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柯

孟祥彬*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将城市融入山水环境是我国传统城市人居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城市营建将周边山水环境要素作为重要参照，并与山水环境形成整体空间格局[1]。吴良镛先生指出，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营造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以“整体环境”的营造为出发点，在环境本位的理念之下，采用“三位一体”的营造方略，纳若干关键之处成一有意义之骨架，笼万物于此，再成统一视觉连续之“景”，从而建立人居环境整体的秩序。这种强烈的环境观念，放大而为天下，凝缩而为家园[2]。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化，“八景”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化、结构化人居环境现象。学界对“八景”的研究较为多样，在“八景”的历史文化、空间环境、地方文献研究、园林意境、文本策略、个案研究、东亚八景现象传播及当代新八景研究等诸多方面，都有大量成果出现[3-10]。

2021年9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作为我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符号之一，如何更为深入地对“八景”起源、形成、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归纳和再认识，更具现实意义。

“八景”的溯源研究，最早始于元人陈栎。目前研究虽已涉及，但未能深入开展，进而影响到了溯源结论。从城市人居环境角度入手的研究较少，主要围绕潇湘八景及其以后的典型和地域性八景建构个案开展。随着历史材料的不断发现和发掘，对“八景”模式溯源、嬗变的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进一步梳理，对溯源工作进行探究，归纳和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的嬗变路径、特点，为重新认识和激活优秀的人居环境营建智慧提供参考。

1 “八景”的历史溯源

1.1 “八”——制地之数

自先民通过观象授时、立杆测影判断时令节气、辨方正位后，“八”就与空间有直接的联系。如凌家滩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玉版中即清晰地体现出八方四维的形象，八方与八卦直接有关[11](图1)。

图1 凌家滩出土的玉版[11]

先民围绕人居环境的建设，周代以来形成了王居“天下之中”“体国经野”的人居模式，形成了“家-国-天下”的有序图景。

从空间关系上看，“国”处于中心位置，“野”围绕在“国”八方。在以九州为中心的天下层面，如《淮南子·地形训》提出九州由位于其周边八方的八殥、八纮、八极层层围绕，并均与风、云和雨等气象有强烈的联系①(图2)。“八泽之云，是雨九州”“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和八正，必以风雨”“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12]。

图2 《淮南子·地形训》中所体现的八殥、八纮、八极与九州的关系(秦柯绘)

在以邑为中心的国都或城市层面，《尔雅·释地第九》提出邑由位于其周边八方的郊、牧、野、林、坰层层围绕，即将国都、邑至国界、邑界之间的地域均分为5等，形成以邑为中心向八方辐射的城市人居环境营建模式[13]。由于与地理方位和人居模式存在密切联系，所以“八”在我国古代观念中为制地之数，即“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14]。

在治理体系上，《周易》的影响使得“八卦”与“八方”观念浸染渗透，形成了标志特权和威严的天子“八制”，以示对天下八方的支配与主宰。如，《河图》“风者，天地之使”；《元命包》“阴阳怒而为风”。而八门生风，“八”遂主风。虽然八风的具体名称和对应方位有多个版本，但其影响深远。如《淮南子·时则训》针对自然规律的支配和制约，提出了利用自然规律为人服务的基本准则，成为天子治理天下的主要依据。如天子须在仲夏之月，须衣赤衣，服八风水，以顺应时令。汉代时“八”与方位、季节、气象乃至台观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王莽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15]。

这些“八制”后随着周天子的式微而流入民间，相沿成俗，使得传统文化中派生出一大批以“八”为名的现象，直接或间接与时间、空间及人相联系。佛教亦有崇“八”的文化机制，即在以自我为中心、弥漫八方的宗教意识。得于八方的神圣观念，导致佛教对“八”的崇仰，生成了许多与“八”为名目的戒规和宗教现象[16]。

1.2 “境”与“景”

“境”本同“竟”，本义为疆界、边界，即疆土至此而竟之意，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地域、场所、环境为“境”的后起含义，其形成不晚于东晋，如陶渊明有“结庐在人境”。“境”还有景物、景象的含义。

“景”的本义为日光[17]。星月之光，通常也谓之景。“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18]。景又作境解，即光照的范围，“景，境也。明所照处有境限也”[19]。“景”作为风景、景致为后起含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对山水之美的自觉发掘，使得风景合在一起连用成为供观赏的自然风光、景物之意。

尽管“境”与“景”在后起含义中表达景物、景象、风景时似乎可以通用，尤其是在“八境”和“八景”的语境中，但两者之间还是各有所重，“境”更偏重场所或景物的界限或层次，“景”则更注重风景或景物的光线或光线带来的变化。

1.3 “八境”与“八景”的溯源

一般认为“八景”来自道教词汇[20-21]。已有研究尚未对“八境”“八景”的溯源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下面就该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1.3.1 “八境”

“八境”一词较“八景”出现更早，历经三甲子完善最终成书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的《太平经》已有“八境”的词汇，“四月巳，德在上九，到于六远八境……十月刑在上六，亥，时刑及六远八境四野”。又“故古者皇道帝王圣人，欲正洞极六远八方”[22]。可见“八境”与“八方”相类似，与八方相比更强调边界的意义。此后的道教、佛教乃至景教的文献中，均可以看到“八境”这一词汇。

1.3.2 “八景”

道教典籍中，最先出现“八景”一词的是不晚于魏晋间问世的《黄庭内景经》。《黄庭内景经》提出了包括人体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在内的三部八景二十四真的系统理论。所谓“三部”，指人体上、中、下三部，而每部均以黄庭、丹田为中心。五脏分属三部，每脏按八卦模型，有所谓的“八景神”。而三黄庭之中，二十四位真人与二十四真气相应，称为二十四真。可以看出，“八景”具有包括空间方位和光的颜色在内的双重含义，其中“八”指示空间方位，“景”体现不同方位所具备的光色。

这一含义已常在东晋末至南北朝形成的上清派、灵宝派的经典中出现，如约形成于东晋末年的上清派经典《上清大洞真经》②中有11处八景，又如上清派早期的《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飞经》将“八景”与八节相联系，增加了时间的要素。约成于晋末至南朝刘宋时期的灵宝派重要经典《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有“八景冥合，炁入玄玄”句。后世对八景景光的解释不甚一致，南齐严东认为“八景”是八色；唐代薛幽栖认为“八景”为四方之宿与日、月、五星、北斗光炁的景光合称；唐代成玄英认为“八景”为上元总炁与七曜的景光总称[23]。“八景”在道教符箓中有更为形象的体现，唐代僧玄嶷指出道教“画作符图及书玉字，其真文总有三法。一曰：八景，画为日月星辰之象”[24]。

道教注重生命的存续与外部环境的密切关系，使得“八境”“八景”与方位、季节、时间与人密切结合，逐渐转化为审美的对象，这对“八境”“八景”词义的延伸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

2 虚：山水环境与文本、图画的结合

2.1 山水入文：景文结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山水自然审美已成为士人的自觉行为。山水诗从道家玄言诗中脱离出来，使得文人士大夫阶层将山水体验以文本形式得以表达与传播，促进了山水体验的继承、交流与总结。

2.1.1 东阳八咏——八景诗文的前身

2.1.2 姑孰十咏与永州八记——城市八景诗文的开端

唐代的八咏、十咏使得文人士大夫将吟咏对象与具体的自然山水和人文景物直接关联。内山精也(日本学者)认为唐代形成了以地域、城市名胜景点与古迹为对象和以私人别墅、官舍园亭、寺院等为对象的连章组诗，前者以《姑孰十咏》《龙门八咏》为代表，后者以《嵩山十志》《辋川集》为代表[25]。

明确限定的地域范围、客观存在的景物、统一的诗歌题材、字数相同的三字景名，以及内容上时空与情景的交融，使得《姑孰十咏》在文学八景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这里仍然有必要对《嵩山十志》与《辋川集》进行简单的分析。两集中诗序的出现弥补了诗本身所不能承担的内容缺憾，如吟咏缘由、吟咏对象介绍及个人经历与体验等。《辋川集》还将裴迪创作的和诗收录在内。这些变化对后世八景诗文的丰富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作为重要的风景营建实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记录了柳氏对永州风景的发掘、创造、经营、传播，对后世八景文产生了重要影响。

2.1.3 华亭十咏——创作群体的出现

进入宋代后，以城市人居环境为主题的八咏连章组诗题材开始被创作。随着次韵诗的成熟，以八景题材的连章组诗围绕原作者次韵开展，出现了群体创作现象，其中以《华亭十咏》《和延州经略庞龙图八咏》最为典型。这2个案例的原作者诗名均远不及次韵者，说明地方景观的选择、评价等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已有开展，并通过唱和的方式提高声望以利于传播。

徐州市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素有“五省通衢”、“五通汇流”、“淮海商埠”之称。2000 年起，随着人居规模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古彭广场的改造、中心商圈的崛起，徐州市的商业格局开始发生改变。商圈从“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到“中心商圈—商业综合体”的布局不断演化。2010年以前的徐州商业的业态格局主要以大型综合商场、中型百货商店、零售超市为主。2013年云龙万达商业综合体运营，直到最近三胞广场开业，短短5年内商业空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商业综合体发展迅速。如云龙万达商业综合体成为徐州东部地区的城市副中心；三胞广场加速了南区商圈的形成；美的广场填补了新城区的商业空白等（如表1所示）。

2.2 山水入画：景图结合

士人山水独立审美意识的觉醒使得以山水画作为独立的画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山水画在隋唐时期发展迅速，宋代文人士大夫以一种自觉的群体意识投入绘画，大量山水画涌现的同时，促成了“文人画”理论与实践的出现。

2.2.1 《草堂十志图》与《辋川图》

卢鸿一的东溪草堂之前并未纳入“八景”研究的视野。卢氏为著名的道家隐者，东溪草堂为唐玄宗命赐官营，其十景体现出浓厚的道教色彩。除骚体诗并序的《嵩山十志》外，卢氏自绘其胜景为《草堂十志图》(图3)，该图对后世影响颇大，如《宣和画谱》认为“世传以比王维《辋川》”[26]。今传《草堂十志图》通常被认为是晚唐与北宋摹本，该图分绘十景，各景右侧题有对应的诗序和诗，即采用内容上的分景描摹形式。卢氏将图、诗、诗序三者结合起来，增加了叙事性和文本的可读性。

图3 卢鸿一《草堂十志图》局部(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庄申认为王维《辋川图》的创作受到《草堂十志图》的直接影响[27]。《辋川图》采用连续的长卷形式，对辋川二十景的关系交代更为清楚。《辋川图》较《草堂十志图》青出于蓝，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阶层推崇的对象。尽管《草堂十志图》与《辋川图》不是对城市八景的描摹，但其形成的范式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2.2.2 《南康八境图》

《南康八境图》为孔宗瀚主持修筑赣州城后所绘，孔氏将赣州城上看到的周边真实景象，并结合自己的政绩将其绘制成图，“东望七闽，南望五岭，览群山之参差，俯章贡之奔流。云烟出没，草木蕃丽，邑屋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按照苏轼的叙述，该图为长卷形式，对赣州周边山川景物和城郊都有所描绘。《南康八境图》虽已不存，但为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基于地方真实场景的八景绘画。

2.2.3 《潇湘八景图》

学界普遍认为潇湘八景是八景现象的直接来源，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其能够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其一，《潇湘八景图》是基于绘画进行的创作，并非对真实场景的写实描绘。尽管宋迪本人对潇湘一带的山水环境有实际的体验，但画作是针对潇湘风景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文化感受，结合个人思考和画艺进行的高度提炼。其二，八景的连章分景组绘形式为宋迪在四时题材绘画上的创新。四字标题为宋代以来山水画常用的命名方法，尤以四时主题的命名居多，在《宣和画谱》中即可管窥一二，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将画题内容进行过详细总结。其三，宋氏“地点＋风物”的四字命名方式促进了绘画创作与真实风景的进一步关联，促成了《西湖十景》和宋金时期其他地方八景的形成。其四，宋迪、宋道兄弟除了画家身份外，更重要的身份是进士擢第的文人士大夫。《宣和画谱》山水科所载北宋文臣画家仅有6位，宋氏兄弟名列其中。

2.3 理想山水——题诗入画

题画诗的出现为画与诗的融合创造了条件，苏轼提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思想。宋迪《潇湘八景图》为意向创作而非实景描绘，在此之前，尚无以类似潇湘八景的“八景”诗歌创作③。现存最早题咏《潇湘八景图》的是惠洪(1071—1128)，其分咏诗题直接采用画题八景。惠洪在总诗题中提到的 “无声句”与“有画诗”比“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更进一步，反映了诗画水乳交融的旨趣。随着宋宁宗对潇湘八景诗的推动，南宋诸文人士大夫争相以此为题，潇湘八景诗成为后世撰写八景诗的典型范式。

3 实：城市八景范式的产生、确立与体系构建

3.1 城市八景范式的产生与确立——从虔州八境到西湖十景

3.1.1 虔州八境——政通人和的地方八景模式

将城市人居环境、绘画、文本三者密切结合的最早范例，当属“虔州八境”。虔州八境是孔宗瀚主持修筑赣州城后所命名的城内外8处景点，孔氏将其绘制成《南康八境图》后请苏轼为该画题诗，苏轼于元丰元年(1078年)完成了《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引》[28]。后郡人将诗、画刻于石楼上，境、画、诗方合三为一。

虔州八境在城市人居环境营造方面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范式。其一，城市建设与风景塑造相结合。利用城墙龟角尾处修筑的石楼，位置特殊，视野开阔，易将城内外风景纳入视线。其二，孔氏本人为士大夫，时任赣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这使得八景选择与题名兼具了为官政绩与文人审美。其三，景题选择的公共性与代表性。八境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空间，兼顾城内外；注重自然与人工环境的所占比重和相互融合，兼顾自然与人工。其四，孔氏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赣州风物和自己的政绩，题名、绘图、诗文与实景相互联系，提高了传播效率。其五，地因人重的名人宣传效应。请苏轼为《八境图》题诗具有名人宣传效应，极大地增加了宣传效果。

虔州八境的景点题名采用两字或三字标题，后世城市八景命名亦有沿袭。

3.1.2 西湖十景——实景提炼的城郊湖山模式

西湖十景是潇湘八景在地化的具体实景版本[29]，约成型于南宋晚期[30]，《方舆胜揽》《梦粱录》均有记载，并明确其为画家将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选择和提炼而成。西湖十景基于难得的山水基底、与城市的紧密关系、丰富的文化底蕴，加之南宋时临安作为行在，使得西湖的地位更为突出。除了图画有较多版本外，西湖十景的文本形式在南宋时多为长调词作，进一步增加了文本的承载力。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士人对风景的游赏，西湖十景图画与诗文成为湖光山色的宣传产品和游览指南。西湖十景的传播甚广，对“燕京八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2 城市八景的体系构建

3.2.1 燕京八景——遭逢盛时的国都八景模式

燕京八景，又称燕山八景或北京八景，约在元代定都大都后形成。作为都城八景，燕京八景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元、明、清3个王朝都从自身的政治立场考量对燕京八景的内容与次序进行了评定[31]。

元代开始将燕京八景收录到官修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中，在文本建构方面，除了常规的八景诗外，以陈栎为代表的士大夫将《燕京八景》首次以赋的体裁呈现。明代朱棣重新定都北京后，随朱棣北征的翰林共十三人倡导建设燕京八景，在王绂《北京八景图》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诗文唱和活动，并有意识地将图画和诗文付梓成书《北京八景图诗》，以期达到颂扬“国都之盛美”“咏歌圣化”的目的。清代乾隆帝亲自评定燕京八景，组织王公大臣进行诗文创作，并在第一次南巡结束后御书八景碑。燕京八景模式将地方形胜与王朝盛世、帝王盛德、圣人教化结合起来，成为地方八景构建的范本。

3.2.2 地方八景——政治影响下的全国扩张

明代以后，燕京八景模式向全国扩张，地方八景也逐步由地方政府主持，成为官方行为，逐渐形成由京师、省、府、州、县构成的八景体系，并在编修地方志时专门收录。八景的选定、命名、评价要符合当时的道德要求，成为社会治理的内容之一。清代最高统治者的直接介入，使得地方八景的构建达到高潮，各府、县几乎都有八景在列。边疆地区的八景评定得到充分发展，并受中央或核心地区政治和文化的直接影响，如台湾八景即与台湾的行政区域变化与开发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32]。

以明清2本私人编纂的类书为例，可侧面反映出当时城市八景的流行情况，张岱《夜航船》景致条收录其中相关的城市和名胜八景8处，宫梦仁《读书纪数略》名胜条收录了12处，其中共同收录的有燕山八景、关中八景、桃源八景、潇湘八景、西湖十景和湟川八景6处。

4 从虚到实：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的嬗变

4.1 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的嬗变路径

从时间维度上看，我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嬗变可分为起源、萌芽、形成、发展、衰落5个历史阶段，贯穿我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历史的始终(图4)。

图4 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的嬗变图示(秦柯绘)

先民在人居环境的建设中，逐步形成了王居天下之中、体国经野的人居模式，形成了顺应时令的天下治理依据，这就使得作为制地之数的“八”，直接或间接与时间、空间、台观乃至社会治理相联系。道家、道教注重生命的存续与外部环境的密切关系，使得“八境”“八景”与方位、季节、时间与人密切结合，“八景”一词的出现可作为起源和萌芽阶段的分界点。

山水诗文的兴起和成熟早于山水绘画，诗文成为描摹景象和传递共同感受的首选工具。从《东阳八咏》到《华亭十咏》，其吟咏对象由非写实的虚构的场景向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真实场景发展，由独立创作向群体创作发展。山水画兴起和发展后，形成了以《草堂十志图》《辋川图》为代表的真实场景描摹，及以《潇湘八景图》为代表的基于真实场景和感受进行绘画创作的2种方向。东溪草堂和辋川别业因其主人本人和将其人居环境与诗、画结合而形成的范式，为城市人居环境与诗、画结合提供了思路。

从虔州八境到燕京八景是城市八景文化的形成阶段。虔州八境是现存历史材料中最早出现的城市八景范例，是中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由虚入实的起点。城市八景在形成过程中大致有2条发展脉络：一条是以虔州八境为代表的先成景后图文的范式，即八景由地方长官根据当地人居环境特点、结合城市建设和政绩宣传，选择命名形成；另一条是以西湖十景为代表的先图文后成景的范式，即八景由文人画家通过对真实场景进行提炼和命名，经文人士大夫阶层参与，选定或营建真实场景。2条脉络各具优势，前者优在效率，后者胜在提炼。2种范式互相融合，最终促成了燕京八景的形成。

燕京八景的形成是城市八景文化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该范式的建立使城市八景的评定增加了政治内涵和社会治理作用。地方城市八景评价兴起，逐渐成为官方主导地方士绅参与的自上而下的活动，最终形成制度在地方志中得以体现。这一时期八景文化的构建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成为地方标志性文化现象。

尽管自康熙时赵吉士就批评处处八景现象，乾隆时戴震等针对编纂方志中八景评定的弊端带来的浮夸形胜、附会景物问题，甚至新编制方志中将八景内容剔除，但地方八景的构建却仍作为主流在继续推动。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传统政治、经济与文化走向僵化和衰落的同时，城市八景也随之衰落。

4.2 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的嬗变特点

1)人居内涵上的一脉相承。中国自古就在辽阔的国土尺度上构建了以山水为坐标的宏大秩序，天下名山大川被赋予了等级次序，形成了整体有机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决定了“八景”的时间、空间、层级与文化内涵。

2)生成模式的多源汇聚。形成的几种“八景”模式，其侧重点或来源各有不同，最终汇聚成一种典型城市“八景”模式。这些“八景”模式最终汇聚成以“燕京八景”为代表的典型模式，对地方八景的体系构建施加了重要影响。

3)传播方式的相互融合。囿于传播形式的限制，八景的呈现方式仅有通过看真山水即真实八景、诗文、图像的方式进行选择。“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33]。宋代通过前代探索，将城市八景实景、诗文、图画巧妙结合与交融。元、明、清3代除了在文体上增加各体裁外，将八景评价活动结集出版，并将八景内容编入方志，最大限度地增进了城市八景的传播。

5 结语

本文从人居环境角度入手，对“八景”的历史进行了溯源，归纳总结了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从虚到实的嬗变路径与特点。我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八景”模式嬗变可分为起源、萌芽、形成、发展、衰落5个历史阶段，贯穿我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的始终，具有人居内涵上的一脉相承、生成模式的多源汇聚和传播方式相互融合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八景文化形成初期，无论是景点选择和命名，还是诗文绘画，都是一个对如何提炼城市人居环境特点的积极探索过程，因此具有空前的活力。当地方城市八景的广泛评定泛滥之时，景点选择和命名、诗文、书画成为一种可借鉴的范例甚至套路，因而不免走向僵化和衰落。

“新八景”评选已有数十年的实践，形成了不少独具特色和朗朗上口的景名，对于延续城乡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仅依靠和套用传统模式的“新八景”构建似乎已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目的。新时代背景下，深入认识并借鉴传统的人居智慧，将历史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结合新观念、新文化、新媒体、新技术，创造城市“八景”新模式，将有助于城市特色风貌的保护与可持续更新，保留城市故事和城市记忆。

注释：

① 《淮南子·地形训》是黄老道家自然天道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研究古代地理学的重要文献。作为从《禹贡》到《汉书·地理志》的中间环节，该篇基于当时测量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前代如《山海经》《国语》《列子》等典籍，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② 陶弘景《真诰》将《上清真经》出世之源记录为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 《全宋诗》和清乾隆《古田县志》均将《玉田八景》放置在李堪(965—？)名下，然诗中有“画家惟有米元晖”句，米元晖即米友仁(1074—1153)，故从时间上看，《玉田八景》为后人假托李堪之名所作。从其八景诗风格判断当在明代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