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鑫［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生活于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吕柟累年为官，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为官之余，吕柟常潜心治学，讲学立说三十余载，学行相彰，未尝一日有怠容。吕柟之学，在有明一代影响甚大，在其所生活的明中叶，程朱理学支离之弊日显，阳明心学受主客观因素而渐流入禅，吕柟值此际力挽狂澜，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修正程朱理学形上与形下的对立，另一方面提倡躬行践履以挽救阳明后学流于禅学的学术滥觞，对当时的学风与世风起到了积极的匡救之功。

明代以理学开国，吕柟之学亦本之于自宋代周、张、程、朱以来的理学思想，并对其有所发挥。《尚书说要》是吕柟《泾野先生五经说》之一，是吕柟理学思想发挥的一个重要层面。吕柟治《尚书》学，先是受教于高陵县县学教谕高俦与孙昂，又请益于渭南薛敬之。高俦与孙昂之学今已无法具考，但从吕柟的文集记述来看，高俦与孙昂在教导学生时皆注重德行与仪礼之践履，这无疑影响了吕柟的践履功夫，今就《尚书说要》五卷内容所涉及的理学思想来看，吕柟所治《尚书》学，其理气观受张载、薛敬之影响较大，尤以其重气思想班班可考。

一、重气之理气观

北宋张载借鉴汉易系统倡明“太虚即气”的气本论，以气本论对抗佛老的虚无，强调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吕柟“继承了张载‘气本气化’论，以同佛老异学划清界限，又用以修正程朱理气、体用二分的理论失误”。明代程朱理学出现支离之时弊，吕柟回归张载气说，指出凡理须从气上求，强调气的重要性。

（一）理气一物

自朱熹吸收周、绍、张、程思想以来，为强调理的绝对性，朱熹在理气观上主张理气为二物，认为理是本来就固有的，先于气而存在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子将理放置于一种绝对高度，并把理与气看作是二元对立的，在这种以理气为二物的形而上学说论调下，其形下的功夫论受此影响势必“造成了人性中理与欲的对立，造成历史文化上义与利、王与霸的对立，并直接导致了道德实践上的离气求理”，为了纠正这种离开气而去单求形上的理，使得学者更多的在理上探求而忽视功夫修养的学术罅漏，自元代以来便有学者对朱子此说进行修正，明初河东的薛瑄曾有相关论说：

窃谓理气不可分先后。盖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虽未成，而所以为天地之气，则浑浑乎未尝间断止息，而理涵乎气之中也。

薛瑄虽仍认为理气为二物，但却不像朱子那样将理视为可独立存在的物，而是主张理气不相离，认为二者相互包容涵泳，无先后之分。薛敬之乃薛瑄三传弟子，受薛瑄思想影响，薛敬之亦认为理与气是不相离的，但与薛瑄稍有不同的是薛敬之强调理对于气具有一种驾驭性与超越性。可见薛敬之此处仍然秉持着朱子理为气本的思想。不过，薛敬之又提出“凡有物则有气，有气则有理，必须气而后著”，指出理不能离开气而单独存在，对朱子理气观进行了一定的修正，赋予了气一定的独立地位，使得气也被重视了起来，但薛敬之重气思想有一定的妥协性，详论可见于其心气说。吕柟先后四次问学于薛敬之，加之受张载气论思想影响，其理气观方面继承了薛敬之“理与气二之则不是”的说法，并进一步提出“理气非二物，若无此气，理却安在何处”的理气观。

吕柟理须见之于气的思想，在《尚书说要·咸有一德》中亦有体现：

德者，命之本。德犹理，命犹气，不相离也。

吕柟指出德为人君秉天命之本，强调人君之德的重要性，又指出“德犹理，命犹气”，以突出其理气不相离之思想，认为理与气具有同一性。就《咸有一德》的内容来讲，吕柟认为此篇是伊尹在对太甲讲如何求天命之道，即伊尹自觉年老，故勉励太甲当新德以求天命，此德即理，涵盖“终始惟一”“任官惟贤”“主善为师”“协于克一”的德法，此命即气，即做到新德之命后可达成“远可以绥禄而观德，近可以安民而观政”的气，认为太甲只有将这些德法贯彻落实，才能实现上天赋予君主的天命，若太甲不能视上述新德作为其治国安邦的理，则太甲将难以实现“成厥功”之气，吕柟把天命与德统一起来，也即把气与理统一起来，一方面认为天命与德不相离，另一方面认为理与气不可分开来看，理须见之于气才能存在，气须理之附着才有意义，理与气是同一的。

（二）性命同一

接着理气观，吕柟继续讲“性”与“命”，《尚书说要·汤诰》篇，柟弟子问：“‘恒性’‘绥猷’者何？”柟答：

《中庸》所谓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身之教者出于此乎。……是故圣贤之于天下亦何心哉？惟复此性耳，皆非心之所得已也。是故残刑则伤民体，重役则伤民力，横征则伤民生，皆非绥猷之道也。

吕柟此处所说的“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身之教”，其《四书因问·中庸》有更为详审之言：

章诏问“天命之性”。先生曰：“天命只是个气，非气则理无所寻着，言气则理自在其中，如形色天性也即是，如耳目手足是气，则有聪明持行之性。”又问：“自天之赋与而言为命，自人之禀受而言为性，如何？”曰：“是以分为二矣。”

从吕柟的回答来看，吕柟认为天命是为理所附着的气，理气相互依托而存在。而对于弟子问及的“自天之赋与言为命，自人之禀受而言为性”，吕柟则认为其割裂了命与性的统一，也即割裂了气与理的统一，而这种割裂关系可从朱熹之门人蔡沈所撰《书集传》找到源头。按，蔡沈《书集传》释“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句为：

天之降命，而具仁义礼智信之理，无所偏倚，所谓衷也；人之禀命，而得仁义礼智信之理，与心俱生，所谓性也。

蔡沈此解正是朱熹理气为二思想的体现，在朱熹与蔡沈看来天命自具备“仁义礼智信”之理，人禀天命而生虽本原上具备此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人之体终究是气，这个气因受世俗的熏染而不复天命本原，故此后天之气所秉的理有了变化；再因朱熹理自理，气自气的说法，认为理、气不具有同一性，可各自独立存在，所以降命之理与禀命之理当分开来说，是以则言：“天之赋与言为命”“人之禀受而言为性”而将性、命二分。针对此，吕柟“基于‘理气非二’的阴阳变易之‘道体’、基于独特的‘理气合一’的本体论前提，而更多的强调了‘性命是一’‘性命同一’”。吕柟反对将性与命区别看待，认为性命不应因为气的存在属性而分开来说，主张性、命是同一的，肯定了气存在的客观性；继而又从“一阴一阳之谓道”来说明谈性必不能脱离气，而上述朱熹与蔡沈所主张的“这种道体的呈现和本体的显现，从天而言称之为‘命’，从人而言称之为‘性’”，在吕柟看来，只是存在一个赋与受的角度之分，并不能因气的存在而将二者割裂来看，性与命本质是同一的，气是合理且客观存在的，有失天命的性，吕柟认为这是天命（性）役于气了，而要恢复天命（性），则须因人而异去设一些下学功夫。

在了解了吕柟所谓的“命”与“性”的关系之后，我们便可理解吕柟所说的率性之道即是恢复天命办法，修身之教即人努力修持自己以达到天所赋予的命，故吕柟认为《汤诰》篇正是在教人们如何修持自身的办法，并通过此修持办法而上溯天命与性，也即只有如圣人般修此道、复此性，才是“恒性”，才能“绥猷”。

二、从气上求性与理的功夫论

吕柟继张载、罗钦顺等人之后，重申了气的地位，认为气与理、性具有同一性，不可离气求理、求性。吕柟在《泾野子内篇》中提出：“盖性何处寻？只在气上，但有本体与役于气之别耳，非谓性自性，气自气也。”吕柟认为气之所以不能复天命之理，是因为其本体“役于气”，即受到了世俗的蒙蔽而暂时不能恢复天理，而并非如张载乃至程朱所说的人性有天地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以为人性不能复天命之理的原因是人的气质出现了偏颇，呈现了人的气质之性。而所谓天地之性，张载认为人由太虚之气聚而成形后，即具有太虚“湛一”的本性，此“性于人无不善”；气质之性则是在人成形后，天地之性受到了影响，气出现了偏颇，呈现了“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的后天特性。张载等宋儒认为要想挽救气之偏，须得通过成礼知性或格物致知等方法变化气质才能恢复其天地之性。吕柟虽认同这些方法论，但并不同意将人性划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这种划分将人的性与气看作两物了。对于气之偏，吕柟认为这只是性役于气而暂不能显现。

吕柟在《洪范》篇也提到性“役于气”而出现偏颇的观点：

济民问：“‘平康正直’者何？”柟曰：“疆弗友、燮友，言习俗之偏者也。沉潜、高明，言气习之偏者也。平康则无二者之偏，与皇极为一者也。”

吕柟以“彊弗友”与“爕友”“沉潛”与“高明”是气习之偏导致的，不符合率性中和之道，是性役于气的表现，而平康正直之气才是天地之性的体现，符合中和之道。吕柟于此并未言“彊弗友”与“爕友”等是气质之性，而只讲“偏”，是因为在他看来性同天命之理本一般无二，但人不能尽性，是因为世俗气习遮蔽了性，故学者要复性，则须变化气习，方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而非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把气与性区别来看，割裂二者的整体性，从而将气与性看作是二元对立的。

三、重气论调下的贵行功夫

基于“理气非二”的理气观及“即气求性”的思想，吕柟极注重从人事入手变化气习之下学功夫，以复其本性，达成天理，而非如释家般主张顿悟空谈，吕柟就曾在《内篇》中主张“君子贵行不贵言”。黄宗羲于《明儒学案》中言：“而先生所谓穷理，不是泛常不切于身，只在语默作止处验之；所谓知者，即从闻见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过耳。”现代学者也多指出吕柟之学重躬行践履的特质。《尚书说要·君奭》中吕柟就曾言：“经历嗣之，不徒言说，盖亲验之躬行者也。”以强调“行”的重要性。

吕柟之所以主张学贵力行，还因为在吕柟看来，相对格物穷理的“知”来说，躬行践履的“行”才是最难做到的，诚然如《尚书说要·说命中》傅说所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吕柟所生活的年代，前有程朱理学成为功令之学，使得士子们多醉心于举业，而忽视《四书》《五经》中先儒所传授的讲求躬行的义理之学；后有阳明弟子误解阳明“知行合一”“以知为行”之说而喜谈心性，却将阳明心学题中应有之“行”忽视的学术风气。值此学风既滥的情况下，吕柟用“君子贵行”等一系列功夫学说力挽狂澜，匡正明代学人忽视行的学术罅漏，刘宗周就此曾中肯评吕柟之学：“异时阳明先生讲良知之学，本以重躬行，而学者误之，反遗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谓千钧一发。”

但也正是因为吕柟不尚空谈而重躬行践履，使得其形上理论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所以后来有不少学者都曾因此而认为吕柟之学无法继续传播是因为其桎梏于下学的死胡同而僵化了。清初李颙评吕柟之学：“虽未洞本彻源，上达性天，而下学绳墨，确有发挥。”认为吕柟之学未能上达性天之理，此说有一定的片面性，吕柟并非不重形上建构，而是相比形上，吕柟重气思想更看重下学，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吕柟形上建构是有其系统性的，其性天之理散见于其理学著作中。此外，吕柟不重形而上学说，还得之于其视孔子之学为“切实正学”，所以归宗孔子之学，以气上求理的路径展开对生活践履的下学，并以下学为重，故吕柟相较于其他理学家，自然更注重躬行，这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动力所要求的。

四、结语

吕柟作为有明一代的儒学大家，其为学之旨乃在经世致用，故而吕柟在形上理论上主张理气一物，认为求理、复性都需要从气、命上来说，并在气、命上求，进而在功夫论上，吕柟强调躬行践履之重要性，在讲及《尚书》时，吕柟亦从圣人贤者角度来说明气之重要性，并以圣贤之行勉励门人为学须重践履。

① 陈俊民：《张载关学的历史重构》，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2页。

②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理气上》，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③ 刘学智：《关学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99页。

④ 〔明〕薛瑄：《读书录 读书续录》，孙浦桓点校，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⑤⑥ 〔明〕薛敬之、〔明〕张舜典：《薛敬之张舜典集》，韩星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第36页。

⑦ 〔明〕吕柟：《泾野子内篇》，赵瑞民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4页。

⑧⑨⑬⑱ 〔明〕吕柟：《泾野经学文集》，刘学智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页，第306页，第479页，第174—175页。

⑩ 〔宋〕蔡沈：《书集传》，钱宗武、钱忠弼整理，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⑪⑫ 马智：《吕柟理学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毕业论文，第60页，第61页。

⑭⑮ 〔宋〕张载：《张子全书·正蒙一》，林乐昌编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⑯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7页。

⑰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41页。

⑲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73页。

⑳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1页。

㉑ 李颙：《二曲集》（卷十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