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拴拴 王 鑫

引 言

中国共产党作为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型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在庆祝建党百年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页。在建团百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奋斗，是共青团的初心使命。”(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5月11日。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承担着联结中国共产党与青年的枢纽功能，在民族危机、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引领、团结广大青年跟党走，为党的政治价值输出、政治精英吸纳、政治组织再生产和政权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提供持久动力。

党团关系是研究共青团百年演进历史的重要维度。一般而言，政党可以被视为领导特定阶级、阶层，为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实现政治整合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政治社团是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按照特定利益集合在一起，有组织地参与、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调整和执行过程的社会团体。(3)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8页。当代中国，工会、妇联、共青团等都属于政治社团，而共青团是唯一以“中国共产主义”命名的社团，是极为特殊的“一级社团”。(4)谢庆奎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天然的政治联系，具体体现在团的组织原则、会议制度、团务内容、运行机制等都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规定具有高度统一性。因此，党团之间如何联动，将原子化、差异化的青年转化为具有较强认同感、凝聚力和团结性的先锋力量，是值得学界深入探究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青团组织的百年演进

(一)民族危机时期的政治革命：党对团的启蒙与动员

中国青年的觉醒、共青团的成立与近代爱国主义运动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筹划在各地发展青年团，将它视作党的预备学校。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重视青年运动，在对青年团组织的领导方面要“依新章从速进行”，(5)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这为共青团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22年，标志共青团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指明团的性质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奋斗目标是“建设一切生产工具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6)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石油部物探局制图厂1981年印，第129页。此后，共青团依据党的指示指导学生先后参加第一次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反对国民党右派等工作，并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更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团中央还创办《先驱》和《中国青年》两份刊物，向广大青年宣传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广泛动员青年群体投身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救亡图存的紧迫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改造青年团为“青救会”，1936年《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把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的青年运动，当做自己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最中心任务”。(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1936—193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中共中央向解放区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提出要召开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重建“更群众化、青年化”的青年组织，并把在党号召的各项事业中组织和发动青年、保障广大青年的切身利益、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作为团的三项基本工作。(8)李玉琦编：《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在民族危机背景下，共青团逐步建立、发展和壮大。首先，共青团在党的帮助下组建起来，依据时代召唤不断明晰自身性质与目标，在实践中契合党在政治精英、价值理念和组织形态等方面的嵌入。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产生，党的政治精英自然嵌入团组织，开展直接领导或指导各项工作；团的相关主张转述了党在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中的成果；团在明确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了思想、理论和组织等方面的高度统一，以更好地协助党完成革命任务。其次，共青团整顿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根据党的需求动员并吸纳一切可以团结的青年力量，逐步扩大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抗日战争时期，共青团工作职能由团的工作转型为青年工作，其领导的青年组织打破阶级、党派、区域的界限，广泛分布在城市、农村、根据地、国统区，甚至延伸到海外，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青年力量以形成统一战线，强化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动员能力。抗日战争胜利后，党提议重构更具广泛青年基础的共青团组织，探索对青年成员和青年组织的动员和吸纳。再次，共青团全力配合党的工作，突出共青团的政治性，做好党的政治价值输出工作，指导青年参与政治运动，助力国家生存和社会发展，构建初阶的党团联动模式。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强化：党对团的全能领导与考验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同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团的任务与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民党及其地方残余势力、地主阶级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维护政权稳定是中共的首要任务，也是重建共青团的主要任务，党进一步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195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指示》中提出，加强党对青年团的思想和政治领导，各级党委应指定党委委员与同级团委保持联系，定期检查团的工作。(9)中国青年出版社辑：《青年工作文献选集》第一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第103页。青年团一方面，深化党提出的对青年的文化嵌入，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引导，举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劳动教育、学习毛泽东著作、向雷锋同志学习等活动，开展青年扫盲工作、引导青年学习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响应党的号召，吸纳青年群体积极投身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事业，垦荒造林、增产节约、组建生产突击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巩固新生政权作出重要贡献。195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文革”期间，“红卫兵”作为全国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组织，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扰乱团中央工作组和办公点，团工作遭受巨大冲击与考验。

这一时期，党的权力结构嵌入青年团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党团关系的全能强化，共青团的功能经历了转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共青团由教育青年、组织青年转型为政治教育、经济建设、文化服务的功能结合体，共青团的工作也由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文革”时期，党的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共青团也在冲击之下活动陷入停滞。党对团的全能领导结构以政治功能强化嵌入为核心，整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嵌入，实现对青年群体各项工作的联结与渗透，青年群体统一思想、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一行动，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服从性。党通过对团的全能领导，实现对青年群体的全面、有效联结，党团开展组织动员、政治吸纳和社会整合的能力空前增强，全能领导虽然短期内适应了单位制社会需求，为政权巩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没有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党对团的全能领导所造成的影响，为共青团的后续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共青团是以青年为基础建立的政治组织，把握青年才能把握共青团的命运。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特点，他们爱国拥党、集体意识较强、充满政治热情，也具有政治冲动性和盲目性。因此，引领青年合理转化高涨的政治热情、强化法治意识、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青年奋斗以奉献社会是共青团的重要任务。而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是关注、关心、关爱青年，充分了解青年的实际需求。

(三)改革开放后的多元互动：党的赋权与团组织深化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都发生了重大转移。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顺应新形势，在工作重心上进行了全面调整，提出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争当新长征突击手，争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团工作得到恢复，逐步向规范化转型。1989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提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支持共青团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委不应干涉共青团的日常工作……不得把共青团组织的机构撤销、合并或归属其他部门”“发挥共青团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这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的党团关系，为共青团工作指明了方向，党团之间突破了单向度的行政领导模式，党赋予团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以及在社会领域开展民主监督的职能。

党的赋权充分调动了团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在改革初期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在经费来源方面，多渠道筹措团组织经费，提升团的自主性。各级团组织按照《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发展团办实体经济，在党的核心领导下提升团的独立自主性。第二，在工作领域方面，拓展公益服务事业，扩大青年吸纳规模。共青团通过开发“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等公益品牌项目，开辟了全新的工作领域，更好地体现了团组织的社会功能，在集体价值导向下，凸显集群优势，扩大青年动员和吸纳的规模。第三，在青年引领方面，立足青年需求，深化不同领域的青年吸纳。共青团推动青少年立法工作、建立青少年维权网络，通过服务青年、维护青年，进一步吸引青年；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变革传统的说教、灌输等单一方式，尊重青年的需求与意愿，普及青年科技、创业、生态文明意识，培养青年的综合能力，吸纳精英青年参与团的建设与发展；加强对农村青年的吸纳，团中央成立农村青年工作部，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开展“服务万村行动”“青春建功新农村行动”等代表性活动，吸纳农村青年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政党赋权给予共青团自主发展的空间，共青团工作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存在横向制度联结和纵向基层联结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团组织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结构脱嵌”风险。从横向制度联结来看，活动的项目化、品牌化是共青团工作的一大特色，吸引青年参与、吸引领导“在场”，凸显了活动的辐射影响；然而，由于缺乏稳定的制度化设计和联结，项目与项目之间的互动性与关联性较低，单个项目的持续生长力不足、运行周期较短，项目形式娱乐化、表面化，难以形成互联互嵌、有序循环的系统生态。从纵向基层联结来看，一方面，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共青团组织运行机制存在官僚化倾向，带来形式主义、机构膨胀、组织僵化与脱离群众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非公经济和组织的崛起，基层团组织覆盖能力相对薄弱。团组织与基层青年的联结仍存在空白环节，尤其是对新兴领域的原子化青年及其组织，如小微企业青年、自由职业者、青年农民工、网络青年等群体的持久性动员和吸纳的功能不足，亟须与之相匹配的组织变革。党中央已经意识到群团组织的潜在问题，2015年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并首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提出强“三性”去“四化”，共青团改革序幕正式拉开。(1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7月10日。

(四)新时代团工作的改革与创新：党对团的全面领导与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把共青团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并做出战略部署。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要求坚持正确方向、强化问题导向、突出改革主线。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2019年团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新时代团的基层建设 着力提升团的组织力的意见》，2022年团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团实施纲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旨在加强团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与制度建设，推动共青团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党对群团组织加强全面领导，共青团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然而按照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和要求，推动共青团的改革还须就以下问题展开深入思考：第一，如何优化党的结构性嵌入，进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正确处理党团关系不仅是一个历史命题，更是一个现实命题；精准分析党对团的结构性嵌入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进而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党团关系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议题。第二，共青团如何深化团结性吸纳，回归青年本位。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叠加，冲击着青年的外部生存环境和内部精神世界，推动政治组织转型与功能变迁；共青团改革已部署通过技术治理开展工作，如开展“智慧团建”“青年之声”“青年大学习”、建设“两微一端”等线上线下融合教育，并向非公有制组织、城乡社区等基层延伸组织体系，但在操作过程中仍存在学社衔接“失联”、凝聚青年弱化、网络功能泛化、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打通联结青年及新兴社会组织的最后一公里仍存在障碍，深化团结性吸纳任重道远。

党团联动的模式分析：结构性嵌入与团结性吸纳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联结青年的桥梁，其诞生于民族危机之中，锤炼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蓬勃发展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转型变革于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在推动共青团发展的历史合力中，核心力量是党的领导，基础力量是青年的支持，党通过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嵌入实现对团的全面领导，团通过对原子化青年、青年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的团结性吸纳，实现对党的能动性影响，党团良性联动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

(一)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嵌入

“嵌入”最初是指经济过程并非自足的，其运行依赖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其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12)[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随后，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证，提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前者强调行为主体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后者强调行为主体嵌于网络结构中，相比于以单一双边纽带为基础的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扩展每一双边关联至结构中的个体或团体，以实现系统性的联结。(13)[美]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此后，嵌入性的框架不断扩展且具有理论迁移的潜力，被广泛用于解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互动现象。本文提出的结构性嵌入指执政党(结构)进入另一个政治组织(结构)的过程，在嵌入过程中，形成精英嵌入、文化嵌入、组织嵌入的多元结构性分析框架。

1.精英嵌入。这里的“精英”，是泛化后的社会概念，不仅包括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少数领导，还包括存在于政治系统中的大量政治精英，如团支书或精英党团员。通过发动、组织、遴选党员和政治坚定的团员参与团组织工作，发挥团组织精英政治立场坚定、综合素质较高、能力作风优良的优势，让他们成为团政策和团工作的设计者、践行者，积极引导青年群众有序进行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实现精英党员(或政治坚定的团员)嵌入团组织。一方面有效激活团组织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树立榜样，推动治理重心的下移，引领团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国家事业与集体利益。党团关系由单向控制的科层管理体制向网络扁平化转向、由一元化的行政整合向执政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社会整合转向，推动政党、政府、社会、组织、青年等精英协商式参与，构建多元共治的组织治理新格局。

2.文化嵌入。文化嵌入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有力抓手和重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政党文化与团组织文化高度契合。政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极其丰富，是在政党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被其成员认同的关于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制度规范和组织作风的文化。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蕴含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内核、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赓续革命文化的红色精神、秉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体系。(14)史拴拴：《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理路探析——以政治思想的宣传阐释为视角》，《学海》2019年第5期。执政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政党文化宣传和政治理论学习，团组织举办中心组学习、“第一议题”学习、团日主题教育、主题讲座、专题理论学习、线上青年大学习等活动，激活党团联动模式的文化要素，推动党的先进文化传播，促进多种文化在互嵌中有机耦合。同时，在文化嵌入与融合过程中发挥团员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凸显政党文化的引领功能，进一步强化全团政治理论修养、高扬理想信念旗帜，实现政党文化的价值输出功能，推动执政党的先进文化嵌入团组织文化，进而引领、整合并创新社会文化。

3.组织嵌入。组织嵌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组织嵌入指党组织嵌入团组织，即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广义的组织嵌入则是指党的“组织化”嵌入，党的运行机制、规则供给是团组织化的制度基础。组织嵌入强调整合、组织化，或改变原有社会结构和规则体系，使其纳入新的制度体系和结构体系中，通过扁平化的组织网络嵌入和制度创新，通过组织化网络再造、强化组织网络渗透或治理网络嵌入实现执政党的嵌入。(15)潘泽泉：《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狭义层面，主动将团建置于党建的总体部署中，在党的领导和党建引领下，拓展党的青年基础，“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把团建纳入各级党委党建工作规划和年度考核内容”，(16)《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人民日报》2016年8月3日。通过党建带团建的组织嵌入，党团工作统筹规划、明确党团职责和协调机制，推动党和团的基层工作和服务阵地共建共享。广义层面，执政党通过向团组织输入权力和资源，构建团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供给运行机制与规范，并赋予共青团合法的独立自主性，即让团组织成员在依法依章程的框架内能够参与资源决策、要素整合、人员调配的过程，最终吸引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党和国家的建设，推动青年组织化。

(二)自下而上的团结性吸纳

从政治学角度看，“吸纳”是指国家权威吸收和引导社会力量(包括公民、社会组织等)进入公共权力系统，在交流、沟通与协商的政治过程中，实现分享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达到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17)陶建钟：《风险与转型语境下社会秩序的路径选择——控制、吸纳与协作》，《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吸纳”本质上是国家权威对社会力量的控制，但与传统强制性、单向度的控制不同，“吸纳”是将原本异质的力量吸收融入自身，实现彼此权力、资源、要素的交换，双方边界打通，功能相互融合，呈现政党和国家的开放性特征。

1.团结性吸纳的价值取向与现实内涵。本文提出的“团结性吸纳”，是在“吸纳”概念的基础上，凸显团组织对青年的“团结性”这一价值取向。从历时性维度来看，共青团的百年历史就是百年团结青年的历史：从诞生之初团结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到抗日战争时期团结爱国青年、组建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伟大祖国行列中奋勇前进，到改革开放时期团结全国各族青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程进军，再到新时代把广大青年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团结性”一直是共青团坚持的吸引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的价值取向。从共时性维度来看，团结性吸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对原子化青年的团结吸纳。团组织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品牌项目和活动教育青年、维护青年、服务青年，回应弱势青年、边缘青年的利益表达与诉求，凝聚并吸纳原子化、异质化的青年；另一方面，通过身份政治(发展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政治安排等机制吸纳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青年。二是对不同社会组织的团结吸纳。青年群体有结社的力量，在行业协会、兴趣社团、职业团体、公益服务、非公经济等领域自发成立社会组织，在尊重青年组织自主性的基础上，团组织可以通过项目招聘、购买服务、协商合作等方式吸引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凝聚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吸纳社会组织力量。三是社会整体性团结吸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利益的分化必然带来青年群体的分化，产生各具特征的青年群体。对这些青年群体，团组织须发挥基础性引领作用，维护广大青年权益，尽可能消除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权益差距，优化外部环境，提升政治参与公平化、政治过程法治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整体性团结吸纳。

2.团结性吸纳的运行逻辑。团结性吸纳的运行逻辑包括团结性动员、组织内政治认同与有序政治参与。首先，广大青年是团组织团结性动员的对象，团通过社会宣传、组织覆盖等渠道把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传递给基层青年，从而形成有力的团结性动员，这也是我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其次，青年被吸纳后，团组织通过周期性的思想政治教育、集体的社会政治生活，让青年自然产生对组织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并自觉规范政治行为，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在团组织的运行体制中，还有强大的政治激励机制，如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激励，如优秀团员、优秀团干、优秀团支部、优秀志愿者等一系列评优激励，政治激励不仅能调动青年主观能动性、强化行动实践，而且能进一步提高青年的组织认同水平。再次，团结性吸纳短期内弥补了政治制度化短板，拓展青年政治参与、政治沟通的途径，推动青年有序进行政治参与。团组织近年来加强团学组织改革，定期召开团代会、学代会，选举德才兼备的青年担任团组织干部，践行为青年服务的宗旨，联结基层力量，组织社会青年、在校青年参加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等，这些工作通过给青年配置政治资源，让青年在基层民主实践中实现有序政治参与，规范政治行为，实现团结性动员的扩大和深化，持续性吸引、凝聚、团结更广泛、多层次的青年群众，推动团结性吸纳可持续性发展。

团结性吸纳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团组织为党育才，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自下而上输送年轻的政治精英进入党组织承担政治角色，实现政治录用的功能。第二，团组织的再生产功能，即通过团结性吸纳的可持续性、良性发展，促进团组织内部的优化更新，加速不适应经济发展和青年需求的要素衰亡，推动新的资源要素产生，抑或在组织遭受损伤时，各资源要素互补，实现组织的自我革新与修复。第三，通过青年有序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提高执政党决策的科学性，强化青年力量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也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巩固权威提供广泛的群众性基础。

构建党团联动的现代化格局

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青年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共青团、团结青年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以及党团联动的运行逻辑，即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嵌入和自下而上的团结性吸纳之间的良性互动，要充分发挥党自上而下组织制度的优势和团自下而上团结青年的优势，善用数字化技术治理工具，构建党团联动的现代化格局。

第一，强化政党在场，培育党团命运共同体。纵观团的发展历程，团组织不可能脱离党自发地从无序转为有序，加上团组织面临的基层组织覆盖能力薄弱，有可能被青年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必须使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嵌入团组织，支持党团命运共同体的培育。政党权力可利用行政资源，统筹规划团组织改革、青年发展，提高团工作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支持和保障团工作经费、活动阵地和基础设施，整合社会资源并将团工作统筹纳入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党团命运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内聚力。然而，党的全面领导并非全能领导，还须尊重团的独立自主性，这就涉及党团之间权力边界以及权责的明晰：一是明晰党的权力，即加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把党的理论、方针路线和政策落实到团组织；二是明晰基层党委的权力，即健全组织制度、完善党团协同机制；三是明晰团组织的权力，即在党的领导下，做好青年工作、维护青年权益、践行群众路线；四是明晰团干部的责任，即加强学习、优化作风，把握好党团之间的权力关系，协调好团组织与青年之间的关系。总之，以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为目标，通过合理范围的权力行使，发挥党团联动的优势，培育党团命运共同体。

第二，优化共青团的团结性吸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通过团结性吸纳，强化团组织内部、青年组织、青年群体和原子化青年的政治功能，实现党对青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政治意识培育，实现政治精英录用、政治组织再生产以及政权稳定等目标。进一步优化共青团的团结性吸纳，一是以提升组织力为核心，强化团的组织机制创新。加强基层团组织覆盖，持续探索非公领域、新兴领域、新青年群体的团组织构建；开展团组织的网络治理、网络化团建工作，经由团委、团总支、团支部、团小组、联合团支部等团组织的建设与完善，强化团组织的网络渗透；通过优化团组织的思想引领机制、组织动员机制、考评与奖励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服务驱动机制、青年参与机制等，推动组织机制创新发展。二是以服务为手段，整合社会全体青年力量。以青年群体的利益需求和权益保障为导向，实现服务型团组织的角色转型，经由组织服务到基层、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嵌入式服务等方式，促进组织资源对接青年、服务青年，激活团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团组织全面关注原子化青年、社会组织以及不同青年群体的团结性吸纳，提升对社会青年整体的动员力，引导和组织青年有序、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治理，提高参政议政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治理格局。

第三，善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党团联动的治理效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迭代升级，共青团在提升自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时，必须引入数字化技术，建设“互联网+共青团”。数字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完善线上共青团网络、优化党团联动机制、提升精准化服务、强化青年凝聚力。在实践运用层面，以“智慧团建”和“青年之声”为重点打造的共青团网络平台已探索了初阶的数字化技术运用，在未来随着技术的日趋成熟还需关注以下方面。一是理念维度的“以人为本”精神。技术的旨归是为人服务，是为青年需求服务，而非单纯“炫技”，回归青年需要利用数字技术有效识别不同层次、不同群体青年的实际需求，以需求为导向合理配置组织资源，同时拓宽青年的利益诉求表达和监督渠道，提升青年参与感。二是环境维度的虚实交互体验。通过数字化技术联结虚拟场域和现实场域，让数字信息和社会现实交互刺激，使价值输出过程呈现立体化叙事样态。在传统知识教育、认知教育的基础上，增强青年学生体验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升华政治情感并坚定理想信念。三是技术维度的数字资源整合。规范数字信息的获取渠道，注意隐私保护，谨慎开发新平台，充分挖掘已有的智慧系统，实现团员基本信息、组织学习教育、志愿服务开展、组织评优、个人荣誉、入党积极分子推荐等信息的有序整合，并在组织衔接时打破党组织与团组织、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分割与壁垒，依托整合后的统一数据库形成有效的党团联动、学社联动，提升现代化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