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晓

《庄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典范之作，其思想之深邃与广博为历代学人所推崇。郭象《南华真经序》说：“其言宏绰，其旨玄妙。”成玄英说：“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远。”〔1〕清代王先谦亦说：“验小大之无垠，究天地之始终。”〔2〕学者对其书称赞不绝，其思想魅力穿越古今。“两行”作为庄子匠心独运之思，展示出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和思考价值。谢阳举说：“两行可以说是解释庄子任何思想命题和其整体方法、思维路向的黄金钥匙。”〔3〕由此，本文立足于《庄子》文本和学界研究成果进行探究分析，以期对“两行”思想展开研讨。〔4〕

一、“两行”思想的文本分析

“两行”出自《庄子·齐物论》：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5〕

庄子通过“朝三暮四”的故事阐发了“两行”思想。狙公赋芧虽早晚个数分开不同，但整体数目不变，从实质上看并未有增减，猕猴却会因为早晚数目不同而展现喜怒不一的情绪。庄子通过寓言的形式要表达的是人世间主观意愿和成见会造成是非混淆，从而引起无谓的纷争。对解决人们主观造成的刻意差别，破除囿于成见而形成的主观印象，庄子提出的思路就是“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将人为主观之是非和分别“悬置”起来，同乎自然。郭象在注解此句时说：“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虽然表达了不要偏向任何一方的态度，但是后面的“自均”是郭象立足于“独化论”所做的解释，并非庄子的本意。成玄英说：“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庄子将此种办法称为“两行”。王夫之在《庄子解》中说：“两行，两端皆可行也。适得而已。”〔6〕较为符合庄子的意思。

想要深入理解“两行”思想，必须返回《齐物论》整体文本中进行探究。“两行”思想的得出与庄子“齐物论”的阐发有必然联系。《齐物论》主旨表达的是在道的视域和境界中的万物平等的思想。庄子从南郭子綦“吾丧我”出发阐述破除自我成见的道理，通过对天籁的描述点化出“咸其自取”的真义，进而推出在“真宰”即道的作用下破除世人“成心”的束缚。“成心”是偏见狭隘的来源，就其根本来说“成心”是对道的偏离。郭象注说：“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谓之成心。人自师其成心，则人各自有师矣。人各自有师，故付之而自当。”郭注在此处明显曲解了庄子的意思而为其“独化论”张目，将庄子所说的局促狭隘之世人意欲之心解释为自当之心。成玄英在作疏时说：“夫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是为正解。正是因为个人的成心才导致了有是非分别，而这种是非分别“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并没有真正的稳定可靠根基，所以才有了“道隐于小成”的败坏局面。杨国荣说：“‘成心’所内含的片面性则同时赋予视域以相应的片面性，就此而言，成心似乎构成了是非之辩更深刻的根源。”〔7〕想要重新回到“天籁”的境界，则必须超越名言是非的羁绊，而用“莫若以明”的方式观照一切。彼此是非的分别都是主观一己意愿的显现，而任何一种单一的肯定或否定都势必会成为遮蔽全体真理的因素，所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庄子·齐物论》），按照事物本来的模样和状态去认识和体验，取消了彼此是非的对待，如此则“得其环中”，消除成心和分别，而应对世间无穷的变化。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到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应然，承认其价值的平等性，那么就能得出“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价值判断，从而得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的结论。由此，庄子说：

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8〕

从道的角度看无论是小的草茎和大的木柱，相貌丑陋和貌美如花，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而这种万物为一是本来就有的状态，是道赋予的特性，而非世人用成心区分而来。庄子接着说：“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的作用下万物自然而然，都有得于道的滋养，但是对于万物形成的原因却非人能够用主观成心去认知的，所以庄子认为狙公赋芧中猕猴喜怒不一，主要是因为“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费尽心思去追求主观的齐一却不知万物在道的视域中价值本来就平等。由此引申出“两行”的思考，合乎道的自然之理，从而达到是与非各得其所，也就不存在是非彼此的对立了。王先谦解释此说：“言圣人和通是非，共休息于自然均平之地，物与我各得其所，是两行也。”可见，“两行”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根植于道的作用，道自然无为的特性就预示着世俗矛盾对立的消解，从而形成万物各得其所的理想状态。

综上，本文认为庄子的“两行”思想指的是在道的作用下万物（包括人）具有各得其所的“内在价值”的一种思想认识和体道境界。“两行”的展开须遵循道的规范性，在道“为一”的观照下，万物同一，所以“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强调在道的整体性中，万物自然转化是常态，没有所谓固执己见的对错是非，从而超越了人的局限性，达到了万物价值平等的目的。当然，这种平等是在道的统一下事物“本质”的平等，也可以说是万物的“道性”平等。

二、“两行”思想的连接作用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知“两行”思想是庄子“齐物论”的重要内容，那么“两行”思想有什么样的逻辑连接作用呢？本文认为应该将此问题放置在“道—物”关系和“圣人—众人”关系的角度去考察。

首先，在“道—物”关系中，道是绝对无待的存在，物是相对有待的存在，道以其自身为观照，而物却以对待区分为特征。在道的层面上，道即表现为通过“两行”去“齐物”，因为“大道不称”，道无法用语言去表达，而且道“未始有封”（《庄子·齐物论》）也没有界限和分别，道不能用言语去表达也没有区分，那么道就是“知止其所不知”（《庄子·齐物论》）的存在。道超然于人的认识之外，高于人的思考和言说。既然高于人的成心和认识，人就不能对其进行评价和区分，世俗所谓的是非对错在道的境域中没有任何不同，所以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以道的视域来观察，万物没有贵贱之别，从本性来说都是平等的。从物的层面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庄子·齐物论》）。物的相对性在庄子看来表现为互为彼此的对待中，所以“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这种自以为尊贵的“自是”实则是“成心”〔9〕的外显，所以万物无法仅仅立足于自身利益去寻求“两行”，而只能依附道的作用以应然的角度去实现自身的内在价值。在此似乎可以感受到庄子为了强调道和物的不同，把二者分为了“两个世界”，在道的世界中作为绝对存在的道无为无形，自本自根，在天地开始之前就“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而在物的世界中则充满了“巧言偏辞”（《庄子·人间世》），造成了“与接为构，日以心斗”

（《庄子·齐物论》）的权衡谋划、钩心斗角的营营丑态。庄子为了弥合道物的不同，使物趋于道，所以通过“两行”的方式沟通了二者，使物自身提升得以可能。由于通过道的作用去改变物的存在方式，这种改变是内在的深化，所以道在深层上规范了物的行为，在应然的状态中，道无处不在。《庄子·知北游》说：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10〕

庄子通过譬喻的方式说明道的无处不在和绝对性。道不同于物而且物不能离开道，“汝唯莫必，无乎逃物”，不能将道局限于某种具体的东西上，万物都逃脱不了道的约束，所以“物物者与物无际”（《庄子·知北游》）。主宰万物的道体现在万物身上，这种体现就是“两行”的显露，换言之，物循道而行，在道的潜移默化下展现其属于自我内在价值的“真我”，由此可以达到道物无际的圆融境界。

其次，在“圣人—众人”的关系中，庄子也做了区分。圣人可以体道行道，而众人不能直接识道辨道。圣人既体道者，那么也就具有众人不具备的特性，众人既不能认识道，也就必须依靠圣人的引导方可践行道的指导。由此，圣人是“两行”思想的执行者和领导者，众人是“两行”思想的学习者和跟随者。众人没有引导不会自觉其内在价值，所以只能在世俗的纷争中消亡殆尽。因此，庄子发出感叹：“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在与外物的是非分别中人逐渐遗忘了道所赋予的特性，追求外在的虚荣而丢掉了自身的内在价值，都想立足于自我的感觉成为是非彼此的胜利者，而这种见识在“两行”思想中是需要大加批判的。庄子对于众人无休无止的纷争直接揭露了其弊端，“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齐物论》）之所以产生是非纷扰争辩不休主要是人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管窥之见而忽视了道的真理。圣人与众人不同之处在于“怀之”，用道去包容万物，“照之于天”，不去做是非对错的评判。庄子盛赞圣人的举动为“天府”和“葆光”，能够做到齐同万物的价值，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这是圣人的大智慧。圣人通过“两行”的思想达到“旁日月，挟宇宙”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庄子·齐物论》）的齐同万物的目的。由此可知圣人的典范作用在于用“两行”的胸怀去包容一切，使得众人乃至万物都能在圣人的引导下呈现各自的内在价值，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齐物论》最后的“庄周梦蝶”用“物化”来展现了万物价值平等，“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说明庄子认识到在万物层面上必定存在不同，但是在道的视域中其价值是等同的。

综合以上分析，“两行”是“道—物”关系和“圣人—众人”关系中的媒介，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在道的层面上，“两行”等同于“天钧”和“天倪”，〔11〕是道之自然的流露，可以达到“寓诸无竟”的理想境界，庄子通过认识的维度跨越到精神的境界，由认识的角度转入了实践的智慧中，由此则需探讨“两行”思想的目的。

三、“两行”思想的目的意图

庄子的“两行”思想包含两方面的意蕴，需要从认识的角度和实践的角度去分析。首先，“两行”思想的直接目的在于从认识论的角度齐同是非差别，从而达到“道通为一”的以道观之的认识高度。憨山德清说：“两行者，谓是者可行，而非者亦可行，但以道均调，则是非无不可者。”〔12〕庄子之所以提出“两行”的主张，就是有感于战国时代纷繁动乱，是非混淆的局面得不到彻底澄清。特别是诸子百家游说王侯特以能辩为所长，不顾是非虚实的功利主义态度更加引起了庄子的不满。庄子着力批判了儒墨名等学派，认为他们都是执着于名象和概念的区分，造成议论丛生，是非颠倒，道因此而隐没不显，“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庄子·齐物论》），正是由于“小成”和“荣华”炫人耳目的功效，遮蔽了道的真理。在《齐物论》中庄子借王倪之口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战国诸子争鸣的现实情景。同样，庄子在讨论辩论双方胜负的时候主张“辩无胜”的观点，即使加入第三方看似公平的裁决也不能真正说明辩论的胜负，因为“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庄子·齐物论》）。可见，人之断定是非却本着自以为是的态度，导致不了解别人的立场和处境，从个人“成心”的角度看不能从根本上评定是非，由此庄子提出要“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庄子·齐物论》），人要达到自然的境界，懂得道法自然的奥妙之处，顺应变化，从而“是不是，然不然”，在道的视域中真是真非早已自然有别，不需要辩论，这种真是真非在道的层面上看呈现“物无贵贱”的价值平等，而在物的层面上看，只要万物合乎大道自然的最佳态势，顺应无穷之造化，则世间之是非就都无所谓存在，从而泯除是非对立，在认识论上达到解蔽止辩的目的。“两行”思想深刻批判了现实社会中刻意塑造的是非对立、物我分别的成见，主张用超越一切对待的“无待者”即道来体察流变，应对世间无穷之是非，用超越是非的“两行”方法破除彼此对立的狭隘境地，因任自然之变化，消除物论之纷扰，达到任天而动，随物宛转的境界。

其次，从实践智慧的角度看，庄子的“两行”思想是人追求精神自由和内在价值的体道方式。“两行”不仅是庄子敲打各家学说和世俗认识的“戒尺”，而且也是通往人精神自由和实现内在价值的实践要素。通过“两行”庄子破除了世俗执着的矛盾对立的认识，将生死、贵贱、荣辱、成毁、大小、多少、是非等人为设置的价值观念拆散开来，从而由此进入万物循道而行的平等境界。在道的观照下，世间万物皆有其“因是”的地方，而这种得于道的内在价值不因外在的事物差别而不同，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在“和之以天倪”和“依乎天理”（《庄子·养生主》）的行动中体悟“无待者”赋予的逍遥自由之境。郑开在论述道家形而上学时说：“‘乘道德而浮游’命题显示出一种内向发展的思想线索，体验道的真理的实践智慧表现为超脱和洒落的精神境界。”〔13〕这样一种境界并非仅仅停留在人的认识领域，而是要通过实践达到与道合一的状态。庄子在此特意点出“道行之而成”（《庄子·齐物论》），提醒人们注意道的实践性。通过实践的方式达到道的境界，这样的人庄子称为“至人”“圣人”“神人”和“真人”。在《逍遥游》中描述了藐姑射山中的“神人”，“乘云气，御飞龙”畅游于四海之外，庄子盛赞其“将旁礡万物以为一”（《庄子·逍遥游》），这与《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4〕表达了同样的境界。在“两行”思想的引导下，万物与我都是道的产物，天地中的一切都是在展现道的运化状态，所以在道的作用下，万物皆一，这种“一”恰恰就是庄子所要追求的“一成纯”的“无竟”境界。在《大宗师》中谈论真人时有一段话亦需注意：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15〕

真人对于任何事物都视为相同，这种相同正是“两行”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要“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庄子·齐物论》），达到与天道自然相合。此处虽然区分了天与人的不同，但是也看到天与人是不能够相互对立的，而要人合于大道。可见，庄子的“两行”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希冀通过认识和实践的向度，追求人与道合一，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综上分析，“两行”思想在认识论的角度为破除世俗对立的眼光而起到了鞭辟入里的作用，促使人的认识达到“以道观之”的高度。在实践角度上“两行”思想提供了一种追求精神自由的方式，从而达到逍遥无待的理想境界。在万物价值齐同的世界中，人不必再纠结于锱铢必较的高低之分，也毋须时刻担忧被权势利害所侵扰，而是在追求与道合一的内在精神修养中深入发掘自身“因是”之价值，从而体现出自身的使命所在。

四、“两行”思想的现代价值

庄子“两行”思想具有广阔的思想维度和价值空间，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也大有裨益，着眼于万物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大道视域下的平等，它对于当代自然、社会和人类的矛盾化解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首先，“两行”思想彰显了“内在价值”的平等理念。在道的引导下，万物均有其内在的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的平等则表现为对每个个体生命的珍惜。庄子生存在战国朝不保夕的乱世中，《人间世》中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16〕当时的局面“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可以想象是一个多么悲惨的世界。庄子本着慈爱之心呼吁关注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尊重生命而不是戕害生命，成为庄子思想的一个主题。“两行”思想高度肯定了万物齐同平等的理念，虽然在庄子时代不可能成为现实，却激励着历代有志之士不断地奋斗。从个体生命的视角扩展开来，庄子也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多元社会的美好憧憬，在全球化日益加快的今天，以积极的心态去对待不同文明的习俗、制度和社会，尊重“地方知识”〔17〕的独特价值，从而达到“吹万不同”（《庄子·齐物论》）的和谐共进状态。

其次，“两行”思想唤起了人类对“道境”的崇敬与向往。个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在宇宙大化面前尤显渺小，人类之知在天地万物中间也显得不足。所以，人应该认识到自身的有限，而将视野和精神投入对无限的探索和期待中。这在庄子看来就是得道的境界。陈鼓应说：“在庄子，‘道成为人生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人生所臻至的最高的境界便称为‘道’的境界。’”〔18〕庄子着重于实践智慧的培养，而对人类认知的限度提出了自己的警告，在《养生主》开篇中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19〕人的生命有限，知识无限，若用有限的生命去追随无限的知识，就会陷于困境。那么，人类就只能在实践和精神的层面上顺道而行，方能体悟“道境”的奥妙。康德也认为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具有先天的界限，对于物自身是不可能认识的，只能认识在先天综合判断的规范下所理解的现象。由此康德将人类的自由追求诉诸道德形而上学的领域，为人类的道德设立绝对律令的指导。当然，庄子和康德处于不同时代和地域，二者的思想资源也不同，却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人类崇高境界的向往和追求。

再次，“两行”思想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随着近代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进步，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由此造成了人是万物中心的错误价值观念，进而引起了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人类中心论能够在“两行”思想的镜鉴下得以有效地平息和转化。肯定万物价值的平等，也就认识到人类作为世间万物的一种存在和其他存在物有着同样的价值诉求，而非高高在上的征服者。庄子对于人自以为是的狭隘感觉进行了直接的批判，同样也对功利主义的态度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庄子主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这种不轻视万物，不刻意为高的思想正是由于体察到万物皆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从而将人放置到与万物相同的价值序列中，而不去拔高人类的优越感。庄子说“至人无己”（《庄子·逍遥游》），至人之所以没有自己，就是为了突破人类自我设置的价值牢笼而顺应大道之自然，“无己”就等同于《齐物论》中的“丧我”。在“两行”思想的引导下，万物齐同，皆合于道，如此人类作为万物之一归化于“道通为一”的“环中”境界，无形中扩展了人类狭隘的中心主义，超越了人类功利主义的毒害。也是有鉴于此，庄子极力推崇“无用之用”乃是大用，在《逍遥游》中批评惠施“拙于用大”，在《人间世》中感叹：“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20〕世人囿于一己之用单从对自我有利益好处的角度出发，所以局限于万物对己有用的一面，但是对于和自己利益无关的其他方面鲜有所知。庄子洞察到“无用之用”才是万物存在的内在价值，因而超越了人类功利主义的世俗境地，用平等的眼光和身份去体悟自然之美好，感受生命本身之神奇，形成“生态和谐”的美好局面。

最后，“两行”思想扩展了人类的“宇宙视野”。正是由于“两行”来源于道，所以“两行”之观也就是道之观。道作为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其地位是绝对和无待的，道也是庄子思想的“背景”，在道的无形无为的影响下，万物得以各得其所地存在。《庄子·天地》说：“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21〕道能够包罗万物，广大辽阔。在《秋水》中庄子借河伯与北海若的寓言故事指出“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宇宙深远广袤，若是人“以道观之”，则可以“兼怀万物”，一视同仁，也可以体察自我之局限，拥有“宇宙视野”。这种宏大的视野将人提升到精神无限扩展的高度，从而实现精神状态的自得和安适，达到“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的逍遥境界。这种视野将庄子求索的“天人合一”境界转化为今日对宇宙苍生的关怀。

五、结语

综上所论，“两行”思想是庄子哲学中极有价值的部分，本文通过梳理《齐物论》等篇章的内容，由“朝三暮四”的故事入手分析认为庄子的“两行”思想指的是在道的作用下万物（包括人）具有各得其所的“内在价值”的一种思想认识和体道境界。“两行”是“道—物”关系和“圣人—众人”关系的媒介，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两行”思想的直接目的在于从认识论的角度齐同是非差别，从而达到“道通为一”的认识高度。从实践智慧的角度看，“两行”思想是人追求精神自由和内在价值的体道方式。庄子“两行”思想具有广阔的思想维度和价值空间，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也大有裨益，着眼于万物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大道视域下的平等，它对于当代自然、社会和人类的矛盾化解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庄子哲学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其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关怀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两行”思想不仅促使人们思考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而且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也能起到“求同存异”的效果。异质文化就如同庄子笔下的“众窍”，各有其自身特点，应用“天籁”的眼光去看待其中的不同，如此才能保证平等的交流与合作，人类文明才能得以持久延续和发展。此外，人与自然的关系在21世纪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庄子·天道》说：“与天和者，谓之天乐。”〔22〕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无穷。因此，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应该尊重保护敬畏自然，而不是为了短期利益破坏自然。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说：“‘诗意的栖居’意思是说：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并且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此在在其根基上‘诗意的’存在——这同时也表示：此在作为被创建（被建基）的此在，绝不是劳绩，而是一种捐赠。”〔23〕此在在根基上诗意的栖居就意味着人与自然自由和谐的相处，而且这种相处对人来说是一种保护，“栖居，即被带向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中”。〔24〕可以看出，对于人与自然的思考，庄子和海德格尔亦有相通之处。“两行”思想认同万物的独特价值，主张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也要求人充分认识到自然的整体性和平衡性，清楚了解人的局限性，在自然面前保持谦逊的姿态，从而达到“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 的和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