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龙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13001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正带领人民向着创造美好生活的目标不断迈进。此时，党由于自身执政地位的变化，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在面对更为繁重复杂的形势任务面前，我们党能否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治理好国家，必须要用实践来证明。但是，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地党政机关中出现了严重的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问题，给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此，毛泽东领导全党展开了一系列反腐倡廉运动，使得党政风气焕然一新，党的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并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

一、背景审视：有效应对执政考验的现实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严峻考验。一方面，外部环境不容乐观，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间的冷战进一步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政治上孤立和经济上封锁，极力打压新中国，使其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国内急需完成的各项经济建设任务正在紧密有序地进行，其内部压力较大。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党政机关发生了以权谋私、贪污浪费、作风不良等问题，这给党的执政治国带来新考验。

1.执政地位的本质性变化给党提出新要求。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拥有5亿多人口的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的本质性转变决定了其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历史任务、挑战考验与革命时期相比已截然不同，预示着革命时期的一些可行之策和有效之法已无法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问题。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带领人民进行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怎样继续保持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做到不为权力和地位而丧志，不为腐朽思想所腐蚀，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1]（P361）对此，毛泽东高度警惕地指出：“执掌政权的地位也容易产生腐化现象，旧社会种种恶习也会侵袭人民的干部队伍。”[2]（P670）我们党必须以一种新的身份重新审视所处的历史方位，并认清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有条不紊地领导人民巩固好新生人民政权。纵观历史，历代开国先驱们无不经历了艰苦磨难，最终才建立新政权。但是，在取得胜利后不久，由于不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导致其精神斗志丧失殆尽，腐败成风，最终被人民所唾弃，失去执政资格。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冲破重重阻碍，跨过一个又一个险滩，最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胜利来之不易，在“进京赶考”之前，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告诫全体党员不要被“糖衣炮弹”打倒，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刻居安思危，不能重蹈历史覆辙，要考出好成绩。这些富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深邃思想为毛泽东领导反腐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伴随着自身历史地位和形势任务的显著变化，决定了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才能为加快建设新中国提供坚强可靠的保证。

2.复杂的外部环境给党的执政带来新考验。新中国的成立宣告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彻底失败，但是，美国并不甘心于此，而是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从多方面遏制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企图把新生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美国不仅不承认新中国，而且恶意阻挠其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对党的执政治国来说显然是不利的。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党能不能带领人民突破重重阻碍，创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建设好新中国，这是全新的考验。20世纪50年代，正是美苏激烈角逐的冷战时期，世界充满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首当其冲成为美国歧视和打压的对象。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破坏了其妄图称霸全球的战略构想。因此，美国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人民政权进行全方面的遏制和打压，阻挠新中国的成长发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迅速进行军事武装干预，把战火烧到“三八线”，使新中国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这对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讲，要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3]（P154）面对外来挑战，我们必须正确把握好复杂的国际大环境，顺势而为、逆势而动、乘势而上，作出科学决策部署。为此，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但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却肆无忌惮、目无法纪，利用当时的特殊环境以权谋私，贪污或盗取国家战略物资。这期间发生了东北的丛志丰和李廷琳利用担任国家医药卫生部门的重要职务徇私舞弊，导致国家损失达61亿元（旧币）。此外，还发生了武汉福化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盗取志愿军救命钱等事件。特殊环境给一些腐败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私欲和贪婪，进而蜕变成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蛀虫，这给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迫切要求。

3.艰巨的国内建设任务给党执政带来新挑战。新中国成立之初，新解放区的土地革命尚未完成改革，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影响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1950年冬到1952年末，也就是抗美援朝期间，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封建土地制改革。同时，一些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趁朝鲜战争之机，到处搞破坏活动，企图颠覆人民政权，使得镇压反革命成为摆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基于此，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历时一年多，基本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特务、会道门等反动组织，这对维持社会秩序和保障社会安宁具有重要作用。

解放国土、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是党实现全国范围执政的前提基础和必备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推进国土的解放。但是，在消除贻害、巩固人民政权过程中，部分领导干部由于眼前的巨大胜利，其骄傲自大、不求进取、贪图享受的情绪在党内可能会滋生。[4]（P1438）一些领导干部开始居功自傲、精神懈怠、私欲膨胀，他们抱着自己曾经有过功劳，现在理应享受的思想，向党伸手邀功，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问题所在：贪污案件在新中国成立后即被发现和作过处理，但一个时期内的问题发展和暴露不充分。[2]（P670）正是在艰巨繁重的建设过程中，党内暴露出的严重贪污腐败问题，无疑给党的执政带来了新挑战。

4.党内出现的消极腐败问题给党执政带来风险。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整个国家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党面临的是一个百端待理、百废待兴的摊子。“旧中国的统计资料漏洞百出，而我们又缺少经济人才，完全是白手起家，一切都要从头摸索。”[5]（P363）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建设异常艰难，物质资源匮乏使得原本基础就薄弱的国民经济举步维艰。在此期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制裁和打击，加之同时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解放国土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大大加重了国家经济负担。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在东北局报告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一些干部犯有严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事实”。[2]（P670）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党既要领导全国人民推进国家各项事业恢复和发展，又要冲破外部条件的限制处理好自身事务，对于刚执掌全国政权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绝非易事。这不仅要求全党必须克服万难，学习经济建设和治国理政的全新本领，最关键、最重要的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清醒的头脑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守人民情怀，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既不因现实困境妄自菲薄，又不因傲人成绩自高自大，更不因权力、地位而丧失革命斗志，不被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所腐蚀。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内出现了损害党的肌体健康、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消解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腐败等问题。基于此，毛泽东以坚定的决心和巨大的勇气领导全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

二、方略研析：注重策略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科学的方法策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根据当时所处的实际环境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策略，既注重实效性，又突出针对性，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的实践方法具有鲜明特点和显著典范。

1.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水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理论为我们干事创业提供科学指引，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在生活和工作中就容易犯错误，行动就会受阻。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领导反腐斗争工作中，比较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提高其思想政治觉悟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抓手。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帮助他们构筑起自觉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1951 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在一年时间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让党员明白其标准，并对工作人员进行组织训练。[6]（PP145~146）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着重要的行政事务，事关人民的切身利益。思想上的教育是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保证，能够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政治定力。因此，要认真开展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纲党章等的教育，使党员和干部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7]（P188）开展党的思想教育，能够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和自我认知，增强党章党纪意识，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先进的思想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可以说，思想政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素养，关系到能不能真心为民干实事，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思想政治觉悟不高，自身免疫力就不强，在各种利益诱惑面前就轻易被“糖衣炮弹”打败。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开展反腐败斗争工作首先要以思想教育为突破口，牢牢把握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才能防止思想上抛锚、行动上出轨。1952年，他要求要“结合今冬明春的整风运动，进行一次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资产阶级影响的思想教育”。[2]（P504）此外，他还特地要求将“三反”报告印发给各地委、县委组织教育学习，“犯贪污罪浪费罪尚未逮捕和开除党籍者也要使他们有阅读的机会”。[8]（P443）此次思想教育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得到了思想上的洗礼，帮助他们建立起抵制拜金主义、利益主义、奢靡之风的隔离墙，从而增强了其自觉抵制“糖衣炮弹”的定力。

2.发挥群众力量，开展专项反腐败运动。群众力量是无穷无尽的，群众威力是巨大无比的。相信和依靠群众，并善于发挥群众力量是毛泽东领导反腐斗争工作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在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他要求“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8]（P430）事实证明，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治理腐败要善于发挥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优势，凝聚起强大力量，凸显出巨大的威力作用。“‘三反’采取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9]（P146）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各项建设事业正处于摸索中，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有限，党和国家的监督体制也处于初创阶段，使得一些腐败问题未能得到完全揭露和查处，甚至出现了个别冤假错案。发挥群众力量为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动力源泉，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震慑作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2]（P568）1952年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强调，党组织要对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开展精密部署，注意矛盾的利用，采取团结多数和孤立少数的策略，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10]（P45）团结和利用广大人民群众与党内贪污腐化分子斗智斗勇，让人民去监督党员干部，坚持压力与开导兼施，最终促使腐败分子内心崩溃、坦白认罪。“‘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8]（P544）毛泽东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科学的决策部署汇聚强大的群众力量推动反腐败斗争工作，使得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要成效，产生持久的震慑作用，政坛气象为之一新。

3.坚持宽严相济，抓住“治病救人”工作主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领导反腐败斗争中，注重抓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工作主线，坚持宽严相济的工作方针。一方面，坚持以严厉态度惩处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争取和挽救一些罪行较轻、愿意改过自新的党员干部。在处罚及量刑时，坚持遵守“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原则，对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予以严厉惩治，同时根据所犯罪行的具体情况量刑处理，力求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在定案时，对于表现好的老干部，只要贪污情节不严重，能够坦白彻底、真诚悔过的，可以不以贪污分子论处。[11]（P27）这些具体措施，不仅严厉打击了违纪违法分子，起到较大的警醒和威慑作用，而且还团结、教育和改造一些误入歧途的党员干部。当时，在制定的行政处分条例中只有撤职、降级、调职、记过四大项处分，后来在毛泽东指示下又增加了警告一项，规定给予情节不严重者警告处分以示严肃，这不仅是一个教育过程，而且体现了“治病救人”的工作主基调。195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的通知》要求“必须继续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要做到合情合理”。[10]（P347）在领导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注重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不是盲目打击多数，而是尽可能“刮骨疗伤”“治病救人”，团结和教育党员干部，最终形成了“五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4.严厉惩贪治污，树立勤俭节约的优良风尚。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着来自内外部复杂环境的严峻考验，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人民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伴随着胜利带来的贪腐之风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出现，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的现象较为严重，致使国家物质资源遭受不小的损失。“但由于国家任务繁重，经验不足，致在上层方面产生了机关庞大、层次太多、头绪纷繁、人浮于事的现象，……许多工作干部发生了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12]（PP295~296）对此，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作为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改善工作，推动党和国家建设向前迈进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铺张浪费是贪污腐败的开端，是腐化堕落的一种表现形式。严重的浪费现象表明，个别党员干部已开始堕落，最终坠入腐败的深渊。从本质上来讲，虽然浪费与腐败性质不同，但其影响相当恶劣，如不及时制止将会给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后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推进反贪污、反浪费工作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一是新中国一穷二白，亟需厉行节约；二是国家各项建设需要大量物质资源作为后盾；三是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制裁及抗美援朝战争的迫切需要。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收支失衡，物价发生波动，从而影响朝鲜战争和国内建设。[12]（P297）对此，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保持在革命时期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本人更是率先垂范，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精神品质。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毛泽东并没有因党的执政地位改变，自己是共和国的主席而骄傲自满、贪图享受，而是以更加严格的标准时刻要求自己，同时还要求身边的人勤俭节约，反对贪污，不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4]（P1324）他始终践行着共产党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坚决严惩贪污浪费行为，给全党树立了模范标杆，成为全党廉洁奉公的光辉典范。

三、经验启思：多措并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搞好自身建设、执政兴基的永恒课题，任何时候都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高超的领导艺术、英明的决策部署领导了反腐败斗争工作，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败毒瘤，促进了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新中国的安定团结，这对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1.筑牢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把稳思想之舵。崇高的理想信念源于科学的思想理论，没有科学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就没有成功的革命实践。筑牢理想信念，把稳思想之舵，是增强抵御各种风险挑战，提高自我防护和免疫能力的重要路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强化思想教育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证，能够帮助和引领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筑牢思想上的第一道防线，自觉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反腐败斗争中，注重把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作为基础性、长期性的任务来抓，以起到警示和引导作用。通过思想教育，筑牢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领悟党章党规内涵，增强政治、思想、行为方面的防腐拒腐定力。针对党内出现的严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他把思想理论教育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有力抓手和主要方法，着力从思想上切断贪污腐败、腐蚀堕落的源头。“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13]（P1049）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1951年初，在《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党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能力，是一个极端重大的任务”。[14]（P75）毛泽东还亲自给党员干部授课，要求他们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自觉划清敌我界限，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加强思想教育作为防腐治腐的重要法宝，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把稳思想之舵，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才能坚守底线原则，廉洁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15]（P49）思想理论基石打不牢，思想之舵就不稳固，思想防线就容易土崩瓦解。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作为帮助和引领党员干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的武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思想定力，才能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织密反腐之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P103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全党打赢反腐败斗争的力量源泉。他在领导“打虎”运动过程中，善于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凝聚起强大的人民力量来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反腐运动。正是有人民群众这个最大的靠山，我们党在推进反腐斗争中才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揭露和惩治以刘青山、张子善等为代表的腐化变质分子。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脱离人民群众，背离群众路线，党的政治生命就难以延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通过开设群众举报专线，建立群众信访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威慑作用，既打“老虎”，又拍“苍蝇”，不仅扩大了打击面，使得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处，而且大大降低反腐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织密织牢人民监督网是有效治理腐败问题的关键之举和决胜之要。一个政党和政权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我们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16]（P178）腐败问题具有顽固性和隐蔽性等特征，短期是难以彻底根治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多向人民群众学习请教，凝聚人民的智慧力量织密反腐监督网，开启“探照灯”，找出“隐身人”，使腐败分子无处可逃、无计可施。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凝聚起磅礴力量，推进正风反腐肃纪走深走实。治理腐败没有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就缺乏根本动力和力量支撑。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举全国上下之力，织密带有“高压电”的监控网，以高压震慑贪污腐败分子，使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成为一种常态。

3.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引领之力。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一些党政机关出现的腐败浪费问题，毛泽东把抓“关键”、树“典型”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特别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绝不手软，而是严厉对待、罪加一等，查处和惩治一大批“害群之马”。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时，即使有人向他求情也没有用，更不会因为他们曾经有过功劳就网开一面，这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在领导推进反腐败斗争中的坚定决心和执着态度。任何人触犯了党规党纪，都是不可饶恕的，尤其是领导干部更应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规定，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整风主要是整顿领导，对非党干部也应欢迎他们自觉自愿以共同纲领为标准检查工作，提高思想，但主要还是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推动他们进步。”[17]（P483）领导干部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身体力行就是一面鲜亮的旗帜和无声的命令。领导干部要作出示范，树立优良之风，发挥带头引领作用，才能引导和带动其他党员遵规守纪、廉洁奉公。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领导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实现从严治党，必须牢牢把握全局、突出重点，聚焦和抓住党员干部中的“关键少数”，树立良好风气，形成“头雁效应”，构筑起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堡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增强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模范遵守党章”。[16]（P51）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是拥有重要决策权的带队班长，其工作作风、行为举止、精神面貌等都会影响整个班子队伍建设，事关工作的全局和发展。因此，必须抓住“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才能形成头雁领飞、群雁齐追的局面。

4.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之笼。扎紧制度的笼子是防腐、治腐、反腐的治本之策和长远之计。制度是管长远、固根本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从根本上依靠制度的保障功能。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党的各项制度建设是在摸索中推进，由于反腐倡廉制度缺位，导致出现主观臆断等现象。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完善党内法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领导探索建立监察机构、健全反腐制度方面作了较大努力。他强调：“继续和一切贪污与盗窃行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制定一个法律就是完全必要的了。”[18]（P415）为此，党中央成立国家监察机关，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制度，为打击腐败分子提供有力支撑和重要保障。1949年11月，随着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党中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党的建设要求，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此后，党中央又陆续制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重要法规制度，为反腐败斗争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制度建设是推进反腐倡廉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根本举措，只有扎牢制度的笼子，加固筑牢制度之坝，才能形成长效管党治党的制度机制。管党治党必须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如果法治的堤坝被冲破了，权力的滥用就会像洪水一样成灾”。[19]（P101）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制度的规制、制约和监督，才能促进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法治化，要建立健全党的各项法规制度，形成“三不腐”的制度机制，才能防止制度的堤坝被洪水冲破。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制度治党。制度既治标又治本，事关党的建设全局和根本。新时代，党要不断提高制度的制定质量，补足制度漏洞和短板，形成完善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同时，要严格制度的贯彻执行，不断增强治理实效，为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