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轧制法制作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货币代表着另一种货币文化体系，丝路钱币更加注重图案装饰，因为发行钱币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含义，钱币上的所有特征都是刻意为之，每一个字、每一个图案，都向人们传达着丰富的信息。上海博物馆丝路钱币展厅是国内收藏数量最多、体系最完整的异域货币展厅，观众从丝路货币展览中可以看到古代中亚、西亚古国国王的威严和当地人民的生活和信仰，了解那段开放、包容的历史和东西方交融、碰撞的时代旋律。

【关键词】 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图案题铭;东西交流;开放包容

【中图分类号】K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2-0049-03

在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因为贸易的追求，人们自古就有着联系往来，丝绸曾是其中的主要商品，所以，人们将这些交流往来的道路诗意化地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沿线古代国家所使用的钱币，习惯上被称之为“丝路钱币”。丝绸之路既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贸易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之路，而货币自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后人可以从丝路古币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古代国家的历史文化。

以金属钱币的制作工艺区分，古代世界钱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铜金属为主，制作模具，浇铸加工钱币，如古代中国的货币;另一类则是以金、银为主，以模具重力轧制而成，如古代希腊、罗马、印度的货币，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丝路钱币就是以古老轧制法制作而成的金属货币。运用轧制法制作钱币，首先将金、银、铜等金属制成小块坯板，还需要制作二个印模，一个印模是钱币正面的图案，另一个是背面图案，铸币工将下印模固定在一个铁砧上，然后放上钱坯，再在钱坯放置上印模，接着用力捶打印模， 就这样把图案印在钱坯的两面，直到16世纪机械铸币出现之前，这种轧制法铸币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一）。与浇铸法制作的中国古钱相比，轧制法制作的丝路钱币更加注重图案装饰，轧制法充分发挥了金、银、铜类材质良好的延展性，使钱币上的题铭和精美浮雕，更加清晰生动。因为发行钱币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含义，钱币上的所有特征都是刻意为之，每一个字、每一个图案，都向人们传达着丰富的信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文化？信奉何种宗教？如何表达信仰？当今国王是谁？钱币上的图案和文字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为我们了解这些丝路古国的历史提供了许多直观与真实的信息。

上海博物馆收藏展出的丝路货币由杜维善、谭端言夫妇慷慨赠予，杜维善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古币研究收藏家，几十年来对丝路古国钱币的苦心搜求和潜心研究更使他成为这一领域中集收藏与研究于一身的名家。杜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收藏了大量的丝路钱币，杜先生和夫人的数次捐赠，使上海博物馆丝路钱币展厅，成为国内收藏数量最多，体系最完整的异域货币展厅。丝路钱币入藏上博，不仅补了国内收藏的空白，其自身特点鲜明的发展历史，也为观众开启了一扇观察古代异域文化和艺术的窗口。这些钱币种类繁多，流通地域广阔，东至帕米尔，向西穿过伊朗高原直达地中海沿岸，北至里海、咸海和巴尔喀什湖一带，东南至印度河流域，西南到阿拉伯半岛，从公元前6世纪的阿赫美尼德王朝制币到公元14世纪的伊利汗国伊斯兰式钱币，时代跨越近两千年。由于文献资料匮乏，文物钱币在丝绸之路及沿线古代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帝国向东扩张对丝路钱币产生了重大影响，亚历山大三世远征开创了一种新的钱币类型：正面通常是国王侧面半身像，背面为神像或其象征物，在希腊化时代，这种希腊钱币风格被众多国家接受。

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公元3世纪，伊朗高原上的强大帝国——安息帝国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心，与当时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为亚欧四大强国。 安息王朝钱币在重量、形制方面，仍是希腊式的，也用希腊文字，但其图案设计富有自身文化特征。一般正面是面朝左的国王头像，发型、胡须和衣饰皆为波斯式，背面周边有希腊铭文，正中是持弓箭的射手，在伊朗高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信仰中，弓箭是国王受赐于天神统治权力的象征物，安息钱币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宣扬着王权神授的观念，但在其间的某个时期，钱币上的图案，却出现了例外。在《汉书·西域传》中，当时自西方归来的汉使是这样报告他的所见所闻：“安息国……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报告说，安息王国是用银子来制造钱币的，钱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其夫人的头像。新王即位时会重新制钱。

《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是一枚弗拉特斯五世和穆萨女皇银币（图二、图三）。穆萨曾为罗马皇帝的女奴，被作为礼物送给了安息皇帝弗拉特斯四世。穆萨逐渐得势后，暗杀丈夫，废黜其他皇子，将自己的儿子推上国王宝座，登基成为安息国王弗拉特斯五世，自己再嫁给儿子，成为皇后，历史上称其“穆萨女皇”。穆萨借用历代新皇登基铸造新钱的“更钱”制度，制造了新钱，银币的正面就是年轻国王的头像， 而背面则是“穆萨女皇”的头像。

这段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从公元前2年至公元4年，仅6年时间。正是此枚银币，在印证了中国史籍准确记录的同时，也提示了中国汉使到达安息访问的时间，就在这一期间，这枚穆萨女皇银币也是古代錢币作为破解历史密码的应用之一。

公元1至4世纪统治着中亚和南亚部分地区的贵霜帝国，其疆域处于丝绸之路上的十字路口，当时无论是东西往来或南北交通的古道都要经过此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不同文化交流互融的角度来看，公元1至4世纪的海路交通尚危险重重，世界上主要的文明国家都在亚欧大陆的交通线上往来互动。作为古代欧亚大陆上的通衢之地，贵霜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促进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其艺术风格融入了希腊罗马、伊朗高原和印度半岛的文化，丰富了当地文化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亚欧大陆和整个人类文明艺术史来说，贵霜都是富有意义的一页。自公元一世纪直至公元4世纪中叶，贵霜帝国前后十二王，最早的贵霜钱币明显受到希腊、罗马制币风格的影响，多使用希腊文和希腊神像，从公元1世纪末的国王闫膏珍开始，贵霜钱币创立了自己风格，钱币正面有威严的国王立像，而背面则经常是印度教的湿婆（Shiva）神。上海博物馆收藏有贵霜十二王钱币：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公元30-80年）、阎膏珍Vima Takto（公元80—110年）、威玛·伽德菲塞斯Vima Kadphises（公元110—127年）、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Ⅰ（公元127—152年）、胡维色伽Huvishka（公元152—192年）、波调VasudevaⅠ（公元192—237年）、迦腻色伽二世KanishkaⅡ（公元237—240年）、瓦什色迦Vashisha（公元240—250年）、迦腻色伽三世KanishkaⅢ（公元250—270年 ）、瓦苏德瓦二世VasudevaⅡ（公元270—300年）、莎迦ShakaⅠ（公元300—340年）、 凯普纳达Kipunada（公元340—360年）。2017年12月29日到2017年3月18日上海博物馆第四展厅的《欧亚衢地——贵霜王朝的信仰与艺术》特展，以馆藏和借展的39件钱币、建筑、金器、雕塑文物为脚本，为观众讲述不同文明相遇融合的故事，十二王钱币排列在中心展柜，证明了十二王曾经的统治和贵霜帝国延续的历史。

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7世纪，古代萨珊王朝立国近400年，是西亚地区的文明古国。萨珊将自己视作波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反“希腊化”的安息王朝，在萨珊王朝灭亡安息之后，积极复兴波斯传统文化。萨珊王朝银币在丝路货币体系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上海博物馆所收藏丝路钱币中的重点，萨珊钱币体现了丝路货币从希腊罗马风格向本土化转变的过程。最早的萨珊钱币仍依循安息钱币特点，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钱币形式摒弃了从前的安息风格，开始呈现本土化特点。新式的银币更薄、更宽;正面是面朝右的国王半身像，与面左的安息式相反;人物形象本土化：王像的服饰、胡须、发髻和王冠都是波斯样式的;采用自己的文字：钱币铭文也从安息钱币的希腊文换成了钵罗婆（Pahlavi）字母的中古波斯文;图案上体现出自己的宗教特点：银币背面采用了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祭火坛图案作为装饰。再随着萨珊王朝向东方的扩张，这种本土特点浓郁的钱币文化也更便于被西亚地区接受，影响更深远。萨珊银币图案与文字兼备，钱币上面的国王头像、人像或服饰写实，王冠或祭火坛造型的变化、各类图案与徽符都清晰呈现。在对钱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历代帝王相貌，西亚古代民族服装、发式、王冠的形制变化，甚至古代神话、宗教的发展等内容。

自20世纪初，我国的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等地相继出土了萨珊王朝古银币，主要沿陆上丝绸之路一线分布，这些钱币的出土，最直接的说明了，古代中国与西亚存在的商贸关系。同样在这些地方，陆续发现大量的出土文物，也再一次说明了这种商贸关系的存在，最直接的说明了古代中国与萨珊王朝之间人员频繁往来，贸易互通有无，文化互相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我们开放的国家状态。一千多年后，当这些珍宝再次开始又一次的世间轮回时，我们仿佛看到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唐西市里不同人种、不同语言、不同服饰的人们穿梭不息，商贸喧哗，浮形其间。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且迅速传播到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此时的丝路古国钱币上反映出浓郁伊斯兰教装饰特征。伊斯兰教没有偶像崇拜，钱币上只用阿拉伯文库斐体书写的经文或王名做装饰，题铭中还有打制地点及年份。公元696年，倭马亚王朝第五任哈里发马立克实行经济改革，开始由中央打制形制统一的金、银、铜币，此种钱币形制影响到后来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阿拔斯王朝钱币沿袭倭马亚王朝形制，公元9世纪初，随着阿拔斯王朝的衰落，萨曼王朝、塞尔柱王朝以及突厥族的花剌子模汗国在西亚、中亚先后崛起，这些国家的钱币形制延续了阿拔斯王朝的风格。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蒙古帝国时期的钱币大多是仿花剌子模形式，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成吉思汗金币是这一时期的一枚稀世珍品（图四、图五）。由黄金打造的钱币两面，有这样一些阿拉伯文字 “汗中之汗、最伟大、最公正、成吉思汗。金币于618年（伊斯兰历，即公元1222年）制于加兹尼”。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和平商队被诬蔑为间谍而惨遭杀害，于是成吉思汗在1219年发動西征，讨伐花剌子模，经过数年征战，最终获胜，为庆祝胜利，成吉思汗下令在加兹尼，用当地工匠打制金币、银币以示纪念。蒙古成吉思汗时期打制钱币存世不多，尤其是署大汗全名和制造地名、年份者，更为少见，因此，这枚成吉思汗金币弥足珍贵。

丝绸之路上的古国钱币，图案丰富、文字精美，从中可以看到古代中亚、西亚古国国王的威严和当地人民的生活和信仰，对那些已经消逝的古国来说，是宝贵的历史记忆。当观众们在博物馆展厅参观时，这些古钱币上多种文字的题铭、图像和纹饰，使得曾经的历史，如时光穿越，展现眼前。那段开放、包容的历史，因商贸往来的身影，描摹出了东西方交融、碰撞的时代旋律，而钱币，恰是其中跳动的美妙音符。钱币，身形小巧，在你来我往的手手相传中，联系起了整个世界，也记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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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郁健琼，女，汉族，上海人，本科，研究方向：博物馆信息技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