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一帆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2)

“症候阅读”是阿尔都塞就苏共“二十大”以来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误读倾向作出的理论“干预”，是《读〈资本论〉》一书着重阐明的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方法和认知模式，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全貌得以完整呈现的有效依托，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症候阅读法也就是阿尔都塞的文本解释学，他的全部理论思想中，这一理论观点的重要性仅次于问题式理论。”[1]

不同于既往总结式的直观阅读，“症候阅读”关注造成文本内容不连贯的空缺背后的思想深层的沉默和转向，强调对作者未意识到但实际已触及的新问题的发现和生产。因此，“症候阅读”可能性的论证基础——此处所谈可能性指“症候阅读”基于生发、必要和运用的广义的发展可能——首先在于对作为“症候”的思维异于表述的分析及其必然性的揭示，即何以有“症候”。

一、何以有“症候”

“症候”一词源自拉康。在阿尔都塞的研究语境中，意指文本空缺和理论失语，表现为内容的相矛盾或无意义。阿尔都塞并未将此种局限简单归因为作者一时疏忽的“不出现”[2]8，而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作者对自身思维演进的无意识和囿于特定视野的逻辑惯性。这涉及弗洛伊德用作精神分析的无意识论。

(一)无意识论

“一种历程若活动于某一时间内、而在那一时间内我们又无所察觉，我们便称这种历程为潜意识。”[3]55无意识一般也称潜意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范畴，关注意识未被觉察部分及其可能的活动方式。无意识受生活经历、职业选择、家庭关系等环境因素的持续影响，多以非理性形式呈现为不合规范的本能冲动，表现为“症候”。换言之，“症候”作为无意识活动的结果而存在，并随无意识的意识化而消灭[4]218。也正是因为被弗洛伊德视作人的原始本能深受抑制的现实反馈，无意识活动得以具有近乎先天的必然性，或多或少地潜藏在社会个体的思维之中。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是阿尔都塞重要的思想来源，构成其理论体系的基础。无论是1964年的《弗洛伊德与拉康》一文，还是1966年寄给迪阿特凯内的以“论精神分析”为标题的笔记，或是1976年所著《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均能体现出阿尔都塞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着迷和认可。因此，在《读〈资本论〉》中，无意识论被应用于文本阅读和分析，强调未被作者觉察的区别于原有论述的“无声”话语的必然存在，并成为揭示、解释内容空缺、语句沉默背后的理论转向和思想演进的意识工具。

(二)理论的“沉默”

既然个体思维的无意识趋向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产物，那么也便意味着个体对外部因素及其可能影响的无意识。对于论著者而言，这种无意识指代文本中潜在的具有历史特性的理论立场和逻辑理路，并通过受客观事实制约的各类结构的相互作用呈现出来。“历史的真实不可能从它的公开的语言中阅读出来，因为历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种声音在说话，而是诸结构中某种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阅读不出来的自我表白。”[2]6个体总是浸染在特定的社会氛围和历史阶段中而难以彻底独立、中立，因此思维的任何表达必然是以时代问题为前提和导向，由此成为历史自我呈现的客观结构的重要环节，形成同时代的思想共鸣。在此意义上，对某一理论内容的全面理解，必须结合其所处环境加以历史性的审视考量——这构成后文选择哲学阅读方式的原因。但同时，历史因素对思维无意识的渗透极大地制约了理论视野，使之“总是死抱着它的旧问题”[2]16，易在新问题的解释阐述中引致沉默、缺失和空白，从而使得理论在变革层面陷入迟滞。

(三)“有罪”的阅读

在文本阅读中，这种无意识表现为阅读的“有罪性”。“有罪”的阅读是以无辜的阅读为参照提出的。在《读〈资本论〉》的序言《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中，阿尔都塞首先指出不受干扰、完全中立的所谓“清白无辜”的阅读是不现实的，读者很难以简单直观的方式全面了解作者的思想和意图，并认为每个主体在阅读过程中始终受限于某一特定的理解视域，有其理论负载，即“没有一种阅读不包含着决定阅读性质的一种理论”[5]43。而每一种思维模式，都通过对文本的系统阐释强化、固化自身，在“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2]2。

正如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资本论》的分析有其天然的视角差异，文本阅读在思维习惯的长期影响下以无意识的方式形成固定的研究视野和理论逻辑，难以摆脱认知的偏差和立场的倾向。由此，阅读是特殊的，从而也必然是“有罪的”。但这种特殊阅读并不必然构成阅读本身的局限，因为“它并不想通过坦白来赦免自己的罪过，相反，它要求这种罪过，把它当作‘有道理的罪过’，并且还要证明它的必然性，以此来捍卫它。”[2]4文本阅读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选取无偏的立场——这是阅读难以回避的“原罪”，而在于提供合理的解释，在于“有道理”地阐明文本研究的前提和对象，并有效厘清特定理论的历史定位和发展脉络。借此定义，阿尔都塞对“什么叫阅读”这一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特殊阅读也得以“就它的无罪”宣称“自身是合理的阅读”[2]4。

综上，在阿尔都塞的文本解释学视域下，“症候”作为影响内容连贯性和意义表达的语句空缺或疏漏，并非是作者简单的失误或忽视，而是其思维中潜在的无意识状态的表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理论阶段和时代特征。读者则可以通过阅读对文本空白作出合理解释——尽管这必然导致“有罪”且特殊的偏差理解——以趋于对作者思想的全面认知。

二、“症候阅读”何以必要

以上内容已对文本阅读中的“症候”概念、成因及必然性作出了基本阐述，但这并不完全构成对“症候阅读”必要性的解释，即为何需要对作者无意识表露的思维状况加以特别关注和识别，并作出合理的分析和补充。这一问题是在阿尔都塞对《资本论》哲学阅读方式的选择和理论总问题的转变的论述中得到充分说明的。

(一)哲学阅读方式和理论总问题的转向

阅读必然是“有罪”且特殊的，这意味着文本解释的多元路径，自然也内含不同视域的比较和选择。阿尔都塞就《资本论》的阅读方式，指出经济学、历史学、逻辑学等的阅读在预设对象的前提下，局限于对具体关系的探讨，从而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可能转变。并由此指出哲学阅读的重心在于提出“另一类性质的问题”[2]3，即《资本论》同它的对象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阅读区别于其他特殊的阅读方式的本质特征，也是阿尔都塞认为其适用于《资本论》解读的深刻性所在，因为哲学阅读深入到论述和对象相统一的认识论基础中，就理论对象提出质疑并作出判断，进而益于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定位和发展阶段的全面认知：“只有这种阅读才能对《资本论》在知识史中占有何种地位的问题作出回答”[2]3，也得以将《资本论》与“单纯的意识形态的产物”“黑格尔形式的古典经济学”“人类学范畴在经济现实领域的生硬运用”彻底区分开来[2]3-4。

基于此，通过哲学阅读方式觉察出的著述者的无意识状态，表明文本中研究对象的模糊和可能的转变。而研究对象的转变，则意味着理论总问题的转向。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思想体系的基础，理论总问题借用抽象法对理论的对象、指向、范畴等基本内容作以最精炼的规定，进而在根本上影响理论所涉及的所有领域和视野。因此，必须对理论总问题的潜在变化保持敏感，而哲学式的“症候阅读”正是将“作为新问题产生的基础的全部领域和视野的变化当作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来”[2]16，并且“用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这一悖论所包含的看不见的总问题来衡量他开始就看见的总问题”[2]21。由此形成对理论的基本反思，得以把握思想演进和变革的脉络。

(二)两种阅读方法

为对“症候阅读”的必要性作进一步说明，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以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概念为例，设想马克思对斯密著作的阅读和理解，详尽比对了两种可能的阅读方法。其一为栅栏式阅读。“这种阅读就像是通过栅栏来阅读一样，在这种阅读的过程中，斯密的著作通过马克思的著作被看到并且以马克思著作为尺度。”[2]8换言之，读者以所处环境和特定思维形成评析文本的固定标准，如同栅栏一般将阅读视域限定在读者所能理解的范围，这实质抹去了理论的历史性和作者必然的无意识，成为一种仅用作衡量内容一致性、阐明文本局限性的回顾式总结。“这种阅读的结果无非是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记录，是对斯密的发现和空白、功绩和缺陷、他的出现和不出现的总结。”[2]8

阿尔都塞对这种阅读方法显然不持认可态度，因为“斯密没有看到和理解的东西仅仅表现为完全的空缺”[2]8，被理解为其忽视和不出现的直接结果，而非研究对象在无意识的表述疏漏中的可能更迭。因此，这种阅读只表现为直观的“看”，并且以“看”来衡量作者建构的体系，从而简单化理论的内外联系，将“认知对象的全部本质归结为客观存在的简单条件”[2]9。马克思成为了斯密本身，成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空白的直接补充者，“历史距离和理论距离也就消失了”[2]9。显然，这种特殊阅读并不属于哲学阅读，也并不能呈现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和历史意蕴。

其二为“症候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看到的东西不是它没有看到的东西，而是它看到的东西；不是没有出现在它的面前的东西，而恰恰是出现在它的面前的东西；不是它疏忽的东西，而恰恰是它没有疏忽的东西。”[2]11以简单的“看”随意断定的作者的“疏忽”，实际只是读者的“疏忽”，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给出“从来没有被提出来的问题的回答”[2]12，预示着理论的深入和发展。被视作“症候”的理论缺失和失语往往与基本概念关联密切，如“劳动”及其价值。阿尔都塞在书中以“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13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表述作例句分析，指出原句语意不通的同时，强调潜在的“劳动力”概念的初步建立——再生产的显然是劳动力而非劳动本身。而斯密因为思维的无意识和理论逻辑的固着，自然察觉不到、表达不出研究对象的转变和更迭，仍以旧的“劳动”概念指代新的对象，从而造成语意不通的文本“症候”。

“症候阅读”不仅在于识别文本缺漏、揭露潜在的已生成的问题，更在于生产新的问题，从而在根源上实现对旧的理论体系的变革。因此，在前引例句中，不仅要将“劳动”在表述上替换为“劳动力”，以形成一个与答案相对应的合理问题，更要对“劳动力”概念加以剖析、重构，以补充旧理论在演进中无法填补的空白，进而生产出新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新的研究视域。在以上语境中，新的问题为“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以症候形式被生产出来的关于对象的新问题，“是新的理论总问题可能产生的不稳定标志”[2]16，极有可能在全部领域和视野中实现对旧理论的变革，此部分内容在后文再作展开。

依据阿尔都塞所作定义，“所谓症候阅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2]20可见，“症候阅读”是以两个相应文本的互相参照为阅读基础的，意在将所读文章中被话语沉默、语句空缺掩盖的理论的无意识状态彻底揭示出来，并通过另一篇直观而言并无关联的文章呈现出来，由此形成补充和发展。换言之，第二篇文章作为第一篇文章的评析尺度，以后者的“缺失”形式表现出来，这与栅栏式的仅关注“出现”的阅读方式彻底区分开，古典理论也得以同它自身相比较[2]12。当然，两种阅读方法并非冲突、排斥，而在一定程度上相联系、共存。“至少在理论文章的场合，存在着两种意义的同时阅读的必然性和可能性。”[2]20对于文本表述的显性意涵的阅读和分析并不因无意识的“症候”存在而不重要，这构成著述者思想演进的重要线索，并使理论的沉默和空白得以突出，从而为“症候阅读”的有效进行奠定必要基础。

三、“症候阅读”何以运用

“必须彻底改变关于认识的观念，摒弃看和直接阅读的反映的神话并把认识看作是生产。”[2]15阿尔都塞将文本中因作者思维的无意识而潜在的理论沉默视作存在而非缺失，阅读由此成为识别论述与其对象不一致状态的认知过程和提炼与新答案相适应的新问题的生产过程。这种生产不是盲目随意的，也并非独立单一，而是以理论场所的变换为依托实现的问题架构的系统生产。

(一)“场所”的变换

前文已初步提及理论总问题的生产，这是问题架构作为整体生产出来的重要环节。在阿尔都塞的解释视域中，特定体系提出的具体问题均是以特定的问题式为引领和导向的，使之与理论的基本规定相契合，并以结构化的方式呈现出来。“问题式领域把看不见的东西规定并结构化为某种特定的被排除的东西即从可见领域被排除的东西，而作为被排除的东西，它是由问题式领域所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2]17作者的论述实质为理论的问题式结构所固定，“看得见”的内容以直观方式呈现，而“看不见”的内容则以“被排除”的方式“被理论拒绝”[2]17，这同时也是“阿尔都塞得以建构其全部理论的逻辑原型”[6]23。因此，如果要对问题式加以整体性变革，则必须要在旧的架构所规定的空白处展开研究，也即要变换“场所”。

“场所”意味着特定的理论视野、理论问题和理论话语，因此“场所”的变换预示着理论体系由内至外的革新。这并非如“精神决定这种唯心主义的神话”一般具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2]19，而恰是无关乎认知主体的“场所”的自我反思的演进历程。这一过程以认知活动的生产资料的现实变迁为前提和动力，反映时代的突出特征和具体问题，具有历史性。而主体则是不自主地置身于固定的“场所”之中，以“场所”确立的逻辑方式思考，成为其自我实现的基础单元。

(二)主体的认知自觉

同时，“场所”的呈现、反思和变换必须以主体的认知自觉为基点。“主体必须在新的场所占领它的新的位置”，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把使它能够看见看不见的东西的有教养的目光转向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2]20人作为“场所”的整体架构中最为积极的能动因素，必须明晰新的理论视野、面向新的理论问题、构建新的理论话语，进而形成对旧“场所”的准确分析和深刻批判。而文本中出现的论述和对象不一致的“症候”，正是因主体性匮乏导致的对旧“场所”设定的认知模式的固着。

可见，人的无意识、非理性的“症候”，实质是为“场所”更替和发展的理性呈现。换言之，理论对象和问题早以经由历史实践以符合规律的方式设定，但人作为主体因为对旧视角的依赖而难以对新的问题架构有全面深刻的认知，同时却也因思维的自主性无意识间探索出针对新问题的新回答，从而形成前后不相一致的矛盾。因此，只有将“症候”同“场所”紧密关联，“症候阅读”才得以真正具有整体性和历史性，进而成为科学的阅读方式。“症候阅读”显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具体运用，正如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就是因为他建立了历史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历史差别的哲学，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在破除阅读的宗教神话的过程中完成的。”[2]6

(三)文本意义的双向延伸

“症候阅读”在承认作者的无意识的同时，也指认了读者的无意识；在阐明理论构建的局限的同时，也突出了理论解释的局限。由此，“症候阅读”便具有了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横跨时空的双向意义，表现出发展意蕴。在《读〈资本论〉》一书中，尽管阿尔都塞借马克思对斯密的阅读阐明“症候阅读”的实质和内涵，这种阅读的独到方式最终是运用于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出马克思读不出来的东西”[2]79。这便需要脱离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场所”，并自觉对新场所的规定性加以认知和应用。显然，这并非易事，人对场所、症候的理解和判断易因主观的无意识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偏离，从而形成新的症候，成为阅读批判的新对象。换言之，“症候阅读”的结果同时也是“症候阅读”新的对象。在此种意义上，“症候阅读”方法本身便是一种螺旋向前的发展进程，在认识—实践—再认识的逻辑线条中实现自我纠偏和完善。因此，尽管阿尔都塞作出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或许存在着对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的问题的重要回答”的假设颇为大胆[2]21，但却也能在力图全面复现马克思思想全貌的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时代活力。

四、“症候阅读”何以发展

“症候阅读”并非是理论诠释的刻板方法，而在与文本的动态互动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活力。这种发展态势应归结于“症候阅读”的现实意蕴，可概括为“对马克思理论内容的还原和发展”“对经验论的突破和革新”和“对适用领域及自我批判的开放态度”三方面。

(一)对马克思理论内容的还原和发展

就其本意而言，阿尔都塞提出“症候阅读”的目的在于还原马克思的理论内容和思想全貌，以批驳人道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因此，对马克思所著文本的阅读，便成为“症候阅读法”首先适用且证明自身有效的初步尝试。实践证明，“症候阅读法”能在更大程度上呈现马克思思想的本源内容，并澄清相关谬误。其一，“症候阅读”通过对读的“宗教式的神话”的批判及其“原罪”的揭示，将读和写区分开来，将读者和作者区分开来，从而将繁杂的诠释者与马克思本人区分开来。在拓宽文本理解空间的同时，使之不拘泥于某一特定阐释，由此形成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事实保护。并将更多研究引向原文的详致阅读，以减少理解可能存在的偏差。其二，“症候阅读”提供了认知马克思的不同以往的特殊方法，即基于文本潜在的不一致，依托理论场所的变换，彰显暗含在显性表述中的隐形话语。阿尔都塞一方面借用“症候”概念，阐明思想体系的问题基础，突出理论的现实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场所”范畴的构建，将马克思的理论内容置于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加以整体考量，在避免片面独断的认知的同时，给予其以更大的时代发展和运用空间。

“症候阅读”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阅读和理论阐释的有益尝试奠定了其自身发展的基础。经由阅读实践和经验凝练，使之对文本“症候”的识别模式趋近成熟、对理论“沉默”的补充趋于合理、对历史“场所”的认知趋向全面，由此促成“症候阅读”内各要素的密切关联，形成体系化的可供普及的阅读模式。

(二)对经验论的突破和革新

“症候阅读”是理性主义的呈现，是对经验论的突破和革新。正如上文所述，阿尔都塞通过对“症候”概念的结构化解释和运用，将人的无意识(包括理论的“沉默”“有罪”的阅读)纳入合乎理性的以时代总问题为导向的架构中，从而减轻历史的偶然因素及人的主观倾向造成的阐释偏差，并防止阅读陷入无理论前提的简单对照式的归纳总结(也即栅栏式阅读)。

因此，“症候阅读”视域下的理论是动态的、连贯的。区别于经验论中认知的可能断层，“症候阅读”始终对理论潜在的转向、变革保持敏感，突出理论的发展脉络，呈现出规律性认知；同时，作为“症候阅读”主体的人是完整的、与时代相统一的。一方面，人既有借由意识活动表述的显性话语，也有无意识状态下的语句缺失，这实质是将人的精神从唯心主义的神话中解放了出来，阐明了人并不完满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个体理性的部分缺失与时代发展相统一，进而呈现为一种历史必然，成为人类作为整体的绝对理性实现的必然环节。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强调“我们甚至要感谢马克思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弱点、空缺和疏忽：这些弱点、空缺和疏忽有助于说明他的伟大，因为我们只能在重新开始他的逝世所中断的叙述时才能提到它们”[2]226。

(三)对适用领域及自我批判的开放态度

既然“症候阅读”的前提在于人的普遍存在的无意识状态，那也便意味着这一阅读方法具有开放性。换言之，“症候阅读”的外延广泛，适用的领域、呈现的结果均非固定。其一，“症候阅读”可推广运用于各学科的系统研究。任何研究都有其现实旨归和问题导向，而作者必然也因其思维的无意识制造出理论空白和话语缺失，这是“症候阅读”适用的基本条件。时下，“症候阅读”已被视作文学批判、文艺评论及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其二，“症候阅读”的结论是不定的，即每个认知主体因其受限视野对文本的“症候”“沉默”“场所”等对象的判断和解读必然存有偏差和误认，因此阅读结果难以避免地具有特殊性，从而使得这一结果本身与文本一同成为再阅读的审视对象。概言之，“症候阅读”对自我批判持开放态度，也只有通过充分探讨和互动，才能厘清思想、理顺脉络，“症候阅读”才得以作为正确的方法而非机械的目的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