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芳

（山西大同大学 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迁洛，平城作为北都，使得仍为佛教要地的云冈凿窟雕龛活动尚在继续，这便是云冈晚期造像所指的第20窟以西的诸多窟龛（编号21-45窟）及一些附属洞窟内造像，另加早、中期洞窟的补刻造像。一直以来，云冈晚期造像由于严重风化所导致的涣散不清，较少引起学者关注，因此，相关研究较为缺乏,而对于晚期佛像服饰，也多被笼统归为中期样式“褒衣博带式”。

事实上，云冈晚期造像虽因迁都洛阳而规模变小，但并未影响到造像形式的丰富表达。就佛像服饰而言，与晚期窟室①从窟制上，狭小的窟室规模及杂乱的窟龛布局是最为显著的表现，流行的窟室是塔洞、千佛洞、四壁重龛式和四壁三龛式，参见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对于云冈第三期窟龛种类的介绍。的急剧变化相对应，显示出“创新多变化节奏快”[1]的发展特点，是佛像服饰表现最为繁杂的一个时期，不仅有中期“褒衣博带式”的延续，更有新样式的产生，这些新样式既有来自龙门的影响，又有云冈的独创，显示出这一时期云冈地区造像活动的异常活跃，各地佛教造像新范本不断被带到平城。这种新样式较“褒衣博带式”在造型上已发生明显改变，佛衣所具有的密集下摆是其主要特征。如果以云冈晚期窟龛的进一步分期，是指云冈晚期后段流行的一种佛衣样式，时间界限是延昌四年（515年）。②赵昆雨进一步将云冈晚期洞窟分为两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