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玲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2000）

贾谊政治思想产生的原因

基于对秦朝覆灭的历史教训

秦朝的兴衰历史。秦国的崛起之路有其合理之处：“秦孝公据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备之战，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以外”[1]。商鞅变法使得统一法令下的社会彰显出了更加严谨、规范的发展态势；秦国采纳法家的治世之道，严刑峻法使人们勇于公战而畏于私，法度的公正严明使国力日渐强盛成为几国中的佼佼者。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大一统，但看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实现统一后的第十二年就出现了陈胜、吴广起义事件，项羽和刘邦起义之后，秦王朝的倾颓之势已成定局，大一统随之瓦解。汉初，社会舆论及学者对于秦王朝的灭亡原因大都持相同的态度，即秦朝的暴政失其民心，暴戾无道怒其民意。

贾谊对秦朝二世而亡的启示。秦在大一统后仍实行严刑峻法显然不合时宜，且大一统的形势使秦国统治者陷入了自己的理想化世界，大兴土木、横征暴敛的生活致使民怨沸腾，秦成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最好佐证。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到：“然秦以区区之地……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2]可见其主张施仁政并把秦朝覆灭的原因归咎于仁政缺失。

汉朝中央与诸侯王的矛盾加剧

汉朝中央与诸侯王的矛盾演变。汉初分封了同姓与异姓诸侯王，分封同姓诸侯王的目的是加强汉朝及刘氏一族的统治以遏制具有功勋的异姓诸侯王，但异姓诸侯王被消灭的同时刘氏同宗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势，严重威胁到了汉朝的中央集权。文帝初年诸侯王实力雄厚，其所具备的宫卫、议事程序、诸侯国法度均与天子相同，其财政占据大半个江山，且在封地内掌管着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事物，俨然一个小型王国，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诸侯国凭借着强大的实力来震慑汉王朝的统治者，但汉王朝的统治者却实行优容政策，为诸侯国叛乱埋下了隐患。

贾谊对汉朝中央与诸侯国矛盾的启示。贾谊对分封制未持反对意见，如何在分封制的前提下使各诸侯国安分守己是贾谊思想的主要内容。贾谊认识到诸侯国的实力需要以一种他们乐意的方式进行约束，强制收回诸侯王的权力会引起诸侯王的联合叛乱。他想到要从制度入手，既要加强君权，也要限制各诸侯王在自己封地内的经济发展。

基于对黄老之学的经验总结

黄老之学的发展历程。黄老之学将道家与法家的思想相融合的同时吸收儒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认为从无为达到有为从而实现“无不为”是最高境界。黄老之学的“无为”迎合了秦覆灭后社会休养生息的需求，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3]可见黄老之学在汉代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使国库充盈了许多。

贾谊对黄老之学弊端的启示。黄老之学在汉初百废待兴之际使百姓感受到了摆脱战乱与严刑酷罚后的安稳，但显然黄老之学也存在一定的弊端。黄老之学虽有利于百废待兴的国家复苏起来，但殊不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长期放任自流的心态必会导致国家陷入新的危局之中。贾谊看出了其中的弊端，明白了无为而治并不是真正的“仁政”，而是国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长期推行，故贾谊向汉文帝进言，指出了黄老之学的不足之处，并以此进行自己的研究。

贾谊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以民为本，推行仁政

以民为本的原因。贾谊认为“夫民者，万事之本也，不可欺。”[4]有以下原因：首先，民众占据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国家兴亡取决于民众。民众的生活稳定、安康，则国家即可保持安定祥和的局面；国家若使民众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水深火热之中，则国家的统治也必如昙花一现，民众起义将成为势不可挡之势。其次，贾谊认为国家的政令与官吏都是可以改变的，而这些改变的依据同样基于民众，但民众是不会变的，是客观存在的。

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首先，要做到“爱民”。贾谊所讲爱民是谓“民众虽愚却众多”，足以致王朝覆灭。他曾以楚昭王曾因冬日里感受到寒冷而发放暖衣及赈济饥民，在楚昭王因吴国进攻而逃难之时百姓顾念其恩德拼死抵抗保卫家园为例来说明爱民之君必受人民爱戴的道理。其次，要做到“惠民”。国家的“恩惠”表现为统治者对百姓的关爱、怜悯、体恤并使其在生活中逐渐富足，凡事要做到“思于民前，体察民意”，为百姓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做利国利民之事使百姓心悦诚服。最后，要做到“约法慎刑，政不扰民”。国家的法律是为了起到规范、警示作用，并非为了惩罚。“慎刑”即慎重用刑，能以德教化绝不滥用刑罚，避免四目相对而不敢言。贾谊的刑罚观侧重用礼教教化使人性的恶消散，而非犯错后以严酷刑罚以惩之。

礼法结合，以礼为重

礼法结合。贾谊所谓“礼”是人的行为规范及等级尊卑，若不以“礼”行事，将会导致尊卑不分，上下不济。贾谊虽不赞成严刑峻法却也不否认法制在秦国崛起中的作用，治国理政过程中若仅仅靠“礼”，则统治者所需的必要的威严将不复存在。贾谊对国家政治持“先礼后法”的态度，但针对汉初诸侯王实力壮大至威胁皇权的状况则应礼法并重，采取“先法后礼”的做法来树立起国家主体的威严，之后再施行礼制。礼与法都是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使用时不可偏废，以此来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

礼法结合，以礼为重的具体措施。首先，贾谊认为应将“礼”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民众生活中，在道德约束下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则是治国理政的惩戒手段，应当更加注重“礼”的防范作用。故贾谊提出“张四维”，即弘扬“礼、义、廉、耻”，以四维使民众循规蹈矩，知廉耻。其次，贾谊主张加强君臣尊卑观念，明确君主至上，群臣尊君而君以礼待之。最后，贾谊提出“惩恶用法”，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来施行国家法度。法的实施虽更为明确直接，但容易出现滥用刑罚的情况。故要做到“慎刑”，慎刑的政策突出了“礼法结合，以礼为重”的思想。

强干弱枝，加强君权

强干弱枝，加强君权的原因。由于曾经六国贵族纷纷自立为王，汉初刘邦封七位异性王，即位后第二年又分封了几个同姓王以形成制约之势，足可见当初分封异姓王实属无奈，是基于异姓王的功绩以及君王礼遇有功之臣的需要。刘邦在位时逐渐消灭异姓诸侯王，刘邦去世后同姓诸侯王的僭越行为屡屡发生，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君臣尊卑在此时已不明确，后来甚至出现刘姓诸侯王叛乱的情况。故加强君权、遏制诸侯国强大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强干弱枝，加强君权的具体措施。首先，定礼制。贾谊主张用礼制来约束各诸侯王的权力，将礼义尊卑与政治挂钩，明确诸侯王要清楚臣属身份不得僭越；且诸侯国的实力要控制在对主体国不构成威胁的范围内。其次，定地制。针对各诸侯国尾大不掉的情况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5]。即：在诸侯国领地范围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诸侯数量，单个诸侯的领地相对缩小，实力相对削弱，使国家安定有了保障。贾谊定地制的思想是对孟子“夫仁政，必自始经界始”[6]的继承，有利于国家权力的制衡。

贾谊政治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以民为本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贾谊的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施行仁政，认为民众是王朝兴衰的关键因素。顺民意则人民拥戴，视人民为附庸则亡国之期不久矣。贾谊认为应对百姓施以恩惠，使其对君主产生爱戴之心，方可保证国家民多富足。当今社会发展民众依然是主体，百姓的安康富足仍是国之根本，爱民、利民依然是出发点，要促进民众的向心力与民族凝聚力，积极投入到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去，以积极的态度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礼为先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贾谊主张以礼为先，强调尊卑有别、上下分明，也强调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兄友弟恭、婆慈媳孝的社会关系。贾谊所强调的“礼”之于当今社会同样有可借鉴之处。当今社会虽然对等级尊卑的观念不再强调，但依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思想道德教育深入至学校，依然弘扬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贾谊“礼”的思想，在当今社会更多地体现为德行，有助于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也有助于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

加强国家统一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贾谊提倡强干弱枝，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对诸侯国的实力加以控制，以此维护国家统一及汉王朝的地位，在他看来国家的统一及国家安全不可忽视。在当今社会，依然强调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而省、市、县、乡及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层级的划分与管理，是关于国家统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更有利于地方发展与团结；同时，强调国家统一，有利于增强民族向心力，共同应对来自国际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压力，使本民族团结一心，共同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

贾谊的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加强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在贾谊的民本思想中，爱民、惠民的思想尤为重要，提醒统治者把关爱百姓作为为君的责任。约法慎刑的目的是使法律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将法律作为惩戒的工具而非惩戒的目的。贾谊还以秦为鉴，在汉初天下未定之时是一项重要举措。礼治方面，贾谊继承了儒家思想将“礼”与“法”相结合，有利于社会规范的形成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大大削弱了诸侯叛乱的可能性。贾谊以民为本、礼法结合、强干弱枝的思想均值得后人学习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