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青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71)

提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自觉而强烈的现代化使命意识，推动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属于政党领导、使命驱动。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价值定位、思想指导、组织保障、制度建设四个方面：价值定位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思想指导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律，组织保障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资源，制度建设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根基。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实践宏大而复杂，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与推动也并非一劳永逸，围绕这四个方面仍有一些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彻底的实践思维，不断总结经验、集思广益、深化认识，才能取得中国式现代化的更大成功，更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特别是“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93。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总结了近现代以来世界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的接续奋斗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实践为基础，最终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观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形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定执着的现代化理想、不断完善的现代化规划、愈益合理的现代化方案、一以贯之的现代化努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既不可能展开，又不可能最终形成。就此而言，要想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类型与政党特质。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政党呢？究其实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而担负着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使命；具有天下情怀，因而担负着促进人类发展、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使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党，同时担负着推进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先进政党，作为实现民族与国家解放、发展的先进领导力量，可以说是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在，承担并实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依据。在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各项历史使命中，民族复兴是基础性的。这是因为，如果本民族的复兴都无法实现，就谈不上为人类谋进步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了。那么，民族复兴与现代化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得以实现的：民族复兴是结果，现代化是内容，正是通过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直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得以最终实现。就此而言，民族复兴的使命也就是现代化的使命，民族复兴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正由于此，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与相关文件中，反复强调现代化的问题，并往往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同时或交替使用。归根结底，具有自觉而强烈现代化使命意识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属于政党领导、使命驱动。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始终是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本文在此不拟进行历史性的逻辑梳理与整体性的图景阐释，而是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分析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如何基于强烈使命意识，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并着力推进的。由于这一论题本身关涉甚广，本文择其要者，着重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组织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四个维度展开：价值定位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思想指导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律，组织保障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资源，制度建设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根基。在此，政党领导、使命驱动并非空论，而是实打实地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换言之，这四个方面都是中国式现代化政党领导、使命驱动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存在一个价值定位的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到底要追求或实现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正是基于新时代的价值定位，中国式现代化才更为全面、深刻地体现出其社会主义性质，才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显著区别开来。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初心使命的这样一种价值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才得以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占据人类现代化的道义制高点。价值定位明确以后，这些价值理念与价值目标如何实现呢？必须有揭示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指导思想，没有科学思想的指导是无法实现理念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驱动鲜明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基于内在的使命意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新时代的现代化实践。进而言之，要实现确定的价值理念与价值目标，在科学思想指导下，还必须充分调动、凝聚各方面力量资源，还必须切实推进各领域制度建设。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来说，面对国内国际的各种问题、挑战、风险，工作可谓千头万绪，而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调动各方面力量资源共同奋斗极为关键，能否扎实推进各领域制度的健全完善与现代化极为关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与推动也鲜明体现在其基于自觉的使命意识有效发挥了组织凝聚与制度健全之功。当然，由于论题本身的复杂性，这四个方面的分析框架尚未十分系统，但与其追求形式上的结构完整与面面俱到，倒不如把重点问题尽可能分析清楚。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的抓重点、抓关键的辩证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定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自然也会体现在其所致力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当然，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受制于实际发展程度，这些价值理念有时无法全部得到实现，有的即使实现，也存在一个实现程度的问题。比如，在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不强的现代化阶段，只能实现民众的温饱、追求民众的总体小康，还谈不上全面小康，更毋论共同富裕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也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从而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往往难以避免；一心一意埋头发展，加之实力所限，还无法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已有基础与发展趋势，内在要求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价值理念来重新定位、谋划新时代的现代化事业。所谓中国式现代化，首先缘起于这种体现新时代内涵要求的价值定位。换言之，没有中国共产党基于初心使命的价值规划，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价值理念的升级、价值定位的提升、价值内涵的丰富，就谈不上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

这种价值理念的升级、价值定位的提升、价值内涵的丰富确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明确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起来以前的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那样一个欠发展阶段，尽快发展起来，迅速地把蛋糕做大是首要任务，相应的，民生领域则主要需要解决广大民众的温饱问题、追求实现总体小康。进而言之，在强调优先做大蛋糕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也不可能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民生改善与社会建设，甚至由于过分强调财富积累而引发一些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努力奋斗，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提升。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量变”引发“质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求新时代党和政府的工作必须着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方面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我们党总结过去、立足现实，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生产与发展的成果最终必须落实到人民权益的保障与生活的幸福上，落实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上才是正确的。正是基于对以往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基于对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新趋势新要求的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他还特别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有效落实、体现到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与维护上。

其二，重视社会全面进步。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上也一直强调这一点，但就实际而言，只有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追求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可能。按照一国现代化的正常发展逻辑，首先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然后重点推进作为现代化基础的经济现代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张力不断凸显；随着经济生活的逐步满足，民众也产生了更多领域的需要。这两个方面都要求一国现代化必须整体推进，而决不能再单打一或顾此失彼。这是因为，一种长期不协调不平衡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现代化的“烂尾工程”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就此而言，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政策的制定者、现代化进程的主导者而言，必须具有强大的战略思维能力，能够与时俱进地更新政策，科学调适顶层设计，审时度势以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的视野推进现代化事业。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现代化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而新时代则在科学发展观主张全面协调与统筹兼顾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强调改革发展的系统性、关联性、有机性、耦合性，强调现代化的整体推进与社会全面进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体现的正是这一理念。如果说以人民为中心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定位中人的尺度，社会全面进步体现的则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定位中社会的尺度，两者有所交错，但又有所侧重，均不可忽视与偏废。

其三，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各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几乎都出现过程度不同的污染问题甚至严重的生态灾难。尤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受限制的资本逻辑曾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资源环境与生态保护问题，但在现代化发展的特定阶段，一定程度的生态问题仍难以避免。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自觉而明确地意识到，应把经济发展的生态代价尽可能地降低，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在需要创造条件的情况下，从传统工业文明走向新型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163“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171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发展的关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如果说前两个方面分别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定位中人的尺度与社会的尺度，生态文明体现的则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定位中自然的尺度。

其四，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越来越大程度地融入全球化的交往之中，中国与整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新时代，整个世界面临习近平总书记所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与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深深受到这一大变局的影响，作为主要因素也会深深影响这一大变局的走向与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如何诊断当今世界形势，提供什么样的问题解决思路与风险化解方案，不仅对于中国自身，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十分重要。而这些认识、思路与方案自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全球化已经内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构成要素。针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全球性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的方案之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发了新的价值观、文明观、发展观、安全观和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继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理念，又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理念，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关切。

二、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指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价值理念，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效的思想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深入把握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的逻辑规律，指导、引领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种指导与引领作用，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方位、目标任务、道路走向、布局规划的深刻论述与系统阐发。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历史方位是通过大历史观得出的，而历史方位的这三个内涵一方面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具有的现实基础、有利条件、战略机遇，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新的发展要求、新的风险挑战，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在这一历史方位向更高层次、更高阶段、更高水平提升与跃迁的可能性、必要性与艰巨性。换言之，正是通过确定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才知道处于什么阶段，从哪里出发。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定位之后就要解决定标，即确定目标的问题。党的十九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特别是明确要求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之日。当然，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并不局限于国内，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也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担当。就此而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必须做广义、全面理解。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发展迅速、成就辉煌，实现既定的目标任务具有了远比以前更为成熟的条件和更大可能性，但任务艰巨、形势严峻，全党决不能懈怠自满，必须艰苦奋斗，勇于并敢于进行伟大斗争。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起点与目标，还必须进一步确定在起点上通达理想、实现目标的道路。换言之，除了定位、定标以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还有一个定向，即确定道路走向的问题。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选择并遵循的是哪一条道路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形成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持、完善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开辟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内生性，内涵科学、方向正确，并且取得了极为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实践已经有力证明并将继续有力证明其是实现党的使命的人间正道、康庄大道。对于这条道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布局规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确道路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那么，在中国道路确定的大原则大方向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系统推进呢？就此而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还存在一个如何确定布局，即定局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对于这一战略布局而言，每一个全面的提出与阐释固然具有新意，但其创新点与着力点更在于“全面”二字。“全面”不仅表明战略目标的广泛性、战略举措的系统性，而且表明了战略举措的彻底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啃硬骨头，不能再让改革留有盲区和空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属于战略层面，在战略已定的前提下，各个领域的战术部署是什么呢？“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是对应于此。“五大建设”作为组成部分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一体”，同时又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实现功能耦合，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

以上，分别主要从确定历史方位(定位)、确定目标任务(定标)、确定道路走向(定向)、确定布局规划(定局)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与引领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组织保障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与推动作用，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组织保障。这种组织保障，一方面，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通过本身庞大严密的组织体系对现代化的积极推动；另一方面，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对各方面力量与资源的整合、调动、组织、凝聚。

第一，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庞大严密的组织体系是现代化成功推进的关键因素。组织就是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因其严密性、纪律性、纯洁性、先进性更是具有极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得以有效发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将获得持续有效推动。“中国共产党现今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国家系统，还是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社团等社会单位，都已建有相应层级的发达的组织网络，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这是‘使我们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组织的细胞中’的建制要求。组织的严密性使得组织的渗透无远弗届，组织力量无所不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3]47-48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而言，其之所以能够形成强大力量、具有巨大能量，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极为重要。在此，民主不仅指建议的征求、意见的表达、广泛的讨论、智慧的集中、程序的参与与选举的实施，同时也指党的各级组织拥有相对的自主权限，能够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积极能动地发挥作用、完成任务。有学者将之称为“层级功能的节点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是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关系建立的，但各级组织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命令与执行’关系，而是各自拥有管理本级事务的相对自主权。每一级党组织并非是科层化组织链条当中、依上级指令行事的被动‘环节’，而是功能完备、能够独立运作的‘单元’，在整体组织网络体系中发挥着纵向沟通、横向联结的‘节点’作用。”[4]180而民主机制中的集中则通过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攻坚克难，集中全党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办成事。

如果说以上对党本身组织功能的论述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何阶段，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则尤其强调要通过自我革命来保证党本身组织功能的正常发挥。新时代，国情与世情对于党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自身内部也存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反腐败斗争任务艰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有效的自我革命来解决组织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破解组织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提高组织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指出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论内容如何宽泛，现代化肯定是其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一总要求的提出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政党治理与自我革命，更好发挥党组织本身的功能，继而使其更好承担现代化之历史使命。

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组织、调动各方面力量，整合、凝聚各方面资源，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全面系统的组织保障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诸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一个都不能少。”[5]9-10新时代，重新强调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党领导一切”的重要论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激发、调动起来，集中全体人民的力量攻坚克难，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此而言，领导一切就意味着调动一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党领导一切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而多个方面的优势关乎党领导下的激发调动与组织凝聚。比如，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等等。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觉使命意识的这种组织、引领、凝聚、团结作用极为重要。

四、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注重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制度的健全完善更是一个显著标志。没有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大力推动，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定型，中国式现代化就难以夯实治理根基，既定的发展蓝图也难以实现。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深化了对制度体系重要性的认识，特别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所谓治理体系就是一套制度体系。“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79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倒逼，表明现代化阶段与发展程度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于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深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是像过去一样针对某一领域的现代化，而是强调贯通所有现代化领域的制度的完善化、规范化、科学化。如果说在现代化启动甚至经济腾飞时期，对于制度建设的要求还是较为粗线条的，满足于建章立制，有制可依，那么，随着整个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交往关系的愈益复杂，随着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随着对权力监督制约必要性的增强，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势在必行。在此意义上，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向更高阶段演进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开创出一条人类现代化的新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基础性因素。中国式现代化要完成自己肩负的任务使命，治理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治理根基的不断夯实极为必要。

特别应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言，党的领导和建设制度体系的改革、健全与完善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不同于西方政党在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导者与推动者。就此而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建设制度体系的优化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内容。正由于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特别强调，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由于党的领导和建设既要遵循宪法法律，又要遵循党章党规，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定位，所以党内法规的健全完善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内法规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以部委党内法规、地方党内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各领域各层次党内法规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6]2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内法规体系对于党的领导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重要性，积极推动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健全，迄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划分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制度基础愈益坚实、治理根基愈益牢固，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

结 语

以上主要从价值定位、思想指导、组织保障、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多方面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充分表明，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其内生的本质性因素。然而，应当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实践宏大而复杂，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与推动也并非一劳永逸，围绕这四个方面仍有一些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就价值定位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具有多重性，但在总体资源一定的前提下，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之间是否具有一定张力？孰轻孰重如何权衡？如何更好地统筹兼顾？就思想指导而言，如何通过切实的政策与制度设计将之更为稳妥有效地贯彻落实？如何更好地贯通理论与实践，使得理论创新速度与实践进展进程达到更佳的协调？就组织保障而言，如何避免党的全面领导逻辑与其他组织、其他领域的自主运作逻辑发生碰撞、相互影响？党的领导逻辑与其他组织、其他领域的自主运作逻辑如何实现最佳互嵌与最优兼容？就制度建设而言，短期内迅速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如何更为有效地落地生根，产生实效？制度优势如何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什么因素阻碍制度体系的扎根与制度优势的转化？庞大复杂的制度体系是否存在某些制度规定之间的冲突与不兼容问题？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理论研究与深入的实践探索。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彻底的实践思维，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和谦虚踏实的精神，注重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有机统一，不断总结经验、集思广益、深化认识，才能取得中国式现代化的更大成功，才能更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