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绍巍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 201100）

沉寂已久的“三代①“三代”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该词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是指夏、商、西周。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才开始包括了东周，并一直沿用下去。”青铜器艺术自魏晋以来就慢慢呈衰弱之势，唐代的青铜艺术总体来说也并不流行，五代过后，青铜艺术在宋代又再一次繁荣，以仿古和复古的形式再生。宋代金石学的兴起更是使得青铜器艺术于宋代又一次复兴，达到再一次青铜艺术高峰。宋人在铜器制作中力求古典，在仿古中渴望“再现三代”，以求古的学术态度，为“再现三代”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及方法论的探索[1]。在宋代，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更是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不少金石学著录层出不穷，如当时出现的吕大临作《考古图》、王黼所著的《宣和博古图》②《宣和博古图》是，简称《博古图》，共三十卷，旧题宋徽宗敕撰、王黼撰，或以为王楚撰。《博古图》在大观初年（1107年）开始编纂，宣和五年（1123年）之后成书。著录当时皇室在宣和殿所藏，自商至唐的古代铜器，共二十类，八百三十九件。（以下简称《博古图》）。尤其《博古图》成为礼器局新造祭器、礼器的重要参考图录。《云麓漫钞》（卷三）载：“今之太常所用祭器、雅乐，悉绍兴十六年礼器局新造，祭器用《博古图》……”能看出绍兴十六年礼器局新造的祭器基本都以《博古图》做参考造之。《博古图》收录北宋时期可见的所有三代至唐的铜器，宋代仿古三代，三代素有“六尊③古代青铜尊彝，均为古酒器名。也泛指祭祀的礼器。《周礼·春官·司尊彝》中的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郑康成引郑司农说六尊为献尊、象尊、壶尊、著尊、太尊、山尊。六彝”之说，然《博古图》六尊占五尊，却唯独没有山尊，而《博古图》之后宋徽宗造有一宣和山尊，“山尊”器型第一次于宋代出现。奇怪的是宋徽宗做宣和山尊以前便已经有宋聂崇义著有《三礼图》一书，书中有明确“山尊”二字，且绘制有山尊图录。宋徽宗并没有采用，而是于宣和三年考证《博古图》中三代古器物形制做宣和山尊。

一、追法三代：宋人造器背景

宣和山尊创作于宋代，宋代仿古青铜器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

在经济方面，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崇儒尊道的政策，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宋代经济变革，使得宋代国泰民安、政治安定，经济的富裕也为青铜器鼎盛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宋代铜矿和铜的产量也是及其丰富，据《宋史·食货志》④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我国经济财政历史发展轨迹的基本史料。记载：“坑冶……铜产饶、处、建、英……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一务。”[2]铜铁银等金属矿场极一时之盛，远远超过唐代。[3]且有先进的冶铜工艺，发明和推广了胆铜法（湿法冶）。[3]宋代学者洪咨夔用骈文撰写《大野赋》就曾提及浸铜法、火法冶炼和淋铜等工艺。[4]宋代在各类冶炼、烧制工艺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也直接造成了铜器业的迅速发展。

宋代文化方面也是空前发展，宋徽宗时期编著的《宣和博古图》就详细记载了商周时期古器的形制、铭文，使仿古青铜器有了可参照的模本。复古观念对当时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客观上促进了“金石学⑤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其学生曾巩的《金石录》最早提出“金石”一词。”的发展。且宋初已经历了《三礼图》以经译器为范本的初步阶段，再有《考古图》的古器物考证铺垫，到士大夫直接面对三代铜器，成立了“古器物学”，得以“始识三代尊彝”[5]，从而也为宋代宫廷稽古作铜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6]在朝野之间对“古器物学”的相互激荡环境中，宋代的官方礼器制作经过了从“尊文绎器”到按三代实物样式仿制的过程。[7]于是各式各样的仿古铜器经考究后铸造面世，宣和山尊应该也是如此。

宋代在政治思想上追求“复古风”，希望通过恢复三代的“礼乐制度”来创建理想和完美的治世，因为“三代”铜器具有明显等级性，因此青铜器为宋代帝王所喜爱。古器物的复兴是其政治意图表面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实质上背后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图。所以，帝王对仿古制造的重视和支持也是促成宋代仿古铜器造作高峰的重要因素。

二、摹古创新：宋代山尊初现

宋代山尊实物初现于宣和三年，名为宣和山尊，这件传世铜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对其描述如下：

高29cm，口径17.4cm，重5.4kg。此尊属三段式筒状尊。广口，鼓腹，圈足。通体饰花纹，口沿下饰仰叶纹，颈部为垂首弓身小蚕纹，腹部和圈足饰兽面纹。器身还装饰了4条扉棱，上端齐于口沿，使器体愈显庄重。（图1）

图1 宣和山尊[8]

（一）宣和山尊的艺术特征

图3 器面弓身小蚕纹

1、器型

关于宣和山尊的器型风格，其形制上作觚式尊，乃商代末周初的器型形制，稜脊作凹凸的起伏，取西周早期钩状稜脊之意，但没有三代张牙舞爪的立体感和醒目的程度。口部张开喇叭口，腹部稍微缩小，且高体圈足。此外，在铸造方面，此尊的短部、腹部及圈足有明显的接合痕迹，应该是分成三段铸造接成的，与三代尊上下一体成形的铸造方法不同，有台湾学者推测，这种方法很可能就是宋代铸造高体圈足器的方法。[1]

2、主体纹饰

关于山尊的主要纹饰，故宫博物馆作出的解释为：仰叶纹、小蚕纹、兽面纹。（图2—图4）

图2 器面仰叶纹

图4 器面兽面纹

关于宣和山尊的主体纹饰之一—仰叶纹，笔者认为是山纹的一种，或许应该纠正为山纹。学者李零在其《山纹考：说环带纹、波纹、波曲纹、波浪纹应正名为山纹》中说:“山纹，通常包括三大要素，一是波形纹，二是鳞纹，三是窃取纹。”[9]其中宣和山尊中的主体纹饰与鳞纹就有明显的学习继承关系。鳞纹，一般做重圈式，形状有多种，其中一种来源于商代晚期的龙鳞的纹样，标准样式是凸头凹尾，下出三刺，变形较多。图5为商代晚期的鳞纹与宣和山尊仰叶纹的对比图，不难看出宣和山尊仰叶纹也做重圈式，上凸下凹，下端亦出三刺。因此此尊的主体纹饰仰叶纹称为山纹也是可取的。

图5 鳞纹与仰叶纹对比图

宋元也无“仰叶纹”的说法，而是称其为“山纹”，有“取其仁之静”[10]的含义。[11]《游宦纪闻》卷五记载：“辨古器则有所谓款识……方为真古。其制作则有云纹、雷纹、山纹、轻重雷纹、垂花雷纹、鳞纹、细纹、粟纹、蝉纹……”[12]也可看出宋人在“辨古器”的相关笔墨中载有山纹，并没有提及蕉叶或仰叶纹。另外《中兴礼书·卷九》明确载有：“今所存山尊與諸尊小異者特旁為山形宛如峯岫……是為山尊之制。”也说明今人所说的仰叶纹表示的是山形，因此笔者认为宣和山尊主体纹饰应该为山纹。

3、铭文

宣和山尊内底铸大篆5行26字，释作：“唯宣和三年正月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豑于方泽，其万年永保用。”（图6）

图6 宣和山尊内刻铭文

短短的26字，将此尊的制作年代，何人所作，以及用途都介绍得清清楚楚。此尊是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初五，北宋皇帝宋徽宗经过考证古器物之后所作的一山尊，是祭祀所用，属于陈设在方泽祭坛的礼器。

（二）宣和山尊仿制原型再探

1、宣和山尊与前代山尊

宣和山尊制造之前，前代《三礼图》对山尊有明确记载，但此山尊与《三礼图》的山尊确相差甚远。《三礼图》绘制的山尊为一个腹瓶样式，在腹瓶上方由右至左明显标示“山尊”二字。（图7）

图7 《三礼图》中山尊器物图样[13]

不难看出，《三礼图》中的山尊与上文宋徽宗赵佶所做宣和山尊并无明显的关系，宣和山尊不管是器型还是形制结构都难和前代《三礼图》中的山尊联系起来。其主要原因是北宋自作《宣和博古图》以来，对礼器的考证就及其细微严谨，《三礼图》绘制的礼器空有其形状，无出土器物可证，并不可信。

《三礼图》虽然是六家礼器汇成的一本书，但许多器物造型基本上是儒家学者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传世的文献中并没有对这些器物进行描述，也更没有规定这个器物多高多大，具体形制长什么样。古代图书总体来说也并不发达，保存技术也不够完善，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图录。这就导致儒家的学者凭空想象器物的形状，根据儒家学者的推测描绘成图册。

不少学者都对《三礼图》提出异议。韩巍说：“随着崇古之风的盛行和古器物学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直接对《三礼图》提出质疑，宋代金石学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更新传统礼学的任务[14]。”林欢也言：“以出土实物分别与《梦溪笔谈》以及《三礼图》进行对比，很显然《笔谈》关于……的说法较妥当，《三礼图》则乖谬不堪。”[15]因此，笔者认为《三礼图》中的山尊极有可能是当时儒家学者根据其老师的话术臆造绘制，且后世也再无出土此类“山尊”器物。[16]可见当时宋人并不确信《三礼图》中所记载的山尊。

2、宣和山尊与仿制原型

此尊乃宫造器，而当时宋代没有前代出土的山尊参考仿制。这点《宣和博古图》就足以证实，据史料记载：“《宣和博古图》是宋代王黼所著的金石学著作。由宋徽宗敕撰，三十卷。大观初年（1107）开始编纂，成于宣和五年（1123）之后。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 件。”

山尊内刻宋徽宗考古做山尊，此时期宋徽宗已经进行了一场礼制改革，他不再根据前代《三礼图》中的器型定礼器，而是根据出土的东西重新定礼器。这种新定的礼器被固定下来，宋徽宗也正是根据固定的礼器仿古制作新的铜器。当然这一固定下来的礼器也为后世人的考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宣和博古图》便绘制了当时宋代出土的所有礼器，这也正是礼制局制作的主要依据。宋徽宗考古自然也是考《宣和博古图》中前代青铜器的“古”。《宣和博古图》中的器物是当时宋徽宗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从商代自唐代出土的所有铜器图录，宣和山尊的仿制原型便也一定出自《宣和博古图》。

然《宣和博古图》编录的铜器六尊占五尊，却唯独没有山尊器型。那此宣和山尊的仿制原型从何而来呢？前人均认为宣和山尊仿制原型参考自商祖戊尊，在笔者细细论证之后，也同意其仿制商祖戊尊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山尊不只单单以商祖戊尊这一件器物为参考原型，还有一件父葵尊也值得考究。

宋代器物的取名问题极其讲究，学者陈芳妹在其《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一书中对宋人关于古器物的命名作以下解释：“一是根据形象与名物词汇来界定，二是根据视觉形象与文字互补关系来建立，此外还有器物‘史料化’来定名。” 商祖戊尊根据铭文和器型而得名，能看出宋人对商祖戊尊的取名非常谨慎，符合当时的命名要求。商表示它的年代，祖戊是取之铭文，其器型为尊，故而叫其商祖戊尊。也有根据纹饰来命名的，比如一件尊形器上主体纹饰装饰“饕餮”纹，命名为饕餮纹尊也是可行的。那么商祖戊尊主体纹饰有山纹，从纹饰命名其叫山尊也没错。细细对比商祖戊尊与宣和山尊[17]（图8），其结构都是三部分，且都是觚式尊。颈部纹样都有山纹，腹部都装饰有兽面纹，此外，4条扉棱的造型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在《宣和博古图》中此尊很是符合宣和山尊考究的对象。

图8 商祖戊尊图谱[17]与宣和山尊实物

《宣和博古图》对商祖戊尊考释：“ 纯质未凿于世俗之习， 浑厚端雅 , 若有道之士，观是器，岂不改观敛枉耶。 ”不难看出，皇帝也是十分喜爱此尊，尽是赞美之词。学者周铮也认为赵佶非常欣赏商祖戊尊，宣和山尊就是参考他的器型和纹样做的[18]。何秋雨先生也认为宣和山尊是宋徽宗赵佶在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仿商代祖戊尊重制的。[19]笔者亦认可前人的观点,但是笔者在前人观点上有所补充。

笔者认为宣和山尊的仿制原型不止商祖戊尊，《宣和博古图》中有一父癸尊也可能为山尊的制作提供参考。《中兴礼书·卷九》明确记载有：“今考博古图所载商祖戊尊與父癸尊形制耸起上下之径相等而口侈……是为山尊之制。”[16]特意指出商祖戊尊与父癸尊两件器物名。我想这条史料前人少有发现，不然前人也不能只单单考证商祖戊尊与宣和山尊的关系，而丝毫不提《博古图》中的父癸尊。持刀父癸尊虽然只为两段式结构，但与宣和山尊一样，都装饰山纹、蚕纹、兽面纹。但父癸尊下部与宣和山尊更为相似，《博古图》所绘商祖戊尊扉棱下部窄小，且装饰有一排乳钉纹，与宣和山尊实物不符。持刀父癸尊与宣和山尊相比，虽然缺失中腹部，但其扉棱下方留有一定的宽度，且与宣和山尊一样皆为素面。其铭文表达了对祖先的赞美与对后世的美好希冀，与宣和山尊一样为礼器。因此，此持刀父癸尊为宣和山尊的制作提供参考也不无可能。

三、薪尽火传：山尊样式流变

（一）历代宋式山尊图录

南宋时期，朱熹正是根据前代的礼器重新作了《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弥补了北宋时期《宣和博古图》无山尊的不足。朱熹更是以看到的宋代山尊为参考对象，并在此图册中明确规定山尊的器型，并作出解释。在图册中可以看出朱熹为此尊做的图示与图一中的宣和山尊样式都为觚式尊，朱熹正是在北宋宋徽宗考古做的宣和山尊之上，重新定义了山尊的器型以及具体样式，许是受到宣和山尊的影响。虽朱熹所作图录与宣和山尊整体形制相似，但其图录中山尊绘制成多层阶梯式圈足，在北宋宣和山尊实物上又有新变。（图9）

图9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山尊图样⑥ 原版《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已无存，今以四库全书版图片为参考。[20]

朱熹所作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在南宋时便在各地孔庙全面推行，且深深影响后世。笔者发现广西桂林学府《释奠牲币器服图》的元代原碑拓本（图10），其中也作有山尊。其尺寸、形制等，基本都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相同。[1]另外明代人莫旦纂重修作图录《成化新昌县志》的《礼器图》中也有山尊图样[21]。（图11）孔子后代重修的明崇祯刻本《阙里志》[22]《礼器图》中亦有山尊图录。

图10 元代广西桂林府学《释奠牲币器服图》山尊拓片

图11 明《成化新昌县志》·《礼器图》中山尊图样

不难看出，元明时期图录与碑刻中的山尊皆延续朱熹所作样式。但是细细比较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的山尊与桂林学府的《释奠牲币器服图》山尊，以及明人作莫旦纂《成化新昌县志》《礼器图》中的山尊样式，其腹部及底部兽面纹已经被重新绘制为云雷纹，尤其是崇祯刻本《阙里志》中的山尊图样，更是与前代山尊差异颇大，但其唯一不变也只有颈部的主体山纹。

时至清代，《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的山尊曾被指海本重新绘制过，图录与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基本一致，颈部山纹，三段式结构，四条扉棱。清乾隆时期《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孔庙礼器图》中的绘制有彩色山尊图样[23]，亦为三段式觚式尊，与宣和山尊类似，且腹部绘制云雷纹，底部圈足素面。颈部的主体山纹经过元明时期的历史更迭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山尊或许就是根据山纹命名，这些图录也反应了宋式山尊图样自宣和山尊面世以来在宋元明清不同时空传刻下所形成的“山尊”共式。

（二）后世出土宋式山尊

后世出土的山尊基本与宣和山尊类似，笔者发现有二，分别出土于浙江杭州、四川彭州。

20世纪50年代于杭州环城西路和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的仿古铜器，器形有爵、尊贯耳壶等[24]。浙江博物院何秋雨先生对这批器物考证为南宋时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其中有一件铜尊与宣和山尊极为相似，高 29.5cm、口径 20.4cm、底径 14.6 cm。器型纹样与宣和山尊基本类似，颈部装饰山纹，山纹下方为弓身小蚕纹，腹部为兽面纹（图12)。细看此尊除没有铭文外，与宣和山尊差别还有两处，一处是比例大小，另一处在其圈足。其圈足为双层阶梯过度，宣和山尊圈足则素面一体。此尊倒是符合南宋朱熹所作《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的山尊图样，与其一样圈足部分同样绘制多层。此尊无铭文细节，也没有宋徽宗造的宫造宣和山尊精致，故也不存在宣和山尊参考这一尊制作的可能，此尊应是以宣和山尊为原型制作。《中兴礼书》记载：“本寺近于街市收买到宣政间新成礼器山尊一今讨论欲比仿用铜铸造。”[23]可见在当时礼部太常寺便已经开始仿制宣和政和年间的山尊礼器，宣和山尊正好造于宣和三年。

有研究宋代物质文化的台湾学者将其命名为仿商兽面纹铜尊。笔者认为或许不是仿商制作，而是宋人仿制宣政年间的山尊器物。另外笔者认为也不能将其命名为兽面纹尊，此尊或许是以宋徽宗考古而做的宣和山尊样式为原型而仿制的又一山尊，应该称为山尊。宋徽宗的这一宫造礼器和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基本给山尊规定下来了。宣和山尊样式也成为后代宋式山尊的仿制母题。

无独有偶，1996年3月，距离浙江杭州千里之外的成都彭州发现宋代青铜器窖藏，报告发表于《2004成都考古发现》，彭州博物馆将这批器物的年代定为南宋时期。[25]此次四川彭州窖藏出土有一残尊，其口径18 . 7cm，通高13 . 3cm，为上下两部分组合器，只存上半部分。宋人造器不参考前代工艺，并不是像三代尊上下一体铸造，可能是分为三段式铸接而成[26]，故此尊容易从接口处断裂。此尊直颈附扉棱，饰山纹、弓身小蚕纹，尖唇，侈口,长直颈。颈上有对称的4道扉棱，扉棱较厚，顶端尖而上翘，颈部纹饰以云雷纹为地纹，饰有上下两组山纹，下组纹样为弓身小蚕纹， 同样以雷纹衬地，蚕大眼，长身曲为横“S”形（图13）。能看出彭州窖藏出土的山尊与杭州出土山尊颈部装饰纹样和器型不谋而合，与故宫博物馆藏宣和山尊也基本一致。但究其细节发现，此尊的弓身小蚕纹与杭州出土山尊、故宫博物馆藏宣和山尊为相反方向铸造。

图13 彭州窖藏出土山尊残件线描图

此三尊山尊除了器型和纹饰相似外，还有这一处细节，粗看很难发现，那便是主体“山”纹上方还有一组小的“山”纹，当时若是没有参考仿制的模板很难细究出此处细节。这一小细节的改造，也是宋人在摹古中的新变之处（图14，图15）。

图14 北宋宣和山尊局部

图15 杭州兽面纹尊局部

笔者认为在当时，正是出现宣和山尊这样的山尊母题，被当成山尊模范，被大量参考仿制，又经过朱熹编制图录规定山尊样式，在孔庙推行，才在各地流行。就目前明确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已于浙江杭州、四川彭州两地出现有此“山尊”。《中兴礼书·卷九 六》载：“今讨论欲博古图及本寺见管新成礼器样式用铜铸造山尊三十四……”《中兴礼书·卷九 八》又载：“……虑将来大礼铺设与今来见造礼器不一……山尊山罍各二十四扶望朝廷指挥一样改造行施……”可见当时宋式山尊的数量已达两位数有余，且明确载有礼部太常寺将用铜铸造山尊三十四件。这也正是为何于浙江杭州、四川彭州皆出现山尊的原因。

图16 彭州窖藏餐尊局部线描图

四、革新变旧：宋式山尊新论

关于故宫博物院藏宣和山尊，故宫博物院称其颈部纹饰为仰叶纹，前人认为其原型仿制《宣和博古图》中的商祖戊尊。而杭州出土“山尊”，有研究宋代物质文化的台湾学者将其命名为仿商兽面纹铜尊。

笔者认为此“宣和山尊”并非参考前代山尊，而是宋代人考证古器物重新定义的宋式山尊，其器型为觚式尊，分成三段铸造接成，山纹才是其颈部的主要纹饰。笔者亦认可前人观点，认为其原型仿制参考了《宣和博古图》商祖戊尊，但也不能忽视《宣和博古图》中父癸尊的存在。

此尊为宫造礼器，由宋徽宗监制，而后又有朱熹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明确规定山尊样式，后世元代广西桂林府学的碑刻及明代人、清代人所绘图录一直延续了此山尊样式。宋式山尊在不同时空传刻下都具有共同的“山尊”定式，此定式“山尊”图录不管如何绘制，颈部山纹都作为山尊主体纹饰被传刻下来。

正因为宋徽宗造有宣和山尊礼器，才为后代宋式山尊的铸造提供了仿制模范，如浙江杭州及四川彭州出土山尊。笔者还认为，若后世出土三段铸造、主体纹饰为“山纹”，且颈部主体“山”纹，上方还有一组小的“山”纹同样相伴于扉棱两侧，颈上有对称的4道扉棱，且颈部为垂首弓身小蚕纹，腹部和圈足饰兽面纹，尖唇，侈口，长直颈的铜尊亦可归于宋式“山尊”之列。此类尊不能仅命名为仿古兽面纹尊，此样式应正名为“山尊”样式，其是宋代皇帝渴望效法三代的政治背景下，宋人“追三代于鼎彝⑦参考陈芳妹《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11月初版二刷目录部分，原文为“追三代于鼎彝之间”。”而又不失宋式新变的重要造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