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飞，郝新鸿

（1.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2.新疆大学 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3.新疆大学 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思想的解放是属人的基本表征，是作为人的解放的能指而显现的。“鲍威尔把消灭宗教视为人的解放的前提，在他看来，在政治层面废除了宗教统治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2]，鲍威尔的解放观停留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层面，并未深入到以现实的人作为轴心去进行人的创造。不可否认的是，宗教解放的实现的确为政治解放乃至后来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形成扫清了社会思想层面上的障碍，给逻辑的重构准备了条件。换言之，宗教解放就是思想解放在宗教层面的体现。从中世纪宗教的独占鳌头到后来历经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教分离，也表明了社会思想解放由最初的单一性发展到近现代时期的多样性。因此，社会思想解放无论放之任何时代，它都是理论发展与创新所必然遵循的线索之一。尤其是在新时代，社会各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也势必要有与时俱进地开拓创新，那么作为解放条件的社会思想解放，其发展的程度则决定着新时代人的思想解放创新的程度和践行的程度。

一、思想基石：生产力进步的精神动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由此可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关系等发生实质性变革的前提因素。但生产力的发展绝不是唯一决定因素，换言之，其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动力构成部分，而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有序的分配与运行。社会存在中的各要件之间要实现平衡，决不能是单一的生产力决定论，唯有达及各因素的协调互动，才能使社会实现跨越式的进步。在此过程中，个人乃至群体思想的解放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尤为显著。

社会思想解放是促进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前提。《资本论》中阐释了两种关于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其中相对剩余价值就是通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形式获得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可见，在资产阶级逐渐取代封建势力占据社会各方面主导权的进程中，思想解放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对劳动生产效率的追求。在封建贵族时期，劳动者被迫劳动更多的是出于封建等级制的奴役，身份地位上的悬殊，促使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在这种情势下，劳动者和贵族是捆绑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换言之，劳动者只要按照贵族的意志进行生产，就能够生活下去。况且，封建时期的劳动缺少先进生产工具的辅助，由此无论是在劳动者主观意识上还是在客观条件上，都将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而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使人获得了虚假的政治自由，并且造成了劳动者能够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在资本的统摄下，劳动者唯有不断地提高劳动效率，才能够解决自身的温饱，表面上摆脱了等级制的扼制，实际上又被资本牢牢地圈禁起来。因此，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社会劳动者的超额负担，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者本身获得的价值成反比。在“非人”的环境中，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量与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则社会劳动生产率在满载资本角逐的财富的同时，也碾压着人作为社会人的权利与尊严。因此，思想上的再次流变势必在工人阶级当中广泛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对资产阶级本质的揭露与批判更将工人阶级思想的解放推向高潮。需要予以言明的是，西方的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使人初步认识到不仅仅要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存活，更重要的是生存之外的社会生活本身。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三大思想运动中都启迪了心智，资产阶级越发将剥削变得巧妙以蒙蔽民众，而无产阶级则在酝酿一场属于为自己斗争的运动乃至革命。抛开阶级对立，西方社会思想解放运动激发资产阶级摧毁封建等级制、田园式生活的同时，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历史最高程度，诚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当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多、都要大。”[1]在中国，历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同样是思想解放的重大成果体现。改革开放开辟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直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始源于最初的社会思想解放，当社会容纳了这样的体制模式后，各方面的工作方能顺利展开，思想上的进步则外化于生产上的提高、工作中的团结和对未来明确的谋划。

社会思想解放是推动生产资料所有制转换的先导。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为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概念、外延还是内涵出发对所有制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都离不开唯物史观的建构。人类社会建立之初，生产资料所有制呈现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典型代表。最初人类对自然的恐惧使他们依赖共同体，此时的社会思想表征为一种凝聚力量，在他们的意识中唯有抱团才可生存；随着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的思想进步到更高级的社会生活模式，思想的转变使社会中一部分人开始思考何以留存自己财产的问题，“公天下”渐变为“私天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思想大行其道，最终用法律的形式予以承认与规定。社会形态更替中，特别是原始公社解体以降，社会思想解放起到了两大作用，方向相反却相互联系，即私有制的观念发展到顶端，通过由上到下的阶级统治予以维护，“铁的纪律”用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公有制的观念逐渐从社会最底层“复活”，开始走向新的社会历史舞台，衍生出新的适应方式与之相匹配。马恩经典作家对此进行思考，并将所有制转换的优势加以研究，进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私有财产是马克思理解所有制的首要概念”[3]，社会思想解放的大背景激发了经典作家个人的思想的解放。加之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需要对所谓的物质利益问题发表看法，此时对学懂弄通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成了那个时间段的当务之急。以问题为中心，经过对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的解剖，试图发现私有财产的形成过程，进而得出资本主义在其阶级统治中存在着埋葬其自身的基本矛盾。《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向工人阶级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演化的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众多概念同样是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受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对所有制转化的思考，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有过论断与不充分的实践。傅立叶的“法朗吉”和欧文的“劳动公社”旨在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欧文付诸了实践，尽管最终由于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而宣告失败，但是他们经验到的理论对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材料。反观我国，伴随社会思想解放的程度不断加深，所有制理论的研究也分了几个阶段：“基本制度方面的研究、经营机制方面的研究、企业制度方面的研究、所有制结构方面的研究、所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方面的研究、实现形式的研究”[4]，通过改革开放实践的摸索试错，尤其是社会思想的大解放，最终形成了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归属，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实际国情的。在新时代，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所有制形式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浪潮中，利用所有制的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的跃迁式发展显得尤为迫切。社会思想的解放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转化的先导，要以社会现实作为根基，促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创造性和创新性活力。

社会思想解放是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重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将科学技术当作生产力重要分支的论述屡见不鲜，“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力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5]，可见马克思将大工业表述为以先进机器生产为表征，即表明科学技术直接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作为实践的表现方式之一而存在。科学技术在一定的范围中区别于一般的物质生产劳动，在科学上更多的是思想理论的指导，对客观现实的反应；在技术上侧重生产技术的更新，即工具和方法的创新。二者通常不做刻意区分，因为直接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仍属生产力的一部分，起关键性作用。纵观生产力发展史，无论是古代生产力阶段、近代生产力阶段还是现代生产力阶段，当生存的需要迫使人们产生求生欲，便在劳动过程中因偶然性激发了思想意识上的转化。古代生产力阶段属于手工生产力阶段，当人们发现食物可以烤着吃的时候，他们制作了捕猎工具以及探索如何使用火种的方法；现实个人的力量无法有效应对客观自然界的威胁时，人们在思想上萌发了依靠集体的联合可以获得比单独生存大得多的存活率，原始的共同体即公社就此诞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资料的产出逐渐得以丰富，人们在精神上演化出器皿该有独特的价值，在制作工艺上和材料上便有了创新，始于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灿烂文明开始了。但是，古代社会的技术进步极为缓慢，生产工具由石器、青铜器向铁器进行着渐次的演进。等级制社会的存在，人们于思想观念上默认了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是隶属统治阶级独有的职业，再加之民间财力薄弱，所以这个时期科学技术上的创新是以统治阶级为主导的。简而言之，原始社会的科技创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等级制社会则是官方一家独大，究其原因在于生活在等级制社会的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固化了对阶级存在的顺从，但是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的生产力依然在向前发展，这说明社会历史在总体趋向上前进的必然性，并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上的偶然性即曲折性。如此社会思想解放导向两种不同发展路径：其一，人们继续逆来顺受，承认既得现状，统治阶级也会在思想观念上继续腐蚀拉拢劳动人民，如最初作为穷苦人民思想寄托的基督教在后来被统治阶级用来当作操纵人民精神的武器；其二，爆发社会革命，新的阶级推翻旧的阶级建立新的统治，而新的阶级的性质同时决定着阶级社会是否得以延续。第一种发展路径可能会在外力的作用下趋向第二种发展路径，例如近代中国的发展，总之社会思想解放的程度影响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受第二条思想路线的影响，继续得以发展，例如在近代生产力阶段，该阶段在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之后，以蒸汽机的出现为标志，以及在此之后的电力时代，都是受到思想解放和以此引发的科技革命的影响。受此阶段的波及，农民失去土地、行会帮工失去工作，不得已进入了资本家开设的工厂，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物质的增长并未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机器成了资产阶级用来实行专治和进行勒索最有力的工具”[6]，一场新的社会思想革命正在酝酿。而现代生产力阶段则是信息生产力阶段，其主要特点以科技型劳动者逐步取代体力型劳动者，人工智能和网络替代了普通机器的生产，资本以信息、知识的外化形式仍旧在场。生产力系统地不断升级和演化，都是以科技发展为主导和基础的，换言之，科技的进步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然而，从发生学的角度不难看出，社会思想解放在科技进步的历史脉络中始终在场，一直引导和支持科技的前进。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内容视之，新科技的诞生囊括着发现和发明两个过程，不管是从未知到已知的发现，还是对新事物的发明，都标识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混沌到清晰，这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从科技进步的普及来说，科学技术最终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与人的结合中升华科技成果的效力，这就涉及势必要打破旧的观念和保守势力的阻碍，营造科技应用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经济社会环境。在此过程中，思想解放是要一以贯之的。另外，科技系统的鲜明属性在于创新，而思想解放的自洽性和开拓性正是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分析国内外现状的基础上从思想上首先寻求解放，重视重大现实问题，提出要“造出原子弹，挺直腰杆子”“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等口号，并且通过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最终在改革开放前完成相关目标任务；改革开放后，进一步谋求社会思想大解放，造就了当时社会的思想热潮，在理论领域大量地加以阐述和论证，神州系列飞船的研发、探月工程的实施、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越发证实社会思想解放对科学技术的反哺效应。

综上，生产力决定了社会思想的解放程度，社会思想解放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并且社会思想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就是最好的历史实例。社会思想解放的程度间接影响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也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真实写照。社会历史发展现实表明促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的大发展又是作为马克思人的思想解放的物质基础存在的，所以社会思想解放的程度从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维度上来分析则是作为马克思人的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启迪民智：个人思想解放的前提要素

马克思人的思想解放以社会思想的解放为其提供解放的可能性空间和引领解放的有生力量上的准备。有生力量的准备程度是个人思想解放程度的一种现实体现，个人思想解放的程度又直接影响社会思想解放的充分性与否。因此社会思想解放和个人思想解放在社会问题域中是互为辩证关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积极因素。

社会思想解放是个人思想解放的前提。现实中的人是社会思想解放的主体，也是社会思想解放的改造客体，思想的解放能够使人的精神得以开化和释放，进而提高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人的思维能力，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夯实思想之基。社会思想解放从宏观视角为个人思想解放提供有益材料，在时间和空间上为个人思想解放提供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动力。客观世界的运行有着自身所遵循的基本规律，由现实探索中所提炼的科学材料就是指导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客观世界作出合理的改造，达致趋利避害的效果，从而不断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繁荣延续。但是，对于社会科学的材料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从不知到迷茫再到认识，最后主动地学习和运用，是社会思想解放在这个过程中调和着人们的观念意识，促使着现实中的人尽快地掌握科学材料用于实践创造。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批判神学和宗教成为当时社会流行的学术研究，这是社会思想解放最初的“星星之火”。认识论转向背景下，出现了但丁、薄伽丘等一大批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在价值认知上呈现出“背离”传统的特征，“文艺复兴以理性之光冲破了神学的束缚，开启‘人’重新审视自身价值的新旅程”[7]，自我价值彰显何以可能的问题日益凸显。从关注自然、神、社会到关注人自身，命运不是外界所安排的，而应是作为人本身去予以追寻和复归的生命价值所在。如何摆脱人对人的依赖性、对物的依赖性，强化对社会关系的把控，破除由于自身对外界的无知而被当作某种隐形的先定原则规定于人自身的状况。“一旦将外界的某种共性的东西提升为一个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原则，它就成为一个不合理的原则”[8]，这实际就是社会关系的异化，长期性困扰着人的存在和对自由的探求，直到文艺复兴的出现，在大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人开始寻求个人思想的解放直至推动个性解放。启蒙运动将社会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向最高潮，为个人思想解放提供了丰厚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理性材料。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在这一时期作为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向封建阶级发声，联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了政治上的相对解放。在中国，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浪潮鼓舞众多有识之士思考有关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社会思想解放的推动使不同阶级的有为青年着眼于道路的选择，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社会思想解放增柴加火，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斗争的潮流中应运而生，中国革命自此走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卓越之路。社会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个人思想解放的程度，思想运动的规模从实质上影响着个人思想解放的条件和供选择的方式。另外，在运动与运动过渡的阶段上，在后者对于前者是前进的情况下，个人思想解放的先进性将会扩大化，若是开了历史倒车，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并且存续时间也不会太长，终究会被社会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所遮蔽。

个人思想解放是社会思想解放的积极因素。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个人思想解放进行分析与综合，得出社会部分人的思想意识的觉醒影响着某个阶级乃至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觉悟。“觉悟者”被称为杰出人物，他们来源于人民群众、成长于人民群众、得益于人民群众，换句话说，个人思想的解放隶属马克思群众史观。杰出人物思想的解放间接地影响着群众思想的解放，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当然该影响受思想本身先进性的程度及所能够引起连锁反应的能量大小和社会对于这种思想本身接受和理解程度的掣肘。由杰出人物所引发的思想解放，影响和指导着其余个人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对于科学真理的探索，始终建立在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上，不局限于某一单独的地点和事务，而杰出人物个人的思想解放往往能够打破固有观念的束缚，以开放的眼界和拓展的思维对历史的转折点形成清晰性和先导性的认识，在付诸实践中触动社会的思想解放。社会思想解放和传播，是在一个复杂的程序和系统中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由此对于个人的素质、思想解放的程度提出了重大要求。而杰出人物恰好是群体思想解放中的积极因素。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长达千年，在此过程中有不少经院哲学家脱颖而出，他们的思想一方面维护原有统治，另一方面也在寻求制度不变中的改良。尽管经院哲学在封建统治时期作为显学而存在，但其本身并不是先进性的代表，哲学的政治性是它甘于平庸的罪魁祸首，未能从现实出发揭露当时的社会矛盾所在，建立的初衷就是背离人民群众而倒向剥削阶级。错误的思想意识绝不会动摇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走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迫切地呼唤着先进的思想意识来引领整个社会的思想革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出现，使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社会思想解放的支点，无疑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思想是那个时代先进性和革命性的代表，因此所引起的社会反应是巨大的，无产阶级的出现使思想解放的面貌再次焕然一新。这个时期，涌现出的社会思想家，提出了异于以往经院哲学的社会改革思路，最为激进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直接造成了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进行的思想索引。在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人民压抑许久的爱国情怀在1919年的时间点上彻底被点燃，从最初的学生到后来的工人，从罢课到罢市、罢工，从北方到南方，汉口、长沙、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统统地加入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当中来。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时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反帝反封建从最初的直观感性认识发展到五四时期的理性认识，在认识逻辑层面的转化保证了运动一旦拉开序幕会有良好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这里为个人思想的解放的重要性做了论证，五四之前只有少部分出国留学的先进知识分子知晓马克思主义，而并未将这种从欧洲习得的先进思想带回中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脚步才真正踏入到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知识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启了自身的思想觉醒之路。这就是个人的思想解放，于其自身来说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于社会来说五四以后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直至缔造了中国共产党。概而论之，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少部分人的思想解放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走势，进而为一支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理论上的基础。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是另一重要因素，换言之，思想的完全解放要以实践为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的重要一环，起着首要和基本的作用。

需要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的思想解放异质于黑格尔的英雄史观，后者对社会真正推动力量的思考停驻在唯心史观的建构上。黑格尔指出，群众和英雄在总体定位上是截然对立的，社会的发展进步靠的是佼佼者的出现和推动，群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动性的价值定位。不可否认黑格尔得出的结论建立在对客观现实考察的基础上，并没有遮蔽群众在此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因而他的英雄史观中包含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9]，马克思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灵活地运用到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过程当中，汲取了之前思想的精华，批判创新了新的理论天地。

综上，社会思想解放和个人思想解放互为辩证关系，社会思想解放往往是从一小部分人与旧有腐朽思想的抗争开始的，先进、科学思想的宣传为社会革命的出现积蓄思想的力量，星星之火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成为燎原之势。个人思想的解放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离不开社会思想解放的大前提，这种思想解放的潮流更多的是来自外部引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所进行的思想解放是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过渡阶段的思想革命其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每一个人的思想解放，即实现每一个人的精神上极大富足和自由，进而使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为迈向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即人的解放的社会奠定精神上的动力。

三、精神能源：融入社会教育体系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境遇中、在有识之士还未形成群体力量的情况下、在社会革命的机遇期还未到来的黎明前，社会思想解放该如何在逆境中得以蓄势待发？除了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形成的客观条件外，在主观上的鼓舞则需要“教育”来担当重任，以此作为思想解放的“高卢雄鸡”。事实证明，无论哪个时代教育的解放对于社会思想的解放是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教育解放的趋向影响着社会思想解放的去处。从教育的内容视之，社会思想解放与教育体系的融合促进了新文化在与旧文化的竞争中发展壮大。当社会历史处于过渡阶段时，思想解放所激发的文化争鸣为各自的文化主见进行着理论上的实证和意志上的引导。旧的社会文化由于作为社会意识的继承性必然会为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和遮蔽，打击和消除反对的声音和力量，以此维护和重塑旧的社会心态的权威性。实际上，是在舆论上为旧的社会制度和体系造势。而符合新的社会形态的先进思想文化则会着力对旧的制度和形态进行解蔽，批判其落后性和腐朽性，以此树立新社会制度和形态的科学性和优越性。人们一旦在新旧文化教育的交锋中，体味到社会变革的必须和紧迫，则新文化在教育体系的支援下，迅速成为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精神动力。当社会思想解放的潮流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新文化的普及就会成为社会的常态而铺陈开来，符合社会发展的确证性道路也随即开辟。

从教育的形式观之，社会思想解放与教育体系的融合表征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类型。学校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育人，育人意指培养被教育者去追寻人的解放即自身解放。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就是“立德”，通过整体的、综合的、系统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塑造人格和涵养知识的教育；而以学生为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理念就是“树人”，从认识世界到认识自己，进而改造世界。因此“立德树人”是马克思人的思想解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逻辑持续和展开，以及前者以后者作为方法论上的指导继往开来。“教育是人性解放的事业”，学校教育的重要责任就是将学生从一张白纸培养成能“睁眼观世界”，而不是在内外压力之下将学生领向异化的道路。在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的责任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我们处在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科学技术是多元化的发展，人文社科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两手都要硬，后者应以前者加以充实，使学生明白学习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为了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是为了全人类能够安居乐业，绝不是个人自私、可怜的利益。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思想解放的捷径，而家庭教育是这条捷径的入口。家庭教育使个人从一开始就培养主体性，方法在于父母的言传身教。若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能以科学合理的教育观来引导我们的“未来”，以优秀传统文化加以规制、以红色革命信念加以传承、以法治思维加以保障，则个性解放的战线就会自然而然缩短，这样在思想解放的准备上就有了基础上的夯实，而人的解放的种子在人本身当中开始萌发。“教育实践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对话本性，培养主体意识和批判性思维，加强知识的学习与生活的联系”[10]，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付诸实践之后，人最终走向社会投身到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则是社会思想解放的前奏，政府和社会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从侧面影响到教育解放乃至思想解放的进程和效应。

综上，教育与个人思想的解放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教育直接作用于个性解放，而个人的思想解放又会作为社会的指向标通过教育而影响更多人的思想解放。尤其是学校教育培养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而科学文化知识对生产力的提高是起“第一作用”的，由此看来教育间接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可见，教育作为社会思想解放的“润滑剂”是游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兴则思想解放进，教育盛则思想解放强。社会主义教育是社会历史现实实践的成果具象之一，内容的先进性、形式的科学性、目标的针对性，目的就是将教育作为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的标杆牢牢树立起来。同时教育也是作为社会的实践活动而对受教育者的内心产生正确的引导和规制，抛开主观上的条件，教育应是客观和公正的，但从历史发生学来看教育又包含着主观的成分，以人为主体通过人而改造人的思想意识用于社会生活践行的指导。通过教育树立正确的三观，进而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做出合乎社会正道的判断以及投身社会建设而使社会进步，这本身就是思想解放融于教育的实践价值所在。

四、结论

马克思人的思想解放的最终实现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普遍交往及关系的高度和谐也是离不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的，只有当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精神世界的发展才是最为充分的和最具普遍性的，那时的自由不仅仅属于部分人，而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贯穿其中的是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小到杰出人物的真知灼见，大到整个社会的思想风暴，前者受到认识有限性的制约和时代的羁绊，后者则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关键节点，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尽管有一些前瞻性思想观念的存在，但是仍然是以当时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这是马克思人的思想解放科学性的体现。在助推社会思想解放的路径选择上，教育尤其是和平年代的教育其所起到的“解放人”的作用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的教育无需掩饰包含的意识形态工作。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所要实现的就是培养出敢创造、勇奋斗、讲团结、有梦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此社会环境下培养出的新时代的青年最近的目的就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间轴再往前进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解放思想为主线、以实践为路径的人的解放的真理性。

新时代的社会思想解放在解放的形式和方法上是有其对新时代的适应性的，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即发展性的表征。列宁在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的阶段，迅速地捕捉到这个阶段的存在、特点和实质，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爆发做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同样的，新时代会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基本遵循，社会思想的解放要做到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敏锐地察觉此阶段的客观发展规律，以理论上清晰判断和逻辑的缜密推理洞察国内外最新动向。社会思想解放作为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这是其理论自身具有阐释力的根据，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又为社会思想解放提供了最为务实的土壤。社会思想解放在新时代的中国，更多地体现在解放思想、自我革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等相关实现路径上。当然，新时代并不是新的社会形态，它只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的一种体现，而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新的阶段下使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气质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飞跃。人类解放的实现必须由人类自身所发动的社会思想解放的潮流来净化“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只有如此，才能够使能动性与必然性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