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提要： 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哲学的解读源自西方学者，国内很多学者也在解读。什么是政治哲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相应地，他们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表达也是不同的。《资本论》明显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但是一些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人认为《资本论》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就只剩下两个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虽然《资本论》中存在一些人提出的政治哲学问题，但政治哲学是不会被马克思承认的。今天一些学者所讨论的政治哲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哲学，只能算作政治学的内容。他们所谈论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如果按照一般学科体系来归类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来归类则属于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算得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只是阶级分析法，而它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

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哲学的解读源自西方学者，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解读，从而暴露出政治哲学本身存在的问题。例如，有人根据罗尔斯的解读，凝练出所谓马克思的正义预设，“那就是：劳动是生产的唯一相关要素，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获得和使用社会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1]。

事实上，在谈到劳动过程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写道：“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208可见劳动(本身)不是生产的唯一相关要素，而且正是因为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被垄断地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它们才转化为资本而与劳动者相对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写道：“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2]605-606可见，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平等的权利，而在于平等的义务即普遍劳动的义务，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同时，我们看到，马克思没有笼统地讲“所有社会成员”，而是讲“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这两类成员也是有明显区别的。

更重要的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获得和使用社会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是可以在平分土地或者说平分社会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小私有制下实现的，而《资本论》对这种“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2]872的小私有制持否定态度，从而又怎么可能把这种所谓的平等权利作为所谓的正义预设强加给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呢？

一、政治哲学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虽然是一个研究得很热的主题，但什么是政治哲学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相应地，他们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表达也是不同的。从当前关于《资本论》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政治哲学。

第一种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主要是一种由价值判断及其标准构造的知识体系，旨在评判政治事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3]111-112这里的所谓合法性不是指合乎宪法，否则就要问是按哪一国的宪法来决定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只能理解为合乎所谓的理性之法，与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含义相同。从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何谓正当？’)”[3]113。而正义则是这种正当性的体现或者说是这种正当性的结论，于是，在这种政治哲学概念下，“‘正义’是许多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3]112。

这样一来，所谓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就是马克思的政治价值判断理论或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以揭示人类历史客观规律为本质特性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以价值理性为本质特征的政治哲学能否兼容’‘马克思有无正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何种正义理论’等问题的争论，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的重要议题”[4]95。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长达40年之久的研究历程中，马克思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4]96但是，从《共产党宣言》以来，马克思一直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是辩证地加以批判的。马克思不是从正义与否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既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历史合理性，又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从来不抽象地探讨诸如自由、平等、正义等问题，而将抽象的哲学批判同具体的经济分析紧密结合起来。”[5]91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但这个结合并不构成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第二种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按照康德的世界宪法和世界公民的理想建立起一个规范资本逻辑和民族国家的国际规则体系。”[6]88甚至重构市民社会的公共性也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议题”[7]40。这样的政治哲学，即使以“康德的世界宪法和世界公民的理想”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其目的也不在于对政治事物进行评判，而是要构建相应的政治事物，从前面只作价值判断的形而上转入了形而下，实质上只是陷入了空想资本主义。进一步说，公共性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否则就构不成人类社会，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下，人类社会的公共性的表现是大为不同的。因此，重构市民社会的公共性本身可以说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不如直接说构建市民社会。这是因为，一旦构建了市民社会就自然会具有相应的公共性，而不改变市民社会，也不可能改变或重构它的公共性。

与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概念相对应，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也就成为这些人眼中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例如，有学者认为：“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认识框架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认识结论，直接影响了马克思的整个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和发展。”[8]9“在马克思那里有一个关于政治哲学思考的完整的发展过程与线索，有一个从法的政治到市民社会政治、阶级政治直至资本政治的极为完整的政治哲学的思想发展过程。”[8]13但是，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9]591，从而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主要理论属于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政治哲学，否则马克思就要到政治哲学中去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那将不符合马克思提出来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专门针对市民社会政治的政治理论，尽管他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政治理论。即便从后者那里可以概括出政治哲学，那也不能算做关于市民社会政治的政治哲学，而只能算做国家政治的政治哲学。如果非要谈市民社会政治，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它与阶级政治和资本政治没有什么差别。

有学者提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方面借助商品分析透视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市民社会的现代形式，以商品价值形式的生产及其实现维系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但是却导致了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操纵和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奴役，这无疑印证了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政治哲学困境的分析。”[10]37的确，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在引用别人的东西时才带上了“市民社会”一词，他本人没有直接提到市民社会。而且他在《资本论》中也没有提到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操纵和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奴役。这里涉及的是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这些二重性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西方经济学企图把它们混为一谈，而政治哲学所谓的操纵和奴役也是把它们与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混在一起了。

在这些观点中，可以认为正确的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非是对脱离具体政治经济制度的政治概念的抽象推演，而是扎根于社会存在结构的分析之中”[11]13。

第三种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对于近代政治哲学而言，作为古典政治哲学方案最终目标的最佳政治制度是一种乌托邦，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政治哲学的目标应当调低标准，即调整为社会实际追求的目标。政治哲学不再相信普遍的正义与德性，不再追求共同体的正义与崇高，转而为规避人性之恶和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构建确保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契约。”[10]33“政治哲学从追求理想政制的实践哲学转变为维护公众信念的社会理论。”[10]34这样一来，就不应当提什么“政治”哲学，而应当讲社会哲学。更何况，马克思的确讲过，“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2]379。但是，即便如此，这样的“政治”哲学也是一种空想的哲学。一方面，公众的信念并不比普遍的正义与德性更可信，更何况还有所谓的人性之恶，公众的信念未必能排除这个所谓的恶；另一方面，社会利益最大化不等于每个人的利益都最大化，从而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不排除要牺牲或侵犯个别人展现人性之恶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因此，这样的“政治”哲学也是自相矛盾的。

对于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有学者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要义归结为“人是受普遍的社会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支配的存在物”[11]11，并认为“从‘政治’与‘政治哲学’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资本论》是一种总体的、大写的政治哲学，它具体再现出现代世界中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总体性。《资本论》阐发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内生的广义政治属性，将资本主义社会再现为一个特定的‘政治世界’”[11]11，这实际上相当于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缩减为所谓的政治哲学。马克思指出，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2]90。而经济权力同样不过是人的产物，因此说人受经济权力支配，与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是十分相似的，不能把它归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第四种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的意思主要不是指对政治的‘哲学’处理，也即‘政治的哲学(抽象)化’，而是对哲学的‘政治或通俗(经济)’的处理，或哲学的‘政治引导’，也即‘哲学的政治(现实)化’。”[5]88有学者在称赞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之后也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能够以思想的方式介入到现实当中，并成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12]124。

这里的观点，实际上是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体现，它想把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同样无中生有的哲学在现实中加以实现，这个政治哲学还不如叫哲学政治或哲学政治学。要知道，思想，无论是不是马克思的思想都是不能直接现实化的。马克思自己讲得很清楚，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会“变成物质力量”[13]11。而理论要掌握群众，有相应的限制条件。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赞同对于政治进行经济解释和对于经济进行政治解释。如果说政治是‘关于经济’的，那么经济就完全是政治的。”[5]88但是，如果经济完全是政治的，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不成立的，政治就成为基础的东西，经济反而成了上层建筑。他还认为：“要把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现象(物与物的交换)分开，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资本论》所体现的政治哲学。”[5]90但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与物的交换分开来的，恰恰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学说，无须政治哲学的出场。这是因为，把它们加以混淆而未能分开的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是庸俗经济学。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恰恰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第五种政治哲学。上述几类政治哲学都不涉及或不探讨自由、民主、阶级这样的常见的政治问题，但在谈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时，有学者回到政治问题上来，指出：“深入揭示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本质，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发展史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本质特征，也是它的重要的思想落脚点。”[8]12这是马克思的政治学的内容，如果要讲政治哲学，那只能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尽管它也可以同样算做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和经济哲学。马克思在一些涉及政治的文献中通过阶级分析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本质，但他没有在《资本论》中这样做。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试图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阶级，但这一部分手稿他没有完成，只留下一小部分中断了的文字。

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坚信，如果离开使用自然资源和社会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仅仅以身份平等为基础，那么，所谓的民主政治必然会沦为假象，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制’。”[14]76但是，马克思虽然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本人却从来没有虚构一个真正的民主制，他甚至指出：“在适当的指导下，人民的投票是世界上可以把专制制度建立在巩固的、名正言顺的基础上的最好的一种手段。”[15]而他本人流亡国外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坚定地试图在封建专制的德国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被视为“假象”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便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历史基础。

在这种政治哲学中，阶级问题开始出现。例如，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阶级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16]12还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问世，它是马克思围绕阶级展开的政治哲学思考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该书的开篇便提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著名论断，从而揭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序幕。”[8]10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它不过表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而这正是本文将要作出的主要结论。

不过，在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正是在“抽象劳动”的基础上，“使得思考阶级成为可能”[16]13，并提出疑问：“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占有了生产资料，是否意味着就变成了有产阶级？资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就变成了‘无产阶级’？”[16]14事实上，在马克思提出关于“抽象劳动”的概念之前，人们就已经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劳动从来没有与阶级问题挂过钩，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也不成为判断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标准，它只能判断有产者与无产者，而阶级的形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是共同占有，共同占有者中也包括被革命了的原资产阶级分子。

第六种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是所谓的政治批判。例如，有学者指出：“哲学不是为政治事务探寻合理的形而上学基础，而是对政治事务存在方式本身的批判。”[7]42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种‘以政治批判为目标’的现实性政治哲学。”[12]124“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种‘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批判性政治哲学。”[12]124

但是，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的名称变成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的副标题一样，马克思的学说虽然以批判见长，但绝不只是批判。马克思批判旧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新世界，而且这个发现也不是空想，是能够揭示新世界的运行规律。因此，如果存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这个哲学也将会既是批判的也是建设的。

除了上述几种政治哲学外，有学者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混为一谈。例如，有学者认为：“剩余价值对于马克思而言，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剩余价值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打开了批判和建构的双重思想空间。基于这一概念，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剥削劳动力实现资本增殖的本质特征，也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掩盖下的伪善本质。”[10]38但是，如果剩余价值是政治哲学概念，那么商品、货币也必须是政治哲学概念。这是因为，没有商品就谈不上价值，也就谈不上剩余价值，而从商品到剩余价值又离不开货币。因此，这个说法，只是将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混为一谈，或者说将政治经济学归属于政治哲学，这不符合当前的学科划分，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在这里，只有剥削这个词才同时既是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概念。其中，剥削的经济手段属于政治经济学，剥削的政治压迫方式以及对剥削的反抗方式属于政治学或所谓的政治哲学。

最后要指出的是，学者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政治哲学’，因此，长久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基本现状”[8]8。上面的归纳论述也说明了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政治哲学”？仅仅是因为他来不及写，还是因为他不屑于写，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思考？不弄清这个问题，至少是不宜谈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

有学者指出：“如果说，黑格尔是把政治问题放在了‘哲学之中’，那么，马克思则是把政治问题放在了‘经济之中’。马克思真正实现了‘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解’。可以说，马克思是最早用‘经济’来说明‘政治’问题的思想家。”[5]91这正好说明黑格尔搞的是政治哲学，而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的马克思搞的是政治经济学。

二、《资本论》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从名称上看，它也应当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但是，一些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对此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资本论》只有一个，而这个《资本论》就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的《资本论》。”[5]88“《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全书》，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就是《资本论》。”[5]89如此一来，马克思早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未必是法哲学著作，而且还不算在马克思的《哲学全书》中；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应当改为“《1844年政治哲学哲学手稿》”，同样也不算在马克思的《哲学全书》中；恩格斯早年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应当是政治哲学或国民哲学的著作，而且作为《哲学全书》的《资本论》可以替代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很明显，无论拿哪一部著作作为马克思的《哲学全书》的观点都需要经得起推敲，更何况拿《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哲学全书》。

如果撇开《资本论》的副标题，从其内容来看，有学者提出：“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有利于澄清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真实形象，也有利于丰富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成果，但最为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如何回到18世纪以来欧洲政治启蒙和政治革命的历史语境中来复原《资本论》原初的政治哲学思想。”[14]74他认为：“诉诸历史的坐标就会发现，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其原初旨趣是为了应对近代以来由政治启蒙和政治革命所诱发的虚无主义政治的危机。”[14]74

但是，无论是作为革命家还是政治家，都不能排除马克思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而且描写和评论巴黎公社事件的《法兰西内战》一书足以“澄清”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真实形象，犯不着非要到马克思的其他所有作品如《资本论》《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鸦片贸易史》等中去“澄清”这个形象。而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初旨趣，并不是为了应对所谓的虚无主义政治危机。按照他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的说法，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9]588。这是因为，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马克思，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9]588，从而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都是马克思用来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著作，而不是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著作，更不是应对虚无主义政治危机的著作，它们都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而不是政治哲学著作。

有学者也许觉得把《资本论》单纯地称作政治哲学著作有些过火，于是提出“《资本论》既是马克思有关经济理论的主要著作，更是马克思有关政治和革命的最主要的政治哲学著作”[5]88，这是既承认《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又认为它是政治哲学著作。但是，尽管在分析物质利益时，《资本论》多少会顺带地涉及与物质利益有关的政治问题，《资本论》并不因此就算得上是政治哲学著作，更不是“马克思有关政治和革命的最主要的政治哲学著作”。至少在有关政治和革命方面，《资本论》不如《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所谓“追求劳动者自由解放的政治哲学”[5]89也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得比在《资本论》中更充分。事实上，只有在他1844年的手稿中才会因为只是做笔记而把经济学和哲学混在一起，而在他为写作而整理的手稿如《资本论》的手稿中就再也没有发生这种混合的事情。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劳动(生产)关系’本身看作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主要领域，而马克思作为政治哲学家和《资本论》作为政治哲学著作，基本上都是由此决定的”[5]88，“《资本论》是具有追求工人阶级解放的鲜明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政治哲学著作”[5]92。但是，马克思自己讲得很清楚，他在《资本论》中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8以及《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10。可见，“劳动(生产)关系”只是马克思研究生产方式的附属研究对象，它需要适应于生产方式，不能喧宾夺主，而一本以论述经济运动规律为最终目的的书是不能称为政治哲学的著作而不称为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的。也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看到了以反抗资本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的政治斗争的存在，这也就是《资本论》希望论证的主要思想”[8]14的观点也是与马克思本人的阐述不相符的。

当然，我们也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有助于工人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有助于工人阶级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进而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这只是因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7]，而不是因为《资本论》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从理论性质上看，《资本论》实则是马克思阐发和论证其政治理念的理论总体。《资本论》是一种以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的解放为政治主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为价值规范的‘大写政治哲学’。”[11]12但是，如果要讲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的解放这样的政治主题，为什么《资本论》只批判斯密、李嘉图、穆勒和罗雪尔等经济学家的观点，而不批判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家的观点，难道有哪一本化学著作会只批判数学家而不提及化学家？如果在其他学术领域没有这样的只批判别的领域专家而不提及本领域专家的本领域专业著作，那么为什么有学者会设想有这样一本只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而不批判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著作，甚至书中所引用的也是经济学著作而不是政治哲学著作呢？

有学者认为，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使用了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术语，也运用了黑格尔的方法，却绝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学生和继承者，亦不是他们的杂交和综合者。相反，马克思更多的是他们的批判者，而批判的立足点正是源于对政治和实在主体自身运动的深刻思考”[18]16。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跋中公开写道：“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2]22显然，马克思自己认为，他不仅是黑格尔的批判者，也是黑格尔的学生和继承者，而且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跟对政治和实在主体自身运动的深刻思考无关。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并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着迷于形式内部的量的秘密的分析与发现，也并不如形式分析学派那样，将范畴形式理解为当然的前提与出发点，而是努力发现创造了这一形式的一般性与抽象性的具体历史政治活动。从这一根本的任务出发，《资本论》就不再是一部‘非政治’的著作，而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18]16如果不是因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量的差异，资本家又从何处获得剩余价值呢？如果不是因为揭示这个量的秘密，马克思又从何处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呢？恩格斯曾经针对讲坛社会主义者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19]144如今的政治哲学家们也在步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后尘。

马克思自己曾说：“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读懂了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20]也就是说，《资本论》到底是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政治哲学著作，也许我们去问问工人和资本家便可知晓。

三、《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问题及其研究

虽然我们不认可《资本论》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但是，我们认同在《资本论》中存在一些学者提出的关于政治哲学的一些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资本论》中的确涉及了政治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确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从而马克思在论述经济规律的时候，也为阐述政治问题打下了基础。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资本论》中，通过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将政治与经济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完成了对政治本质的政治经济学追问”[8]14，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应当根植于《资本论》这一理论地基”[11]10。

在进一步探讨《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像前面已经探讨过的一样，必须明确，不能把《资本论》的全部或大部内容作为政治哲学来看待。例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拒绝对任一政治哲学问题的抽象阐明，而是致力于在具体社会历史形态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实现对每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历史阐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上阐明资本主义政治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观念生产和再生产。”[3]117这个观点在原则上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它把“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政治生产和再生产”和“观念生产和再生产”都归入政治哲学体系是不合适的。至多“政治生产和再生产”可以归入政治哲学体系，而“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则属于政治经济学，“观念生产和再生产”则属于意识形态或哲学。

当前关于《资本论》的政治哲学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种是关于阶级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尽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不是由《资本论》提出的，但是它是离不开《资本论》的。”[8]15有学者认为，《资本论》“通过对剩余价值秘密的重新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背后暴露的阶级对抗的本质。而对于这一阶级对抗本质的揭露，正体现了《资本论》在经济学语境下所完成的政治哲学理论形态的变革”[10]37。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如果存在的话，其首要内容必然是他的阶级分析。但是，仅仅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还不足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与之前的剥削社会里的阶级对立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在《资本论》中有所阐述，但政治哲学家们并没有加以注意，他们所讨论的阶级对抗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没有多大差别，从而不能代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

第二种是关于国家的问题。有学者从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利用来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认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作整体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权力，一直在进行着非资本积累的‘原始积累’这一更为深层的秘密”[21]。

的确，《资本论》在谈到原始积累时，提到了国家的作用，但《资本论》关于国家的作用还谈了更多的东西。比如，在工厂立法方面国家对资本的节制和对资本的让步、国家视察员对企业实行的监督、三权分立的欺骗性、国家对私人资本的补助、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国家财政税收方面的问题、国家资本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还大多没有被政治哲学家们所研究。

第三种是关于前面提到的市民社会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资本论》尽管丢弃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形式’，但是市民社会的‘概念内涵’及其所突显的现代性政治问题，不仅没有被丢弃，反而在更科学、更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获得了批判性重构。”[7]38他还认为：“《资本论》主张以个人自由劳动为基础重构社会公共性，也就是对市民社会摆脱政治公共性意蕴之后的社会公共性意蕴的再建构。”[7]42不过，他又认为：“《资本论》强调，社会公共性的生成遵循的不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逻辑，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逻辑。”[7]42

但是，如果马克思真的要重构“社会公共性”，那么他至少要像以前分析过市民社会那样分析过“社会公共性”，但是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社会公共性”这个词，而且马克思在分析市民社会时也没有提到过政治公共性。实际上，难道存在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吗？社会公共性与政治公共性是实在有些莫名其妙的两个词汇。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未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时指出，要“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2]874，可见马克思并没有考虑以脱离协作的个人自由劳动为基础。即便是以个人自由劳动为基础，那也是遵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尽管这是会被马克思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不可能遵循所谓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逻辑。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是什么实践逻辑，实践本身也是没有逻辑的，只有理论才有逻辑。即便实践被理论所指导，那也不是什么实践逻辑。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市民社会只是马克思早期使用的一个现成的概念，就像我们现在谈论政治哲学也只是一个现成的、以后也会少用的概念一样。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丢弃市民社会的“概念形式”和“概念内涵”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模糊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就好像企业主收入与利息的对立模糊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一样。

第四种是关于正义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资本论》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揭示‘资本之谜’——剩余价值及其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回答‘自由之谜’和‘历史之谜’——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在此意义上，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根本上又是一种真正追求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之实现的‘正义论’。”[6]87还有学者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上，从‘人的高度’先后严厉驳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等的虚假性，并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的‘剥削’和‘吃人’本质。在此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这些规范性范畴，建构一种真正能够惠及全体人民的自由、平等、正义、民主的社会规范。当然，‘自由人联合体’就是这样一种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的规范性社会，是一种‘善治’的社会。”[12]121

但是，“诉诸正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22]。《资本论》也不可能就正义问题提出一套政治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公道和公平与问题无关。“问题就在于：一定的生产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23]189如果马克思在乎正义，他也不会把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了。

除了以上几种主要问题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如构成《资本论》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分工”概念[3]115、“马克思集中关注的就是这种资本剥削劳动的政治性”[11]12、“‘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孜孜以求的理论归旨”[12]120等相关论述，就不再一一剖析了。

结 语

在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已经指出，政治哲学本身的内涵就是不清晰的。多种政治哲学的含义表明，政治哲学其实是一个大杂烩，不同的学者把他们关注的与政治问题和概念挂点钩的各种不同的东西都往这个大筐里装，不仅如此，他们还想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歪曲成政治哲学的著作。

马克思曾经批评，“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13]601。如今，政治哲学家们把蒲鲁东做过的事也“如法炮制”了一遍，那就是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13]601即政治哲学的语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哲学家们与黑格尔和蒲鲁东一样，具有纯粹理性的思维模式，脱离现实中的经济关系来提出和研究政治经济范畴，即便其中有人提出经济关系，他所提到的经济关系也不是现实中的而是纯粹理性上的。

众所周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个划分的依据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要求和支持下写作的《反杜林论》。在《反杜林论》中，除了序言和引论外，只有三编内容，而这三编的标题分别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显然，如果我们把《资本论》归入政治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就不再有政治经济学了，就至多剩下两个组成部分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是，即便政治哲学家们承认《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著作，认为它“不属于政治哲学，而是作为一种‘元政治哲学’从历史科学的根基上来支撑政治哲学”[11]13。我们也不认可政治哲学的存在，自然也不存在用《资本论》去支撑政治哲学的问题。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表达了他和马克思都认可的一个观点，即“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4]。因此，法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自然哲学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再也不存在了，他们所承认的只是相应的法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等。

这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今天一些学者们所讨论的政治哲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哲学，只能算作政治学的内容。他们所谈论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如果按照一般学科体系来归类，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来归类，则属于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但是，如果探讨的是作为政治哲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哪怕是《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问题，那么学者们所讨论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也显得范畴比较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