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福 赵 洁

（1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300387；2东莞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东莞52300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1]（P13）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决心。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相结合”）是我们党提出的新命题，不仅更加突出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根基，也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相结合”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拼凑的过程，而是两种思想体系相互吸收借鉴彼此理论精华，在形式、内容、价值三重维度的立体结合。深入研究和把握“相结合”的方式和价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借言赋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层面的结合

所谓“借言赋意”，一方面是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方式，使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指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时代发展需要，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作为形式层面的结合，“借言赋意”主要是在表述方法上的创新，是在相互借鉴基础上的崭新创造。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语言和风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恒久意义的命题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蕴。

（一）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形态，使人民群众更好接受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2]（P120）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顺利传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其转化成为中国式的理论话语，并以通俗的形式表达出来。

一方面，运用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文学故事和历史典故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如，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借用了《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历史典故，生动阐明了矛盾问题的复杂性，指出要把握矛盾各方的特点；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故事解释理性认识是如何形成的。通过灵活运用这些人民群众熟悉的表达方式，我们党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援引古代的至理格言和名言警句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毛泽东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用“吃一堑，长一智”阐发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邓小平借用“广开言路”“礼之用，和为贵”等古代成语和格言，深刻阐释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以及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经典名句，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其治国理念。“开弓没有回头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打‘老虎’，拍‘苍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治大国如烹小鲜”等理念之所以深入人心，不仅是因为这些思想理念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而且因为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起点’”，[3]因此要继续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通俗解释，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真正深入人心。

（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更好延续、获得新生，就需要不断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创新话语风格和表达方式，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百年来，党的历届领导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新，激发其内生动力。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实事求是”的传统。“实事求是”最初指的是一种严谨治学的精神，到了晚明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反对当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主张要关注社会现实矛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出发，借用“实事求是”阐释党的思想路线，并赋予这一古代命题全新的理论内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借用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来表达人民对温饱生活的期盼。小康来自《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有安乐、休息之意。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同中国古代的“小康”联系起来，提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5]（P54）经过现代诠释，“小康”这个古老概念成为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美好蓝图，再次展现出生机活力。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提出的“与时俱进”“和谐社会”等概念，赋予了“与时偕行”“和合”等传统理念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比如，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阐述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将“天下大同”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新观点、新论断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质和实践品格，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新征程上，要继续打造“相结合”的话语表达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依据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变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崭新内涵，使之富有时代气息与特征，从而更好地实现现代转换。

二、耦合再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层面的结合

毛泽东指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6]（P841）也就是说，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要“彻外”，在外在形式上着力；更需要“彻里”，深入到内容的供给，即通过“耦合再造”，实现内容层面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一不可，不能侧重一方忽视另一方，更不能用一方兼容另一方。“耦合再造”的结果是“双发展”，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绽放时代光彩。

（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思维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哲学理念、道德规范等。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些优秀因子不仅能够为其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而且能够为其基本原理的丰富发展提供丰厚滋养。在“相结合”的过程中，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在重要位置，积极汲取其思想精华和思维方式，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如，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中朴素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熏陶；邓小平和平外交政策的提出和运用，无不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理念的滋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7]（P164）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百年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的深厚滋养，新征程上，也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继续焕发强大生命力。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民高超的人生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是“和合”理念。与西方“零和博弈”思维不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内在精神早已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中，积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在汲取“和合”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二是海纳百川的胸怀。不管是面对不同的思想观念、多样的民族文化，还是各具特色的外来文化，中国始终坚持“和而不同”，主张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积极汲取各种文化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三是灵活解决问题的智慧。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灵活解决问题的高超智慧。以政治治理理念为例，历代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过程中都强调因俗而治，汉代设立的都护府制度、唐代的羁縻制度、元代的行省制度、明代的土司制度、清代的改土归流等，有效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大一统”。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也深受这种传统政治智慧的影响和启迪。为此，在深入推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要继续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好地丰富发展。

（二）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社会的烙印，需要借助新的元素为其转化和发展注入活力。“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8]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彰显着真理的力量，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相结合”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在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和封建糟粕是并存的，即便是思想精华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存在着一些陈旧的因素。无论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还是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这些因素都是需要摒弃或改造的。我们要借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慧眼”识别传统文化，不仅要看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还要注意到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既要尊重传统而不盲从传统，积极弘扬向上的因素，又要改造和抵制消极的因素，从而确保“相结合”的良好效果。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拿来就用的，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我们要根据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对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加以改造，激活其生命力。比如，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促进中华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古代民本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地位，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让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步摆脱了传统民本思想的束缚，真正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此后，我们党逐渐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三、价值重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层面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通过价值重塑，创造出体现中国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新理念，实现二者在精神层面的结合。

（一）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相结合，坚定理想信念

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P51）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对立，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与儒家学说中的大同社会十分相似。《礼记·礼运》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古人构想出的理想社会蓝图，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从古代社会中墨家的“兼爱”、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近代洪秀全设想的“人间天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对“大同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尽管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不同，但在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方面，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是基本一致的，都充满着对剥削制度的否定、对平等的追求以及对和平的向往。这种一致性拉近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被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快速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思想观念更加多元化的时代大势，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把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立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基的“天下大同”理想之中，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二）把马克思主义爱国观同爱国主义的民族传统相结合，增进爱国之情

马克思、恩格斯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恩格斯明确指出：“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摈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延续下来的天性。”[10]（P76）在他们看来，作为一种精神信念、道德规范和政治准则，任何社会和时代的爱国主义归根到底都是人们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考察爱国主义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人性、国家观念出发。家国情怀衍生出的爱国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每一次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每一次抗击外来侵略之时，都会有无数的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牺牲奉献。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保家卫国、大公无私的爱国精神与报国情怀，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侵略与重创中一次又一次奋起。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爱国观同爱国主义传统相结合，以时代气息和时代特征激活民族情怀的生命与活力，更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凝聚新时代爱国奋斗的强大力量。

（三）把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相结合，涵养浩然正气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中，斗争性是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有效的斗争策略是实现斗争目标的必要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一系列斗争的策略，比如敢于斗争与注重革命形势变化相统一、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相协调、现实的斗争与未来的目标相结合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面对外界的一切诱惑和威胁，古人强调要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自我奋发、永不懈怠，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这种刚健有为、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发有为、不断前进，使中华民族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始终保持旺盛的精神斗志。面对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相结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有效应对危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四）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同中国传统天下观相结合，坚持胸怀天下

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具有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的人类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1]（P8）早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就萌生了造福人类的远大志向，在毕业论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12]（P459）后来尽管饱受疾病、贫困、颠沛的煎熬，马克思仍坚守初心，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不懈奋斗。面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著书立说，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而且始终站在工人运动最前列，参与和指导工人革命运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承诺。中华传统天下观具有开放、包容、亲仁、尚和、利他的独特精神品格，这种文化品格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的气魄格局、“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尚和传统、“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合”理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都是传统天下观的具体表达形态。在新时代，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同中国传统天下观相结合，赓续天下情怀，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护佑世界和平稳定，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价值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P11）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推进、文化自信的根基夯实、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世界发展难题的有效解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行动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P12）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准确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实际，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深刻论证了“相结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以及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以及古人崇尚的“修齐治平”的目标。新征程上，我们要不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优良品质、道德准则等精准融入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在推动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中让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深厚的沃土滋养，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焕发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二）为坚定文化自信夯实根基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铸就了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视为“四个自信”的基础和根本，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P32）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凭借技术优势不断向我国实施文化渗透和价值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消解人们的共同信念和社会凝聚力。在此背景下，继续推动“相结合”，意义重大。为此，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要立足当代中国现实需求，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适合时代需要、满足人民需求，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

（三）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理论指导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这是一个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科学引领的新征程，也是一个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精神动力的新征程。新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如何更好地统筹“两个大局”？如何更好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如何更加自觉地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只有使“相结合”的进程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进程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地用理论创新成果引领复兴伟业。一方面，要以“相结合”提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进动力。新征程当有新使命，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我们才能够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要以“相结合”消除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进阻力。新征程有新挑战和新风险。消除前进路上的各种阻力，要求我们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为此，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实现新时代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良性互动，回答好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着力破解时代课题，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胸怀天下的政党，始终致力于为全人类谋幸福。当今世界，地区局势仍旧动荡不断，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势力有所抬头，建设和平繁荣世界的目标远未实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让已经抬头的冷战思维、保护主义更加猖獗，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有效应对各类重大风险挑战等，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14]（P6）比如“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鼓舞人们敢于应对风险挑战，“同舟共济”的主张可以启示人们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居安思危”的告诫可以警示人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对世界各国化解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都具有重要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在推进“相结合”的过程中作出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为我们党洞察时代大势提供理论指导，为世界人民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贡献智慧和力量。

（五）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注入不竭动力

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校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航向，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深化“两个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发展方向和精神动力，并指引着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痛苦深渊。尽管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想主张轮番上场，但因其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无法解答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怎么去”的问题。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黑暗中苦苦探求真理的先进分子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和方向，使中华民族复兴有了希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为政以德”的施政方式、“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思维、“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主张，这些优秀文化因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文化滋养。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创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二者的结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断难成就。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完成时”，需要随着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发展。站在文明传承的高度，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中华文明，展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样态，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