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爽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当今世界，大国崛起必然伴随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这不仅是国家成熟自信的表现，也是文化软实力和强大精神力量的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1]如何用富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科学提炼中国实践的成功经验，将其转化为强大的话语优势，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创新的必然要求。运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维度来聚焦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演进图景，把握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理性遵循，探求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实践进路，不仅有利于构建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为新时代表达中国立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重要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470）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诠释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这一话语“中国化”的过程在不同的主题场域中历经核心概念的出场、争竞、嬗变，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动态演进，也揭示出话语建构的基本动因和内生理路。

1.革命话语场域中“阶级”的彰显与贯通。“‘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一旦进入人们的观念，它就必须经由某种符号来表达。”[3]（P16）“阶级”作为描摹现代革命的标识性符号之一，承载着革命的各种观念、情感与想象，依据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革命的理论意义被不断型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不仅用“阶级”阐释革命意义，还形成了与“阶级”相映衬的结构性场域，折射出不同的话语样态。“而中共对阶级概念的解释和运用，虽其基本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在革命过程中又有所调整和修正。”[4]随着“阶级”语义的流转与扩展，革命话语场域中衍生出以“阶级”为中心的概念群或概念链，不仅彰显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认知、文化态度、价值理念。

一是1921年到1937年“阶级”从边缘走向核心的功能彰显。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阶级革命理论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5]尽管中共中央文件中已经出现了“阶级”表述，如一大纲领中的“推翻资本家阶级”“援助工人阶级”等。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阶级”不得不服务于统一战线而进入“国民革命”话语序列。此时，“阶级”作为从属性概念，其政治功能主要指向各阶级的“联合”而非“斗争”，“因为一个阶级的力量不足以担当国民革命的巨任，故必联合各阶级的力量，共同作战”。[6]（P804）在“阶级合作”的叙事背景下，阶级语词的运用呈现模糊性、随意性，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性”和“阶级性”难以显现。国共合作破裂后，“阶级”话语上升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心，围绕着阶级关系、阶级利益、阶级身份等方面展开。阶级关系由原来的“联合”转向“对立”“斗争”，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报告大纲》中农民阶级被细化为“富农、雇农、最小农、中农”，[7]（P561）阶级分化造就了更多的身份对立，而“阶级”与“利益”的相互勾连，则进一步深化阶级间的压迫、剥削关系。彭湃在分析海丰农民运动时指出，“丰年减租，则直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8]（P118）而凶年减租却“无甚价值”，因为凶年之下易使农民忘却“减租的意义”和“阶级的意识”。这种对阶级间利益争夺与矛盾的事实性表达，强调了阶级的“根本对立”乃至“无限仇恨”，不仅为阶级斗争提供逻辑上的正当性，也构筑了色彩鲜明的革命意识形态。

二是20世纪30、40年代“阶级”贯通于“抗战”与“解放”为节点的历史主线之中，推动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发展与成熟。抗战爆发以后，围绕着“谁来抗战”“怎样抗战”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以“抗战”为重心的话语建构。此时中日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方针、口号发生了由“反蒋”—“逼蒋”—“拥蒋”的转变，“阶级”指涉从“斗争”再次转向“联合”。1937年9月22日《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刊发，标志着“从此迁延十年的国共纠纷业已告一段落，而民族解放战争中又多一生力军矣”。[9]在“抗战”的主题下，共产党将自身抗战的主张凝练为“全面抗战”，而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相对应。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抗战的“阶级成分”不同，前者是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全民族抗战，后者则是单纯靠政府军队展开的军事斗争。毛泽东指出：“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打的大半是被动的仗，造成许多土地的丧失和许多军队的失利。”[10]（P35）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的“内战”企图，中国共产党改变以往为求团结而采取克制的“失声”状态，围绕着“如何解放”塑造自身阶级话语理论。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农民阶级是赢得“解放”的关键力量。为了使“阶级”主导的意识形态进入乡村，中国共产党以口号、广播、歌谣等为载体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宣传。“亲不亲阶级分”“划分阶级，认清敌我”“中农贫农是一家”等话语的撒播，[11]（P114）不仅帮助农民明确阶级立场，还整合社会思想，为“解放”争得了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以“阶级”为中心展开对革命话语场域的表达性建构，“阶级”话语不仅贯通于整个革命话语叙事体系，表征着革命的现实意义，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的主流观念。与此同时，以服务“革命”为主要目标的建设话语建构也悄然展开，从苏维埃时期的“农田基本建设”“经济建设运动”“民主监督”到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作风建设”，早期执政经验成为建设话语的重要来源。“建设”围绕着“革命”不断展开，因而呈现出依附于“革命”的话语样态，它不仅为建设话语脱离“革命”语境的正式出场提供可能性和思想资源，也进一步凸显出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交织共进性。

2.建设话语场域中“革命”与“建设”的此消彼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往在“革命”主导下处于次要位置的建设话语逐渐成为指导中国实践的核心政治话语，以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原则和方法为“建构蕴含”的建设话语场域应时而生。然而这种话语的“转换”并非一蹴而就，“建设”作为新的历史主题在消解“革命”叙事的过程中，由于话语主体转换的自觉性不高，“革命”范式依旧“在场”，“建设”话语受到“革命”框架的裹挟。党的八大以后，随着“中心任务”的偏离，“建设”话语面临和“革命”话语争竞的发展困境。“197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没有转换”，[12]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在二者的互竞互争中进入曲折发展阶段。

其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话语建构趋向“革命”到“建设”的主题转换。“建设”话语的建构首先是围绕着城市建设开始的，革命年代由于敌人的力量集中在城市，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也意味着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工作，缺乏城市管理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话语的重点，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由“消费的城市”转变为“生产的城市”“城市的新建、扩建和改建”等系列话语方针，[13]既凸显了新中国城市建设的轨迹，也丰富了建设话语的范式表达。当然，话语体系的“转换”不仅体现在新语词、新表述上，还在于对以往革命经验的再诠释、赋意、实践过程。比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战争年代主要是指通过统一战线，极力凝聚各方面的力量以取得革命最终的胜利，而在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则成为调动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关系为建设事业服务的重要原则。“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革命时期共产党军事工作的重要策略，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针对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强调既应“重视困难”，又应“藐视困难”。此外，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工业化道路”“‘两步走’战略”等方面取得的理论和实践进展，无不反映出“建设”话语的适应性建构。

其二，党的八大以后“建设”与“革命”围绕“社会主义”展开博弈。建设话语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融“社会主义”概念、范畴及基本原理于一体的话语体系，但由于其产生于民主革命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的痕迹。以社会主要矛盾为例，1956 年9 月，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从社会现实出发提出当前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要进一步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14]（P293）然而，在相继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上却指出“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将社会主要矛盾反指向阶级矛盾，这无疑是理论上的“革命”色彩在政治实践中的展现，“革命”思维的惯性遮蔽了“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1961 年“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调整方针的出台与试行，表明“国民经济建设”成为话语建构的重心，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为主的建设话语重新占领了主阵地，得以继续发展。然而，随着“阶级斗争”论调的日益膨胀，特别是“文革”期间革命话语再次上升为主导性政治话语，“生产”“发展”“技术”等建设话语被迫“退场”，而以制造“矛盾”“斗争”“敌我”的革命话语扩展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建设话语场域内，以“建设”为核心的话语建构在探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步演化出明显区别于革命话语、具有标识性的话语特色，如“生产力”“合作化”“物质生产”等融入大众话语，它们不仅表征历史主题和时代任务，也与人民对发展社会主义的愿望紧密相连。然而，语言符号的改变难以实现话语的变迁，还需要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更替。革命年代“斗争思维”带来的巨大胜利，使其影响效力一直延续至革命以后，人们试图用以往的“革命”话语来引领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不对称”势必遭遇挫折，“建设”话语空间也因此受到挤压与排斥。从“革命”与“建设”的话语争夺看，“表明党的中心工作仍停留在‘革命’主题上并没有真正转向‘建设’主题”。[15]（P95）

3.改革话语场域中“建设”与“改革”的继替与重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不仅由此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的走向直接带来了话语走向”。[16]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无论是超越“革命”的历史主题，还是推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改革”都是重中之重。不同于以往革命、建设时期指向某一方面或领域的具体“变革”，如“土地改革”“社会改革”等，“改革”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核心，统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此过程中改革话语不仅要延续与深化“建设”主题叙事，实现“建设”与“改革”的互促共进，还要在革新旧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建构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话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第三次转型。

一是结合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实行由“建设”向“改革”的话语继替。“建设”和“改革”具有语义的衔接性和功能的共通性，二者都服务于现代化发展事业，“改革”承继并最终替代“建设”成为核心政治话语，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求。邓小平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17]（P237）“改革”话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围绕着“改革”的目标、内容、路径等进行了现代化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在话语序列中的断崖式突变，与之相反，“改革”话语是在“建设”话语基础上接续演变而成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等内容的科学判断，是对1956年八大路线方针的重述和肯定。1979年4月党中央实行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经济方针，是在1961年“八字”方针的基础上加入“改革”和“整顿”的新内容，以强调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而1975年的“全面整顿”则被视为“改革”的最初实验，其中“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等思想虽然还不成熟，[18]（PP28～34）却是“改革”语义表达、阐释的初显，为后来“改革”话语的系统化、理论化发展提供可能。当然，“建设”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虽退居次位，但并未“离场”，而是演变为“制度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于“改革”话语的建构。

二是在清理旧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改革”话语的创新性建构。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经历着“破”与“立”的双重发展路径，这里的“破”与“立”并非一味的“批判重置”，而是在“继承性”与“创新性”中寻求话语建构的平衡。[19]改革话语首先要彻底摆脱“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为主的叙事惯性，克服“二元对立”的建构方式，用准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阐释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如批判“上层建筑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精神万能”等错误观点，厘清“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基本范畴间的关系，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改革”话语没有仅停留于对“文革”话语之“破”，而是立足“中国经验”，不断构建新的话语内容与形式。邓小平讲道：“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17]（P234）在以往实践经验基础上，中国的改革从“全面改革”“深化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布局由“政治统率一切”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走向“五位一体”的新发展格局。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强调发展的“效率”，“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等突出“质量”的话语也逐渐丰富起来。经济领域的变化带动了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由此衍生出“顶层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制度型开放”等新表述。此外，在思索“如何发展”的命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话语充分展示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意蕴。

话语继替体现了话语演进的主客观过程，“改革”话语在延续“建设”主题、消解“革命”叙事的过程中渐进而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主题下所作的自觉调适和主动建构。它弥补了“革命”与“建设”争竞而造成的话语混乱，形成了契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新表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内在统一。当然，这场以“改革”为关键主题的话语转型仍“正在进行时”，如何应对社会多元思潮带来的争论，“还应说明新发展阶段改革开放面临的历史任务，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阐明新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实践路径”等问题，[20]既是“改革”话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实现创新性发展的良好机遇。

二、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有一个从呈现事实到发现规律的步骤，话语体系的研究也是一样。”[21]（P9）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规律性把握和历史性超越中不断推进的，其中蕴含着概念范畴、秩序结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内生逻辑，对这些逻辑的理解和把握不仅关涉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也直接折射出其发展思维轨迹的立体轮廓。因此，从不同视域下阐发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厘清其逻辑构成，能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逻辑力量。

1.话语赋义以厘清概念范畴为指向。话语赋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只有那些与中国文化相契合，并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经验所筛选、提炼、印证的概念表述，才能进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叙事序列，成为中国式话语系统的核心语言符号。换而言之，如果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视为一个“陈述整体”，[22]（P118）那么概念作为话语表征的基本单位，其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话语中国化的系统演进同步进行，且在不同主题“询唤”中被不断赋义。考察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语境的语义流转与意义迁衍，能够从整体上描摹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从而知其发展之由、演变之理。

考斯莱克认为，“要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来理解概念的变化，在长时段中把握概念的命运”。[23]（P2）百年来，内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从词语构成到意义范围都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谱系。首先是原生性概念的译介与诠释。马克思主义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时，已潜蕴着其生成语境所遵循的社会规范与意义，这些源自日本、苏俄或西方语境的原生概念，在进行语言形态转换的同时也发生了跨文化时空挤压下的语义流转，产生由“他者”到“自我”的知识赋义。以“生产关系”为例，这一概念在不同文本中的对译词均有不同的指涉，从具体的“社会约束与规范”到物质生产的“外在情形”，再到生产过程中人或物的“组织形式”，“生产关系”最终在中国化的解释过程中超越了表述上的混淆，成为对经典原著概念“最本质最深刻的表述方式”。[24]其次是次生性概念的认知与运用。次生性概念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意义深长”且具有“指示性”的核心语符。“核心概念在时间上的起源、演变和在空间上的扩散”，[25]揭示了不同时空境遇下话语赋义的指向性和延续性，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经历对“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旧概念的更替和超越后提出的，并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不同文本中发生内涵变化、扩展，反映出概念使用主体对概念运用的意图建构。[26]最后是标识性概念的打造与普及。赋予既有概念以时代化的内涵和新概念新范畴的提出，是话语赋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些富有标识性的概念语词是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现实表征与意义重塑，如“和而不同”概念及其理念既体现中华千年文化底蕴，也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为全球化时代下融通中西文明和塑造新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27]它们集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创造力。

2.话语运行以协调时空格局为主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的运动皆处于一定的时空秩序之中，时间和空间是衡量事物存在的根本维度，也是社会历史变迁最直观的反映。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运行呈现为一个前后相继、有机衔接、渐次展开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话语主题的转换还是内容、形式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具体时空迁移的影响。吉登斯强调：“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28]（P196）话语运行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践的推移不断调整，才能激发各要素的生机与活力，进而增加结构的维系力度，推进理论的创造性建构，否则话语就会丧失对当下的解释力。因此，时空境遇的变化是考量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运行过程的主要向度和破题之钥。

话语运行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历史条件为转移”，[2]（P5）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百余年建构中不断调适与完善。作为话语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社会复杂情况还缺乏深刻认知，话语体系建构只能依靠那些从原典中照搬过来的理论及他国现成经验的指导，造成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脱节，比如“言必称马恩列斯”“武装夺取中心城市”“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等都是话语未能很好地反映社会实际的表现。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后，话语运行逐渐实现了由“他者补给”到“应时自觉”的转折，并开始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与社会现实状况的对话。随后针对中国的革命形势、群众的现实诉求和党内的理论需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为群众所普遍认同的话语，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由此而初见雏形。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运行不仅体现时间的延续性，还指向空间的能动性、流动性。其中，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内容的诠释，江泽民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解读，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以及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发等，在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运行走向成熟的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阶段的演进下，以准确把握时空秩序为着力点，以科学判断发展走向与道路为基本思路，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运行注入了活力，提供了新的视野。

3.话语传播以凸显中国特色为旨归。凸显中国特色，要走“以中国为方法，世界为目的”的道路，[29]还要重新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认识论、方法论知识，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话语表达与传播体系。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文化、价值观输出方面起步较早，其话语体系和传播机制相对成熟，在国际话语权中占据高地，而中国因话语传播策略的滞后、单一而处于“失声”“失语”及被动解释的困境中。随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具有中国标识的新的概念、范畴、表述逐渐丰富起来，汇聚成对内对外一体化的中国特色话语传播体系。这不仅有助于加深国内外各界对“中国故事”的了解和认识，增强国内及世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也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影响力。

话语传播不仅立足于中国实践，向世界阐释和传递中国的理论、思想、情感，还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与价值标识。汤因比“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成功应对外部和内部挑战的奇特能力，刚柔并济的哲学智慧，是成功应战的民族灵魂。”[30]这种特质很好地体现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过程中，如儒家“富民利民”“大同社会”与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相结合的共同富裕、道家“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与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相结合的生命共同体、墨家“兼爱万物”主张与马克思发展观相结合的新发展理念、以及传统“天下共遂其生”与马克思历史观结合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此外，话语传播不仅包括“说什么”的认识论建构，也涉及“如何做”的实践论问题。革命时期，为了让世界了解红色中国、扩大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学术讨论、国外媒体报道等形式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为“如何传播”展开初步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向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话语传播效果趋向通俗易懂，传播方式除了最简单的文字书写外，还借助大量的墙板画、歌谣、标语等识别性较强的符号，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符号传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在传播模式、传播生态、传播媒介等方面发生明显的改变，传播的领域与范围不断拓展。特别是大数据、融媒体等新兴媒介的出现，构建了多维立体的传播空间，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一些国际议题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G20峰会、APEC 会议等的转译与传递，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也扩大中国式话语的辐射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实践逻辑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也是人类从“此岸”通往“彼岸”的唯一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方位，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种不确定因素叠加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也随之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在汲取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有力滋养的基础上，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并在实践逻辑的进路中循序渐进、螺旋上升，不仅是我们应对各方挑战处变不惊的重要法宝，也是全面提升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解释力、说服力、影响力的现实要求。

1.话语中国化应探求语境与内核的耦合协调。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思想是话语的真理性内核，思想的深度直接影响话语的感召力、说服力和认同力。话语往往因思想、阶级、道德、文化的更替而呈现出时空差异，马克思讲道：“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1]（P544）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要保持话语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从时代发展中汲取养分。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随着时代主题和中心任务的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发展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如果不能敏锐地根据时空变迁展开适应性建构，就无法为社会提供有效的解释框架。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主题嬗变；从空间维度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处于世情、党情、国情、民情的深刻变动之中。这两个维度互相补益、互为支撑，共同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整体架构。新的历史阶段下，要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新发展，必须要积极寻求语境与内核的高度契合。一方面，要注重辩证分析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法，着眼于全局性、根本性的时代问题，采用系统化的概念表述体系，以准确有效的叙事方式科学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紧密结合起来，从更深远的层次、宏大的视野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体制和经验的创造性阐发，并主动融合新时代的新元素、新特征，将社会主义道路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2.话语中国化应坚持承续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任何话语的发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离不开对既有话语的承继与延续。当然，这种承续绝不是对以往话语的简单化“挪用”，而是在原有话语基础上的蜕变与超越，实现话语谱系的深度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方面“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要“讲新话”，讲一些“老祖宗”没说过的话。根据具体社会状况来进行新话语的建构，这样“就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创新，不断解答国内外现实提出的新课题”。[32]（P165）回顾历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正是在不断消解、继替、超越旧话语的过程中完成新话语新表述的创生，如“改革”这一核心政治术语的确立，经历了对“革命”叙事的消解，“建设”继而替之，最终实现了在原有话语上的跃升，确立了改革话语体系。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要坚持承续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其一，要注重对经典原著和中国化理论的传承。推动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新发展，不仅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其核心内容，还要积极融合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成果，为话语体系的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二，要借鉴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33]（P13）从“民本”思想到“致中和”协调理念、“天人合一”生态思想，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底色，也为新时代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充足的养料。其三，要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创造性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是实践，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既对新时代语境下话语中国化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促使其在克服旧话语、融入新话语中开展创新性建构，从而不断凸显新时代话语体系的独特性。

3.话语中国化应提升话语阐释的方法与技巧。福柯认为：“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34]（P159）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离不开话语表达方式和技巧的提升与改善，话语主体以何种叙事方式阐释内容情节、呈现意义，直接影响了故事本身的说服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为起点，建构起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在话语内容、形式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进展，并形成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关照等话语策略，实现了方法论上的转变与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已经融入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表述，但由于话语建构周期比较短，难以涵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存在部分适应性问题。要实现进一步的深化，就必须推进新时代话语体系的系统化、专业化。其一，要从质和量上优化话语供给，提高话语的解释力。新时代话语体系的供给最主要来源于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和理论阐发，在此主导下，既要对新语境下已有关键性概念和术语的语义内涵、使用方式、当代价值进行再诠释和新注解，又要不断打造更具影响力的新概念新表述，以丰富话语供给，提升新时代话语体系的诠释效力。其二，要变单向输出为交互对话，提高话语的表达力。在多元思潮的冲击下，线性化的表达已无法适应新时代话语建构的需求，交互对话成为创新话语表达的有效方式，在官方与群众话语、学术与政治话语、对外传播与对内宣传话语的交互对话中，能够达成价值共识、凝聚话语合力。其三，要完善话语体系，提高话语的竞争力。新时代话语体系建构既要坚持以往宏大的叙事范式，科学分析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又要在关注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中展开微观叙事，以个体经验为切入点构建群体认同，在宏大与微观叙事的融合中，促使新时代话语阐释取得最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