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柯

导 言

2021年6月，浙江省确立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1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成为继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后，首个担纲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的省级行政区。之所以选择浙江，与其多年藏富于民的城乡均衡发展不无关系。而能在增量建设阶段即达成城乡间的均衡发展态势，关键在于浙江的广大乡村能够实现不同程度的自主创新发展。实际上，以浙江模式为显现，发端于乡村的浙江民营经济不仅曾帮助改革开放初期处于落后地位的浙江经济实现逆转，其积累也在进入本世纪后支撑了众多首创意义上的郊区建设探索。正是这些探索，持续刷新我们对城乡发展范式的固有认识，而结合多方探索经验，总结一种村域条件下的郊区建设单元，时机也日趋成熟。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突破英美郊区化运动促成城乡发展范式的惯性认识出发，还原广大乡村在郊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通过梳理本土乡村建设的历史和浙江村域经济的发展脉络，界定浙江新型村域聚落的基本内涵，并据此为视野，回顾近二十年来以美丽乡村、风情小镇、特色小镇和村域小城市为代表的浙江村域建设探索，以期能为后续的深入探讨准备必要的认识基础。

一 英美郊区化运动与本土乡建实践提供的背景经验

（一）英美的郊区化运动

西方郊区化运动的历史早于中国，由田园城市运动2霍华德于1898年出版《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田园城市理论。发端的英国新城建设和二战后美国的郊区开发，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两条线索。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田园城市（图1）中提出的“Town-Country”，第一次将村域条件下的居住单元列为正式的城市规划对象，其尝试改变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与乡村对立局面的努力，引发了后世对有机疏散、邻里单元、环城绿带等一系列低密度城市议题的探讨。20世纪后半叶，以田园城市为意识形态基础颁布的英国新城法案，促成了三代卫星新城的建设。这些逐代总结经验的新城不仅重塑了英国郊区，也影响了西欧各国的郊区建设。美国则早在大都会发展初期，就存在郊区生活精英化的倾向，这可在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提出的同心圆模型[Concentric Zone Model]3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rnest W.Burgess]以同心圆的圈层结构分析美国都市中的阶层地域分异。中找到依据（图2）。二战后，此类倾向在应对住房短缺的郊区开发中得到强化，更多中产阶层以新颁布的住房和公路法案为契机4指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住房法》（1949）和《联邦援助州际高速公路法》（1956）。，选择环境和通勤均有良好保障的郊区定居。在这一过程中，单一的住房郊区逐渐演化为配备购物功能的商住郊区，并在20世纪90年代进化为可提供就业岗位的“边缘城市”[Edge City]5美国记者约耳·加罗[Joel Garreau]在1991年出版《边缘城市：新边界上的生活》，提出边缘城市理论。。自此，近半数美国人选择居住在上述可表征美式生活的郊区中。

图1 田园城市图解（右）

图2 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结构模型（左下）；威廉·阿朗索[William Alonso]在20世纪60年代的级差地租研究中提出竞租理论[Bid Rent Theory]是中心城市向郊区同心圆式扩张的另一原因（右下）

尽管曾受乌托邦社会主义影响的霍华德倡导在田园城市中建立一种城乡无差别生活，且以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麦克哈格[Ian McHarg]为代表的几代美国规划先驱也曾肯定乡村环境对工业文明的救赎作用6奥姆斯特德将对自然的整体思考纳入城市规划。芒福德认为城乡不能分开，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重要。。但总体来看，英美两国的郊区化运动还是某种“城市-工业导向型”城乡关系的产物，其主导力来自城市而非乡村，利用郊区资源解决城市内部问题是此类郊区化运动的核心任务。

（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和晏阳初分别在山东邹平县和河北定县从事乡村平民教育7梁漱溟著有《乡村建设理论》，晏阳初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引发华东和华北深入持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演变为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村治派、平民教育派、职业教育派和经济建设派为代表，运动中先后成立的乡建团体多达数百个，实验点超过一千个，建设内容集中在文化教育、农业改良、常识普及、革除陋习等方面，部分地区还围绕经济互助、医疗保健和集体自卫成立了合作组织。这次运动的核心是乡村文化的重建，也从两方面体现出乡土社会之于中国社会的本体性价值。首先，乡村是传统中国的缩影，解决乡村问题就是解决中国问题。作为文化保守者的梁漱溟和系统地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均将改良对象锁定乡村，表明彼时的中国乡村仍可代替尚未发育成熟的民国现代城市透析中国问题的本质。其次，这次运动是早期抱持以农立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以乡村为起点探索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一次尝试，运动中提出的“从农业引发工业”和“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8“从农业引发工业”和“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出自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的论述。，均具鲜明的城乡整体意识。

民国的乡建运动虽因抗战爆发而中止，但仅借文化改良对中国社会贯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认识，则必定无法应对阶级对立中的土地分配问题，实际上早早预示了运动的失败。同期开展工作的中国农村研究会9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研究团体，1933年成立，办有《中国农村》杂志。曾对此类阶级淡化的立场予以明确批判。但民国的乡建运动在西方文化强势殖民中国的情况下，仍立足本土文化寻求自救道路，客观上鼓励了更多知识分子投身乡村。与梁、晏采取文化干预方式不同，稍晚提出认识的费孝通先生尝试以社会学组建乡土研究10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著有《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乡土中国》。（图3），以江南村庄为对象自内而外地揭示乡村真相。其研究更多落实到农民的经济生活，认清彼时中国乡村的问题在于土地制度束缚下的农民收入低下，并积极地从乡土社会的延伸中探索城乡建设的出路，这为其后来突破工业和农业分属城乡的固化思维奠定了基础。

图3 民国时期的梁漱溟（左一）和晏阳初（左二）；费孝通先生（左三）及其早期的乡土研究著作

（三）建国后的乡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与区域发展模式

中国农村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土地改革，70年代末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取代此前的人民公社制度。并在90年代开启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曾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而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应对新时期发展需求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1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近年来，中国乡村建设着眼生态优先，放开土地经营权的合法流转，支持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服务，城乡间的壁垒进一步消除。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谏言中国政府推进小城镇建设121982年，费孝通先生在全国城市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会上曾作题为“谈小城镇研究”的发言。，为中国中心城市在外围添置诸多缓解乡村人口涌入压力的“缓冲点”和“蓄水池”，中国的城市化也转变为梯度和形式更为多样的“城镇化”。与欧美卫星城服务母城不同，中国的小城镇服务乡村，农民可利用土地积累在小城镇兴办工厂反哺农业，由此在提高国民经济中的工业比重同时避免中心城市过度膨胀，并可在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条发展道路在生态问题尚未浮现时发挥过巨大作用。

当时的小城镇建设也带动各地涌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依托社队企业和长三角区位优势发展乡镇工业的苏南模式，以家庭工厂支持专业市场形成小商品、大产业的温州模式，在农副产品和纺织加工中形成庭院经济的民权模式，引进侨胞投资和现代技术、开发工业小区的侨乡模式，通过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格局的珠江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均得益于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得到了渴望劳动致富的中国农民支持。

二 浙江的农业改革与浙江模式下的乡村民营经济积累

浙北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历来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但历史上也曾遭遇“过密化增长”的瓶颈期13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曾论述早期江南地区农村经济的过密化增长特点。。而浙江中西部与东南沿海多为丘陵、山地与滩涂，使依赖土地资源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更为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厚植于大陆农耕与海洋渔业文明，历经永康、永嘉学派的洗礼，孕育“知行合一”和“经事应务”思想的传统浙江精神得以激活14永康学派的陈亮曾提倡“崇义谋利，义利并行”，永嘉学派的叶适主张“经世致用，注重事功”，“知行合一”和“经世应务”则分别为王阳明和黄宗羲的思想。，浙江的村域经济因此迎来敢为人先的密集创新发展时期，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寻得发展出路，也在民营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中形成了特有的浙江模式。

（一）浙江的农业改革

浙江的土地资源实际上是严重匮乏的，人均耕地面积长期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浙江是较早免除农业税和革新农业生产效率的省份，其农业发展战略也历经量产农业、效益农业和当前生态数字农业的发展演变。这其中，土地的单位产量在农业科技投入和生产方法革新中逐年提升（表1），其发展态势在本省颇具特色的农业之最评选15浙江农业之最评选始于2007年，原名“浙江农业吉尼斯”，是在农业、林业和渔业系统中围绕粮油单产、种养效益、农产品品质和农业技能等方面开展的评优竞赛。中可见一斑。而农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也使浙江的粮经比重和农林牧渔配比趋于合理，维持在兼顾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的较好水平（表2、表3），期间伴随着优势农业的品牌化发展。

表1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主要农作物每五年的单位产量统计表（单位：公斤/公顷）

表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来浙江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趋势

表3 2017年和2011年浙江农林牧渔业结构比较

当然，不同形式的集约经营仍是浙江摆脱土地资源匮乏的主要途径，也使农业生产形态不断变化。在浙江，非农户和兼业户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数量较多，客观上为家庭农场实施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创造了一定条件。在承包顺延和确权工作稳步推进基础上，近年来浙江家庭农场中的流转土地数量不断增多，农地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过度的土地规模化经营也会使浙江耕地先天细碎的弊端浮现，合适的策略是在服务和技术上探讨集约经营的可能。由此在兼顾设施农业与机械农业合理发展中，某种整合现代农企、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和以“千斤粮万元钱”为目标的立体农作在浙江得到推广。在此基础上，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各类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表4），并对照世界先进农业，以信息平台为纽带发展数字化农业。随着“12188”工程16“12188”工程于2017年实施，即建设100个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园区、200个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园、100个特色农业强镇、80条全产业链和8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实施，浙江成为目前在全国唯一整省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的省份。

表4 浙江省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创新情况（截止2021年）

（二）浙江模式下的乡村民营经济积累

浙江模式下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民营经济曾是浙江实现发展逆转的主因。一般认为，浙江模式下发端于乡村的民营经济是一种自发式的内源经济。其兼有产业集群（块状经济）的集聚效应、市场的灵活导向、民有民享传统和制度跟进创新等优势（表5），温州模式、萧山模式、宁波模式和义务模式均是其典型代表。而其在聚落条件下由不同起点条件催生的多样形态，往往也具有行业和时代的样本意义。这其中既有传统优势行业的复兴，例如绍兴纺织、富阳造纸和永康五金，也有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的扩散衍生，例如海宁皮革、新昌轴承、余姚模具、诸暨制袜，还有农村专业市场自主诱发的行业蜕变，例如义乌和温州等地由“货郎串街”和“桥头集市”发端的各类小商品市场，也包括东阳工匠凭借技艺自发输出劳务而形成的百工之乡。

表5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在全国的创新记录（部分）

民营经济能成为浙江经济的主干，曾经的乡镇企业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由浙江省企业联合会等组织联合发布的《2020年浙江省百强企业》中，前50名里有20家从乡镇企业发展而来（表6），这是浙江模式的又一种显现。实际上在普遍历经社队发展、股份转制和民营上市过程中，许多乡镇企业的成长轨迹曾与所在村庄的发展密切重合。例如，浙北地区受上海区位及苏南模式影响，大多采用村企同构的集体工业形式，萧山的航民村、尖山下村和东冠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当时的小康明星村均在本世纪初由农业村庄转变为村企社区，现代企业制度和社区化服务相对健全，村民的市民化程度也较高。而浙东南地区的企业多发源于家庭工厂，发展过程中往往以联户经营抵抗市场竞争带来的成本和技术压力。经由换代发展，这些家庭工厂逐步蜕变为现代企业，并通过新富参政反哺村庄，自主建立起社区化的公共服务。费孝通先生曾在早期数次撰文追踪这一发展模式17指费孝通先生在《瞭望》杂志上发表的〈小商品、大市场〉（1989）、〈家底实、创新业〉（1994）、〈筑码头、闯天下〉（1998）。，而近年来温州模式支持下的龙港镇也升级为全国首个不设乡镇和街道的县级龙港市，其“市管社区”的办法虽延续村庄的扁平架构，却是对未来城市发展范式的前瞻性尝试。而稍早台州地区由县域反向整备中心城区的现象18台州地区原无中心城市，1994年撤地建市，在原椒江市、黄岩市和路桥镇基础上组建地级台州市。，也提供了另外一种来自浙江模式的创新样本。

表6 “2020年浙江省百强企业”前50名中起源于乡镇企业的民营企业情况

三 浙江新型村域聚落的基本内涵

霍华德曾提倡田园城市应在建设、运营和维护中培育内生机制，今天看来还是极具引导意义的。但这一提倡在田园城市思想转变为卫星城理论后所剩无几，接续的几代英国新城均因对内生机制判断不足而陷入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不是追随母城的无序膨胀，就是遭遇鬼城问题。美国的边缘城市虽具备约耳·加罗[Joel Garreau]提出的几点积极特征，但不少批评认为商业和办公的大量外迁暗示了精英阶层的集体逃离，边缘城市的出现实际上加剧了社会分化和种族隔离，其发展是以精英文化的孤立为代价的。上述批评虽尖锐，但边缘城市长期处于行政上无主体、空间上无边界的散漫状态却是事实，地产投机是其无法摆脱的痼疾。

在我国，民国知识分子致力于救亡图存，并不能建立纵深实践，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和改革开放后确立的双层经营体制则为农村领域的长足发展奠定基础。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曾尝试将长三角地区县以下聚落细分为三层五级，并据此分辨出“建制镇”与“集镇”作为服务乡村发展的纽带。前者是我国城镇体系的终端单位，后者通常称“乡”（大跃进中称人民公社），是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顶层形态。198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即提出以小城镇支援农业发展，后续镇并乡、镇管村的举措试图消除之前镇属城、乡属村的二元壁垒。2007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更是在1990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基础上将乡、村两级规划纳入编制体系。尽管城镇体系建设是基础，但依据费孝通先生的最初判断，具备村庄基因的“集镇”实际上更适合作为小城镇建设的原型，它们普遍具备突破城镇笼统概念的多样特点和自洽机制，更贴近村域生活的现实。

近代长三角地区的乡土社会曾是一种城乡连续体，从村庄到县城拥有逐级过渡的经济与社会角色，这与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中心地理论19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1933年出版《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提出中心地理论。中提出的结构有几分类似（图4）。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城镇建设将其以乡镇工业的形式转译。但本世纪，这一连续体却呈现出外部城乡边界的消融和内部功能与社会的扁平化发展趋势，颇具尼尔·博任纳[Neil Brenner]在星球城市化理论20星球城市化理论最早由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1970年的《城市革命》一书中提出。的当代探讨中透露出的地表空间均等化倾向21哈佛大学城市理论研究教授尼尔·博任纳曾主编《内爆—外爆：走向星球城市化的城市研究》一书，并著有《城市·地域·星球：批判城市理论》。，也与德国为代表的欧陆传统农耕国在后乡村时代表现出的郊区碎片化面貌相似。但作为典型的长三角文明，浙江具备超越上述话语的本土内核与时代特征。一是空前的中心城市扩张制造了许多村庄直接楔入中心城区的特殊格局。由于地缘际遇，这些村庄往往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反而提示我们在星罗棋布的江浙小城镇业已构成第一重工业基础后，乡村领域是否已从对纽带的培育阶段步入本体发展阶段。二是当代互联网经济使依赖地理中心集散生产的模式趋于瓦解。20世纪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对树型结构局限性的揭示22详见亚里山大发表的〈城市不是一棵树〉一文。（图5）显然在当代技术文明中迎来新解。因此，当代村庄将在更多领域不再受限于初级农业社区的定位，纵向逐级过渡的传统县域、镇域经济或将被自助能力增强的村庄群体以横向联合的方式取代，而依旧具备一定体量的乡村人口反而从须摆脱的挑战因素转变为须把握的机遇条件。三是生态文明建设使人工环境与自然资源空前融合。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确立了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之于城乡建设的优先位序，新型的村域聚落可成为以地表自然肌理和农业生产周期为结构的全新探索母题（图6），这里的“新型”意指文明的延伸和进化。据此，我们尝试将“新型村域聚落”的基本内涵整理为如下。

图4 克里斯塔勒基于市场分级、辐射范围、人口和区域规模等因素对中心地的图解

图5 亚历山大对既有城乡空间结构和替代树型结构的“半格结构”分析

图6 淳安县汾口镇的村庄组团所构成的地表肌理

首先，我们探讨的新型村域聚落既不是新城建设，也不是郊区地产项目，而是市郊、县郊、镇郊的既有建制村调试而成的产业与社区单元，以往的乡建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围绕三农问题23农村、农业、农民是传统三农问题，“农村空心化”“农业碎片化”“农民老龄化”是新三农问题。的实践经验依然有效，这是与英美郊区化运动的根本区别，涉及五点内涵。其一，新型村域聚落在区划上依然是“行政村”（建制村）。自第一版村组法24指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新版村组法于2010年修订颁布。颁布以来，乡政村治一直是我国基层治理办法，新型村域聚落仍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范畴。其二，农业依然是大部分新型村域聚落的主要产业。新型村域聚落是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农业主体的载体，也是现代农业两区、数字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实践基地。其三，新型村域聚落探讨城镇开发边界内外农地空间与农居点的建设方式，其尊重浙江的山水文脉、农业特点和传统建造文化。以“聚落”命名，旨在探索农民社区能否以生态环境作为自然基盘、能否以有机形态作为空间原型，以期改变当前郊区建设中摧毁村庄本初肌理的惯用做法。其四，原住村民仍是聚落社会的人群基础。新型村域聚落可成为村民就地社区化、城镇化的基本单元，三农问题中的农民一环因此可转变为先在的利好条件。其五，村庄自主经济的来龙去脉是新型村域聚落着手培育的运行机制，其旨在为处于城乡竞争弱势端的村庄，系统整备发展框架和寻求政策扶持，使积累有的放矢，避免乡村资源外流。

其次，这种聚落虽以村庄为基础，却是一种未来可深度进化的城乡无差别生产生活单位，其重要优势在于可延续浙江模式下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潜力，紧跟科技前沿和人文动向，探索村域产能的新形式，从而通过进一步巩固的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涉及五点内涵。其一，新型村域聚落可为数字经济下能够实现空间离散的产业门类和社会机构，创造办公、生产与专业活动环境。当代企业形态灵活多变，创新驱动型经济与生态环境结合是具备造血能力的前沿形态之一，而前工业文明时期的百工社会也更适合在村庄中酝酿复兴。其二，新型村域聚落探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商业金融等公共服务的村庄版本，探索数字平台下的基础设施建设，籍此经营一种由整体性公共空间承载的聚落社会生活。其三，当代归园田居现象多源于都市病，新型村域聚落可为知识精英返乡投身理想和新村民回乡创业提供实践平台，紧密而开放的人群共同体是新型村域聚落平行建设的目标。其四，新型村域聚落是对未来住居技术和文化的深度探索，其并不追赶任何现存的城乡价值，可附着对未来生产生活的全新探索。其五，浙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南部版块，拥有20世纪末经由强县战略跃迁而来的杭州都市圈25杭州都市圈是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版块，由杭州、湖州、嘉兴、绍兴、衢州、黄山六市及下辖县市组成。，因此在浙江构建以小城镇为节点，以新型村域聚落为腹地的郊区结构，有利于发挥浙江当前城乡发展相对均衡的优势，以顺利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

四 浙江首创的村域聚落建设探索

浙江中心城市在本世纪前后进入快速扩张阶段。浙北以杭州为典型，借助跨江并县的都市化战略20年来杭州市的总面积增长了近20倍261996年杭州市总面积约为430平方公里，2017年杭州市总面积达到8026平方公里，超过上海。。浙中金华、衢州、丽水所属的十多个县市依据中小城市群战略，合力建设通勤更为便利的协同城市网络。浙东南地区则以组建地级台州市为代表。与此同时，在乡村领域推进的合村归并也使浙江各地的行政村数量大幅减少，从本世纪初的约3.5万个减少到目前的约2万个。实际上，浙江乡村在上述内外兼并过程中并未完全处于被动，反而因富裕程度较高孕育出一种隐形城市化观念。这种观念自主嫁接城乡优势，远超20世纪六小工程27农村“六小”工程主要包括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沼气、农村水电、乡村道路、草场围栏。的视野，浙江因此在全国首创了包括美丽乡村、风情小镇、特色小镇和村域小城市在内的众多村域建设母题，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还成为向全国推介的建设经验。

（一）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起源于浙江，浙江省安吉县于2008年制定《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率先在全国开展建设，国标《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32000-2015）就是以安吉县乡村为蓝本编制的（图7、表7）。这项建设之所以在浙江兴起，与早先几年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主持下组织实施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工程）分不开。这项始于2003年的工程与2005年在安吉余村提出的“两山论”共同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千万工程以村庄三生空间的整理提升为目的，前期曾以落点形式对部分村庄实施六化整治与环境改善28六化整治指村庄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和河道净化，环境改善主要针对村庄的“脏、乱、差、散”。，后期通过编制规划在全省铺开，整治内容涉及村庄的建筑风貌、公共空间、环境小品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在十五年推进中，千万工程累计建成示范村超过千个，整治村庄约1.4万个，不仅为美丽乡村建设创造了条件，也因此荣获联合国环境署颁发“地球卫士奖”292018年9月27日，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被联合国授予“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

图7 浙江安吉双一村

表7 国标《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32000-2015）的内容框架与涉及的主要技术性指标

结合千万工程，浙江先后制定《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1—2015）》和《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从县市、空间路线和村庄三个层次作出引导，内容拓展到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近年颁布的《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则平行赋予美丽乡村更多前瞻性内容，涉及数字农业、现代治理与乡贤文化等方面。各地建设也涌现出众多创新模式，如安吉模式、永嘉模式、衢州模式和临安模式等等。

在空间建设中，两部专属浙江村庄的规划设计导则相继出台30分别为《浙江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2015）和《浙江省村庄设计导则》（2015）。，使平原、水乡、山地丘陵和海岛滩涂等浙江特有的地貌特征得到尊重，而一种以村庄布点、村庄规划、村庄设计和农房设计为层次顺序的规划设计体系也得以提出。与此同时，在各地乡村振兴学院和本土建筑师的返乡实践中，以杭州富阳的文村、东梓关村和台州黄岩的乌岩头村为代表的诸多新乡土建筑实验，也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更多样本经验。而自国务院、相关部委和浙江省分别颁布国家和地方有关条例和指导意见以来，浙江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也得到实效推进，目前已形成“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村落”三个相互补充的分级保护系统。

目前，浙江累计建成的美丽乡村精品村已超过2500个，A级景区村和风景线分别超过2200个和500条。根据近年浙江舆情报告显示，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回乡创业、文化民俗等经济文化现象成为解读浙江美丽乡村的关键词，而大部分建成的美丽乡村实际上也具备就地城市化的经济实力和社区条件，部分村庄富裕程度与城市持平，是典型的隐形城市化聚落。

（二）风情小镇

风情小镇是在杭州地区创建的一种以村庄、农居社区或集镇为单位的郊区建设模式，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高阶版本。现代旅游小镇的原型之一是近代英国的自然风致园，其区别于欧洲大陆的几何造园传统，崇尚自然而然的乡间风物，一定程度上缘自我国明清两代江南造园术中蕴含的山水观念影响。实际上，江南地区自南宋以来一直是我国山水文化的主要孕育地，在浙江发展旅游小镇具备先天优势。目前，浙江以镇、乡、街道为对象创建的省级旅游风情小镇超过100个31浙江省于2016年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截止2021年已分四批创建省级旅游风情小镇115个。，而在大杭州地区，地方政府却在较早时候主要从村、社区一级着手培育，且并未以旅游字眼命名相应发展策略，表明其试图寻求更加准确的郊区发展内涵。

从2009年发布的《关于开展杭州市“风情小镇”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可以看出，风情小镇分为历史名村型、产业集聚型和主题开发型，其着眼产业提升、旅游拓展、文化挖掘、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生态保护等多个方面，目的是在城乡结合地带建设一批生态功能健全、江南风情明显，拥有田园城市内涵的创业就业基地。因此在发展旅游产业同时，风情小镇更加关注聚落自身是否因此具备更加完整和健全的经济与社会基因，是否能够理顺触媒和本体、造景和造血的顺序关系。在这种思路下，“风物”并不局限于自然风貌，也涉及日常的生产生活形态。实际上，在浙江省于2016年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之前，杭州市已分三批创建风情小镇29个（表8），其中包括从生态修复入手、将规模化经营的效益农业升级为乡村振兴联合体的淳安县下姜村（图8），也包括凭借全球500佳生态聚落优势，为文创小微企业提供农居创意空间的滨江区柴家坞村，还包括先期借高校区位优势培育艺术家聚落以带动村庄发展的西湖区外桐坞村，以及余杭双溪、临安河桥、建德新叶等拥有不同自然与人文风物的典型聚落。

表8 风情小镇在大杭州地区所辖区县市的创建情况（前三批）

图8 淳安县下姜村已经成为“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的中心

（三）特色小镇

特色小镇同样起源于浙江32特色小镇发端于浙江杭州的云栖小镇。，其概念在2015年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正式提出。次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将特色小镇在全国推广。但与三部委在浙江确定的首批培育对象不同，浙江省自主培育的特色小镇并不拘泥于建制镇，即在三部委提出的“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两种创建对象中倾向于可在集建区内外灵活组建的前者，而非与行政区划挂钩的后者，这适应于浙江多层次分布的产业集群（块状经济）和灵活多样的当代创新经济。

从规模看，指导意见给出的规划和建设面积分别为三平方公里和一平方公里，这一规模在建成区对应新城市主义指导原则下的15分钟生活圈和社区型TOD，而在郊区则对应行政村甚至是自然村。从须完成的投资和产出任务看，特色小镇是一种现代产业园，而兼有3A级景区的功能还使其普遍具备培植旅游经济的环境条件和服务设施。因此浙江的特色小镇是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关乎产业、社区、资源和建制的一个开放母题。相比服务于城市内部，这个母题当下更适合探索郊区条件下，以村庄承载过往只在大中城市中配置的社会化生产和公共生活，并据此讨论其在聚落条件下的换代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特色小镇虽不以行政村为事权主体和社会单位，但在产业发展定位、生态资源利用、物理空间整备、基础设施配置和兼顾城乡优势等多个方面仍符合我们对新型村域聚落提出的基本内涵，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截止2020年10月，浙江省特色小镇中拥有命名对象22个、创建对象110个，培育对象62个，产业门类涵盖高端设备制造、数字经济、时尚、环保、健康、金融、旅游和经典传承等领域，其中高端设备制造占比最高，表明浙江民营制造业已实现改头换面（表9）。2021年4月，上述创建对象中又有20个小镇升级为命名对象，同时也有4个小镇降格为培育对象，培育对象中还存在因未达标而退出建设的情况。上述变化缘于特色小镇建设中引入了严格的“亩均效益”考核机制332019年浙江省发改委印发《浙江省特色小镇亩均效益领跑者行动方案（2018—2022）〔试行〕》。，保证了高质量发展，也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入驻。目前，入驻浙江特色小镇的企业中有313家上市企业，112家世界500强企业。浙江的特色小镇近年来以省内不足2%的建设用地为全省贡献近8%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亩均产出和税收额均大幅度超越省内同类规上企业（图9）。

表9 浙江特色小镇分类型数量统计（截止2020年10月）

图9 浙江省第三批命名的省级特色小镇——龙坞茶镇

（四）村域小城市

村域小城市是浙江城乡建设中的一种特有形式。浙江当前的城镇化率超过70%，高出全国平均近10个百分点，同时也存在村庄实力超过乡镇的情况。自2010年起，浙江省发改委以区域中心镇为对象实施三年为一周期的小城市试点培育，入选镇将参照县级政府赋予相应权限，并获得资金、用地、信贷、人才等多方面支持。在第四批试点中首次出现行政村跨级培育为小城市的案例，入选对象必须具备质量较高的连片建成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常驻人口不低于三万且三年内呈净流入态势，并具备成长为区域经济增长点的实力。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成为首个打破村域建设常规的入选试点（图10）。

图10 全国首个“村域小城市”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

花园村拥有12平方公里的村域面积，常住人口达六万，村集体拥有50余家全资或控股公司，村内另有个私工商户超过3700家，产业涉及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并建有全国最大的红木家具市场。入选当年花园村的年营收额已超过600亿元。实际上，花园村在转型发展中也须面对许多建设课题。首先，目前的村庄规划统筹性较弱，且多沿用旧有城市集建区的空间规划形制，村域小城市是否该以缩微版的都市作为原型，既是价值取向问题，也是设计语言的调整与革新问题。上海和浙江的一些地方已做出郊野单元或地理单元的规划尝试，但村域聚落的空间肌理与建设形制尚待作出进一步探索，这一探索并不能从旧有城镇建设思路中继承和延伸，必须依据在地的详细设计来累积经验。其次，花园村的市政管委会采用零公务员的村民自治模式，其参照城市公务员制度及其公职门类来确立公共管理和服务项目，是当前较合适的破题办法。其达成合理的关键，在于参照城市制度建立村庄办法，而非以城市制度消灭村庄办法。再次，灵活落户是目前花园村的潜在需求。与空心村相反，花园村的人口呈逐年流入态势，近年统计的常驻人口中近八成是外来人口。凭不动产获取公共落户是花园村尚可采用的办法，但从长远看，在经常居住地落户是城乡人口实现双向流动的保障，也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即便如此，以花园村为代表的村域小城市，尚应进一步探明维持空间与人口最优规模的机制办法，避免盲目催大。

五 结语

长期以来，我们对城乡发展范式的认识大多以西方工业文明引导的城市化与郊区化为原型，这种认识将乡村看待为被动从属的一方，也易使乡村沦为城市扩张索取资源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发端于乡村的浙江民营经济，走出了一条浙江模式下的创新发展道路，使我们有机会对一种“新型村域聚落”产生认识。近年来在以美丽乡村、风情小镇、特色小镇和村域小城市为代表的典型实践中，这种新型村域聚落均从尊重乡村固有基因和建设无差别城乡两方面立足探索，大大拓展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地方性内涵，并业已成为当下浙江各类郊区建设中，一种自觉持有的立场。

浙江曾制定了全国首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34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率先从产业融合、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着手实施浙江的城乡统筹建设。而浙江省委同期制定的“八八战略”则准确把握了浙江发展命脉。其对特色体制机制、块状经济、生态资源、人文传统等各个方面的前瞻性引导，正是浙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浙江新型村域聚落对城乡融合范式的探索，本身即是对八八战略的忠实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