抗的力量在起作用：“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4]80更为重要的是，福柯强调抵制绝不是外在于权力的，权力的存在恰恰是在抵抗权力的策略机制中自下而上地建构起来的；权力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中到处都有。福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抵抗点是不均匀分布的，它们以强度不等的方式散布在时间和空间当中，从而使反抗资本主义权力的革命成为可能。福柯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同权力关系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一个贯穿各个机制和制度、却又不局限其中的稠密的网络一样，大量的抵抗点也贯穿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毫无疑问，这些抵抗点的战略规范使得革命成为可能，这有点像国家取决于对权力关系的制度整合一样。”[4]81话说回来，虽然福柯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进行抵抗和革命的必要性，但他所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革命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福柯一再申明的观点。

三、“装置”过度阐释带来的理论困难

在肯定福柯关于装置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福柯对装置的理论阐释同样具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本主义权力关系自下而上建构的微观分析框架，无法替代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生产范式理解框架；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批判，离不开对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批判；资本主义多元的主体性修复，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普遍革命意识的激活。

(一)权力建构阐释留有系统性缺憾

从权力的建构看，福柯关于装置的策略机制分析并不全面。意大利学者吉奥乔·阿甘本曾在《什么是装置？》这一文本中系统分析过福柯的装置概念，突出了福柯关于装置分析的主体性救赎。但是阿甘本把装置的策略机制泛化为人类历史以来的实存，强调“自从智人(Homo sapiens)最初出现以来，装置就存在了”[10]19，这显然又与福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体性批判的历史语境限定相悖。也就是说，福柯对于装置的分析重点落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但是，福柯关于装置的策略机制分析存在着理论欠缺：福柯微观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建构的自下而上路径，却刻意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建构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这一主导路径。

就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建构来说，我们无法抹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者实现自身利益的强烈意志，这种意志在资本不断增殖的现实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工人阶级的被支配和被奴役是这一过程的另一面。福柯也承认，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要成为统治阶级并确保其统治地位，需要自上而下地施行确保这种统治地位的宏大战略，但是他更重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权力关系生产过程中的互惠关系。因为在福柯看来，我们绝不能说：“资产阶级在其意识形态或其经济计划的层面上，作为一种既真实又虚构的主体，发明并强行将这种策略强加给工人阶级。”[5]203毫无疑问，当福柯把装置所指涉的资本主义奴役性定位于工人阶级身上所承受的非强加的统治时，他偏离了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生成的主导逻辑。

(二)权力批判性认知的充分性缺憾

从权力的批判看，福柯对装置的批判性认知显得不够充分。法国学者吉勒·德勒兹曾经借用拓扑学图表对福柯装置的核心内涵即权力形成的策略机制进行过解读[11]126。德勒兹认为，社会不同领域权力关系构成的叠层必须不断进行权力生产，以积极回应域外质疑和提问，权力生产的策略地带就处在叠层与域外线之间，而主体化地带只能蜗居于诸多叠层间的空隙当中。德勒兹是以赞扬的口吻进行解读的，他肯定了福柯装置分析相对于拓扑学的理论创新。从福柯对装置的分析和德勒兹对这一分析的解读可以看出来，福柯对装置的批判性认知是存在盲区的：主体化地带为什么只能蜗居在叠层的空隙，而不是直接存在于叠层当中？这里既有德勒兹之误读，亦有福柯理论分析之偏颇。说是德勒兹的误读，理由在于福柯并不主张策略机制是在叠层之外展开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实现机制与自下而上的权力建构机制是资本主义权力实现的同一过程的两个维度。说福柯理论分析存在偏颇，理由在于福柯关于资本主义权力建构机制的分析，刻意回避了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前提的经济基础的讨论。

当年马克思之所以从他所擅长的文化史批判退回到市民社会批判，根本原因在于他发现，德国学者对黑格尔的国家理念批判，以及对国家现实的批判，仅仅停留在上层建筑领域；议会、法庭和监狱等是政治上层建筑，国家理念与各式意识形态是思想上层建筑，它们归根到底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就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的形成而言，确实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但这种意志最终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答案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产阶级统治意志的政治经济学根源。资产阶级的统治意志是资产阶级保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权的意识反映，资产阶级统治权力的持续维持与巩固，其根本目的是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守护。相对于装置的策略机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守护，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更何况在掌握国家机器和军队的背景下，所谓自下而上的策略机制其实际效应显得无比的脆弱。这一切已经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确证。

(三)权力超越阐释的主体预设缺憾

从权力的超越看，福柯对主体性的修复缺少现实革命主体。装置作为策略机制，它是由异质的多样化元素为基础的，这些元素并非铁板一块，没有统一的意志，没有统一的策略，更没有统一的行动，其根本原因在于福柯并没有找到基于物质利益诉求而具有相似实践动机的革命主体。福柯在婉拒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的同时，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太重视阶级分析而忽视了对斗争策略的考察：“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们总是包含‘阶级斗争’的问题，但它们很少注意短语中的一个词，即‘斗争’。……当他们把‘阶级斗争’称为历史的主要动力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阶级的定义、阶级的边界、阶级的成员，但从来没有关注具体到斗争的性质。”[12]123福柯认为，马克思时代对阶级革命的强调有其历史语境，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只适合其他形式的反抗或革命。当问及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采用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形式是否可取这个问题时，福柯坦承：“不，我相信没有可取性。有必要发明另一种或其他东西来代替那种革命。”[12]122在福柯看来，抵制当代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斗争应该采取其他形式，但不管什么形式，它与19世纪的革命斗争相去甚远：“斗争在这里意味着什么？这是辩证的对抗吗？经济战？战争？被阶级斗争撕裂的公民社会是否被视为一场以其他方式继续的战争？”[5]208这里的“以其他方式继续的战争”，是指福柯所主张的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领域存在的权力关系开展的各种抵制策略。

在福柯看来，既然革命斗争的语境变了，革命主体也将发生变化；由劳动主体转化而来、为共同利益而战斗的阶级主体必定会消解。因此，当被问及“最终谁是相互对立的主体”时，福柯明确表达了自己不认同阶级主体的基本观点：“这里不存在即刻可以辨认的主体，所谓一个是无产阶级，另一个是资产阶级。谁和谁战斗？我们都互相争斗。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总有一些东西在与另一些东西作斗争。”[5]208福柯强调，指认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主体，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因为从他的对抗策略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参与到抵制资产阶级统治权策略当中来的主体主要是个体：“是的，个体，甚至亚个体。”[5]208

由此可见，基于资本主义权力装置分析、主张主体性救赎的福柯，与基于生产范式探讨以无产阶级为主导力量、推进主体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理论差异。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范式看，福柯的权力装置分析作为生产范式的补充，或许是弥合两种理论差异最好的理论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