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凡 郑清香 李跃平

共情即同情心，是护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持续暴露于患者疾病和痛苦会使护士面临共情疲劳的危险[1]。共情疲劳不仅会导致护士各种身心疾病，更会使其丧失工作热情、效率低下，甚至产生医疗纠纷和医疗疏忽[2]。国外对护士共情疲劳的研究时间长，范围广，并积极探讨影响护士共情疲劳的各种因素[3]。国内共情疲劳最早由山东大学护理学院郑杏老师对Stamm博士编写的专业生活品质量表进行调适，制成中文版护士专业生活品质量表后被逐步推广使用[4]。当前国内对共情疲劳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急诊、重症和肿瘤专科等领域的护士[5-8]。儿科护理服务的对象为0～18岁的人群，服务面广，病种多样化，不仅要对患者产生共情，更要对家属产生共情，长期情感的支出使护士经常表现为情感疲劳和倦怠，导致护士产生心理问题。文章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设计，了解某三甲儿童医院儿科护士共情疲劳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为管理者制定相应预防措施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2月福建省某三甲儿童医院的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临床一线工作满1年；（2）取得护士执业证书；（3）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1）进修/实习护士；（2）近1年内因病、产、事假等脱岗3个月以上者。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取得护理部和各科室护士长的同意，由研究人员阐述调查目的、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和注意事项等。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护士发放电子问卷，最终收集308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301份，有效率97.7%。一般资料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及职称等。

1.2.2 调查内容 （1）共情疲劳量表：采用共情疲劳量表[9]，含一个正性维度（共情满意）和两个负性维度（倦怠、二次创伤压力），共30个条目，各维度各10条。采用Likert 5分法（“无”1分，“偶尔”2分，“有时”3分，“经常”4分，“总是”5分），其中1、4、15、17、29题为反向计分题，3个维度独立计分。

（2）共情疲劳判定：共情疲劳量表中的共情满意维度是正性维度，表明护士积极的趋势，职业倦怠维度及二次创伤压力维度是负性维度，表示消极的趋势。其中，共情满意维度临界值小于37分，职业倦怠维度临界值大于27分，继发性创伤应激维度大于17分。根据三维度得分情况可将其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为轻度共情疲劳，只要一个维度的总分超过临界值即可判断，二级为重度共情疲劳中度共情疲劳，其中任何两个维度总分超过临界值即可判断，三级为重度共情疲劳，三个维度的总分均超出临界值[10-11]。

本研究中，测得3维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3、0.96、0.81。重测信度为0.39～0.93，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共情疲劳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用方差分析分析共情疲劳及其各维度轻度、中度、高度水平差异，还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儿科护士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参与有效问卷调查的护士共301名，均为女性，平均年龄（27.82±5.89）岁，平均（20～53）岁，已婚占43.7%（132名）；工龄为1～33年，其中以工龄1～4年占55.1%（166名），5～9年27.2%（82名），10～19年13.6%（41名），≥20年4.0%（12名）；学历≤大专占51.8%（156名），本科42.8%（138名），硕士2.3%（7名）；职称：护士占45.2%（136名），护师46.8%（141名），主管护师7.0%（21名），副主任护师1.0%（3名）；目前工作科室：儿内科占30.2%（91名），儿外科占25.2%（76名），感染科5.0%（15名），急诊科2.9%（8名），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占15.0%（45名），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各占21.9%（66名）。

2.2 儿科护士共情疲劳调查情况

根据共情疲劳的评判标准，本研究对象共情疲劳发生率为81.4%（245/301），其中轻、中、重度共情疲劳发生分别为39.2%（118/301），33.2%（100/301）和9.0%（27/301）。共情疲劳各维度得分中，共情满意平均得分较高，二次创伤压力得分较低。共情满意水平较高（≥中度占98.0%），中重度职业倦怠发生率为60.2%，中重度二次创伤压力发生率为51.2%，见表1。

表1 儿科护士共情疲劳及其各维度得分情况

2.3 儿科护士共情疲劳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工龄和职称对是否产生共情疲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影响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年龄、工龄和职称是儿科护士产生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见表2。

以儿科护士有无共情疲劳为因变量（无共情疲劳=0，有共情疲劳=1），以表2所有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中，采用向后逐步回归法，其中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职称及科室均采用哑变量设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工龄对共情疲劳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年龄和工龄是儿科护士产生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其中，在年龄分组中，≥25岁但＜30岁年龄段的儿科护士发生共情疲劳风险比年轻儿科护士（＜25岁）低1.007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0岁但＜40岁的儿科护士发生共情疲劳风险比年轻儿科护士（＜25岁）高1.796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于40岁的儿科护士发生共情疲劳风险比年轻儿科护士（＜25岁）高2.758倍，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工龄分组中，工龄大于等于5年但不足10年的儿科护士发生共情疲劳风险比低年资护士（工龄＜5年）低2.271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工龄大于等于10年但不足20年的儿科护士发生共情疲劳风险比低年资护士（工龄＜5年）低2.998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工龄大于20年的儿科护士发生共情疲劳风险比低年资护士（工龄＜5年）低2.83倍，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儿科护士共情疲劳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名（%）]

表2 （续）

表2 （续）

表3 儿科护士共情疲劳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3 讨论

共情疲劳是指照护者频繁接触创伤事件并向他人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共情次数逐渐减少并出现共情疲劳，从而导致降低照护者对他人共情的能力和削弱其照护能力的症状，严重者还会影响自身身心健康[12]。某三甲妇幼医院护士工作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科护士满意度最低[13]。随着经济水平和医学科学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健康需求和维权意识不断提高，家长对儿科护士的要求越来越高，儿科护士面临的考验越来越严峻。

文章研究结果显示儿科护士普遍存在共情疲劳。其中，本研究有98.0%的儿科护士处于中～高水平的共情满意，这与刘洋[10]调查结果一致，即绝大部分儿科护士对目前的工作现状表示满意。本研究有60.2%的儿科护士产生中、高度的职业倦怠，这与栾贝贝等[14]研究结论相似。本研究有60.2%的儿科护士存在中、高度的二次创伤压力。究其原因，儿科护士通过在临床工作中帮助他人以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共情满意水平较高。然而，由于儿科护理服务对象主要为儿童，病情复杂，不易察觉，极易变症，护理难度系数高，使得儿科护士存在中高水平的职业倦怠和二次创伤压力。

文章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和工龄是儿科护士产生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这与梁欣等[15]研究结果相似，说明了＜25岁年龄组和30～40岁年龄组的儿科护士，低年资（＜5年）的儿科护士更倾向产生共情疲劳。因此，护理管理者不仅要关注低年资的护士的共情疲劳现况，同时也要关注30～40岁年龄组的护士，此阶段的护士不仅工作中是主力军，更是家庭的主要贡献力量，他们面临的是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发生共情疲劳的风险更大，对此我们要积极采取干预措施。目前临床护士共情疲劳干预策略主要心理干预，鼓励护士自我照护、教育增强护士的个人素质[3]；提供社会支持，临床护士在工作环境中缓解压力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科室内的同事或家人，出现共情疲劳症状时，来自同事的人文关怀，可预防与工作相关的身体、情感、社交和智力相关的共情疲劳。

因本研究仅局限于一所医院，存在选择性偏移，未来的研究中将开展多中心调查研究，进一步探讨儿科护士的共情现状、影响因素及其与职业倦怠、心理弹性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儿科护士的共情疲劳总体处于轻中度水平，其中护士有中高水平的职业倦怠和二次创伤压力。作为临床护理管理者，应该重视护士的共情疲劳，继续保持护士的共情满意，对护士产生的职业倦怠和二次创伤压力应该积极查找原因，采取有效和可行的心理干预方法（如箱庭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等）来预防共情疲劳，让更多的儿科护士继续满怀激情和热情服务广大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