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霄

“东兰山高千万重，革命红旗满山红，带头扛枪打白匪，要数拔哥最英雄。”这是位于广西西北部的东兰县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山歌，歌曲中提到的英雄“拔哥”便是中国早期农民运动的三大领袖之一——韦拔群。适逢党的百年华诞，广西众多艺术家共同打造了以韦拔群革命英雄事迹为蓝本的大型民族歌剧《拔哥》，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指出，韦拔群同志是我们党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也是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是百色起义的革命英雄人物，所以广西人、广西的艺术家、广西的歌剧艺术有责任把他写好，必须把他写好。不但要讲好英雄故事，同时也要讲好中国故事①《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推动歌剧艺术高质量发展——第四届中国歌剧节“一剧一评”摘述》，《文化月刊》2021年第12期。。《拔哥》不仅传扬了英雄事迹，而且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艺术和文化内涵，也使得《拔哥》成为一部优秀的现代中国民族歌剧，为中国民族歌剧注入了新的血液，开拓了更广阔的视域。为了更深刻把握《拔哥》以及民族歌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意境，本文对其中的经典咏叹调《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进行多角度的艺术分析。

一、《拔哥》与中国民族歌剧视域融合下的新特征

从歌剧产生到传入中国，再到后来根植于中国的艺术土壤并繁荣兴盛，在这漫长的时间中，离不开众多歌剧创作者和演员在学习西洋歌剧的基础上，逐渐融合本民族的艺术特色，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人民群众中收获灵感，在党和国家的带领下稳步前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歌剧。中国民族歌剧不是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而是在岁月的长河中历久弥新，向世界诉说中华民族的浓烈情感、深邃思想、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拔哥》的创演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是对中国民族歌剧艺术特征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在原有特征上发展出新的内涵，这既丰富了中国民族歌剧的传承与传播途径，也为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优良的范本，在此基础上总结《拔哥》与传统民族歌剧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讲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压迫的时代精神一直是中国民族歌剧的鲜明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必然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一思想也高度凝练在民族歌剧的艺术形式中。《扬子江风暴》作为第一部新歌剧，号召群众跟随中国共产党反抗日本侵略者；《白毛女》作为中国民族歌剧里程碑般的作品，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将广大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壮举。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刘胡兰》《洪湖赤卫队》《江姐》等，都表达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的赞美。歌剧《拔哥》通过艺术再现的手段还原了韦拔群在救国救民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与封建地主阶级激烈的斗争，以及在取得最终胜利的过程中，反映中国共产党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广西革命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歌颂不同时期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是历久弥新的主题，中国民族歌剧也不例外，但是在这一基础上反映出中华民族对封建落后文化和制度的坚决斗争，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则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观念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于小芹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兰花花》中兰花花和骆驼子、赶羊三人的情感纠葛，《小河淌水》中依湄和乌里凄美的爱情故事，都揭示了爱的初心和本质，传递了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拔哥》在塑造韦拔群英雄形象的同时，也从众多平凡人的角色中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改变现状、追求美好生活的殷切期望，与此同时，剧中对韦拔群妻子秀梅的描绘，也书写了属于那个时代、属于韦拔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爱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面前，不变的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也正是这份坚定让我们最终迎来了光辉灿烂的黎明。

（三）传统文化的灵感滋养

中国民族歌剧在借鉴西方歌剧写作方式的同时，时刻不忘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中汲取灵感和养分，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这使得中国民族歌剧在发展和创作过程中得以获得重要的启迪。《兰花花》的创作问世离不开对陕北民歌《兰花花》的深挖；《小二黑结婚》中的经典唱段《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正是马可先生根据地方戏曲武安平调的精华旋律创作而来；《拔哥》中大量体现出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和文化母题，作为歌剧的内核贯穿全剧的始终。

首先，韦拔群的英雄事迹在广西广为流传，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将韦拔群的革命生涯历程经过艺术加工、提炼和升华而来的歌剧《拔哥》不仅是对本民族英雄的传扬和歌颂，也是民族文化输出的典范。

其次，《拔哥》中广泛使用了壮族的音乐元素，将歌剧的艺术形式和现代的作曲技法进行有机的结合，例如在第一幕的开篇，婉转优美的女声独唱“天上有颗北斗星，地上有个韦拔群，启明星子带福兆，革命带来好福音……”便是由春妹演唱的咏叹调《天上有颗北斗星》，这首咏叹调改编自壮族传统民歌《红水河有三十三道弯》，壮族山歌的旋律和调式特征将观众快速带入剧情之中。在第二幕《星火东兰》中，春妹与蓝小勇的对唱《我是村里弹弓王》借鉴了传统彩调剧的音乐元素，尤其是其中“对歌”的艺术形式极具民族特色，欢快的节奏和旋律彰显出包括韦拔群在内的东兰群众乐观积极的革命精神，同时与后续剧情中的牺牲相呼应，歌颂了英雄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崇高品质。

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八方豪杰聚百色》《喜鹊枝头叫喳喳》《敬酒歌》等歌曲，均是改编自东兰民歌或壮族传统民歌，在讲述革命史诗的同时，也凸显了广西“歌海”精彩纷呈的音乐。

（四）历史人文的标志符号

西方歌剧的故事多取材于神话故事或虚构的剧情和人物，作为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国有着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深厚底蕴，而这些古代历史和人物故事也成为歌剧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历史和人物成为民族歌剧的标志符号。《诗人李白》树立了中国民族歌剧的气质与风范，《木兰诗篇》融合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此外还有诸如《屈原》《大汉苏武》《张骞》《司马迁》这类历史人物题材，以及广西艺术学院音乐与舞蹈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重要成果《大汉海路》和《长征》这类历史事件题材等。《拔哥》的故事同样取材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革命英雄韦拔群，同时剧中的诸多元素，例如将韦拔群的入党申请书谱写成咏叹调，革命斗争的经历以及结局等均是参照了真实的历史史实。

（五）演唱方法的多元结合

在中国歌剧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运用的唱法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发展到现当代，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有机结合，以及西方作曲技法和广西本土和声特色的多元融入，使得歌剧创作得以从更宽广的角度塑造人物以及进行艺术诠释。

一方面，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有机结合，首先体现在不同的人物所采用唱法的不同。例如，春妹的唱腔多为民族唱法，略带原生态的特色，塑造了一个活泼开朗又对革命充满热情的年轻女性形象。在塑造拔哥的英雄形象时，唱腔多选择美声唱法以及男高的音色，通过洪亮浑厚的演唱，将音乐和剧情都推向高潮。其次体现在美声和民族的唱法都被赋予了新的特色，不再像曾经那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唱法，而是呈现出融合共存的趋势，即使是选择以一种唱腔为主，也能从中感受到另一种唱腔的影子。

另一方面，作曲家巧妙结合了西方的作曲技法与广西本土的民族调式和声特色。例如，在第三幕秀梅和韦妈的二重唱《心爱的人》中融入了广西民歌二重唱的和声特色，而在《热烈而生，热烈而死》中有一段韦拔群和陈洪涛的二重唱，则是采用了西方歌剧中二重唱的写法，使现代作曲技法与广西民族传统文化巧妙结合。

二、《热烈而生，热烈而死》音乐文本特征分析

作为新时代中国民族歌剧的优秀作品，《拔哥》在艺术层次和人文情怀等方面无不展现出了高超的创作技巧和内涵价值。以下将对其中的经典咏叹调《热烈而生，热烈而死》的创作背景、音乐唱词、曲式结构三个方面进行音乐艺术文本的分析，以求对歌剧整体的艺术性有更深层的理解和把握。

（一）歌剧创作背景

歌剧《拔哥》是由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牵头，联合该校音乐教育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舞蹈学院等，进行历时两年的创编、排演、雕琢、打磨，作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广西艺术精品创作重点扶持项目，《拔哥》同时也得到广西演艺集团以及东兰县委、县政府和河池市文体旅游局等的大力支持。这部歌剧作品取材于广西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卓越的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百色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韦拔群同志（群众亲切地称其为“拔哥”）的英雄事迹，以《愤世不平》《星火东兰》《再造山河》《共耕为民》《大义皓月》《碧血忠魂》共六幕展开，选取了韦拔群革命生涯中组织农运、武装斗争、开办农讲所、加入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河池整编、反“围剿”、壮烈牺牲等重要节点，艺术地再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广西东兰县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全剧39 个唱段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谱写了动人心弦、荡气回肠的革命豪情和英雄赞歌。

早在2020年2月，广西艺术学院就组建了《拔哥》的主创团队，前后进行集体研讨8 次，分头讨论数十次，每一位创作者和演职人员无不投入百分百的热情，对每一处细节都精心地打磨和推敲。2021 年4 月，《拔哥》初具雏形并投入排练中，在这期间也依然遇到诸多困难，但是即使如此，大家依然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演出，讲好“拔哥”故事，赓续红色精神，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礼。

（二）音乐唱词分析

音乐唱词的第一部分：

一盏明灯照亮前进的方向，一缕春风唤醒了壮乡山寨，一个响亮的名字激荡着八桂山河，八桂山河。

这部分唱词中首先运用了“明灯”和“春风”两个意象，引出第三句“响亮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表达了我党对广西革命事业的引领。首先是党正确的路线和英明的领导为大家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为壮乡山寨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促进了更多像韦拔群、陈洪涛这样的有识之士的觉醒；最后表达了跟随党进行的革命斗争终将取得胜利，要让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响彻八桂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的坚定信念。

音乐唱词的第二部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一字一句激荡着我的胸膛，点燃了我再造山河的燎原之火。

这部分唱词中引用了《国际歌》中经典的片段，用以指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表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韦拔群影响之深远，以及他誓要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心。这既是词作者的巧思，同时也增加了音乐的多样性和历史厚重感。

音乐唱词的第三部分：

吾拔群（陈洪涛），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啊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热烈而生，热烈而死。

这部分唱词是韦拔群和陈洪涛的二重唱部分，二人如同庄严地宣誓一般，直抒胸臆地表达着自己的雄心壮志。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表达出二人舍生忘死，早已将个人的利益与得失甚至生命都抛诸脑后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觉悟，既离不开自身忧国忧民的信念，更离不开党的引领作用，所以他们才要紧跟党的脚步和方向，解放劳动人民，消除剥削，开创美好的未来。最后的“热烈而生，热烈而死”将这一部分的感情推向高潮，呼应了前面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表达出韦拔群一种快意恩仇的侠义精神。作为农民运动的领袖，韦拔群的个人魅力和革命气魄在这八个字中得到了最直观的诠释。

这一段是咏叹调的高潮部分，歌词并非由词作家创作，而是引用了韦拔群的入党申请书。韦拔群的入党申请书言简意赅：“吾拔群，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全文只有言简意赅的38 个字，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都是近乎白话文的表述，但一字一句都能感受到韦拔群的拳拳之心。选择入党申请书作为歌词，一方面更加切合角色的形象，使人物塑造更加鲜活且具有深度，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在艺术加工的同时最大程度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

正如韦拔群当年给自己改名“拔群”一样，寓意出类拔萃卓尔不群，回首他的一生，韦拔群真的做到了在自己入党申请书里写的“热烈而生，热烈而死”，他用38岁的生命，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绝对的忠诚，也让他为后世所铭记。

（三）曲式结构分析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大致上可归类为并置型三段式结构的咏叹调，曲式结构图如下。

谱例1：

由韦拔群独唱开始，进行到韦拔群和陈洪涛二人的二重唱，最后结束，形象地塑造了韦拔群的英雄形象。通过对乐曲的四个乐段进行分析，可以感受到主人公在剧中的情感变化，以及和声、旋律和调性变化中包含的深远意蕴。

谱例2：

A 乐段是韦拔群第一部分的独唱，由a 小调进入，引子部分是舒缓悠扬的弦乐伴奏，同时带有鲜明的节奏性鼓点，使得音乐中暗含着力量，在两个四小节的乐句过后，旋律结束在a 小调的主音上。

A 乐段和B 乐段存在着一小节的交织，在这一小节中，四二拍的强拍是上一小节a 小调主音的延长，加强了乐段的终止感，也是在这一小节，旋律由a 小调转入D 大调，更加明亮且富有力量感，贴合此时的人物心理，嵌套的手法也使得乐段与乐段之间虽然调式和情感发生了转变，但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B乐段的乐句c中引用了《国际歌》中的旋律，保留了《国际歌》弱起的特征，在调式上，由a小调转入D 大调，乐句b 结束在主音上的la，正好是乐句c 中D 大调的属音，不仅是为转调而作的属准备，同时由属音进行到主音标志性的纯四度也是《国际歌》的另一大特征。乐句d 中有大量级进的旋律音，最后两小节的旋律进行中，作者没有选择结束在D 大调的主音上，而是选择使用D 大调的Ⅲ级音，为接下来转入b 小调做属准备。实际上在整体的旋律感受上，虽然是并置型三段式，但是作为中段的B 乐段与呈示段的对比并不那么鲜明，作曲家巧妙的构思和灵感，使得中段既与呈示段形成了对比，却也紧密地彼此联系。

谱例3：

A1 乐段是作品的再现段，调式上经由中段结尾部分的属准备转入了b 小调，同样保留了小调旋律风格特点的同时，也再次使用了呈示段中标志性的乐思。不同的是，A1乐段并没有在b小调的主音上结束后终止，而是转入了D 大调，更符合此时剧情中角色的形象和心理变化，因此A1 乐段并不是对呈示段的完全再现，而是增加了一个乐句e。

谱例4：

在乐句e 中，作者首先采用弱起的手法，将“生”和“死”放置在了强拍上并用附点加以强调，使得情绪更加饱满，从旋法上看，五个小节的乐句基本上是对称的，但作者通过前八后十六和三连音的对比，使得原本像是重复的两句又有了一些区别。

在韦拔群独唱的部分结束后，是4 小节进行曲风格的间奏，一方面引出了接下来韦拔群和陈洪涛二人的二重唱，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接下来全曲的高潮做了准备和铺垫，同时，进行曲风格的旋律也符合此时的人物情绪和形象。值得一提的是，这四小节间奏旋律在整部歌剧中多次出现，包括第二幕《愤世不平》中韦拔群的独唱以及全剧尾声的合唱部分的主题旋律，是一处首尾呼应、贯穿整部歌剧的关键性主题旋律。整个旋律的色彩明亮开放，给人以坚定的信仰和强大的力量，正是对应了韦拔群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的道路上坚定的意志力，以及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决心。

谱例5：

A2 乐段的二重唱部分是对A1 乐段的反复，韦拔群的唱段作为二重唱的高声部，在旋律上与A1乐段基本一致，但由于二重唱的加入，使得音乐又具备更丰富的内涵。A2 乐段的前四小节是韦拔群和陈洪涛的二声部轮唱，接着才转入二声部的齐唱。在调式结构上保留了A1乐段的特征，同样是b 小调进行到主音后转入D 大调，乐句e1 与A1 乐段的e 乐句是相同的材料和写作手法，但是结束部分的高音将旋律进行了扩充，强化了终止感，表现了主人公此时情绪的饱满高涨，也将气氛推至高潮。

三、《热烈而生，热烈而死》的地位及意义

作为全剧经典且极具代表性的咏叹调，《热烈而生，热烈而死》的创作和编配在整部歌剧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剧情结构和技巧难度方面，从而使剧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

（一）剧情结构方面，推动发展承前启后

《热烈而死，热烈而死》在剧情结构方面，是在陈洪涛来到东兰协助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时，二人阔别已久再次重逢的情节。实际上，在此之前，韦拔群很早就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带领着100 多名东兰子弟不远千里赶赴贵州加入护国军。五四运动爆发，韦拔群通过《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学习了解到新思想，在1920 年离开贵州，辗转来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革命组织，并见到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后来韦拔群回到广西，在东兰县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他打出“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的旗号，把改造东兰县作为第一个革命目标，组织并领导工农武装力量，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并最终取得胜利，赶走旧政府官吏和县城的土豪劣绅，打碎监狱的门，释放被无故关押的群众。

1925 年，韦拔群进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第一次接触并了解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取得农民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以此为指导。于是韦拔群回到东兰县，开办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宣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极大地鼓舞了广西当地的解放运动。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艺术地再现了韦拔群在这一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变化，从最开始的寻求真理，到三民主义，再到最后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提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歌词中诸如“一盏明灯”和“一缕春风”等意象以及《国际歌》旋律的运用，都是韦拔群心中对共产主义坚信的艺术表现。

（二）演唱技巧方面，高难度的旋律增强了艺术性

笔者在对作曲家以及剧中韦拔群的扮演者仵威的专访中了解到，原本在乐曲结束的部分是没有尾声部分的高音的，但是演员认为此处作为全剧中极具代表性和艺术性的片段之一，应该有更加出彩和能将气氛推向更高潮的设计，故而增添了一个长音的高音旋律作为尾声，同时力度表情上也配合采用了“最强”的力度，使得音乐的情绪达到空前的高涨。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是歌剧《拔哥》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唱段之一，其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展现了主人公韦拔群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和舍生忘死的家国情怀，演唱者在表演前对作品背景的理解、人物情感的把握，以及个人演唱能力和技巧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演唱者在演绎时通过对声音强度、气息、共鸣腔体、吐字语气等的控制，来表现人物的情感，将观众带入歌剧营造的情境中。因此，无论是英雄男高音的音色把握，还是结束部分的高音旋律，演唱者在赋予这首咏叹调较高的演绎难度的同时，也丰富了其艺术性。

结语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赓续红色传统、传承革命精神成为时代的主题，广西艺术学院的师生通过对《拔哥》的创编和演绎，再一次点燃了八桂大地的红色火种。《拔哥》从编剧到编曲，再到舞美，全部的演职人员均来自广西艺术学院，这体现了高校“学—研—产”的教学模式，也是广西艺术学院师生们的使命和担当。特定的历史故事、时代背景和每一位创编和演职人员全身心的付出，最终铸就了《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这样的佳作，唱响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的时代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