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诗对社会生活的隐曲表现

2022-02-03蔡颖茹

今古文创 2022年2期

【摘要】对于社会生活，黄庭坚在诗作中往往用隐曲的文学技巧修饰，然后再予以表现。通过“比喻”“比拟”制婉曲;以典故承载深晦的“情意”“诗意”;凭借巧妙地章法安排造就隐曲的诗势;将“微言”藏匿在直陈时事的文字中。黄庭坚选择以曲折的方式表现社会现实，是党争这一外部因素跟诗学观、诗歌创作技巧这两个内部条件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山谷社会现实题材诗的“文”与“质”在这种隐曲表现中，实现了统一。

【关键词】黄庭坚;山谷诗;社会现实;隐曲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2-0033-04

从北宋至今，山谷诗一直是古今文人、学者的关注焦点之一。文人、学者们对山谷诗的强烈关注势必引发他们对山谷诗的讨论甚至是争论。这些关于山谷诗的争论，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一样的主题。由北宋至清，古代诗论家们对山谷诗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出于诗歌借鉴和诗歌创作的现实需要与艺术审美需要，他们的评诗关注点较为一致地聚焦在山谷诗“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章法”“句法”“字法”等创作技法上。他们对山谷诗“形式”的关注一直延续到了现当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文艺界接连地提出了“写真实”“干预生活”等口号和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当时的主流。如果说古代诗论家們仅仅是关注山谷诗“形式”的话，那么“山谷诗形式与社会现实”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始一批学者关注的主题。1963年，朱东润对山谷诗做出了“形式主义倾向”的界定。次年，由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给出了类似的评语。他们的论断在当时影响较为广泛，而这种影响甚至还持续到了现在。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如程自信、黄宝华、吴调公、莫砺锋等意识到朱、游等学者对山谷诗的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于是提出了重新认识山谷诗的要求。当时一些学者更是在文章中列举了涉及社会现实题材的山谷诗，以反驳山谷诗“形式主义倾向”这样的观点。[1][2]这场关于“山谷诗歌形式与社会现实”的论争横跨了二十多年，它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产物。

文学表现的社会现实即文学内容，中国古代文论对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早已有阐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可见，“文”与“质”并非两个绝对的对立面。黄庭坚表现社会现实题材的诗作数量乍看较少，但是在其诗作中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对“文”与“质”的调和与统一。诗人一般不会直接书写社会现实生活，在黄庭坚这样的诗人诗作中尤其如此。对于社会现实题材，黄庭坚往往通过巧妙的艺术形式安排来加以曲折表现。这固然钝化了其诗的锋芒，甚至使人误以为有堕入形式主义之嫌。但从另一方面看，恰也是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自觉继承，使诗作特别是一些表现社会现实题材的诗作展露着迂回波折、言说不尽的隐曲之妙。

一、以“比”制婉曲

“比”这一文学概念最早提出在《周礼·春官》中。它在我国古典诗歌开端之作《诗经》中，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学表现手法，后来它更是广泛地被文人们沿用到后世。在注《周礼》时，郑玄对文学表现手法“比”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做出了阐释：“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4]由此可见，“比”即当下的比喻修辞手法，在运用到文学创作时，本身便能产生隐曲表达的效果。

黄庭坚正是借助“比”这一特性，在一些社会现实题材诗作中婉曲地描摹事件、暗示个人立场观点。如其名篇《蚁蝶图》，全诗围绕蝴蝶误触罗网、蚂蚁趁“人”之危把蝴蝶作为自己战利品这一个故事展开。全诗唯有蝴蝶、蚂蚁这两个主体，诗中摹写的又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自然生态景象。若仅以“自然界蝴蝶与蚂蚁的遭遇”来理解这首诗似乎也未尝不可。然而任渊等人注此诗时强调：“此篇盖有所属。”[5]399由此可见，“蝴蝶”“蚂蚁”各意有所指。结合当时新旧党争的政治背景与新党代表人物蔡京看此诗后“……大怒，将指为怨望，重其贬”[6]这一格外强烈的反应倒可猜出一二。诗人以比喻贯穿全诗，却只道明喻体——蚁与蝶，而刻意将本体掩藏，诗歌由此被赋予了表、深层两种不同的意涵。透过蚂蚁搬运蝴蝶尸体这一表层意涵，点出了新党众人乘人之危这一深层意涵。在这一过程中，诗人对旧党不满与指责都表现得出其不意，不露痕迹。再如《再次韵寄子由》中有“麒麟堕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7]780一句。诗人借由比喻，婉曲地表达了对苏辙怀才不遇的惋惜与对当时朝廷部分官员的不满。将这一首《再》与上面一首《蚁》做比较可以发现：虽然诗人在两首诗中同样以比喻的修辞手法来制造婉曲的表达效果，但在《再》中诗人的比喻稍显浅显，诗人在后面两句诗中也主动留下了：“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5]86的暗示。而《蚁》不仅全篇用“比”，还找不到丝毫暗示。实则两诗创作年份相隔二十余年。在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受牵连以后，诗人在诗作中表露政治观点、立场时，已经有意识地运用“比喻”等表达方式进行婉曲表达，故而有元丰四年的《再》。绍圣二年，黄庭坚被章惇、蔡京以修《神宗实录》不实的罪名进行盘问、治罪，并遭到了多次贬谪。这场由文字引起的无妄之灾警醒着诗人：需要以更婉曲甚至是隐晦的方式进行文学表达。因而建中靖国创作的《蚁》所运用的比喻比《再》更为婉曲、隐晦并不是一个偶然。

宋代吴沆曾指出：“山谷诗文中，无非以物为人者，所以擅一时之名而度越流辈也。”[8]在表现社会现实题材的诗作中，黄庭坚还善于以比拟之“比”来婉曲地对社会现实进行书写和表态，其中数《演雅》最为出色。《演雅》诗名取“演述《尔雅》”这样一层意思。全诗共四十句，前三十八句共列举出了四十一种虫鸟。诗歌的表层延续着《尔雅》普及虫鸟的模式。此外，诗人将诗中的禽鸟、昆虫全部进行了人格化处理，将虫鸟之性与人性相联结：勤劳的燕子忙着给自己建筑“居舍”、石磨上的蚂蚁一直做着“无用功”、天蝼爱偷偷听别人讲话……诗人在“比拟”手法的掩饰下，在诗歌的深层婉曲摹写人间社会百态。

黄庭坚在诗歌中炉火纯青地使用了比喻、比拟这些修辞技巧，有时甚至是大篇幅、全篇幅地使用。这使得一些表现社会现实的诗作具有了“表层”“深层”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诗歌意涵从而呈现出一种“意味含混”的状态。一方面，诗人通过比喻、比拟的艺术处理，依托诗歌的表层意涵钝化了深层意涵中的锋芒。另一方面，比喻、比拟所制造出的“意味含混”使诗人始终把握着阐释诗歌意涵的话语权。表现社会现实题材诗作的“婉曲”效果亦油然而生。

二、以用事承载深“意”

在重文化、重涵养的宋代社会氛围影响下，宋诗呈现出诗歌学问化的倾向。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以“以才学为诗”来概括这种诗歌学问化的特征。其中，要数山谷诗用事繁多且广博的情况较为引人注目。社会现实题材山谷诗里面所运用到的一些典故和成辞，它们除了能发挥润饰诗歌、增厚诗歌文化韵味这种普遍功效以外，还往往能够寄存诗人刻意修饰与隐藏的诗意、情意。

用事承载着深厚、成熟的情意。诗人在全篇用典的《和游景叔月报三捷》中，连续运用了至少十个汉代典故。这些典故中有六个直接与汉朝破灭匈奴这一件事相关，诗中又还穿插着“断匈奴臂”这样的成辞。所以乍看全诗，似是诗人专门歌咏汉代屡屡战功。读者唯有结合题名，方可察觉该诗是诗人借用事，对元祐二年北宋朝廷一场大捷有感而发。诗人将原本直露又略显浅白的赞语与外放的情感转化成了一种经过沉淀的、更为内敛与深切的情意。看似赞古，实则是在隐曲地赞今。与此同时，借由用事，诗人将友人游氏与李广并论，又将北宋朝廷与汉帝国并论，刻意把游氏的功绩与北宋朝廷的成就双双拔高。诗中的吟咏、赞美，诗人的民族自豪感，詩人对国家的期望也正因此而表现得更为真挚和热烈。“隐曲”背后诗歌“情意”的加厚、加深，正是诗人通过用事赋予诗歌的。

典故是古代故事的高度浓缩，其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载体。当诗人需要表现社会现实，而又受到政治、道德伦理、身份等诸多要素限制时，典故服从于诗人的“指挥”，能发挥承载隐晦诗意的作用。如局部用典的《辛酉憩刀坑口》，其中有四句诗格外突出：“广道策坚良，熙熙集于苑。烂额始论功，傥能谋曲突。”[7]834前两句诗各用一典：“乘坚策良”“集苑集枯”。后两句诗用“曲突徒薪”“焦头烂额”一对典故。然而，就典故内容意涵看，几个典故之间没有丝毫共性与因果承接性。几个缺乏逻辑联系的典故组合在一起，不免会造成诗歌信息要素的“混乱”，从而加大了读者阅读、解读诗作的难度。再而，诗中谁“乘坚策良”，谁“集于苑”，谁应该“曲突徒薪”？诗人并没有对这些典故的“真正所指”有丝毫暗示。实则，该诗创作于元丰五年课盐税途中，此时朝廷推行王安石新法已有十余年。神宗对新法的支持使新党在这段时间里颇为得势，权势给新党众人带来富裕的生活，同时也招致不少趋炎附势的人。诗人对这一种社会现象的表现和批评，都浓缩在了“乘坚策良”与“集苑集枯”二典中。然而新法弊害的一面已经暴露无遗，而不合理的盐法便是其中之一。出生于中下层阶层的诗人常年任职于地方，曾目睹因盐税而起的社会惨状。无论是出于个人利益原因，还是出于其恻隐之心，黄庭坚对“新法”特别是“盐法”持否定态度。尽管新法已施行多年且神宗改变主意的机会十分渺茫，但是诗人依然想通过“曲突徒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的两个典故来委婉地提醒统治者盐法之弊害，并发出劝告。诗人刻意隐藏诗歌背景与典故之间的逻辑联系，置典故于不充分的诗歌语境中。故而尽管诗人已经将社会现象、个人态度和观点都浓缩在典故中，读者或已知悉典故意涵，却未必能猜准诗人深藏的诗意。

以用事承载深晦的诗意，诗人意欲表达的真正诗意与诗歌文字之间一直隔着典故、成辞这样的载体。一方面柔化了诗人观点、议论里可能带有的攻击性，从而实现规避祸患等现实性目的。另一方面，尽管典故可以活用，但是典故的内容、情感倾向是固定的，诗人拥有着选择典故与成辞的话语权。典故与成辞背后诗人的态度、看法其实是较为明确的。诗歌表达的隐曲柔和与诗人立场态度的坚定刚硬凭借用事取得了统一。

三、凭“章法”造隐曲之势

黄庭坚在诗歌中曾明确地强调他创作求变、求新的文学理念：“文章最怨随人后”[7]1322，“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7]1212秉持着这一理念，诗人在继承杜诗变体的同时，进一步打破在唐代便已经定型的诗歌章法结构，刻意锻就曲折、跳跃的诗歌章法。在表现社会现实题材的山谷诗中，这种曲折、跳跃的章法安排影响到了诗歌文字、诗歌内容的表达。使诗歌呈现出章法、内容“双曲折”的隐曲之妙。

因为诗歌篇幅的差异，这些同样表现政治、民生的诗歌，其曲折、跌宕、跳跃的章法可以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在平静与淡然中突然拗起，插入起结无端的转折。这种情况多出现与中短篇诗歌当中，如《和答游景叔》。黄庭坚的好友游氏赠予其冬笋等食物，因而诗人在诗歌前三联围绕“美食”这一主题进行抒发。然而当诗歌情感氛围正值温暖和谐之际，诗人话锋一转，插入尾联：“赐钱千万民犹饥，雪后排簷冻银竹。”[5]211在毫无预兆、毫无铺垫的情况下，这种转折的突然插入让诗歌情感直转急下。但诗人并没有就此继续生发，一切就这样戛然而止。《和》插入的“起结无端的转折”在诗末，而《次韵张秘校喜雪三首》（其二）则是位于诗歌的中部，对百姓的担忧刚依稀流露，又瞬间消逝。

在这类型诗歌中，黄庭坚对于客观社会现实点到即止，不多加议论。其中的转折是短暂的、看似不了了之的。这种对社会现实的表现也是突兀的、看似戛然而止的。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了了之与戛然而止，诗人的儒家仁义之心、恻隐之心、对该社会现象所持有的立场与态度却延续、余留到了诗歌文字之外，留下一片“怀孕的静默”[9]。

其二，诗歌章法结构多曲折，草灰蛇线相勾连。古人以“逆笔”来概括山谷诗多曲折的章法特征。翁方纲对这种“逆笔”做出了解释：“援愚说山谷诗用逆笔……逆笔者，戒其滑下也。滑下者，顺势也，故逆笔以制之。”[10]这一章法类型的诗歌篇幅较长，它承载的内容较丰富，故而这种“逆笔”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如《赠别李次翁》，全诗章法脉络如下：“利欲熏心，随逐世好”的社会现象（6句）→以儒道佛说“德人之心”（儒道佛各4句）→赞美友人（6句）→发议论，表达“自求己事”的人生态度（8句）。四个部分，三次明显的转折。每个部分所要表现的小主题都不相同，前一部分与后一部分之间也没有强烈的连接关系。然而“德人之心”这一大主题却草灰蛇线般地将各小主题联结在一起，使整首诗构成一个整体。

这一类型的诗歌，一方面，由于诗歌篇幅较长，章法深折跌宕，诗歌各部分之间联系不深密，所以在客观上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困难。但是这类诗歌也因此而别有隐曲的表达功效。另一方面，诗人借助曲折的诗歌章法，将诗歌大主题划分为多个不同的部分。诗歌对社会现实的表现也因此而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特征。读者唯有综合、贯通各部分、各层面的主题意涵，方能在深藏之处挖掘出完整的诗歌意涵。

四、借“题”发挥

在唐代，文人已经开始借助题画诗间接地反映唐代的社会生活。其中，又数杜甫的这类题画诗表现得尤为突出和精彩。随着题画诗发展到北宋，黄庭坚在继承这种创作传统的同时，又对其有所发展，进一步达到了“画”“我”共存的状态，以实现题画诗对现实的隐曲表达。主要有以下两类：

其一，跨越维度，人画共融。如山谷的题画诗名篇《题李亮功戴嵩牛图》，诗人在诗中末两联，诗人替牛发出了：“乞我一牧童，林间听横笛”[5]417的呼喊。画与现实，山谷与牛，这种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转换、人物之间身份的转换，赋予了山谷这类题画诗“画”“我”共融的可能性。任渊等人在该诗中有注：“山谷于时政以轩冕为累也。”[5]417那么到底是牛想回归山林，还是诗人“我”想回归山林退隐，是戏言还是真心话，孰是画中物，孰是“我”？一切都真真假假，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牛做了些什么才会如此疲惫？诗人“我”遭遇了什么才会想退隐？这种退隐愿望背后的社会现实原因，是富有暗示性，却又是深晦的。

其二，题画诗中发议论。诗人在第一种题画诗中是“画”中人，而诗人在第二种题画诗中便是充当着“画作观赏者”“联想者”的角色。如《咏李伯时摹韩干三马次苏子由韵简伯时兼寄李德素》，诗人就李伯时摹画的马，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劣马与骏马，继而联想到始终不被赏识的人才，并发出了：“千金市骨今何有？士或不价五羖皮”[5]165的议论。诗人同样在题画诗《和子瞻戏书伯时画好头赤》中就怀才不遇这一问题发出了简单的议论。诗人这些对社会现实的议论，是由赏画继而联想而得来的，是依附于题画诗而产生的。诗人对社会现实事件的态度和观点深隐在诗人的脑海当中，而画中景象激发了诗人的联想，也激发了诗人一直深隐的想法，进而引发了诗人在题画诗中的议论、表达。

不管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题画诗，都可见“人”即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一直“存在”于画中。实则，这是因为题画诗本身即是主客观相融合的产物。“画”已经是客观存在的，“诗”是诗人主观意识的创作。“画”中的世界是虚拟的，而诗人却生活于客观世界。黄庭坚正是利用题画诗能够跨越主观与客观、现实与虚拟的这种特性，在创作题画诗的过程中“借题发挥”，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隐曲的书写。

五、直陈中藏微言

通过文字以隐曲的方式表现社会现实的行为，在中国古代更为常见地发生在史书的编撰过程中。孔子在修订史书《春秋》的过程中，凭借“微言大义”的笔法赋予了《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11]的表达功效。随着古代文人对社会现实关注程度的提升，从记“史”而来的这种“春秋笔法”沿用到了文学创作领域。不少诗人借“春秋笔法”在表现社会现实的过程中，表露主观立场与态度。黄庭坚便是其一。如《流民叹》，该诗紧扣“灾情”“灾民”这两个关键，从三个层面进行直接陈述：交代灾情、交代朝廷的举措、给出防灾治灾的建议。在这些“直陈”文字的隐秘之处，诗人却刻意地藏以“微言”。在朝廷得知灾情后已立刻派出官员治灾、赈灾：“庙堂已用伊吕徒。”[5]525然而在一片“向好”之时，诗人却提出了“何时眼前见安堵？”[5]525的疑问，明显地出现了前后矛盾。诗人将事实以“眼前”二字“微言”点出。这次天灾发生在熙宁元年：“熙宁元年秋，霸州山水涨溢，保定军大水，害稼，坏官私庐舍、城壁，漂溺居民。河决恩、冀州，漂溺居民。”[12]次年春天时任叶县县尉的诗人看到灾民自河北涌入河南。将近半年时间，统治者为灾情哀痛，百姓因灾受苦受难，而朝廷特派的这一些治灾“能臣”却不作为。山谷对他们的这一声“伊吕徒”，称呼得尤为讽刺。又如《神宗皇帝挽词三首》（其三），一方面，诗人惋惜神宗皇帝的突然离世，为导河不成、收复未果担忧。另一方面，诗人以“任姒”代指正垂帘听政且支持旧党的宣仁太后。“任姒”是周文王母亲与周武王母亲的合称，两位皆是有名的“贤后”。山谷的这种“悲”中之“喜”，恐怕读者只有通过“任姒”二字才能体会。

黄庭坚直接表现社会现实的诗作数量并不多，尤其是表现社会负面现实的诗作则更少。诗人需要在其中选择合适的诗歌体式，同时在诗歌中选择合适的位置将“微言”隐于直陈之中，使诗“直陈而诗意余绪未尽”。这种“显”中含“隐”，更凸显山谷诗歌创作的用心之妙、笔法之妙。

六、結语

黄庭坚隐曲地表现社会现实并不是一个偶然，它是社会政治外因与诗人内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一，深入其思想根底的儒家思想与士大夫的使命感，促使诗人时刻关注社会现实。由此而生发的想法和情感，迫切地需要得到抒发。其二，就外部原因而言，新旧党争贯穿了诗人整个仕途。诗人不仅亲眼看见了党争从“政见不同”逐步演化为“政治迫害”这种“变质”的整个过程，还差点成为其中的直接牺牲品。严峻的社会政治环境促使诗人主动选择一种隐曲表达的方式，以规避是非祸患。其三，黄庭坚始终秉承着“温柔敦厚”的诗歌宗旨：“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13]诗人既肯定诗歌“怨刺”的作用，也强调这种“怨刺”要合乎正统雅正的一个“度”。这也是诗人隐曲表现社会现实的直接原因。其四，诗人日趋炉火纯青的诗歌创作技巧，为诗人实现隐曲表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支撑。

诗歌的“质”承载着社会现实、诗人的精神情感与诗人的诗学观。而诗人又以隐曲婉妙的“文”修饰着这饱满充实且独具时代性的“质”。“文”与“质”在山谷隐曲表现社会现实题材的过程中，实现了高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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