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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

2022-01-18石钟山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李婶小菊大川

石钟山

战斗打到胶着时,他俩彼此承诺:活下来的人要替牺牲者照顾好家人。他从战场归来,和心仪的姑娘分了手,娶了战友的遗孀,尽全力照顾他的妻儿。持续一生的自我牺牲,以信守自己的承诺,以成全别人的幸福。幸存者回到了和平年代,他的精神世界是否也能从战场归来?

母亲在电话里说,你李婶快不行了,你应该回来一趟,送送你李婶。

我回到干休所时,才听说等李婶走了之后,白叔要把她送回老家与前夫合葬在一起的决定。

白叔娶李婶是因为李婶的丈夫牺牲在了朝鲜战场。铁原阻击战后,李婶的丈夫便再也没有回来。战争结束后,白叔赶到李婶老家,软磨硬泡,把李婶连同她刚出生的儿子大川一同接到了部队,在首长的主持下,他们举行了婚礼。从那以后,白叔和李婶就成了一家人。

我赶到医院时,李婶似乎真的不行了,身上插满了管子,还戴着氧气面罩。此时,她人是清醒的,睁着眼睛,她把目光定在白叔的脸上,虽然她床边围满了亲人,有大川一家,还有白立春一家,这是她前后生养的两个孩子。此时,他们早已成家立业,并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两家人齐聚在李婶的床前,她却把目光定在白叔一个人的脸上。

白叔的样子很平静,一只手握住李婶从被子里伸出的手,李婶的另一只手也搭在他的手上。白叔说,老李呀,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宋营长身边,他都孤单这么久了,不能没个伴。白叔说到这时,眼里有了泪光,我发现李婶的眼圈也红了。她没摇头,也没点头,有力的目光死死地盯在白叔的脸上,似乎要在白叔的脸上砸下一个坑。

我看见大川低着头,一直在流泪,泪滴挂在他唇边的胡须上,形成了一坨。立春背过身子,肩膀耸动着。对白叔的决定,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呆怔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白叔和李婶的故事,还得往前倒。

李婶的第一任丈夫姓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是部队的一名连长。几次战役之后,先是副营长牺牲了,他火速担任了副营长;后来营长又牺牲了,他又成为了营长。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宋营长所在的六十军早已伤筋动骨。每次战役下来,都有新兵补充进来,可那些老兵却永远地留在了朝鲜战场上。

铁原阻击战打响前,白叔是副营长,他也是从排长一路升上来的。铁原阻击战是在猝不及防中发生的,白叔所在的六十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穿插到了三十七度线。李奇威率领的联合国军,抓住了志愿军阵线过长,后方补给不足的缺点,展开了反击,誓言要把志愿军的主力部队消灭在三十八度线以南。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察觉到了敌人的阴谋,早一步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联合国军抓住了志愿军全体后撤的漏洞,派出了机械化师,穿插到我志愿军身后,要攻占铁原。铁原是我志愿军的后方补给站,这里不仅有补给,还有许多战地医院,志愿军司令部也在铁原附近。如果志愿军失去铁原,就像把咽喉暴露在敌人的铁爪之下。

白叔所在的六十军奉命后撤到铁原附近,美国的机械化步兵师离铁原已近在咫尺了。志愿军司令部得知敌人偷袭铁原的阴谋时,铁原附近已再无其他部队了。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想起了撤到附近的六十军。第五次战役一打响,六十军便伤亡惨重,原本奉命撤离休整的。无奈之际,六十军接到了阻击敌人的任务,要求他们阻击敌人十五天,让驻扎在铁原的后勤部门有充裕的撤离时间。

缺弹少粮的六十军在匆忙中和美军机械化步兵师展开了遭遇战。为了阻击敌人,保存有生力量,六十军采取了添油战术,把所在的部队星罗棋布地布置在各个阵地上,且并不把全部主力摆上阵地,而是设立了若干预备队。第一梯队拼光了,剩余梯队再续上,继续和敌人的飞机大炮拼杀。

战斗到第十天时,白叔所在的营几乎拼光了家底,全营剩下不到八十号人马,还有若干来不及撤下的受伤官兵。在这期间,阵地白天丢失了,晚上打反击又夺回来,战斗的慘烈程度,把战场比喻成绞肉机也一点都不过分。所有坚守在阵地上的官兵,都掰着手指头计算着时日,都希望第十五天快点到来。当坚持到第十二天时,白叔所在的营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许多伤员也上了阵地,他们不能射击投弹,便为能打仗的兄弟们装填子弹。

最后一场战斗打响时,宋营长找到了白叔,两个人早就烟熏火燎地不成个样子了,军装上的破洞像渔网一样,裸露在外的皮肤泛着斑斑血迹,不知是自己的还是受伤战友的,就连他们双眼里都是通红一片的血丝。宋营长找到了白叔,把一张写有家庭地址的纸条递给白叔道,兄弟,这是我家的地址和我老婆的名字,若是我不在了,请你帮忙照顾他们。白叔接过纸条,郑重地揣在怀里,还用手按了按。白叔也拿出一张同样的纸条,递给宋营长道,营长,这是我的地址。停了停又说,要是能找到我爹我妈,就告诉小菊别再等我了。小菊是白叔的未婚妻,是抗美援朝爆发前白叔回家探亲,父母帮他说下的。当时白叔还没来得及结婚,便接到了归队的命令。

两个战友在那天清晨的阵地上,相互托付了身后的大事。他们都不知道,新一天的战斗打响时,谁还能够幸存下来。这十几天下来,他们看到了太多战友前一秒还和自己说话,一扭头的工夫,便倒在了自己的面前,甚至来不及交代一句身后事。

宋营长搜遍全身,掏出了一个皱巴巴的烟盒,从里面掏出两支同样皱巴的香烟,递一支给白叔,笑一笑,哑着声音说,兄弟,这是最后一支烟了。说完他又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烟熏火燎的周身,只剩下一口白牙还算是干净的。两人还没把那支烟吸完,敌人的炮弹就排山倒海般地在阵地上炸响了。

宋营长把烟头扔在自己脚下,扯着哑嗓子喊了一声,白副营长,你带人守左边的阵地,我上右边。两个人甚至都没来得及再握一下手,便带着剩余的战士冲上了各自的阵地。炮弹的爆炸声、刮风一样的枪声搅和在一起,腥风血雨又一次降临到了他们的眼前。

最后一天的战斗,宋营长再也没有站着离开阵地。他们坚守到第十三天时,接到了总部撤退的命令,白叔把宋营长背下了阵地。宋营长的身体被炸成了血糊状,只有皮肉还粘连在一起,伏在白叔的背上软软的、轻轻的。

战争结束后,白叔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宋营长的老家。没人能说清事情的经过,总之再回来时,他把李婶带到了部队。李婶怀里还抱着一岁半的大川。据父亲说,白叔回部队后,便打了和李婶的结婚报告。李婶先是不同意,白叔就跪在李婶面前,一句话也不说,看着孤儿寡母不停地流泪。李婶一遍遍地说,俺就是带孩子到部队来看看,俺不能呀!白叔就抬起头,把跪着的身子挺了挺说,我答应过老宋,要照顾你们娘儿俩,你不同意我就不起来。

这样的场景感动了所有人。白叔情真意切,铁了心要娶李婶,众人就劝李婶,包括父亲也冲李婶说,嫂子,你就答应老白吧。我们军人说过的话,就是射出去的子弹,收不回来的。

这样僵持的场面持续了三天,李婶终于无奈地答应了白叔的要求。简朴又隆重的婚礼后,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李婶向白叔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大川还姓宋。李婶含着泪说,给老宋在这个世界上留一个念想吧。李婶说这话时,白叔一边流泪,一边点头道,姓宋,大川永远姓宋。

宋营长血肉模糊的尸体被白叔背下阵地后,就被运回到了国内,又辗转着运回到了老家,葬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山坡上。父亲和白叔曾结伴一起去看过宋营长。父亲还珍藏着和宋营长墓地合影的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照片,那时父亲还很年轻,他以一个立正的姿势立在宋营长墓地前,目光严肃地望着前方。我多次研究过父亲的这张照片,揣摩着他那时在想些什么。

李婶快不行了,白叔就提出等李婶百年之后,把她送到宋营长的身边。李婶躺在病床上,氧气面罩影响了她的表达,她的目光盯在白叔的脸上,没有人知道她想的是什么。白叔温和地给李婶做思想工作,他一遍遍地说,孩子妈,你都陪我几十年了。老宋在那边孤单呢,你再陪陪他。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没有放下他,你陪我几十年,还生下了立春,我老白知足了。白叔一边说,一边老泪纵横。李婶的眼泪顺着眼角一点点地流下来,滴落在枕头上。

我在上小学时,从白叔的女儿白立春的嘴里得知我母亲以前曾经是白叔的恋人。确切地说,白叔在老家和我母亲订过婚。我得知这个消息后,跑回家向母亲求证过。母亲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摸着我的脑袋,叹了口气,说了句,大人的事,你们小孩不懂。但从那次之后,我发现白叔和我母亲的关系似乎笼罩在一层神秘的气氛中。如果在院里,白叔见到我母亲,总是主动搭讪,我母亲则用最简单的字句回答,比如:嗯,是。在外人眼里,白叔是受了冷落的,但白叔却一脸热情,有些讨好的意思。

父亲总和白叔凑在一起喝酒,每次喝酒必提铁原阻击战,提宋营长。然后两人就抱头痛哭,相互搀扶着,磕磕绊绊地往家走。从那时开始,我们家和白叔一家的关系就很微妙。

直到我离开家去参军时,我才真正参悟到我们家和白叔一家关系的真谛。

白叔娶李婶的传奇故事,我從小就知道。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我对他们的故事深信不疑。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白叔拿着宋营长留给他的那张带血的纸条来到了李婶的老家。李婶此时已经拿到了当地政府送来的烈士证,还有一枚烈士之家的牌子,她把牌子工整地钉在门楣上。李婶在心里已经接受了宋营长牺牲的事实,伤心悲痛已经平缓了许多。面对着远道而来的白叔,又拿过白叔递过来的那张带血的纸条,她仔细辨认了,确信就是自己丈夫的字体。李婶再用目光望向白叔时,眼里就起了一层雾。白叔说,上面的血是宋营长的,我是从阵地上把他一直背下来的。

白叔这句话触动了李婶平缓下来的悲伤,她松开捂着嘴的手,放声痛哭。

那一次,白叔就当着李婶和宋大川的面铿锵地说,我答应过宋营长,以后的日子要照顾好你们娘儿俩。白叔这句话说得很含混,最初李婶以为是组织照顾的那一种,比如当地政府送来了烈士证,送来烈士之家的牌匾等。有一次政府还给她送了十斤小米。

也是那一次,白叔把李婶和大川接到了部队。李婶又错误地理解为,这是组织上对他们孤儿寡母的照顾。她还隆重地和左邻右舍告别,她当时怀里抱着一岁半的大川,兴高采烈地冲人说,王姐,俺带大川去部队上了。又冲另一个人说,马婶,孩子他爹部队上派人来了,要接俺娘儿俩去部队……她兴奋又骄傲地和乡亲们告别。

李婶来到部队后才明白,白叔是要娶她。白叔把部队上开具的结婚证明递到她手上时,她才回过味来。她抵抗着、推拒着,嘴里一遍遍地说,白同志,这可使不得啊。俺和你素不相识,这是从何说起呀。

部队回国后就进行了改编,此时,白叔已经是部队的副团长了,而且是个很年轻的副团长。父亲也调到三营当营长。板门店停战协议已经签署,在朝鲜作战的部队,陆续回到了国内,许多还打光棍的大龄军官们掀起了成家立业的热潮。朝鲜战争期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火遍大江南北,拥军支军的热潮席卷整个神州大地。许多青年学生报名参军,女学生把自己嫁人的目标也定位在“最可爱的人”身上。那会儿部队三天两头有军官结婚,他们娶的对象,不仅年轻漂亮还有文化。

李婶一直认为,白叔把他们娘儿俩接到部队是组织对他们的抚恤,她做梦也没想到,年轻的白副团长要娶她为妻。当她明白真相后,就闹着要从部队离开。白叔自然不会让她离开,两人就这么僵持着,最后师首长都出面了,做她的思想工作。她和首长说的话不多,只强调一个道理:白副团长这么年轻,又有前途,理应找一位年轻貌美,又有文化的女学生当老婆,自己又老又丑,还带着个孩子,配不上白叔,不能耽误白叔的大好前程。师首长磨破嘴皮子,李婶就是不答应。

眼见白叔无计可施,师首长甚至私下里劝他说,要不行就别勉强了,你对他们娘儿俩好,以后隔三岔五地寄些钱,心思就算尽到了。白叔那会儿一定想到了铁原的阵地,在那个清晨,他和宋营长在阵地上吸着最后一支烟,两人交换了老家的地址,互相承诺照顾对方的家庭。他眼里又一次流下了泪水,送走师首长之后,他转身又找到了李婶,扑通一下跪在了李婶面前,声泪俱下地说,我答应过宋营长,要照顾你们娘儿俩一辈子。你不答应,我后半辈子做人都不踏实。

李婶一边拍打着怀里哭闹的大川,一边冲白叔说,白副团长,你别这样,你这一跪让我如何是好?

白叔梗着脖子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李嬸抹了下眼泪,白副团长,俺知道你和老宋是生死战友,这情我领了。以后你想对我们娘儿俩咋好,俺们也领受。

白叔仰起头无比坚定地说,不是好,是要和你结婚。我以后就是大川的爹,不能让老营长的孩子没爹。我答应老营长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要是我牺牲在铁原,老营长也会这么对我的。

白叔义无反顾地跪在李婶面前,说得情真意切。

李婶似乎对白叔的强打硬攻有些招架不住了,她抹了下眼泪,冲白叔问了几个问题。

李婶说,你不嫌我比你大?

李婶比白叔大两岁,在接李婶的路上,两人论过年龄,当时李婶还亲切地叫白叔为大兄弟。

白叔的头摇得拨浪鼓似的。

李婶又说,俺还带个孩子你不嫌?

白叔眼含泪花地说,大川是老营长的儿子,以后就是我的亲儿子。老营长地下有知,他也会含笑九泉的。

李婶深吸一口气,你不后悔吧?俺们娘儿俩是从农村来的,你还这么年轻,以后一定会有前途。

白叔又一次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我要是当陈世美,老天爷不会答应,九泉之下的老营长也不会放过我。

说完了这句话,他把头磕在了地上。再抬起头时,李婶看见白叔的额头已经有血渗出了。她闭了一下眼睛,随之有两滴眼泪从她眼角滑落出来,她叹了口悠长的气。

李婶在真诚又热烈的攻势面前,无奈地答应了白叔。次日,两人登了记。后来听父亲说,白叔和李婶的婚礼是全团最热闹的。

如果说没有日后的小菊找上门来,白叔和李婶的婚姻就算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可就在不久后,小菊来到部队了。

小菊也就是后来我的母亲。在老家时我母亲和白叔订过婚。那是解放战争之后的事,担任排长的白叔回老家探亲,他自从参军之后便没了消息,这次突然出现,让全家又惊又喜,在这之前,他们没敢奢望白叔还能活着回来。白叔是趁着部队休整,请假回的老家。父母便给他张罗婚姻大事,小菊是白叔邻村的姑娘,比白叔要小上几岁,那一年刚满十六。在媒人的撮合下,小菊和白叔见了一面。白叔望着眼前含苞待放,花一样年龄的小菊很满意。小菊偷偷瞄了两眼人高马大,身背匣子枪的白叔,也含羞带怯地冲媒人点了点头。按照白叔父母的意思,三天后就让两人成亲。可白叔是趁部队休整路过的老家,根本待不上三天。父母退而求其次,让媒人给小菊家捎去三升稻谷,就算是定亲礼了。

第二天白叔就要归队了,他走到村口时,看到了来给他送行的小菊。两个涉世未深的男女,立在村口的小河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小菊望着自己的脚尖,把两只手贴在裤子两侧,摩擦着说,你这就要走了?

白叔就“嗯”了一声。

小菊说,我等你。

白叔又“嗯”了一声。我想白叔此时一定想过去拥抱一下小菊,可他在此之前,压根没有单独接触过女性,不仅没经验,也不敢。他应完了,就不知说什么了,憋了半晌才说,部队还有任务,我必须得走了。

这回轮到小菊“嗯”了一声。

白叔迈开大步向前走了几步,想起什么似的回过身冲小菊说,我会回来娶你的。

小菊早已羞红了脸,头低垂下去,两根辫子从身后垂到胸前。白叔这回真的走了,没走几步,他身后突然传来小菊的声音,我会等你的。白叔又一次回头时,看见小菊正朝自己招手。他心里一热,停住脚步冲小菊敬了个军礼,然后转过身,迈开大步踏上了归队的征途。那会儿,白叔在心里一遍遍地说,小菊,我记下了,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

白叔归队后,便跟着部队进山剿匪,随后又接到了开拔东北的任务,再之后他跟着队伍跨过了鸭绿江。

白叔娶李婶时,他无数次地想到过小菊。在朝鲜战场上,他还和小菊通过几封信。两人都识字不多,信写得简明扼要,诸如,一切都好之类的。有信件来往,小菊就知道白叔还平安完好。

自从白叔回国后,便断了和小菊的联系,他脑子里装的都是老营长的嘱托。白叔娶李婶时,又一次想到了小菊。他躲到没人处,点燃了一支烟,一边吸烟一边想,小菊,你把我忘了吧,我不能再回去娶你了。你还年轻,就当我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他想到这,还冲家乡的方向鞠了三个躬。在白叔心里,和小菊一共就见了两次面,说了几句话,只要自己不提这件事了,小菊就一定会把他给忘了。小菊那么年轻,以后一定会找个好人家,结婚生子,然后幸福地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小菊并没有忘掉白叔。某一天清晨,她风尘仆仆地找到了部队。

白叔做梦也没想到小菊会到部队上找自己。自从解放战争胜利后,他回家匆忙地和小菊订婚,先是剿匪,后来又入朝作战,他随着部队一直在迁移中。他在朝鲜战场上,在战斗间隙里匆匆忙忙给小菊写过两封信,信交给通信员送到了团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信能否送到小菊手里。白叔知道,这些信得通过后方的运输车队带到国内去。美国人的飞机不仅把炮弹倾泻到他们的阵地上,还有更多的飞机会飞到他们的身后,去轰炸那些从国内开出来的运输车队,弄得前线部队经常弹尽粮绝。上级也曾经通报过,后方车队运输的艰难。他也收到过小菊回的两封信,信件都是通过国内到朝鲜的慰问团捎来,又辗转送到他手里的。小菊的两封信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关心他,让他保重自己。还说全国都在支援朝鲜战争,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之类的。小菊在信中还告诉他,她担任了村里妇女支前队的队长了,负责给战士们纳鞋底、做军鞋……

白叔在前线的战壕里读着小菊的信,心里暖暖的。闲暇时,他的思绪就回到了故乡,那里有记忆中的炊烟,有鸡鸣狗叫之声,当然,还有匆匆见过两面的小菊……日子久了,小菊的音容样貌已经在他眼前模糊不清了,但他还是想。

自从入朝作战进入第四次战役后,战斗就胶着在了一起,部队不断换防、穿插。前线的部队远离后方,不仅白叔没有机会写信,所有的战友都只能把对亲人的惦念装在心里。尤其是第五次战役打响,部队穿插到三十七度线以南,更是和后方脱节,别说写信,后方运输来的弹药都显得捉襟见肘。直到铁原阻击战打响,在最后的阵地上,他和宋营长相互托付,他从阵地上背下被炮弹炸烂的宋营长,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对宋营长的承诺了。在这期间,他几乎把小菊忘得一干二净。他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辜负宋营长的嘱托,照顾好李婶和大川。

直到小菊找到部队,白叔才从梦中醒来似的,拍着脑袋,忽地一下把小菊这茬想起来。此时的小菊,在他眼里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他还想到自己与小菊告别时,敬的那个军礼。此时的心境却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对小菊的到来,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李婶。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李婶终于同意和白叔结合在一起。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小菊的出现,让她从梦中清醒了过来。

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李婶要走的消息时,白叔才从临时来队家属招待所里赶回来。那会儿,有不少干部战士围在招待所门前一惊一乍地打探消息。白叔撞开人群,没头没脑地往家跑。部队从朝鲜回来,都居住在临时军营,家属则住在军营外的一排小平房里。白叔赶到家门前时,李婶已经收拾妥当,右手挎着一个布包袱,左手抱着大川,像她刚来时一样。

白叔堵在门口,喘着气说,你这是要干啥?

李婶冷静地说,白大刚,你不该瞒俺。小菊那闺女刚才俺在招待所门口看到了,她年轻,长得又俊,你们在一起才般配,是俺不配。

白叔焦急又绝望地说,你现在是我老婆,我是你丈夫,咱们才是一家人。

白叔强行把李婶拉到屋里,删繁就简地把他和小菊定亲的经过说了。在这之前他不是没想过小菊,只是多半是从脑子里一闪而过。在他和李婶结婚的前一天,他甚至想,自己早就和小菊断了音信,也许小菊等不及,早就找人嫁了。

最后,李婶理智地问道,毕竟人家找上门来了,你打算咋样对人家?

李婶这句话把白叔问蒙了,也问清醒了。他拍拍脑袋说,我就和小菊见过两面,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时辰。她就是到部队替我父母来看看,过几天就走。

白叔说完就要往外走,他急著去见小菊,劝小菊早点回老家。李婶堵在门口,盯着白叔的眼睛说,告诉你白大刚,你要是对不住小菊,俺立马带着孩子从这里离开。

白叔胡乱点着头,此时,他脑子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他喝醉似的从家里撞出来,迎头碰到了等在门口的我父亲。父亲和白叔是最好的战友,两人前后脚参军,又一起当排长,共同见证了无数生死。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又一起回到了国内。整个军队剩下的骨干屈指可数,一批新兵涌入了部队,他们又恢复了建制。这些大难不死的部队骨干,都得到了提升。白叔当上了副团长,父亲当上了营长。父亲和白叔私下里没有上下级关系,只是共经生死的战友。白叔一头从屋里撞出来,等在门口的父亲一把揪住了白叔的衣领子。白叔面对父亲更蒙了,他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

父亲的手上用了些力气,咬牙切齿地说,好你个陈世美!你就这么对待远道而来的小菊?

白叔用力掰开父亲的手,苍白着脸说,我这脑子都要爆炸了,你就别添乱了!什么陈世美,哪跟哪儿呀?

父亲之前并不知道白叔和小菊有过这么一段。白叔自从上次探亲归队后,一直忙着打仗,压根没倒腾出时间向父亲和战友们叙说小菊这段插曲。从朝鲜回来后,白叔就忙着娶李婶的事。白叔和李婶结婚的前一天,父亲提着一瓶酒找到了白叔,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就又想起了铁原那场阻击战,想起了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宋营长。白叔掏出宋营长留下的那张托孤的纸条,上面还沾着鲜血。宋营长是白叔背下阵地的,宋营长趴在白叔的身上,血流了一地,也流了白叔一身,最后浸湿了这张揣在白叔怀里的纸条。父亲看到这张纸条,仿佛又见到了他们的营长活蹦乱跳地站在他们眼前,一边吸着烟,一边和他们开玩笑的样子。父亲和白叔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父亲一边哭,一边捣着白叔的后背说,大刚,你做得对。要是营长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我,我也会这么做。

在白叔娶李婶这件事上,父亲坚定地站在了白叔的立场上,这使得白叔在父亲的心里又加重了许多斤两。白叔这么做,是代表了他们所有幸存者的心声。父亲坚信,换作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会像白叔这么做。可小菊的出现,让父亲和白叔翻脸了。

那天,白叔把父亲拉到一棵树下,简明扼要地把自己和小菊的关系说给了父亲。说完,白叔红着眼睛盯着父亲说,不这么做,你说我该怎么做?说完他蹲在父亲面前,抱住了头。

父亲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的白叔,又望了眼灰蒙蒙的天空,跺了下脚说,你这么做是代表咱们营活着的官兵。为了老营长,不能让你为难。这么着吧,小菊就交给我了。别让嫂子操心,她失去了宋营长,不能再失去你了。

父亲说完,甩了甩衣袖大踏步地走去。后来我听父亲回忆说,他说完后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小菊,只是觉得应当替白叔承担点什么,因为白叔已经替宋营长承担了。父亲怀着一颗悲壮的心来到了小菊面前。父亲觉得要对小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蹲在小菊面前,小菊欠着身子坐在临时搭建的床沿上。父亲先是说到了他和白叔的生死情谊,又说到了朝鲜战场,说到了铁原阻击战。说到在最后的阵地上,宋营长的那张纸条,说到了宋营长的牺牲。父亲不知是紧张,还是觉得揽下这个任务压力过大,总之他说得颠三倒四,囫囵半片,但小菊还是听懂了。她一边流泪一边听父亲诉说。父亲说完,仰起脸求救似的望着小菊。小菊抹一把脸上的泪,冲父亲说,白大刚这么做我理解。换作我,我也该这么做。可是全村人都知道,我是来找白大刚结婚的,婚没结上,就让我这么回去,我怎么有脸见父老乡亲?小菊打小读过几年书,也识些字,解放后,又当过村里的妇女队长,说起话来有理有据的。父亲听了小菊的话,眼前就黑了,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些日子,小菊住在临时招待所里愁肠百结。父亲也是昏头涨脑,他恨自己不该一时冲动对小菊的事大包大揽,但他不揽过这事,又觉得对不住白叔。总之那些日子父亲又焦虑又矛盾,但他对小菊尽心照料着,一日三餐送到小菊屋里。可小菊要么不吃,要么只吃一点。父亲见到小菊剩下的饭菜,就愁眉苦脸地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得吃饭啊。小菊张开嘴,伸出泛黄的舌头说,你看看我这火上的,怎么还能吃下饭?父亲蹲在小菊面前,又说到了朝鲜战场。他说,我们当时在战场上经常吃不上饭,后方断供,别说一碗热米饭,就连炒面都没有了。有一次打冲锋,部队已经连续三天没吃上饭了,在战前动员时,队列里有战士提出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想每人能吃上一把炒面。可是部队没有,父亲就冲战士们说,等打完了这场战斗,就让战士们吃一顿白米饭,还有猪肉炖粉条,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战士们就是带着吃顿饱饭的理想投入了战斗,有许多战士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说到这又一次泪流满面了,他哽咽着说,有许多人是饿着肚子走的呀。父亲流泪,小菊也流泪。她看着剩下的饭菜,犹豫着蹲到了父亲面前,艰难地吃了起来。她一边吃一边哭着说,我替那些牺牲的战士们吃。父亲看着小菊痛苦的吃相,夺过小菊的碗说,妹子,要不你别吃了,你吃得我难受。小菊重新又把碗夺了回去,放到自己的面前,两人仿佛在打一场冲锋。

许多年过去了,每每提起往事,父亲都会说,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心疼你妈的。记得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说过爱这个字,他偷偷地把爱换成了心疼。

父亲每次这么说时,母亲就会翻着眼睛冲父亲说,别听你爸胡咧咧!我是可怜你爸,那么大岁数了还没说上媳妇。

我知道,父母的话都是他们的游戏,他们在这种斗嘴中相濡以沫,从年轻到老。

那次小菊在临时招待所里住了几天,其间,白叔要掺和进来,他不想把所有难题都抛给父亲,但都被父亲制止了。父亲急赤白脸地冲白叔说,我看小菊都快想开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白叔的眼里布满了红血丝,像刚从战场上下来一样。父亲知道,白叔这些日子也不好过,他一边惦记着小菊,一边又要安抚李婶。李婶有几次又提出要回老家,让白叔和小菊重归于好,都被白叔死乞白赖地拦下了。

在招待所住到第五天时,父亲又一次给小菊送早餐。小菊立在门口,突然冲父亲说,我想通了,今天我就走。父亲有些吃惊地盯着小菊,他的内心又一次矛盾了。在这几天里,他了解了小菊,知道她是个善良又坚强的好女孩,但她有她的难处,回到村里名声会不好,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说她被白叔甩了。被甩的理由会有各种版本,但无论是哪种版本,都对小菊的名声有百害而无一利。

那天早晨,小菊痛痛快快地当着父亲的面吃完了早餐,一边吃还一边说,你们部队的饭菜真香!小菊是笑着说的,父亲听了这话却想哭,想着即将离去的小菊,还有她的遗憾。

吃完早饭,小菊把包袱挎上,走出了招待所。父亲相送,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知说什么好。从招待所一直到街上,父亲一直跟在小菊的身后,小菊突然停下脚步,回身看着父亲说,你回去告诉白大刚,让他好好过日子,要对得起那娘儿俩,他们也不容易。

父亲用力点着头,此时眼泪差不多快从父亲的眼里流出来了,但他强忍着。小菊又冲父亲鞠了一躬说,谢谢三营长,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会记一辈子的。说完她转身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已泪流满面。最后,她说了句,白大刚的部队我就算来过了,以后我和部队再也没有半点瓜葛了。说完她扭过身子,捂着嘴小跑起来。父亲追上几步,喊住小菊,拖着哭腔说,小菊,你不走行吗?

小菊吃惊地望着父亲。

父亲大声说,我娶你。三营长娶你。

那时,母亲还不知道父亲的名字,只知道他叫三营长。

三天后,小菊成了我的母亲。

白叔和李婶结婚后,到了第七个年头上,才生下了立春。那时,大川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我和立春是同一年生的,我们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是同学。在李婶的眼里,我和立春是青梅竹马的朋友。

有一次,父亲和白叔又一次在我家喝醉了。两人又说到了铁原,说到了牺牲的宋营长,两个中年男人又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回。说到宋营长后,他们又说到了李婶和大川。这时父亲的态度就变了,斥责白叔不该在年轻时用那种方式对待李婶。两人在斥责与辩白中,我听出了头绪,后来又加上母亲的补充,我终于捋清了白叔和李婶刚结婚时,两人并没有接纳对方的故事。

刚开始李婶和白叔领证结婚,名义上成了一家人,但两人并没有真正地住在一起。有一次,父亲半夜接到团参谋的通知,任务紧急,要立即派出一个连帮警察去执行任务。那会儿,白叔已经是团长了,父亲是參谋长。父亲觉得有必要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白叔,便来到白叔家敲门。父亲敲得急,白叔开门也急,父亲发现了白叔打在客厅里的地铺。父亲没顾上地铺的事,只是报告了紧急任务。

事后父亲找到白叔问究竟,没料到,白叔却急了,莫名其妙地冲父亲发火,东扯葫芦西扯瓢地和父亲掰扯,就是不提地铺的事,弄得父亲一头雾水。

那会儿,李婶和母亲已成了好朋友。父亲和母亲结婚的那一天,是李婶为母亲梳的头,还专门做了一件碎花衣服让母亲换上。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李婶和母亲成为了好朋友。她们能成为朋友的基础,也许是两人因为白叔而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也许还有别的。

自从那次发现白叔独自在客厅里打地铺,父亲便把这事和母亲说了,意思是让母亲出面找李婶谈谈,看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

母亲和李婶谈了一次,终于摸清了原委,李婶不和白叔同房的原因是出在李婶身上。原来,李婶虽然名义上嫁给了白叔,却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白叔,因为她不仅年龄比白叔大了两岁,还带着一个孩子。李婶到了部队才知道,这些九死一生的大龄军官,不少人都娶了年轻貌美的女青年做老婆。她当时虽然年龄也不大,但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眼见着大川都快两岁了。李婶一直认为自己人老珠黄了,白叔是可怜她,才和她走到一起。李婶不想耽误白叔,她总觉得白叔有一天会醒悟过来、会后悔,然后抛弃他们娘儿俩。虽然李婶表面上同意和白叔在一起,但两人结婚前,李婶就和白叔提出了一个条件,两人同屋可以,但不能同房。白叔当时在极力挽留李婶,所以无论她提出什么条件,他都答应了。

母亲摸清李婶的真实想法后,告诉了父亲。父亲又一次找到白叔,两人在团部的办公室里,喝了一桶高粱烧酒。父亲得知真相后,有些同情白叔了,但对白叔谦谦君子的作派又有些看不上。喝了几杯酒之后,父亲就抓过白叔的衣领子,仔细端详着白叔,然后冷嘲热讽地说,白大刚呀白大刚,战场上你是个爷们儿,对战友你也有情有义,在女人面前你咋就这么没出息呢?父亲的嘲弄让白叔发火了,他抓过马鞭子,用马鞭子的握手敲了一下父亲的脑袋。父亲当时脑袋上就流出了血,流到眼前父亲才知道,他抹了一把脸,整张脸就血呲糊拉的。白叔惊呆了,非要拉父亲去卫生队包扎伤口。久经沙场的父亲怎么会把这点小伤当回事,他拉过白叔,非要和他一起去找李婶,把这不清不楚的关系说明白。父亲拉着白叔的膀子都走到团部门口了,白叔突然蹲下身子,乞求父亲说,别难为我了,我答应人家的事,就要做到底,你不能不让我做人吧。父亲听了白叔的话,手松开了。他和白叔是战友,生生死死地到了现在,白叔说的话他信。他停住了动作,和白叔一起蹲在团部门口。白叔又说,无论如何我要和李桂花把这日子过下去,把大川培养成人。李婶的名字叫李桂花。

白叔果然说到做到。在父母的嘴里,一直都说白叔不容易,然后又感慨道,你白叔是个好人。

这时候我还没出生。母亲和父亲结婚后,生了大姐、大哥、二姐,还有二哥,然后才是我。母亲那会儿很勤奋,隔上一年半载就会生一个孩子。父亲的理想是让母亲生一个排。母亲生完我之后,终于生不动了,父亲才打消了生一个排的念头。父亲有些遗憾,但在现实面前也只能接受了。

我出生后不久,立春也出生了。这是白叔和李婶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这是他们结合在一起七年之后的事了。父亲为白叔而遗憾,但终于盼到白叔和李婶走到了一起,他还是为这一家人感到高兴。

后来听母亲说,你白叔和你李婶从没红过脸。母亲说这话时,还叹了口气。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和母亲吵架,而且每次吵架都是父亲先惹起事端,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和母亲争吵。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父亲都非常大男子主义,和母亲吵架也在意料之中。父亲每次和母亲吵架,母亲都会躲开父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抹眼泪,不知这时的母亲是不是后悔嫁给了父亲。如果没有李婶,母亲一定会和白叔走到一起,白叔又会怎么对待母亲呢?我不知道,只能在脑子里胡思乱想。

打我记事起,白叔和李婶一直是很恩爱的样子。那会儿我和立春已经上了小学,大川已经读中学了。有时我写完作业,趴在窗子上往院里看,经常能看到白叔和李婶散步的身影。两人像一对新婚夫妻一样,挨得很近地走,不知低声说着什么。两人亲密的身影让我想到了父母。因为孩子多,每天放学家里就吵成了一锅粥。我们经常为争一张桌子写作业而发生口角,不是大哥把二姐惹哭了,就是二哥和大哥杠上了。总之,只要我们放学回来,家里一定鸡犬不宁。后来我又大了一些,开始羡慕起白叔和李婶一家了,觉得他们家孩子少,清静,还能经常吃到白叔从机关食堂打回来的饭菜。

每到过年过节,部队机关都要会餐,食堂照例比平时多加些硬菜,比如红烧肉、炖排骨什么的。每次会餐,白叔总会把自己那一份打回家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样子。母亲每次看到白叔对待家人,就指责父亲只顾自己。父亲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他用目光从我们五个孩子的头顶扫过,道,我怎么和白大刚比?人家就两个孩子,我把加餐打回来有什么用,这么多狼,每人还不够一口的。那会儿大哥和二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有时蒸馒头,一锅刚出来,第二锅还没蒸好,大哥和二哥就把第一鍋馒头消灭掉了。我们家的粮食经常不够吃,还没到月底,米缸和面缸都空空如也了,害得母亲经常提着一个面口袋,去李婶家借米或借面。也许这会儿的父亲,已经后悔当年生一个排的豪言和壮志了。

白叔经常把食堂的硬菜端回家,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地享用,而我的父亲只顾他一个人,有时加餐还喝酒,回来后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冲我们大喊大叫。后来,我们都有点怕父亲了,怕中还有些嫌弃。从那以后,只要听到父亲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我们就逃也似的躲回到各自的房间中。父亲看不见我们,往往会消停一些。

宋大川高中毕业的那一年,不出意外地选择了参军。拉新兵的卡车就停在部队院内,当大川一身新军装,背着背包登上卡车的一瞬间,我看见白叔流泪了。他冲车上的大川挥着手,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接新兵的卡车启动时,白叔还从人群中冲出来追了一段。他不停地冲大川挥手,还喊了一嗓子,要大川到了部队来信。这种场面,让许多见证的人也都感动不已。

我后来听母亲说,李婶嫁给白叔后,曾想把大川的姓改成白。李婶当初坚持让大川姓宋,想给前夫留下个纪念,后来两人真的生活在一起,李婶又改变了主意。白叔坚持不肯,白叔冲李婶说,要让孩子知道他爹是个英雄,是烈士。在白叔的坚持下,大川的姓一直没改。

我还知道,大川参军时原本是要去边防团的,因为这批接兵的名额就是边防团的。白叔知道边防团艰苦,他找到武装部,和别的区接兵名额作了调换,让大川参加了空军。小时候我们就知道,空军的待遇比陆军的要好,光伙食费空军就要比陆军每人每天多上一角钱。每年都有接兵的来我们院里征兵,适龄青年都会打听是什么兵种,凡是听到陆军来征兵,都不断地摇头叹气。

大川一走,家里就只剩下立春一个孩子了,白叔的神情就有些落寞,经常抬头望天。我不知道此时的白叔是在思念大川还是另有原因。

一年多后,大川第一次探亲回家,白叔把自己的吉普车派到了火车站,接大川回家。有人私下里议论白叔搞特殊化,白叔当时就梗着脖子说,大川是烈士的儿子,他爹是英雄!坐回吉普车又有什么不妥?人们这时似乎才发现大川姓宋,也就不说什么了。

记得大川参军后,白叔还专门带着李婶到大川的部队上去了一次,除了看望服役的大川,还和航空兵师的领导会晤了。不知是白叔起了作用,还是大川自己努力,总之,大川当满三年兵之后,便提干了。他的职务是航空兵某场站的机械师,通俗地说就是维修飞机的一名空军干部。

似乎到这时,白叔才松了一口气。不论什么场合,一有人提起大川的进步,白叔就会眉飞色舞起来,然后一口一个我们家大川的。

了解白叔的人便私下里说,老白这人真可以,老宋在天有灵,也会幸福得笑开花的。

李婶也是幸福的,人前人后总是把笑挂在脸上,经常拉着母亲的手说,白大刚是个好人,当初俺没看错他,和他在一起俺知足。

李婶每次这么说,似乎都心有戚戚焉。然而每每这时,李婶便又反应过来,伸出一只手安抚母亲说,对不住了妹子,要不是因为俺,白大刚就是你的了。母亲这时便换上笑脸道,他李婶,这都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还提它干啥?这都是命。

李婶就又补充道,老石这人也不错。

母亲就强打精神,冲李婶又笑了笑。

从我记事开始,李婶总称呼我为“俺家女婿”。每次见到我,李婶总是笑眯眯的,脸上绽出一抹喜色,然后深情地说,俺家女婿又长高了。

记得上小学时,我每天都要站在李婶家的楼门洞前等立春出来。等不了一会儿,立春就会随着母亲从楼门洞里走出来。李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牵着立春,见到我后,她又一次把笑绽在脸上,变戏法似的从饭盒里拿出半块饼或一个馒头塞到我手里。起初我不肯接,李婶就摸着我的头说,李婶给你的,你就拿着。李婶是长辈,我觉得应该听长辈的话,就接过来了。从那以后,李婶总是隔三岔五地塞给我一些吃食。我接过去之后,李婶就用手抚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吃吧,俺家女婿该长高了。我一边吃着李婶给我的食物,一边和立春走上去学校的那条路。李婶冲我们的背影挥了挥手,就转向另一个方向去上班了。李婶上班的地点是部队院门口的军人服务社,就是专门为院内军人开放的商店。

我家孩子多,大哥二哥人高马大,正是吃死老子的年龄,所以我家的细粮总是不够吃。母亲每月去粮站买粮,经常用米面换玉米 子或高粱米这些粗粮。母亲说过,一斤细粮能换一斤半粗粮,这样一倒腾,每个月都可以增加不少斤两,能勉强从月初吃到月末。我们家的伙食大都是粗粮,每次吃饭时,大哥和二哥就唉声叹气,跟母亲提意见,妈,咱家能不能蒸一次白面馒头吃?母亲就板起脸说,咱们家的粮食不够吃,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想吃细粮,你们就早点长大参军去。大哥二哥听了这话,便不再多言了,埋下头,艰难地吃着粗粮做成的饭。

而我呢,每天去接立春上学,总能得到李婶的馈赠。久了,这就成了我接立春上学的动力。有一天在上学途中,立春红着小脸冲我说,你知道我妈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我看着立春不假思索地说,因为咱们两家关系好。

立春抿着嘴说,不是,是因为我妈想让你当我们家女婿。

立春说这话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对女婿这个词还没有更确切的理解。我当时以为女婿和干儿子、干女儿没什么区别。父亲有个战友姓马,听说因为战争受了伤,一直不能生育,父亲就领着二姐让马叔认了她当干闺女。每到周末,马叔的爱人总是来我家,把二姐当宝贝似的接到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每次二姐回来都舔着油油的嘴唇说,我在干爹干妈家吃肉了,红烧的。我看着二姐很幸福的样子,觉得她有干爹干妈真好。

李婶把我当成了女婿,所以李婶才对我这么好。我放学回家后,也显摆地冲二姐说,我是李婶的女婿了,她每天都给我一个白面馒头,可香了。二姐当时就不怀好意地冲我笑。不过,那时的我不明白二姐笑容的含义。

后来又大了一点,突然明白女婿含义的我,不再等立春上学了。每天早晨从楼门洞里出来,我头也不回地向学校跑,见到立春也不敢正眼看她。以前我们这些男生经常和女生玩在一处,什么跳皮筋、踢毽子之类的。不知从何时起,所有男生似乎一夜之间就和女生拉开了距离,女生们眼睛也远远地躲着我们。

有一天放学的路上,立春本来和几个女生走在前面,却不时地回头用眼睛瞟我,瞟得我浑身很不自在。立春突然蹲下身去系鞋带,我走到她身边时,发现她的鞋带根本没有开。见我走过来,她立起身,从书包里掏出用白纸包着的半块饼,匆匆地塞到我手里,说这是我妈给你的。我发现立春的脸红了,塞给我之后,她头也不回地向前跑,追赶那群女生去了。

后来只要立春拿眼瞟我,我就知道李婶又给我带好吃的了。弄得我和立春跟特务接头似的,又紧张又神秘地对暗号。有时课间休息,再回来时,我会发现书包里多了一个馒头或半张饼。有次放学回到院里,往我居住的那栋楼走时,我见立春身边没人,故意放慢脚步等着立春。等她走到我附近,我小声地说,跟你妈说一声,以后不要再给我带吃的了。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立春在我后面嘀咕了一句,你以为我愿意呀?要不是我妈逼我,我才不会给你带呢。

从那以后,立春果然不再给我带吃的了。每天下课再回到座位上,摸一把空空荡荡的书包,我的心里也空空落落的。

有一天早晨,我从楼门里出来,看见了等在楼门口的李婶。我叫了声“李婶”,就想从她身边走过去。李婶却一把抓住我,不由分说地把半张糖饼塞到我的手上,然后说,立春这个死丫头就是不听话,我让她给你带吃的,她说什么也不肯。我说,是我不让她带的。李婶认真地盯了我一会儿,在我头上轻拍了一下说,老三,你咋把李婶当外人了?以后可不许这样。不知从何时起,李婶不再叫我“俺家女婿”了,而是叫上了我的小名。那会儿每家孩子都多,多到似乎父母连乳名都懒得起了,就老大、老二、老三地这么称呼。

有时路过军人服务社,只要李婶不忙,她总会从里面冲出来,塞给我几颗糖果或者一个苹果什么的,而我每每能从李婶的目光中看出些喜欢和爱怜。

一直到我上了初中,那会儿大哥参军,大姐下乡,家里只剩下了二哥二姐。母亲不再用细粮换粗糧了,我们家经常能吃上馒头和烙饼,有时还能吃上一顿饺子。李婶停止了对我的接济,但每次不论在什么地方看到她,她总是会停下脚步,把我叫到面前,出神地看上一阵子,然后拍一拍我的后背或肩膀,才意味深长地离开。

母亲经常和我说,你李婶从小就喜欢你,以后你不能忘了你李婶。

我知道李婶对我的好,每次母亲说完,我都会认真地点点头。

高中毕业前夕,有一天放学,我看见李婶来我家了。我推开家门进去时,李婶和母亲两人正小声嘀咕着什么。见我进门,两人都噤了声,把目光投到我的身上,似乎她们刚才说的话与我有关。

我已经长得人高马大了,比李婶和母亲都高出一头。李婶仰着脸冲我说,一晃老三都长这么高了,真好。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刚把书包放下,就听母亲喊,老三你出来一下,陪你李婶说说话。我只好从屋里出来,立在李婶面前。此时,母亲和李婶已经坐到了沙发上。李婶把探寻的目光又一次落在我脸上,道,老三,马上要毕业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们那会儿毕业,没有更多的选择,就业比登天还难。下乡会吃很多苦,参军是最好的一条出路,就是不在部队提干,当几年兵,回来按政策总能安排一个工作。我把我的想法冲李婶说了,她眼里一亮,拍了一下大腿说,你要是决定参军,我们也打算让立春参军。你们最好能在一个部队,相互也好有个照应。

李婶这么说,我脑子里马上闪过立春的身影。即将高中毕业的立春女大十八变,长成大姑娘了,身材饱满又结实,和上小学初中时判若两人。以前立春被同学们起了个外号,叫“小辣椒”,因为她的身子干干瘦瘦的,就连头发也稀疏泛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可自从上了高中,立春似乎变了一个人,不仅长高长胖了,还越来越漂亮了,惹得不少男生偷偷给她塞纸条。我前桌的朱革子和后桌的林小兵,都给她塞过纸条,接到纸条的立春就跟没事人似的,该干吗干吗,目不斜视地在教室里进进出出,似乎没有兴趣搭理我们这些男生。这时又有同学给立春起了个外号,叫“大白鹅”,因为立春长得又高又白,与当年干瘦的“小辣椒”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年的秋天,我和立春一起参军。那一年,我们部队院里一共有七名新兵,只有立春一个女兵。这几个人,都是我们同届的高中生,虽然有的不在一个班,但相互之间也都算熟悉。一路上,我们几个人说说笑笑,唯有立春从来不搭理我们,目不斜视地望着绿皮火车的车窗外,样子傲气得很。

立春有理由不搭理我们,我们几个男兵都是自己要求来的,唯有立春,是被李婶逼来的。白叔和李婶一共有两个孩子,宋大川七年前已经参军入伍了,在一家空军机场当地勤。我记得大川一共回来过两次。第一次是参军一年多后的一个夏天,大川穿着两个兜的战士服装,提了只土黄色的提包,绿衣蓝裤,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两年没见的大川,似乎比以前成熟多了,我们围在大川身旁打听空军部队,还有飞机场里那些神秘的飞机。我们虽然生在部队、长在部队,但每天看见的都是清一色的陆军,枪呀炮的都不稀奇了,对天上的飞机,尤其是战斗机却充满了好奇。当我们东问西问时,大川的一句话就让我们彻底断了电。他先是微笑着面对我们,然后轻轻淡淡地说,保密。说完这话时,脸上的笑容都消失了。

白叔为了欢迎大川探亲回家,在家里请了一次客,特意叫上父亲去作陪。那天父亲很晚才回来,酒气熏天,明显是喝多了。回到家里父亲仍没有睡觉的意思,而是坐在沙发上,还让母亲给他冲了一杯茶。父亲拍着大腿说,大川这小伙子成熟了,进步快,将来一定是个人才。那晚父亲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地说了好几遍。

那些日子,白叔也喜不自禁的样子,目光里流露着说不尽的幸福,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这个说,大川这小子出息了,将来一定错不了。另一个也说,老白,大川这孩子还是你教育得好,刚当两年兵就出息成这样,你还有啥放心不下的……战友们越是这么说,白叔脸上的笑越是抑制不住,都快掉到地上了。

大概是一年后吧,大川又一次回到家里,果然是出息了,两个兜的军装换成四个兜的了。我们听说大川现在是正排职机械师了,而且还是修理飞机的机械师,我们觉得跟工程师和科学家也差不了多少。大川不仅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还穿上了三接头皮鞋,鞋跟钉了铁掌,走在院内的水泥路上,一路咔咔作响,威风凛凛的样子。提干后大川的气场已把我们拒之千里之外了。白叔的战友们,包括父亲,对大川也是客客气气的。大川很会来事,遇到会吸烟的叔叔,从兜里掏出烟盒,毕恭毕敬地送上一支,然后说些成年人的话;碰到不吸烟的叔叔阿姨,大川也会真诚地客气上一句,叔、婶,有空到家里坐呀。

那会儿,我就把大川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皮鞋钉上铁掌,挺胸抬头地走路。

因为大川参军的缘故,再加上白叔和李婶只生了立春,家里就只有立春一个孩子,按当时的政策,只要提出申请,立春不用下乡也不用参军,可以直接在城里安排工作。后来不知白叔李婶怎么商量的,还是给立春报了名,让她顺利成为了一名女兵。

我们这批新兵出发的前一天,我从武装部领回新军装,躲在房间里试衣服。穿上新军装,虽然還没有领章和帽徽,但看见镜子中的自己,我觉得自己离大川又近了一些。我正胡思乱想着,有人敲门,李婶来了。李婶和母亲小声说了几句话,母亲就推开我房间的门把我叫了出去。李婶热情地拉过我一只手,上下打量着我穿上新军装的样子,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之声,然后把我拉到沙发上,才说,老三,俺家立春也参军了。我说,立春从报名到体检,到最后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事我都知道。李婶又说,老三,你和立春打小一起长大,到了部队上,你要多帮助她。你是个男孩子,许多事都比她方便。我望着李婶,又想起了小时候,每天在楼门洞里等立春上学的情景。那时立春奉母亲之命,经常给我带一个馒头或者半块白面饼,有时我没有马上吃,就把馒头或饼放到书包里,热热的温度透过书包又传递到我的屁股蛋子上。直到现在,每每回忆起来,这种感觉还有。李婶说到立春,我心里顿时涌出许多仗义豪情。我斩钉截铁地说,放心吧李婶,立春有困难,我肯定帮助。直到这时,李婶似乎才松了口气,立起身上下打量我,还伸手整理了一番我的衣领,又在我的手臂上轻拍几下,才转身告辞。

李婶走后,母亲盯着我的眼睛说,你李婶一直很喜欢你,她托付你的事,你可千万不能忘了。我点点头说,不会的,哪能呢。我们这个院一起参军的,谁有困难我都会帮的。母亲又强调了一句,立春和别人不一样。我再看母亲,她就噤了口,不把后半句话说出来了。

几年之后我才明白,李婶和母亲一手策划我和立春一同参军,是真心希望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的。李婶和母亲从认识到老一直是最要好的姐妹,她们相互串门,凑在一起说些只有她们自己知道的家长里短。包括她们退休后,仍然是形影不离的。不知是两家的特殊关系,还是李婶对我特别满意,总之,她们希望我和立春能成为一家人,来延续两家人的友谊。

以前我对立春真的没什么特殊的感觉,就是邻居加同学。如果说到特殊关系,也完全是因为我们两家的父母走动频繁,相互要好。就在上高中二年级时,立春一下子鲜亮起来,由“小辣椒”变成了“大白鹅”,男生的目光被她吸引了大半。男生们议论立春的话题也渐渐多了起来,总是“大白鹅”长、“大白鹅”短的,语气充满了模糊不清的暧昧。立春吸引的男生目光中,当然也包括我的,我常回忆起立春小时候又瘦又干的身子,还有满头的黄毛,两个影像不停叠加在我的脑海里。

新兵連训练结束后,立春就被分到了军部的通信连,我则被分到了警卫连。通信连住在军部旁的配楼里,我们警卫连营房离军部还有一段距离。

立春到通信连之后,做了名话务员,负责接转电话。因为总机在军部大楼里,她平时总是在军部大楼里进进出出,我见到她的次数就明显少了起来。

不知怎么,立春自从参军后,就很少搭理我们一起参军的同学。有一次我们大院的林小兵找到我,把我拉到僻静处,翻着眼皮说,立春也太牛了,下午我在军人服务社碰到她,上前和她打招呼,她鼻子里哼了一声,就像不认识我似的。

我有些吃惊,问,真的?

林小兵说,骗你干啥,不信你下次和她打个招呼试试。

刚到部队时,我们和立春都在一个新兵连,她们在女兵排,住在新兵连后院的两间平房里,除了训练时大家在一起,平时互不往来。在女兵宿舍和男兵院落之间,还设了一道岗,不让我们男兵进入女兵排驻地。训练完之后,我们很少能见到女兵排的人,当然也包括立春。

刚分到军部时,我倒是见过立春一次。当时我在军部门口的哨位上站岗,立春从军部院里走出来,经过我面前时,她眼睛都没朝哨位上看。我见是立春,在哨位上制造出了一点动静,立春把目光投了过来,见是我,脸上瞬间掠过一丝笑意,但很快就不见了。她轻声说了一句,是你呀。然后一阵风似的从我面前走过,空气中留下一股紫罗兰擦手油的气味。

立春回到院里时,我还没下岗,她手里拿着两根冰棍,一支已经咬了三分之一,另一支是完整的。路过我面前时,她把脚步停了下来,伸出那支完好的冰棍。手举了一半,又缩了回去,她自顾自地说,你在站岗,不能吃东西。说完转身走了。军装穿在她的身上,丝毫没影响她好看的身姿。

那次听林小兵说完,我也觉得现在的立春有些冷。这种冷说不清道不明,和上学时的冷还有点不一样。我在脑子里想着词汇来比喻上高中时的立春,对,就是高冷。现在这种冷,不是高冷,就是冷。两种冷不一样。似乎她是在刻意疏远着我们。

到了新兵连半年后,我接到了母亲寄给我的一只包裹,是一袋枣,还有一小袋冰糖。包裹里有一封信,母亲告诉我,枣和冰糖是李婶寄给立春的。当时我不明白,李婶要给立春寄东西,为什么要经母亲的手寄到我这儿呢?我认为母亲有些糊涂,还专门写信把我们军大院描述了一番,再次强调,立春的通信连在我们军大院的西南角,和我隔得很远。当然,枣和冰糖寄到我这儿了,我就得把它们完璧归赵。那是我第一次来到通信连。通信连的女兵多,她们的宿舍在配楼的二层。这里果然和我们男兵宿舍不一样,在楼道进门处,挂了一个白布帘,帘上印了一行红色的字:女兵宿舍,闲人勿进。因为我来之前和立春电话有约,显然不是闲人,于是我长驱而入了。立春的宿舍在门口左侧的第二间,我轻敲了几下门,门立马就开了,映入眼帘的是立春睡眼惺忪的样子——昨天晚上她在总机值班,白天在补觉。我把枣和冰糖递到她手上,她歉然地说,班里人都在补觉,就不让你进去了。说完她就退回了宿舍。关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宿舍的窗帘是拉着的,房间里有四张床,几个人都在蒙头大睡。

母亲又来信说,让我多关心立春,女孩子脸皮薄,让我主动一些,不要等立春上门求我。母亲几乎每封信都会提立春,这让我心生反感。她又不是个孩子,有手有脚的,还关心什么呢?况且,我能见到立春的次数很少。

有时早晨出操,在通信连的队伍里我会见到立春的身影。她个子高,在女兵队伍里的第一排。通信连和我们警卫连出操的队伍,经常擦肩而过。每次和通信连的队伍碰到一起时,我们的口号声都异常响亮,像和谁比赛似的。

直到宋大川有一次休假时,来到我们部队,我才有机会和立春正儿八经地接触了一次。

大川来的那天是个周末,我正在水房里洗衣服,通信员喊我去连部接电话,电话通了才知道是大川打来的。我吃惊大川为什么会来我们这里,揣着湿手来到了军部招待所。大川正和立春站在招待所门口的台阶上,见我过来,快步迎过来,抓过我的手狠狠握了一下。我感受到了大川的力气。他上下打量着我,最后把目光定在我的脸上道,老三长高了,也壮了。大川比我大哥还高出两届,我对大川有印象时,他已经是大人模样了。虽然我们曾住在一栋楼里,但平时接触得并不多。大川依旧穿着上绿下蓝的空军服装,在我们陆军院内显得很扎眼。和前两次探亲比,大川更显老练了。他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立春道,走,吃饭去。

来到饭馆我和立春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前,大川忙着叫服务员点菜。我望着对面的立春,突然觉得有些陌生。这种陌生感不知从何而来,似乎是她身上散发出的一股成熟气息让我感觉陌生。大川很快点完了菜,扭过头问我喝不喝酒,我忙摇头。我下午还有一班岗。

菜很快上来了,大川给自己点了一袋啤酒。盛啤酒的容器是塑料袋,所以被称为一袋。大川潇洒地把袋里的啤酒倒在碗里,又用三个指头把碗勾起来,喝了口酒才道,我休假回家,顺道来看看我妹和你。

我把目光扫向立春,立春似乎不太高兴,用筷子在菜中间拨拉着,没有食欲的样子。后来大川又和立春说了几句,什么父母来没来信之类的。一顿饭吃完后,大川又把我们带出饭店,三人一起往军部走。这时我才问他,大川哥,你在这里待几天呀?大川抬起手腕看了下表,似乎表上写着他离开的时间。在我们部队有资格戴表的人不多,按规定,干部才允许戴表。大川看完时间,很干部地说,我这次就是路过,我妈来信说一定让我看看立春和你,我看到了,放心了,坐明天一早的火车走。说话间我们就回到了招待所的门前。大川立在台阶上,又伸出手和我握了握,然后把两只手指头在太阳穴处挥了一下说,老三,好好干,再见了。我也挥手向大川告别。

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大川。大川一下子走到了我的心里,他的成熟、稳重,以及浑身上下的风范,在我的眼里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我觉得大川就是横在我面前的一座高山。

从那次开始,我就下决心提干,然后成为像大川一样成熟的男人。大川成了我的榜样,他的谈吐和作派都深深吸引着我。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了立春打到连队的电话。她告诉我,大川走了。我“哦”了一声,立春就挂断了电话。立春是冰冷的。

不久后,母亲给我来信说,大川回家探亲,她去看过大川,大川说我一切都好,让她不要惦念。然后母亲又喜气洋洋地在信中描述,大川定亲了,女方是医院的一名护士,当年曾经是大川的战友,后来复员回去在医院当上了护士。母亲还写道,那姑娘她见了,长得可叫个俊。言辞之间透露着羡慕。母亲最后说让我和立春在部隊互相照顾,抽空一起回家探亲。母亲在信中的思维无比地跳跃。

立春依旧高冷,走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渐渐地从通信连传出了她的新外号,不知是谁给她起了个又贴切又形象的名字:雪糕公主。我第一次听到她这个绰号时,在心里笑了。又白又冷的立春,真的像块雪糕一样。

我又一次见到立春,是她打电话约我在她们通信连门口等她。我赶过去时,她已经在那儿了。见到我,立春从身后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包裹递到我面前说,这是我妈给你寄来的。我想起上次母亲寄来的红枣和冰糖。她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事我就走了。我看着她挺直腰板走到通信连院里,连头也没回一下。我拆开包裹,是李婶寄给我的几双鞋垫。我又想到了李婶慈祥的笑容,还有她早年间一次次塞给我的馒头和糖饼,心里就又热了一次。

参军一年半之后,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早在探亲之前,母亲就一次次来信让我和立春沟通,最好能俩人一起休假。我休假的时间确定下来之后,给立春打过电话,当时她正在总机房里值班。做了话务员的立春练就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听起来就跟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一样。我说了自己的休假时间,她沉吟了一小会儿,告诉我她休假的时间还没定。

那次我是一个人回去的。回到家里屁股还没坐热,李婶就赶来了,风风火火的样子。她急切地说,立春那丫头怎么没回来?李婶似乎真的有些生气了,又是拍腿,又是跺脚的。李婶说出去给立春发电报,然后就匆匆地走了。

我的假期还剩下三天时间,立春终于在李婶三封电报的催促下回来了。立春回来的当天晚上,李婶就在外面饭店订了一桌菜,约上我父母和我一同前往。席间,父亲和白叔是少不了酒的,两个人先是感叹我们的孩子一个个长大了,自己老了。酒又喝得深入一些,就一起回忆起当年,某一次战斗,哪个战友牺牲了。父亲和白叔的回忆像电视连续剧,翻来覆去总也演不完的样子。母亲、李婶、我和立春很快就吃完了。李婶和母亲聊着家长里短,李婶突然看见我和立春无事可干,便冲我们说,你们先回去吧,没事就在外面走走。

我和立春就告辞了。走到外面的街上,我们一直无话。快走到部队院门口时,立春突然停下,她没看我,低着头,用脚尖碾着地面,半晌才说,我知道我妈和你妈的意思。我一惊,不知她指的是什么。她突然抬起头,冷静地望着我说,咱们之间没有可能。我突然明白她的意思了,心快速地跳了几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她。

她又说,我和你不一样,你想留在部队和我哥一样干大事,我明年就想复员,然后上班。

立春从参军之初就不情不愿,要不是她母亲逼着她,她一定不会参军的。

我和她慢慢往部队院里走,她又说,要不是因为你,我妈不会逼着我参军。在灯影里,立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快步向她家走去,扔下呆若木鸡的我。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她把自己被母亲强迫参军的恨都归结到了我头上。那天晚上,我似乎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过了许久我都不明白,李婶和母亲为什么那么希望我和立春走到一起。

那次回到部队后,连队就把我当成留队骨干报到了上级机关。三年义务兵服役期满后,与我同年的兵大部分都复员了。立春也在那一年复员了。我去车站送战友,看到了同样来到车站的立春。摘去领章帽徽的立春,背着行李,样子跟参军时差不多,但又不一样了。三年过去了,立春更成熟了。这次她见到我却异常的热情,主动打着招呼道,老同学,我走了,家里要帮忙带话吗?面对她的热情我还有些不适应,忙笑笑说,没有。一路平安。

立春复员后不久,母亲来信说,她去服装厂上班了。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母亲很少在信中提及立春了。

我提干一年后休假回家,学着大川的样子,穿了一身新军装,把部队配发的三接头皮鞋钉了铁掌,铿铿锵锵地回到部队院里。走在路上,我的脑海里不断出现大川成熟老练的样子,不知在别人眼里我又是什么样子的。

回到家不久,我就听说立春找了男朋友,是服装厂的一名技术员。有两次,我还在部队门岗处见过这名技术员。他穿着中山装,衣服兜里别着钢笔,脸孔白皙,戴着一副眼镜,腼腆地在和立春告别。

李婶和我见面,是在军人服务社门口。见到我路过,她惊叫一声从门里跑了出来,看见我,不知为什么竟红了眼圈。李婶上下打量着我,唤了声,老三,便哽咽了。见李婶这样,我心里又热了一次,我往前走了两步,盯着李婶说,婶,你都有白头发了。李婶哽着声音说,老三你出息了,和我们家大川一样了。我不是滋味地冲李婶笑了一笑。

那次母亲对我说,立春为了找这个男朋友,和李婶大吵了几次,最后扬言要搬去外面租房子,李婶才妥协。

我回到部队半年后,母亲在一封信中告诉我,立春结婚了。她和父亲都参加了立春的婚礼。从此,母亲在来信中再也没有提过立春。

李婶还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她的生命通过各种管子和仪器维持着。母亲告诉我,李婶入院后就这样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白叔决定在李婶咽气前带大川回一次宋营长的老家,找当地政府联系让李婶和宋营长合葬一事。他的决定是和我父亲说的,父亲不说话,很严肃地望着白叔。白叔拿出烟来吸,吸了几口把半截烟摁灭在医院门外的垃圾桶里,干吐了一口,低声冲父亲说,我这嘴里一点味也尝不出来了,都是苦的。

父亲终于说,老白,这事关乎两家人,你再想想。

白叔和父亲都已经不年轻了,两个顶着花白头发的脑袋凑在一起,似乎是在研究一场重要的战役。

白叔说,不把大川的娘送回老营长身边,我心不安。这阵子我总是做梦,梦见老营长说他冷,说一个人太孤单,连个陪他的人都没有。

父亲抬起头,两人的眼里都含了泪。父亲下定决心似的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等咱们有那一天,再相互陪着。白叔听了父亲的话,脸上涌出一片暖色,弯下去的腰还往上挺了挺。

白叔要带大川出发的那一天,母亲冲我说,老三你也跟着去吧,他们爷儿俩有事,兴许你能帮上忙。我想到病床上插满管子的李婶,脑子里李婶年轻时的样子连成串地在我脑子里闪现出来,就冲母亲点了点头。

白叔先是带我和大川来到了宋营长的墓地。这是一座小县城外的一片山岗,山上坐北朝南地修了一座墓,水泥修成的,碑上有行字:宋清河烈士墓。有条小路通往山下,年代久远,石阶已有些破损,两旁长满了蒿草。有几朵变了颜色的纸花在墓地旁的杂草里飘舞。

白叔一上山,便蹲在了墓地旁。他打开随身带的包,提出一瓶酒,又拿出了一只碗。白叔把酒倒满,又点燃一支烟,插在墓地前的土里。他缓缓地坐下去,哑着声音说,老营长,白大刚来看你了,这一晃,好久没来了。

白叔抹了把眼泪。我知道,父亲和白叔以前每隔几年就要到这儿来看看,每次父亲回去都要沉默好几天,经常望着什么地方发呆。记得父亲离休后,搬到了干休所,有一次他和白叔又一次来看老营长,回去后他莫名其妙地问母亲,人是死了舒坦还是活着幸福?这句话让母亲和我都大吃一惊。母亲呆怔半晌,小心地望着父亲说,咋,你中邪了?父亲挥挥手,恢复常态说,我就是琢磨一下。过了几天,父亲才从他的魔怔中醒过神来。

此时白叔把手搭在宋营长墓地的碑上,似乎扶着宋营长的肩头,他喃喃地说,我知道你孤单,没依没靠。我还记着当年对你的承诺,这辈子我没和小花红过脸。大川从部队转业回来了,在民航机场当机械师,修飞机。小花快不行了,我合计着,把她给你送回来,以后你身边就多了知冷知热的人,再也不会挨冷受冻,也有个陪你说话的人了。

白叔欠起身子,扶着墓碑站了起来,招呼站在一旁的大川。大川低着头走过去。白叔在墓地前让开身子,冲大川说,来,和你爹说几句话。

大川面对亲生父亲的墓,头更低了一些。记得大川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白叔就带大川来过这里,那时我是听立春说的。立春说这话时,语气轻飘飘的,她说,我爸带着大川哥去看他亲爸了。那会儿我已经知道了大川的身世,也能从立春绕口令似的话语中明白来龙去脉。虽然知道大川的父亲成了烈士,但听立春这么一说,又总觉得大川的父亲还活着。

立在父亲墓前的大川叫了一声,爹。不知为什么,大川每次都叫白叔为爸,而且每次都叫得亲切自然。我第一次听见大川这么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这叫声,有些艰涩,难以出口的样子。大川的身子抖了一下,应该是落泪了。半晌他又说,我爸非要把我妈百年后给你送来,让我讲真话,我不同意。

白叔听到了大川的话,身子一震,踉跄地走到墓地旁,冲大川叱道,这是我和老营长之间的事,你不同意没用。从小到大,我第一次见白叔这么和大川说话,像吵架。

记得大川上高一那年,在学校里和人打架,打断了别人两根肋骨,自己的脑袋也被打破了一条口子。那天,大川捂着血葫芦似的脑袋走回来,只见白叔连滚带爬地从楼道里冲出来,一惊一乍地喊道,大川你有没有事,脑子还清楚不?不等大川答话,白叔跑到自行车棚里推出自行车,驮着大川就奔到了门诊部。第二天,大川头裹着纱布去上学,白叔把大川的书包背在自己身上,陪着大川一直走到学校大门口,才把身上的书包递给大川。一连几天都是如此,直到大川头上的纱布拆去,大川身后才不见了白叔的身影。

当时立春告诉我,大川哥不让我爸送,说怕人笑话,我爸非得送。

后来我又听母亲说,因为那一次大川和同学打架,李婶给那同学赔了鸡蛋、白糖,还有五斤猪肉才算过去。大川闯了这么大祸,白叔都没大声地和大川说过一句批评的话。

大川见白叔这么说,低着头不再说话了,冲他父亲的墓地鞠了三个躬就把墓地交给白叔一个人了。大川把我拉到一边,我们俩坐在山坡上,大川嘀咕着,一个快死的人还争来夺去的,有啥意思?我知道大川说的是病床上的李婶。大川几年前就从部队上转业回来了,他在部队干到了机场场站站长,正团级职务。他转业后到了民航,现在是民航维修站的站长。人到中年的大川,鬓角已经能够看到丝丝白发了。李婶没生病前,他每周都会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干休所,陪白叔和母亲吃顿饭,有时在晚饭后,还会陪着白叔在干休所院里散步。爷儿俩走在一起,虽然长相相距甚远,但他们的神态又是如此相似。

有一次母亲立在窗前,看着楼下白叔和大川走过,母亲就咂着嘴说,虽说大川不是老白亲生的,但他们走在一起,旁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一家人。父親坐在沙发上正在泡脚,听了母亲的话,把脚拿出来甩了甩道,别忘了,大川一岁半就和老白生活在一起了。这么多年,他对大川比亲爹还亲。母亲不言语了,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到父亲身上。一时间,母亲的神情有些恍惚。从小到大我多次暗自设想,要是白叔当年不娶李婶,母亲就会嫁给白叔,那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

我想象不出,生活没有假设。

那次我陪着白叔和大川从宋营长的墓地回来,还没进家门,大川的手机就响了。我清晰地听见立春在电话里冲大川说,哥,咱妈醒过来了。

我们赶到医院时,奇迹真的发生了。不仅李婶醒了过来,她身上插满的各种管子也被医生撤了下去,只有监测生命体征的仪器还连在李婶的身上。医生说,各项指标都很平稳。

我们再见到李婶时,她的脸上恢复了血色,睁着眼睛,异常清醒地打量着我们。白叔一个踉跄奔到李婶床前,捉住了李婶的一只手道,小花,你可算醒过来了。

李婶奇迹般地康复了,并且很快出了院。母亲跟我说,宋营长显灵了,在佑护李婶。

大病初愈的李婶,又恢复到了往常的状态。最高兴的还是白叔,他的精气神似乎又回来了,张罗着全家一起聚餐。白叔自然又叫上了父亲、母亲和我作陪。

平时沉默寡言的大川哥,聚餐时话很多,不停地起身,端起酒杯敬白叔和父亲,也敬李婶。他和在他父亲墓前的状态判若两人,心里有什么东西似乎放下了。他的眼里闪着光,不时地还冲我说,老三,你多喝几杯。父亲和白叔明显不胜酒力,喝了几杯后就红头涨脸,话也稠了起来。唯有李婶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不时地把目光定在每个人的脸上,然后笑眯眯地说,活着真好,因为有你们。说这话时,李婶的眼里闪着泪花。众人听了李婶的话,就一片唏嘘之声。大川带着我和立春,以及立春的丈夫,我们一起敬四位老人,参差地说着祝福健康、长命百岁之类的话。

李婶最后把目光定在我的脸上,片刻,又把目光定在立春的脸上,她的目光不停地在我和立春脸上游移着。我明白李婶想的是什么,立春自然也明白。除了进门时我们打过招呼,立春便一直低着头,不时地给身边的丈夫搛菜。昔日的服装厂已改成制衣有限公司,立春丈夫已成为副总经理了。虽然人老了一些,但依然是当年的风格,消瘦,戴着眼镜,说话总是慢吞吞的,永远热烈不起来的样子。

見李婶不停地把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我站起来冲李婶端起杯,再次祝她康复,然后又说了些花好月圆的话。我看见李婶的目光里又闪出了泪光,唏嘘了半晌道,我没想过,老三还能回来看我。没等我回答,母亲抢过话头道,他李婶,老三能不回来吗?从小到大,你对他那么好,老三嘴上不说,心里记着呢。

我望着李婶那张苍老的脸,想起小时候她对我的种种好处,眼睛也有些发热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女人对我最好,一个是母亲,一个是李婶。

在晚宴上,白叔还意外地站起来敬了母亲一杯酒。他站起身来时,手里的酒杯颤抖着,有几滴酒还洒了出来。他盯着母亲叫了声,小菊。母亲听了,把笑挂在脸上,开玩笑地道,老白,咱俩咋还客气上了呢?母亲意外地嫁给了父亲,在家里每每说到这一段时,她都以开玩笑的口吻冲我们说,妈这是傻人有傻福,要不是当年找到部队,我上哪儿能找到你父亲,又怎么能有你们?

长大后,我私下里也问过母亲,你和白叔一共就见了两面,又好几年不联系,你咋想起来部队找人家了?母亲听了这话,收起脸上的笑,盯着我道,我们当年是订了婚约的,答应人家的事就要兑现承诺。

后来我又和母亲探讨过,白叔和父亲两个男人,在她心里谁更好?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脸红了一下,说,你这孩子,有跟妈这么说话的吗?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谁好谁坏,只是补充了一句,你白叔真心不容易,对你李婶和大川真是一百个好。他是个男人,答应人家的事就得兑现。

虽然母亲没有和白叔走到一起,但多年后的母亲也理解了白叔所做的一切,平时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多了许多亲切。他们经常在院里碰到,都会打招呼。母亲称呼白叔为老白,白叔则称母亲为妹子。遇到变天时,都不忘提醒对方一句,多穿衣服呀,身子骨可不比年轻那会儿了。有时白叔还热情邀约道,妹子,去我家,让他婶做好吃的。母亲也说,来我家吧,我给你们整下酒菜。我一直认为白叔和母亲的关系很温馨。

此时白叔抖着手敬母亲酒,母亲也大方地端起杯子,看了眼李婶道,老白,这么多年你辛苦了,谢谢你对李姐的照顾和关心。

母亲刚说完这句话,李婶突然用手把脸捂上,放声大哭起来。全桌的人都惊诧地把目光投向李婶。我看到李婶的泪水顺着指缝流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李婶才止住哭声,把手掌从脸上移开,红着眼睛站了起来,端起一杯水道,我当着大家的面,敬老白一杯。这么多年委屈老白了。李婶虽然年龄比白叔大两岁,但在人前她一直称白叔为老白。说完她真诚地把水杯和白叔的酒杯碰了一下。这回轮到白叔手足无措了,他用手指着李婶道,这是咋了,当着孩子们的面说这话,好像不是一家人似的。白叔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很受用,坐下之后,脸上仍带着一种成就感。

离休后的白叔和父亲,经常聚在干休所的凉亭下。不论冬夏,他们都端着一个保温杯,先是和战友们扯上一会儿天高云淡的话,唠着聊着,话题又绕到了当年,最后就说到了铁原阻击战。宋营长是绕不开的话题,每每这时,白叔就戚然地冲父亲说,也不知咋了,这几年老是梦见宋营长,在梦里他不是说自己渴了,就是饿了,要么就说自己冷。他走时,穿着单衣……每次话题说到这儿,就打住了。父亲也戚然,两人的情绪都低落下来。沉默了一会儿,不知谁说一句,回吧。两人就立起身,端上各自的保温杯,佝偻着身子向各自的楼门走去。以前父亲和白叔是邻居,到了干休所,两家仍只隔了一个楼门。

我又一次接到母亲电话时,她哽着声音冲我说,昨晚你白叔走了。我一惊,好好的白叔怎么就走了?后来母亲跟我说,那天傍晚看见白叔还好好的在院里散步,碰到母亲还问父亲为啥没出来遛弯。母亲告诉白叔,父亲得了感冒,在家里发汗呢,白叔就嘲笑父亲的身体中看不中用。入夜,父亲和母亲突然被救护车的声音惊醒,两人扒着窗子向外看,只见医护人员把白叔抬出楼门,放到救护车上,一溜烟地又开走了。父亲和母亲赶到医院时,白叔已经走了。后来李婶说,白叔半夜去洗手间,最后就跌倒在了洗手间里……

我赶回来时,白叔的骨灰已经装在了骨灰盒里。李婶整理白叔的遗物时,发现了他的一个日记本。那日记本上记录的都是他这几年做的梦,每个梦都和宋营长有关。两人在梦里有对话,一问一答的,就跟活着时一样。后来我看过白叔的那个日记本,白叔记录的是梦又不是梦,他反复地提起自己走了之后,一定要把自己葬在宋营长的墓地旁。说宋营长活着时他没陪够,下辈子还要去陪他。

大川、立春遵照白叔的遗嘱,捧着白叔的骨灰盒,要去安顿下葬。父亲也要送白叔最后一程,被我们拦下了。父亲无奈地冲我说,那你就替我送你白叔最后一程吧。

我又一次来到了宋营长的墓地前,把白叔葬在了距离宋营长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两人相距不远,像邻居,小声聊天都能听到。当我们走上通往山下的那条小路时,我回望了眼山顶,宋营长和白叔的墓地一左一右,我突然想起铁原阻击战。当年两人坚守的阵地,是不是这个形状?时隔多年,两个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终于又走到了一起,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不再孤单了。

白叔走后,李婶总是说梦话似的喃喃自语,他比我还小两岁,怎么就走到我前头去了?疑问与不解写在李婶的脸上,她逢人就说,老白这辈子对我好着呢,没跟我说过一句重话,就连脸也没红过一次。老白是个好人,他对得起他的宋营长,更对得起我和大川娘儿俩。

大川葬了白叔之后,拍了一张照片,两个墓在一个画面里。大川把照片放大,冲洗出来交到了李婶手上。李婶呆呆地看着两个墓,里面葬着她最亲近的两个男人。久久,泪从李婶脸上流了下来,她指着两个墓中间的空地冲大川说,我死后就埋在这儿,到另一个世界我还要去陪着他们。

我看见大川的泪从脸上流了下来。

原载《清明》2021年第6期

原刊责编  许含章

本刊责编  吴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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