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霞 常春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100089）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整风运动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1]这就是史称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理论教育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方式，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教育和时局与政策的学习教育两个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教育，是为了使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能够进行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提高广大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行时局与政策的学习教育，是为了使广大党员认清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以及应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取得胜利。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理论教育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围绕着思想方法、政治路线、党性三个方面的教育展开的。

思想方法教育：提高思想认识的正确性

为了能够从根源上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延安整风运动运用理论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教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三个层次。为进行思想方法教育，中央编辑出版了各种文件集和马列著作集，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并决定由毛泽东、艾思奇、胡乔木等组织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不同的思想方法的言论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育

从主观愿望、本本出发，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也是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的两种意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红军革命队伍中“唯书”“唯上”的思想观念一直存在，“左”、右倾的错误一直反复在犯，并持续干扰着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执行，甚至给党不止一次的带来重大创伤。从哲学上来看，这些都是唯心主义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导致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我们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主观的事物，要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根本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范畴，它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关系，是主观和客观关系原理在工作中的实际运用，要使主观愿望与客观事实符合，就必须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也实际的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报告指出：“凡属便利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反之，就不 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之以新的东西。”[2]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育

教条主义者不懂规律的普遍性寓于具体事物的特殊性之中，他们颠倒了规律的普遍性与事物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直接拿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现成经验来套中国的具体革命，给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甚至曾一度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因此，科学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要求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法范畴，它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其中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规律的普遍性是对现实具体事物的理论抽象表达，并通过特殊性体现出来。因此，普遍性能够作为人类分析具体事物的起点和基础，它是针对其所概括的对象而言的，离开了它的对象的普遍性，离开了对事物的具体的特殊的分析，它普遍性就会沦为抽象空洞的概念，对于指导具体的实践就没有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同志就写了《矛盾论》这一经典著作，特别着重阐发了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批判了教条主义不对中国革命做具体分析，只是千篇一律和套用公式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而针对中国的具体发展状况，为中国革命开出的最佳药方，则是他对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方法论原则的运用，是党内干部进行思想方法的“活教材”。

实事求是的教育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事”是“实”的；“实事”中有“是”；“实事”中可以求到“是”、“实事”中的“是”要靠人在实践的基础上努力去“求”才能得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开篇就指出了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他认为我们党成立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我们党从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肤浅认识到相对深刻、丰富的认识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是有缺点的。具体来说，在研究现状方面，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在研究历史方面，对中国的近代史、古代史不甚了解；在学习革命经验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只会教条式的引用，不会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将这三个方面统称为主观主义的态度，并且申明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取而代之，不能单凭热情工作，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系统和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要既懂希腊又懂中国，既懂外国革命史又懂中国革命史，既懂中国的今天，又懂它的昨天和前天，要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政治路线教育：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

厘清党内政治路线是与非争议的教育

毛泽东在1940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要总结党在历史上尤其是苏维埃后期的政策路线错误，他认为遵义会议形成的决议只是说那时所犯的错误为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但实际上就是路线上的错误，因此遵义会议的决议得进行部分修改。但当时在讨论这些意见时，党内未能达成共识。

其实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错误就在党内受到了批评，但王明仍以党的理论家的姿态出席各种场合作报告，后来王明甚至又将其“左”倾错误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原名《两条路线》）在延安再版，对党更是产生了严重恶劣的影响。这本书给当时一些历史问题不太清楚的新党员造成了思想的混乱，使得很多人更加辨识不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胡乔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4]

在当时算清“历史帐”，厘清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议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毛泽东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展学习与研究党史的活动，并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简称《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简称《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并在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论教育中进行运用。

审视错误路线形成与发展的教育

瞿秋白由于反对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于八七会议后当选党的总书记，开始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它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由于对国民党的屠杀暴行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增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左”倾急性病的情绪，并形成为“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由于这种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造成了上海、武汉等地起义的失败，于一九二八年初被叫停。

由于党当时还比较弱小，党的干部依旧缺乏经验，使得“左”倾错误不但没有被彻底纠正，还被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展成为更完备的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5月，反动统治内部爆发了中原大战，红区周围反革命力量薄弱，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过分夸张的估计了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高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最后经过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才正式结束。

六届三中全会没有从思想本质上清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让一些投机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在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强行夺取了中央的领导，使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

通过进行理论教育，使广大党员清楚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是怎样在历次“左”倾错误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并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

认识和理解正确路线的教育

党成立后的 20 年里，党内共出现了两次右倾路线和三次“左”倾路线，其中“左”倾路线的统治时间最长，而且主要集中在六大以来的这段时间。“立三路线”形成后，毛泽东和一些白区同志一直反对这条路线，并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了使更多同志在思想上认识和坚持正确路线，还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在第二次左倾错误路线下形成的决议和命令下达后和执行过程中，以毛泽东和何孟雄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同志也曾经提出不同的意见，但这些正确意见当时就被指斥为“右倾”。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因为坚决反对并要求纠正这条错误路线，就被排挤并被夺取了其对红军的领导权。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内开始怀疑和不满这条错误路线，并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路线的正确性。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之后，毛泽东又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完成长征并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顺利实现了国共再次合作；提出持久战战略方针，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坚持建立并发展抗日根据地，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多次打退敌人的反共高潮。

在党内进行理论教育，使广大党员清楚地了解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在同“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在不断摸索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规律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正确路线的。

党性教育：认识和承担共产党员的责任

认识和理解“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

毛泽东同志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提出，要多吸收自愿抗日的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5]。在《纪念白求恩》一文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可以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而不能是为极少数人的，这也是文艺工作的旨归。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同志的大会上作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更是把“为人民服务”与党的宗旨联系了起来。《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成为延安整风运动非常重要的理论教育内容。

认识和理解理论学习重要性的教育

在《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提到：要加强理论学习，“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6]并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锻炼，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在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也强调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增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教育

“我们的环境，是最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7]而有这种错误倾向的人，很可能发展到公开反党的地步，最终给党、给革命事业，同时也给他们个人带来极大的损害，历史上就有张国焘的悲惨结局、项英机会主义引起的皖南事变失败这样的惨痛教训。因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进行了理论教育，从而达到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

党为之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高度蓬勃发展的，人们也都大公无私，互帮互助。共产党员的责任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更快地实现。”[8]但这样美好的社会的实现，又无疑是艰难的，一方面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和一切剥削阶。另一方面，在取得胜利之后，还需要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对人民的影响和惯性，并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因此，通过进行理论教育使广大共产党员认清这一点，并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

毋庸置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开展的理论教育，丰富和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使党员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党性修养得到了提高，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得到了真正的“清算”，延安整风运动成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