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候伟（四川大学）

一、引言

近年来，由于出口和投资两驾马车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扩大内需。但消费却出现了疲软现象，2017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下降且商品和服务消费双双增速下滑，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为个位数，仅9%，是2003年以来最低。而榨菜、泡面、二锅头的销量上升，以及拼多多的强势崛起似乎都佐证了消费降级一说。但也有人说高低档品的销量实际是同步上升的，且拼多多崛起实际是因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成本大幅下降，不可以此断定消费降级。

消费提质升级即关系到我国基本矛盾的解决，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也指出，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基础性作用且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这表示解决制约消费的障碍和促进消费升级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本文将理论结合实际分析消费是否降级与促进消费升级的途径。

二、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消费增速下滑的原因很多学者已经做过相关研究，且多为基于我国历史数据的处理及研究得出结论。如，刘哲希等（2018）认为，造成我国消费增速显著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家庭部门债务问题、信贷驱动房价上涨、收入差距扩大、供需结构性失衡。潘红玉等（2018）分析了消费新浪潮的新特点，得出我国如今消费升级中的分层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分配不均、房价高和经济结构失衡等因素。

关于是否出现消费降级，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且多认为并非消费升降级并存而是消费分层。认为是消费分层的有，潘红玉等（2019）以“生存—发展—享受—服务”的消费升级路径，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消费发展路径，得出“消费升降级并存”其实是消费升级不均衡，根源是区域和城乡差异以及结构性的产品错配。孙兴杰等（2019）用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和黏性消费理论从城乡、区域、收入水平分析了我国消费到底是分层还是升降级并存，发现我国中长期总体消费升级，近两年不同群体的增速差异较大，实际是收入分配不均以及住房的挤出效应造成的消费分层。也有认为消费并非降级只是升级速度放缓的学者，丁守海等（2019）指出消费降级只是极端经济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其分析了我国的消费和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认为我国消费量质同升的情况并未改变；并认为消费降级的结论忽视了服务消费的补充作用、未来消费潜力等因素。此外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消费升降级是并存的，石明明等（2019）从消费结构动态变化看城乡居民消费总体上均表现出消费升级特征，但近年来居住支出的增加表现出对其他消费支出的挤出，且当前城乡居民消费整体上呈现不断升级的同时，部分人群也存在着降级或不升级的消费现象。

而关于消费提质发展的途径，部分学者通过国际经验的比较来研究，潘红虹（2019）比较了美、日、韩于相似发展阶段与中国现今的情况，提出促进消费升级，需要从培育扩大重点领域消费，重视消费分级分层现象，加强消费供给侧改革，以及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等。也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历史经验提出建议，张俊英（2018）认为，消费提质发展应当内在要求消费需求稳定增长、消费水平全面提升、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方式创新引领，消费环境不断改善。并论述了消费提质的表现形式和动力机制，认为要从供给侧和需求端两个方面来促进消费提质。黄隽等（2018）从消费升级的特征，“物质—服务”的路径，通过ELES模型衡量了消费升级的情况，认为我国出现消费分层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家庭部门杠杆过高。此外，还有根据某类指标进行相关性研究得出消费发展制约因素的，潘敏等（2018）指出，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上升会导致生存型消费的占比增加，挤出更高层次消费，所以一味提杠杆不会促进消费提质和升级，且会起到反效果。

综上所述，已有的国内研究大多认为更多是出现消费分层而非消费降级，此外关于促进消费升级多从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角度提出意见。本文将以城乡、区域的相关数据为依据，探讨消费是否升降级并存，并以《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为依据提出促进消费升级之策略。

三、消费趋势分析

经济学家关于影响消费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主要有凯恩斯代表的消费可逆性，即绝对收入理论，消费由利率和绝对收入决定。以及长期收入决定消费的理论，如杜森贝利的棘轮效应，消费长期不变，由财富的量决定且在财富达到最大值时所形成的偏好很难改变。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根据前者消费是可逆的，也就是说消费降级是可以存在的；而根据后者可以发现大规模的消费降级在实际情况中很难发生，可能只会存在于很极端的情况。

根据上文所述结合实际情况，本文对“消费升降级并存”的说法做出假设：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低收入群体消费降级。为验证这个假设，对城乡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由于总体的消费升降级情况已有很多学者做出证明，结论均为我国消费自1978年以来消费的升级趋势未有变化，所以本文不再赘述。

如表1为国泰安数据库计算的2015年到2018年底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不难发现，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消费水平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十分严峻。虽然近年来农村消费水平的增速一直大于城市，但是两倍以上的差距仍表现出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

表1 城乡消费总体情况对比

此外，在2017年底我们可以看到城乡消费水平的增速均出现了显著下滑，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又有所回升，所以“消费升降级并存”的言论在农村或城镇的总体消费水平上都站不住脚。

再如图1，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总支出的衡量来看，近几年我国城乡消费均处于上升阶段，更没有出现所谓的消费降级现象。

图1 城乡人均年消费

既然总体上城乡均不存在消费降级的现象，那么在各项消费方面是否有消费降级的现象出现呢？根据消费者行为学的“需求层次”理论，消费降级现象便是服务性消费的占比降低而物质性消费的占比升高。

图2是2015年到2018年城乡每人年均分项支出，可以得到我国2015年以来，物质性消费的支出增速显著低于服务性消费，且在衣食方面表现明显，但是在居住这项物质性消费却表现反常。这可能与我国近几年来房价高涨有着关系，故假设居住这项物质性消费增长挤出了部分服务性消费导致了消费降级。

图2 城乡分项消费增速

图3和图4是分阶段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其中图3是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图4是乡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从中可以分别看出城乡居民消费分项发展的不同规律性。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比小于乡村居民，但衣着支出、文教娱乐支出高于乡村居民的支出比重。从时间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的食品支出、文教娱乐支出都表现出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其居住支出、设备与日用品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则都表现为上升的趋势。消费结构上整体表现出食品支出下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上升的结构变化。

由图3和图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均符合物质性消费减少，服务性消费增多的消费升级特征。但是，居住消费者一项所占比重确实出现了总体上升的情况，特别是在2013年之后房价开始飞涨的时期，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占比甚至直接上涨了10%。这似乎佐证了“消费升降级并存”的观点。

然而通过对图3及图4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居住消费所占比重显著上升，但是城乡物质性总消费的比重仍然处于下降的趋势。此外，对比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城乡的所有服务性消费总量均处于稳步上升趋势。所以，本文认为，不存在“消费升降级并存”的现象。

图3 城市居民消费分项占比趋势

那么“消费升降级并存”言论的论据，“榨菜、方便面销量上升，拼多多崛起”需要怎样解释呢？

首先，榨菜和方便面这类商品，在经济学中可以划分为低档品，本文认为，这类低档品的销量上升可以归因为两个方面——消费总量不断上升和产品优化。第一，由于我国消费量虽然出现增速下降的趋势，但是总量仍在增加，其中衣食类消费占比虽然降低，但是总量也在增加，只是增速较低，低档品的销量上升也是应该的。第二，由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以及技术含量较低的低档品市场竞争激励，推动了低档品的技术进步非价格竞争激励化，所以相较于以前有了更多高质量的低档品涌入市场使其销量上涨。

此外，本文认为拼多多的崛起主要原因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以及电商零售业的空白。第一，由于我国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物流、互联网等新兴行业普及到了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而这些地区的消费能力有限，为超高性价比商品的销售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由于阿里、京东两大电商在成为互联网巨头之后积极布局其他领域产业以及抢占高端消费市场，忽略了或是无力顾及超高性价比商品市场的空缺，导致拼多多钻了“空子”。

综上所述，我国消费虽然出现阶段性增速下滑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城乡居民的消费分项总量依然处于稳定上升趋势，就占比情况来说，虽然居住类消费在2013年之后占比显著上升，但服务性消费的占比上涨、物质性消费占比下降的消费升级特征依然未变，所以不存在“消费升降级并存”的情况。而支撑“消费升降级”言论的论据实则另有他因。

四、促进消费升级的政策

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对其中提出的“促进实物消费不断提档升级”“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居住消费提档升级

关于促进实物消费不断提档升级，根据前文分析，应该主要从居住方面进行。在图2、图3及图4中可以发现，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城乡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都有显著上升，这实际上会对服务型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阻碍消费升级。这与我国近年城乡房价飞涨有很大关联，而根据潘敏的论证，在中国房价上涨带动居民杠杆率提升，对消费所产生的财富效应远小于替代效应①。在大部分普通家庭无法负担高房价的情况下，应该从长期租赁市场和廉价房市场入手，以使供给符合居民需求。

图4 农村居民消费分项占比趋势

首先，规范长期租赁市场。长期租赁市场的问题近年十分多，主要表现有立法不足导致双方权益受损、租赁房质量参差不齐产生柠檬市场。第一，由于长期租赁市场长期未得到立法的重视，使得合同不规范等问题突出，损害了租住双方的利益，出现了商家不敢建、租客不敢租的情况，抑制了居住消费市场的完善。第二，由于监管缺位，很多租赁商所提供住房十分不规范，导致近年出现大量的租客健康问题，进一步打压了消费者进行长期租赁的欲望。故应该加强长期租赁市场的立法，以法律手段规范租赁的全部流程，防止出现法律漏洞。并全程对所提供住房的质量等问题设置监管审查机制，对提供长期租赁业务的公司进行资格审查并备案，定期抽查租赁行为的流程规范以及所供产品的质量，建立黑名单机制，限制违规企业和个人的部分权利，严重者需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我国廉价房市场始终存在供不应求的矛盾中，主要问题出在供给不足以及粗放式供给导致部分无资格人群钻了空子。第一，廉价房的供给不足在量和质两个方面均有体现。在北京、江苏淮安等地修建的公租房一经修建名额便被一抢而空，说明市场需求仍有一大部分没有被满足。此外，我国的廉价房供应缺乏层次，不能高效地满足需求，可以适当学习新加坡的做法，进行分层的廉价房供应。第二，由于之前的廉价房供应缺乏成套的监督体系，导致很多搭便车的情况，很多住着廉价房的人还收着多套房子的租金，应该完善申请机制，做到申前审查、申后追踪。

综上，在居住消费提档升级的方面，本文从长期租赁市场和廉价房市场提出建议。在长期租赁市场中，首先需完善立法，规范租赁行为的流程；其次需要进行全程的监管监督，建立黑名单机制并纳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必要时追究刑事责任。在廉价房市场中，首先需要修建更多廉价房满足需求，并优化廉价房供应体系的结构，进行分层供应；其次应该完善申请监督机制，进行申前审查、申后追查，防止搭便车的情况出现。

（二）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到，我国消费在城乡方面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具体表现为：消费总量方面，城市人均几乎是农村的两倍，消费结构方面，农村在衣着方面支出占比较少，但食品支出占比大，且文教娱乐占比显著少于城镇。以上情况说明了我国农村的消费结构仍和城镇有一定差距，且交通通信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城市，说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尚未跟上。故本文从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加强农村物流等配套设施建设。

首先，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是为了增加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促进总体消费倾向上涨。根据《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期，极容易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②。贫富差距扩大会进一步导致消费升级困难，因为根据经验数据显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消费弹性显著高于高收入人群③，而我国目前刚好处于结构调整、增速下降的时期，可以从上调低保的额度、促进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养老保险持平等方面入手，加强收入再分配，促进消费升级。

其次，加强农村物流等配套设施建设，是为了促进农村和城镇可选产品一致，刺激农村的消费升级。从前文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项的消费占比远高于城市，结合中央文件指出的，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现代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并不完善、农村流通成本高等。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在物流体系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并不完善，而如今“互联网+”布局逐渐完成开始建设“智能+”，网购、通信等已经十分广泛，而农村地区的物流设施、网络设施建设不完善势必会提高居民享受这种消费的成本，从而挤出其他类型的消费。

综上，在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的方面，本文从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和加强物流等配套设施建设提出建议。在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中，从上调低保的额度、促进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养老保险持平等方面入手。此外，应该加强物流、网络基站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止交通通信消费挤出其他类型消费。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总量等各项的研究，来验证“消费升降级并存”的假设，通过分析与探讨，发现该假设并不成立。我国消费并不存在降级的特征，有的只是城乡居民的消费升级速度不同。此外，本文还发现，城乡消费者在消费总量、结构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通过本文研究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我们对促进我国消费升级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消费向服务性消费升级。完善长期租赁市场、廉价房市场以解决由于房价上涨所导致的居住消费上涨的挤出效应；提出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加强农村物流等配套设施建设，以解决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所导致的农村交通通信消费占比高于城市的问题。

注释

①潘敏、刘知琪《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数据》

②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

③石明明、江舟、周小焱《消费升级还是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