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未

一个是被当作性奴养大、后来精神崩溃的华裔女孩，一个是从叙利亚逃出、后来在德国精神病院谋生的心理治疗师。他们相约谁先离去便在墓碑上放一面镜子，另一人悼念时看到的是自己。是的，他们是患者与医生，也是互为镜像的彼此。在新的伤害和离乱到来之前，他们能否拯救彼此？

1

许安娜十七岁，她被安排住进了德国某市的一所儿童福利院。

她有晨跑的习惯，每天一早，穿过福利院对面的公园，登上长长的缓坡，拐过森林边的溪涧，就到了路德维奇墓园。这是她选的晨跑场地，绕过所有墓碑，慢跑一圈半小时。

山坡下的公园倒是有专业的跑步步道，离福利院近多了，可惜活人太多。初春天气，每逢返暖的大晴天，草坪上坐满了晒太阳的青年夫妇和他们洋娃娃一般的孩子。这么多眼睛，这么多张嘴，让她觉得没来由地烦躁生气，其实是让她害怕。

墓地就是这点好，一样树木参天，草坪青绿，喘气的只有她一个人。看看墓碑上的年份，大都是一八四几年的，活到20世纪的不多，应该是全都死透了。和这些死人在一起，她觉得安全，而且隐隐还觉得有了陪伴。听着自己的喘息和脚步声往前跑，听着覆盖一切声响的鸟鸣，她跑得心静如水，可是忽然间，她看见了一个活人。

是个男人，背影看上去很年轻，和她一样是黑发。他跪在一座墓碑前，额头靠在墓碑上，手指抚摸着墓碑上的名字。那人也看见了她，也被吓了一跳，脸上登时露出恼怒的表情，他吐出一串音节，看她没有反应，他改成英语：“嘿，墓地是跑步的地方吗？”

安娜看见了他的脸，描画过一般的黑色眉眼，高鼻梁，不是华人，看上去是阿拉伯人的样子。许安娜也对着他喊道：“嘿，墓地是下跪的地方吗？”

没有回答，安娜接着喊：“你这么下跪，是祷告这里埋着的人不要爬出来跑步是不是？别担心，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不会！我昨天早上还拿着她的腿骨打高尔夫来着。”

安娜看着那阿拉伯人脸上的反应先是震惊，继而变成极度厌恶。安娜勾起嘴角，别人往往不会想到一个像瓷娃娃般好看的亚洲女孩会说出恶毒的话。那阿拉伯青年匆匆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背过身就走，走得过分急了，差点绊倒在树干上。安娜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给他听。其实真的没什么好笑的。

等那人走开，安娜立刻朝着他下跪的地方跑去。就在墓碑后面不远处，有一只幼鸟歪着脖子躺在那里，发出低低的呻吟，那是一只新出生的白鹳。

白鹳是在非洲过完冬天之后飞越大海来到欧洲大陆的，一雌一雄结为夫妇，在屋顶上筑巢觅食，生儿育女。这只小白鹳不知怎么的从巢里掉了出来，白鹳夫妇回来后发觉了，但是那阿拉伯青年一直跪在这里，它们不敢趋近，就一直在天上盘旋。

安娜把小白鹳抱起来，爬上左边的一棵橡树，把幼鸟稳妥地放在树枝上，然后轻手轻脚爬下树。转眼间，两只红喙黑翎的大白鹳就盘旋而下，把幼鸟接走了。安娜仰头望天，天气出奇地好，昨天一场春雪刚过，此刻冷冽的空气中，天空明净碧蓝，蓝得像冬天湖面上结的冰。

再次直直地望见天空，是在第二天上午，安娜发觉自己躺在福利院的花园里，一张简易的急救床上，一边是救护车。视野里都是穿白大褂的人，俯身望向自己的那张脸是诺亚的。这是福利院的社工组长，高瘦的大叔，快六十岁了，戴着很厚的远视镜片，经常唠唠叨叨爱教育人又爱开玩笑，简直烦人透了。此刻他的眼眶是红的，安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她错觉这是天堂里天使的面孔。

安娜记得，她是在清晨天边日光初现的时候离开福利院的，比平时晨跑起得更早了一些。她径直来到墓园，爬上那棵大橡树，用准备好的一卷晾衣绳挂在最粗大的枝丫上，一头打了个活结，她两手握着绳圈套进自己的脖子。十七年的漫长，这个时候她想要回想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经历过的甜美的事情，她想不起来。她想让自己回想一个最亲的人，差强人意地，她叫了一声妈妈，然后她松开手，从树上跳了下来。

当天，诺亚大叔陪着安娜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最后来到了精神科醫生这一站。年长的女医生一脸同情地望着她，这让安娜觉得有点不舒服。女医生说，如果把自杀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觉得痛苦得活不下去，第二个阶段是真正有了自杀的想法以及开始计划，第三个阶段是有了完整的自杀计划并且能冷静地实施，到了第三个阶段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状。这孩子必须立即送去精神病院治疗一段时间，现在马上就去，否则谁也难以保证她的安全。“不要回福利院，不用回去整理东西，她的随身物品你可以稍后整理了送去，现在就去，不要耽误了。我给你们写一个转诊单，然后我会给精神病院打电话。”

安娜说：“我不去，我不去那种地方，我要回福利院。”女医生问：“你要回福利院有什么打算呢？”安娜答不上来。天下之大，没有一个恒久安全的所在，福利院也只是暂且避难。女医生问诺亚大叔，要不要她叫一辆救护车来送他们去精神病院？诺亚答道：“不用不用，我打车送她去好了，您放心。”

出租车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开出了城区，开到了一个小镇上，看到一片红砖墙的老房子。司机说，到地方了。诺亚大叔领着安娜在问讯处站了很久，这才有人出来接待他们。随后，安娜又被领到另一座更大的房子，是病房，很高的屋顶，宽阔的门廊，等候。诺亚正在和护士进行“小闲聊”。诺亚喜欢遇见陌生人，“小闲聊”是他的习惯，显示出他友好礼貌，以及他在关心着身边的所有陌生人。他们在聊什么安娜完全听不懂。

诺亚换了英语跟安娜介绍，护士叫克莉丝汀。克莉丝汀是个金发的老年妇女，和所有德国的老年妇女长得差不多，看上去和气认真而又置身事外。诺亚对安娜说，来，和克莉丝汀说点什么。诺亚喜欢鼓励安娜社交。他接着又对克莉丝汀说，她会说一点点德语，她可以的。克莉丝汀脸上的表情显然是没听懂诺亚这两句简单的英语。福利院里至少还有诺亚会说英语，这里呢？安娜觉得心里空空荡荡，没有理会克莉丝汀，摸着走廊的墙壁坐到地上大哭起来，“送我回去，我不要待在这里。”

这时候病房的大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三四个人，有一个没有穿着白大褂的男人。他对诺亚说了什么，随后安娜就被诺亚扶着站起来，跟着克莉丝汀往走廊那头走，走进一间有很多座位的房间。诺亚让安娜坐在房间中间单独的座位上，过了一会儿，穿白大褂的人鱼贯而入坐下，最后进来的是那个没有穿白大褂的男人。安娜的眼泪已经擦干，现在她可以看见，那个男人正是她前些天在墓园里遇见的阿拉伯人。他也坐下后开始用英语自我介绍，他是病房的心理治疗师穆罕默德，其余人是病房的精神科医生贝克博士、沃尔夫博士、护士克莉丝汀，等等。他是这里唯一会说英语的。

穆罕默德听诺亚描述他怎么因为担心的缘故，每天早上都偷偷跟随安娜到墓园，那天早上刚好看见安娜自缢。穆罕默德转向安娜，皱起眉毛，用黑眼睛注视安娜，“所以说，你就是在那个墓园里自杀的吗？”

安娜耸耸肩，她不喜欢他这副职业化的关切的样子，他不是应该讨厌她的吗？为什么这副尽释前嫌的样子，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心理治疗师而她是个疯子吗？她决定拒不配合。

房间里的沉默保持了两分钟。诺亚插进来问：“你们认识吗？”

“不。”穆罕默德回答。“是的。”安娜回答。他们的回答几乎是同时的。

“为什么要伤害你自己？”穆罕默德问。

安娜答：“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废物，我是这个星球上的害虫，我只消耗资源，我只会吃喝，只能依靠福利院和你们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却对别人没有任何用处。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相比，我是最没有资格活下去的，我讨厌看到自己这个样子。”

“什么叫作没有用处，你能做的事情很多。”

“呵呵，”安娜冷笑，“一个哑巴？我根本不懂德语。”

“可是你会很多其他语言啊，英语、中文、意大利语。”诺亚又插嘴。

“会讲意大利语在德国有用吗？”

安娜从意大利来。十六岁之前，她住在意大利的华人区，和她所谓的父亲张景海住在一起，她的妈妈在她五岁的时候带着她改嫁给这个男人。他是华人区的富商，生意不详，也不知道他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意大利米兰市中心和维罗纳都有房子。在维罗纳的房子位于山坡上，有一个大花园、一个室内温水游泳池和一片室外的湖泊。张景海经常和一些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在花园的湖边“谈事情”。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们就穿着游泳裤，张景海躺在沙滩椅上，周围摆着红酒和大小餐盘，餐盘里是火腿、哈密瓜和水果糕点。这个时候，周围三十米都不许有其他人走近。

安娜的妈妈在她十二岁那年失踪了，一开始所有人都告诉她，她妈妈跟着别的男人跑了。她也相信过一阵，愤怒和失望过，后来她也有过其他的怀疑。安娜十六岁那年，好像是意大利那边出了什么事，张景海带着助手用人和领养的其他女儿举家搬迁到德国。就在这一年，张景海在德国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名叫妮可，十四岁。

六个月后，妮可到社区办公室诉说她的养父虐待她。德国什么都慢，两周后，当警察上门调查，妮可已经失踪了。张景海对警察说，妮可还偷走了他五千欧元的现金。但是警察并没有采信他的说辞。妮可的投诉和失踪无意中奇迹般地救了所有人。张景海这些年领养的所有女儿，包括安娜，都被警察一一询问。张景海被警察逮捕调查，可是妮可再也没有被找到。其他女孩被分头送回了她们原先的监护人那里，大部分回到了意大利。安娜无处可去、无人可托，被送进了德国当地的福利院。

穆罕默德在这场医生的会诊中还担当了翻译的工作，他翻译其他医生的问题，询问安娜的睡眠状况。失眠，严重的失眠，安眠药成瘾，安娜需要安眠药入睡已经七年。这个回答引起了房间里一阵此起彼伏的惊叹。安娜才只有十七岁而已。安娜每夜都有噩梦，半夜凌晨在噩梦中频繁惊醒。她吃一次安眠药只能入睡两个多小时，被噩梦惊醒之后，她再次吃药入睡，又是两个多小时，依然噩梦不断，就这样一个夜晚她要吃三次安眠药。她有各种不同的安眠药，因为安眠药有耐受性，如果醒来后再次服用同样的安眠药，药效会减弱。她小小年纪已经通过实践感受到了这种耐受性，于是她一夜之間要换两三种安眠药吃，这才能勉强得到一夜六小时的睡眠时间。

离开张景海来到福利院以后，安娜以为她的失眠会不药而愈，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她的失眠更严重了，安眠药剂量加倍，噩梦加倍。

“最近你的主要情绪是什么？”“害怕、恐惧，这是我唯一的情绪。有时候一些特殊的声音和光亮还会让我惊恐发作，呼吸困难，出冷汗，剧烈心跳。”“你害怕什么？”“我的养父张景海，我害怕我必须回到他的身边。”“但是你现在是安全的，以后也会是安全的，德国警方会保护你的安全。”“不会的，张景海还没有定罪，他有钱有好律师，他很快会被放出来的，他是我唯一的合法监护人。”“你可以要求留在福利院，”穆罕默德指了指诺亚，“诺亚先生和福利院会保护你的。”安娜摇头，“再过十个月我就十八岁了，我不能留在福利院了，我能去哪里呢？在这里我不会德语我怎么谋生？回意大利，张景海的那些朋友不会放过我的。就算是我能留在德国，张景海也不会放过我的。”

“除了害怕，你还有别的情绪吗？”最近两个星期，安娜没有了任何感觉，她感觉不到甜味，也尝不出咸味，她做饭的时候用完了福利院的一整包盐，她唯一有的味觉是一点点酸和苦。她也感觉不到疼。说到这里，安娜拿起了桌上的一支圆珠笔要插到自己的手背上，穆罕默德反应快，伸手挡了一下，圆珠笔没能落下来。安娜好像觉得圆珠笔插到了什么，但是穆罕默德很快就把手收回去了，她也没能看见是否真的伤到了人。安娜说：“就像这样，如果把笔插进我的手掌里，我也不会感觉到疼。”

精神病院的治疗方案大同小异，精神科医生给病人制定药物治疗计划，心理治疗师配合进行心理治疗。穆罕默德在结束谈话时说：“安娜，你可以保证在住院治疗期间不做危害你自己生命的事情吗？”

安娜答：“我不能。”她觉得脖子还在疼痛，但是她的心里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一次死亡就生起对死亡的恐惧，恰恰相反，她对活着的恐惧更大。

“为什么不能给你自己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点时间呢？我担保，几周之后你对生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只需要一点耐心。”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兴师动众管我的死活？我在这里只会消耗德国医疗社会保险的公共经费。”

“因为我们在意你，因为我在意你。”穆罕默德这么说的时候，安娜不知怎的觉得有点难过，她问：“为什么？”又冷笑着说，“你骗我，你们是医生你们当然这么说，我是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会做，你们凭什么在意我？”穆罕默德说：“你误会了，我们在意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一个美好的存在。你不用做什么，你的存在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都这么觉得，我们不希望这个存在消失。”

安娜并没有听懂，但是她觉得自己的心忽然疼了一下。

“那么，现在请告诉我，你可以在这里向我们承诺，你在这里住院治疗期间不做伤害你自己生命的事情吗？如果你有轻生的想法，你会第一时间找到我或者其他的医生护士，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你可以做到吗？”穆罕默德再次问，这一次语速更慢、更郑重。

“我……可以。”鬼使神差的，安娜这么回答。

“看着我的眼睛。”穆罕默德这么说，是因为安娜回答的时候目光避开了他。

“我可以。”安娜说。抬起眼睛轻轻触碰了一回穆罕默德的目光，她觉得也许这个决定是对的。

2

一周后穆罕默德开始休假，整整十天，他其实哪里都没去，就宅在家里打扫房间，擦玻璃窗，还有就是去墓地。即便不去墓地，他也时常想起那个小姑娘——安娜。她不会德语，他离开的日子里，她该怎么跟别人沟通呢，要是有什么急事怎么办？他还记得他休假前和她道别，她什么都没说，表情写着浑不在意，但是她眼睛里写着茫然无助。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她叫住他，问他休假几天。

穆罕默德不得不休假——一个月前，病房主任精神科医生贝克博士找他去谈话，他一年内第二次没有通过心理评估。“你的抑郁症状已经很严重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定期去心理辅导师那里谈话？”贝克博士对他说，“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你自己最清楚了，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再帮助病人？我这不仅是关心你，更是关心你那些病人，一个有问题的心理治疗师会让病人陷入危险。你再不自我调整好状态，就不要怪我强迫你放长假了。”

于是穆罕默德以一次性休完上半年的年假来搪塞过去。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大多数病人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摔破的玻璃器皿顶多是尽量修复，能不能使用完全靠造化。當然，心理治疗师各有观点，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之间还有学科信仰的根本对立，但是有一点穆罕默德很肯定，遇见一个不自信的心理治疗师肯定对病人害处多于益处，而他幸好是个不自信的治疗师。

清扫房间有利于心理健康，想象自己将精神世界也一点一点清理出来，擦掉悲痛溢出来的痕迹，将没用的废物扫出来扔掉，将自己的恐惧和罪恶感收拾起来，重新装进各种整理箱，盖上盖子，暂时关进黑暗的贮存室。然后就是祷告，一天五次，平时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没有条件这么祷告。休假期间，他在窗台摆上日晷，祷告时间到了，将刺绣礼拜毯铺开，跪伏在地上，额头触地。祷告过后，他总觉得内心暂时安宁了一些。

他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九年前，他参加了叙利亚反政府示威活动，抗议总统的酷刑暴政。那时候他还在念医学院，非常年轻，脑袋里满是改变世界的热情。他被逮捕，在监狱里度过了半年，留下满身伤疤和难以灭除的可怕回忆。在一次特赦中他幸运地被放出来，随之又听说军警来逮捕他的消息，他逃到了乡间，从一个村庄躲到另一个村庄。他遇见了伊芙妮，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那简直是桃花源般的日子，他做乡村医生，她放牧牛群，他们结婚了，有了两个儿子。

这段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军警发觉了他的藏身所在，他继续逃亡，逃出国界，逃到了黎巴嫩，军警追到黎巴嫩，最后他在同学的帮助下成为国际难民逃到了德国。

穆罕默德回到病房上班的第一个早晨就听说安娜出事了。就在前一天下午，安娜去花园里跑步，回来以后情绪失控，尖叫大哭不止，用了镇静剂，正在考虑要不要送封闭病房。穆罕默德急忙说，不要。

安娜住进病房后的第一天夜里就开始用喹硫平，从五十毫克的剂量开始逐渐增加，两周后加到三百毫克。这是主要用来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所谓思觉失调，主要用于精神分裂，也用于双相障碍与重度抑郁的辅助治疗，是副作用级别比较高的精神类药品。这种药的副作用之一就是镇静作用，病人刚开始服用的时候会极度嗜睡，有的一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这对于精神分裂和双相障碍也是好的，至少他们表面上的发作被抑制了。

穆罕默德知道，安娜起初对于自己的嗜睡反应非常恐惧，她说她没法保持晨跑的习惯了，她根本起不了床也没有力气走出门去，但是她最怕的还是睡眠时间太长，想醒也醒不过来。穆罕默德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她陷在噩梦的世界里无法逃脱。

穆罕默德曾经在第一次的心理咨询谈话时对她说，“你睡不着是因为有一个‘你’始终在保护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有危险，保持警觉。你不妨试一试对那个‘你’小声说：你安全了，你现在在医院，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放心睡吧。”

安娜说，“有两个‘我’在入睡的时候争论。一个说：不要睡，睡着了就会进入噩梦的世界。另一个说：你必须睡，你不睡，明天就会没有力气应付更可怕的状况。”

穆罕默德问：“你愿意讲一讲你的噩梦吗？”

安娜答：“不。”

安娜想要摆脱整天卧床昏睡的状态，她非常焦虑，但是贝克博士坚持他的用药，他想要用喹硫平和抗抑郁药左洛复做一个日夜组合。在安娜的要求下，穆罕默德找贝克博士谈过好几次，希望他尽快开始使用抗抑郁药，尽快提高早晨用药的剂量，这样也可以让安娜在白天少一些嗜睡的反应。

现在安娜可以去花园跑步了，虽然是下午，这说明她的嗜睡反应已经好多了，这是好事。穆罕默德扔开休假归来欠下的一大堆例行会议，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安娜谈话。

“有能量出门跑步了是好事，我为你高兴。”穆罕默德说，“告诉我，跑步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你情绪激动？”穆罕默德确信，同样的问题病房里的护士和医生已经问过她许多遍了，然而因为语言的缘故，他们根本无法沟通。安娜双目浮肿，这是大哭过不止一场的模样，穆罕默德看过许多相似的面孔。

安娜说：“不是跑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是我又能感觉了。”穆罕默德听到安娜说话时粗重的呼吸，先前安娜给穆罕默德的印象一直是冷淡，甚至有些冷酷，不像今天处于一种浓烈的情绪中。她热切地描述着，“先是尝到了咸味，病房的伙食真是太离谱了，这么难吃，我吃了两个多星期才刚尝到了真正的味道。熏肉炖汤，又咸又苦还有一股焦煳的味道。然后我感觉到了疼！早晨起来，我感觉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肉和皮肤都在疼，连关节都在疼。我不知道这些疼是真的存在，还是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疯了。”

穆罕默德说：“也有可能你之前一直处于紧张和恐惧中，浑身的肌肉都绷紧着，恢复感觉之后你就感觉到浑身疼了。”

“这些疼也有可能是来自我的记忆中。”安娜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调换了话题，“我之前感觉不到快乐，也感觉不到太多悲伤，好像神经全都麻木了，连自杀的时候我都没流过一滴眼泪;现在我的情绪一下子全部回来了，能感觉到我有这么多情绪都在这里。”安娜指着自己的心口，“在这里要爆炸开来一样，但是我没有任何快乐在这里，这里都是悲伤，这么多这么多的悲伤、恐惧、难过、后悔、恨，我恨自己。”

她捂住脸开始啜泣，穆罕默德把桌上的纸巾盒递给她，她接过来抱在怀里。

“感觉回来了是一件好事，”穆罕默德说，“这说明你正在恢复的过程中，药起效果了，同时你的心理状况也正在疗养中好转。什么事情让你现在最觉得悲伤？”

“我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伤心，悲伤有这么巨大，”她比了个手势把全世界都包含了进去，“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怎么才能装得下这些。”她用纸巾接住满脸的泪水，“妮可，妮可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还活着，四肢健全地在医院里，可是妮可，她也许已经死了。她失踪的前一天还说要借我的除噪音耳机用两天，我们在花园里吃晚饭，她说作为回报，她会给我唱十首歌。我还说我才不稀罕听你唱歌呢，她就厚着脸皮自己在花园里唱，我假装捂着耳朵。她才唱了第一首，第一首还没唱完，饭也还没吃完，用人就来叫她，说是张景海要找她过去问话，她跟着用人去了，去了就再没有回来。”

穆罕默德皱了皱眉毛，那一天所发生的言语没有直接描述的残忍让他震惊，让他的精神和肢体同时感到不舒服。安娜问，你知道她唱的是一首什么歌吗？《世事不可强求》。“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我问妈妈，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会漂亮吗？会富有吗？妈妈对我说：世事不可强求，顺其自然吧，我们不能预见未来……”

幸存者的负罪感，这是经历过创伤的病人常有的情绪。穆罕默德对安娜说：“你才十七岁，你知道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你也是一个受害者。”安娜擦着眼泪说，“不，至少我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甚至没有同意把耳机借给她！”

“安娜，这不是你的错，你知道的。”“不，妮可死了！”安娜尖叫着，“可是我还活着，死的那个人为什么不是我？我不想活着的，这个世界让我这么失望。悲伤这么锋利，像刀一样在割我，每活着一分钟都那么艰难。我恨自己，我恨自己这么活着，我恨不得现在立刻死掉，这样我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一切都好了。”穆罕默德看着她流泪，有一刻他不知道如何继续谈话。

“安娜，你是个聪明姑娘，你知道的，这是张景海的错，要恨你应该恨他，你不应该恨自己。告诉我，你出门跑步前是怎么想的，跑步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我想要运动。感觉恢复之后，我觉得各种坏情绪在我身体里躁动。我想要是使劲跑一跑出一点汗，也许就会好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效果恰恰相反。我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运动了，一开始我先是慢慢地走，当我动起来，服药的瞌睡感就减轻了。走了一阵我就又能跑起来了，身体轻快，我觉得能量又回到我身上，我跑得飞快，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紧接着我就觉得所有的坏情绪就像被点燃了一样，我再也没法控制它们。我想到了妮可的歌，想到了我的噩梦，甚至什么都不去想，悲伤也没来由地越来越大。我是不是真的疯了？”

“你没有疯，是你遇到的事情太疯狂了。你受了很严重的伤害，我知道你的心里有愤怒，可是因为文明教育的缘故，一般来说我们都不允许自己把愤怒表达出来，我们只能表现悲伤，所以你就把愤怒朝向了自己，所以你才会有自杀的想法。你伤害自己、惩罚自己，这是不公平的。所有发生在你和其他女孩身上的一切，你都没有理由来责怪自己，你應该责怪伤害你们的人。你把愤怒发泄出来，你自杀的念头自然会消失的。”

安娜没有听懂的样子，穆罕默德问：“你愿意试一试打沙包吗？”他抬起双臂握空拳，右手向前方的假想敌挥出一个有力的右勾拳。他看见安娜的眼睛闪亮了一下，第一次，她像个正常的小女孩一样露出羞怯的表情，随即眼睛更加明亮和专注地注视着他的拳头。他微笑了，又挥出几拳。他明白和大多数人一样，攻击性是这个小女孩自小教育中绝对不允许的部分，攻击性是禁忌而诱人的，而且对于这个受虐待从不允许反抗的小女孩而言，表达出攻击性是她目前治疗中特别需要的。

“我可以吗？我真的可以打沙包吗？”安娜问。

“当然。”穆罕默德答，“我们精神病院有专门的拳击房，供病人发泄愤怒的需要，你可以打个痛快。但是你必须戴上拳击手套，在教练的指导下，不要把自己的手弄伤了。”

穆罕默德给拳击房打电话，分机拨了老半天才终于拨通。拳击房的治疗师在那边回复说，“抱歉，拳击房从今天起不开放了，刚刚接到院长办公室的通知，为了控制新冠疫情的传播，病人不得跨病房参加治疗。这就意味着包括绘画工作室、拳击房、瑜伽房在内的所有独立于病房的治疗工作室都必须关闭。我们现在正在打电话给各个病房取消这周的所有预约呢。”

穆罕默德挂了电话就开始忙别的事，休假积攒的杂事堆积如山，他一边处理一边暗自惋惜，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突破的契机，怎么这么不凑巧，拳击房关门了。不知怎的他没法让自己不想这回事，手里的事告一段落，他又拨拳击房的分机。“请问能借给我一副拳击手套吗？”他问，“如果可以，我待会儿过去取。”

拳击手套交到安娜手里，这副手套比安娜的小手大了许多。穆罕默德替安娜戴上，扣紧腕带，安娜注视着自己陡然变得庞大的拳头。

“没有拳击房没有沙袋，但是你可以随便打墙壁和树，你愿意打什么？”穆罕默德问。安娜再次脸红了，她说：“我不想伤害树，它们是活着的，它们会感觉疼。”她又问，“有什么地方可以不被别人看见吗？”穆罕默德把安娜带到客厅后侧通往储藏室的走廊里——这段走廊有一扇门可以与客厅隔开，关上门之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封闭空间。

穆罕默德合上門，在客厅这一侧站了一会儿。少顷他就听见门的那一侧传出一声又一声的闷响，响声越来越急促，还能听见喘息和哭声，停息了一会儿，响声再次传出来。穆罕默德在门口挂上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放轻脚步离开。

一小时后，安娜来还拳击手套，穆罕默德注意到她的身体语言有了变化。在过去的两个多星期里，她的身体一直是僵硬的，四肢的动作总是不怎么协调，不像一个习惯晨跑和运动的人，这表现出她的心理状态，她似乎因为自己的躯体而感到羞愧。她还经常无意识地把手指扭绞在一起，这是内心冲突得不到宣泄的反应。此刻她满头大汗，因为过度运动有些弯腰驼背，但是她的身体姿态显示出了从未有过的协调和放松，手指关节有了舒展的弧度。

她把手套交还给穆罕默德的时候有些依依不舍。“你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再来取，我把手套留在办公室，不会还回去的。”穆罕默德主动告诉她。安娜的眼神闪过一阵雀跃，表情淡漠的脸上有了笑容。她又吞吞吐吐地问：“我可以在那里喊叫吗？我想大喊，花园里可以吗？”

穆罕默德说：“为什么不呢？这里是精神病院嘛，你当然可以大喊大叫。”这话让安娜笑出了声。穆罕默德知道，很多病人对住进精神病院有羞耻感，安娜是亚洲人，这种羞耻感会更严重。不过，一旦病人和治疗师可以成为幽默感的同盟，精神病院成为幽默感的对象，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更大的精神病院。

穆罕默德听到花园里传来尖叫声，这声音稚嫩而凄厉，一声又一声直至声嘶力竭。他有些恻然，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是否曾有这样的机会把委屈大声喊叫出来。

喊叫声终于停息下来，他看到安娜小小的身影走到花园中巨大的板栗树前，她伸开双臂拥抱树干，将前额靠在树干上。树阴静默地将她覆盖，她的背影在哭泣中颤动。这很好，他相信她伤害她自己的念头会渐渐减轻。

贝克博士对穆罕默德的治疗方案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不应该允许安娜击打墙壁，戴着拳击手套也不行，墙壁是没有弹性的，这会损害病人的手指和手腕关节，不符合精神病院的安全规定。穆罕默德解释说：“您看这孩子也没什么力气，她每天就打那么一会儿，打个几天就发泄得差不多了，别人拳击伤了手腕的都是职业拳击的运动量大。”但是贝克博士不容商量，精神病院不允许病人伤害自己，更不允许在疗程中不注意安全让病人受伤。他没收了拳击手套，提供了一个替代的运动方案，让安娜两手各握一瓶矿泉水做原地高抬腿。

“我保证，你能这么不停地做五分钟，你全身多余的力气就全部耗尽了。”他在办公室里亲自演示给安娜看，肥胖的身子一颤一颤地跳动着，金发环绕中的秃顶闪闪发光。穆罕默德又好气又好笑，这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嘛，但是贝克博士是病房的最高负责人，他也只好表示附和，看着安娜一脸困惑而爱莫能助。

贝克博士对安娜在花园里叫喊也有意见，他让克莉丝汀带着安娜从精神病院的后门出去，沿着乡村小道一直去到村民的马厩那边。穆罕默德觉得村民的马实在太无辜了，它们也是有耳朵的。

尽管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日常事务，贝克博士离开之后，穆罕默德感到了剧烈的偏头疼，他和着咖啡服下了两片布洛芬，头疼并未减轻。他知道这是情绪问题，自己又不自觉地陷入了七年前的焦虑中，熟悉的情绪再次俘获了他，折磨他，让他觉得生活无助无望，贝克博士面目狰狞。

七年前，他偷渡来到德国申请难民资格，他一边学习德语，一边在大型超市做搬运工挣钱寄回叙利亚，他的妻子伊芙妮和两个幼小的儿子需要钱。临走时他把他们送到了大马士革，拜托自己的父母照顾他们。内战期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一大家子人过得很拮据。超负荷的生活节奏几乎累垮了他。他参加的语言课是德国政府安排的，每天从九点到下午一点上课，课后作业至少另外需要四小时。课程教得飞快，半年里要学完十二本书考过B1，路上还要花费两小时，搬运工作则是从下午四点到子夜一点，这样加起来就是二十个小时。那段日子里，他屁股一挨着凳子就能睡着。

最让人感到筋疲力尽的是当时无止境的等待，等待一个完全无法预知的未来。他提交了难民申请，这个过程极其复杂与漫长，历时一年半，很多次的谈话与审核、预约和排队，最后的批复会是什么谁都不知道。如果没有通过，就是被遣送回国，那就是一个死。他等待的是生死裁决。

那时候他拿着德国政府发放的临时难民补助，住着德国政府分配的难民公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国家非常冰冷。本地的邻居经常对着他用硬邦邦的德语大声吆喝，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们各种官僚主义，信箱里的信件永远都是账单和政府公文，没有人关心他究竟能不能获得合法的身份留下来。他说叙利亚现在正在内战。他们回答，能不能获得难民居留许可，取决于审批当时的战事状况，要是那时候战事暂时平息，就意味着你回去是安全的，没有资格再继续以难民身份生活在这里。

战争会持续多久谁也无法预计，只是当时，自由军和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近乎白热化。穆罕默德坐卧不宁度日如年，比起担心他自己，他更担心他的父母、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们在战火中遭到厄运。只有他自己得到了正式的难民身份，他才能够办理手续把他们从叙利亚接到德国。他详细问过，直接在叙利亚办是不成的，当时得到身份批复的叙利亚难民都是去约旦的德国大使馆为家人办签证，让他们穿过叙利亚和约旦边境，再飞往德国就能顺利入境。

然而一天等不到批复，伊芙妮和两个孩子便一天处于危险中。炮弹袭击和空袭每一天都在发生，平民们每一天活着靠的都是运气，每一天都只有靠虔诚的祷告度日。如果等到的不是认可的批复，那么一家人死在一起，倒也是一种解脱。

回想这段日子，穆罕默德依然觉得像个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事实上，他夜里经常重复着这个噩梦，周身冷汗惊醒过来。在黑暗中，他依然是那个初到德国的偷渡客，透支全部力气上课和打工，夜以继日，一天天在希望和无望中等候德国政府的通知，每夜在焦虑中祷告妻儿的平安。后来他读到相关统计数据，在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五年之间，有二十万叙利亚人死于这场内战。

这当然并不是德国政府机关的错，这里已经是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即便在几年前，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难民问题，德国是少数没有停止接收难民的国家之一。在掌握了德语之后，他也发觉所谓冰冷的德国人也是一种错觉，他们爱讲规矩，但是心地纯朴，都有一副热心肠。当年他内心的负面情绪过于剧烈，让他觉得周遭的一切都分外恐怖冷酷。

穆罕默德知道，此時的安娜承受的可能比他当年更多，他必须帮她走过这一段路，他希望自己还有能力做到这些。又喝下两杯热咖啡之后，他终于有力气完成了三个新病人的谈话，然后他决定和安娜再打一个照面。

“我来看看你的情绪有没有好一点。”穆罕默德敲门，站在安娜的门口和她说话，这是打算五分钟完成交谈的姿态，接下来他还有更多事情必须在当天处理完。穆罕默德看见房间的地板上堆满了各种杂乱的衣服，这是安娜室友的衣服。萨宾娜，一个只有五岁心智的三十岁女人，她不肯好好吃饭，脱下衣服就扔在地上;她还不会自己洗澡，身上的气味隔着门都能闻到。不过这比前一个室友好些，安娜的前一个室友相信自己是女性版的耶稣基督，还经常无缘无故狂怒发作。精神病院就是这么个地方。

安娜正坐在床上发呆，她问穆罕默德：“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好起来呢？我觉得心里很难受，大喊大叫了以后还是想哭，我不想这么难受地活着，要么能好好活着，要么死掉。”

这话听上去依然离不开自杀的念头，穆罕默德听了却觉得很高兴，引导她将愤怒指向外界之后，显然她伤害自己的念头减少了，她自己提出了“要么好好活着”的可能性。学了这么些年的心理学，穆罕默德深知，只有病人有了自己想要好起来的念头，他们才会真的好起来。心理治疗不是外科手术，不是心理治疗师一个人的工作，更多的是取决于病人自己的愿望和努力。

穆罕默德说：“你要对治疗保持耐心，相信我，你已经走在好起来的路上，我已经看到了。我不能保证你难过的情绪会消失，你会很快高兴得跟没事人似的，这才是不正常的。我能保证的是，只要你继续服药，继续愿意配合我做心理治疗，你的悲伤会被此时和将来新生活的光芒一点一点照亮。如果你愿意，你的心里会渐渐充满光与热。”

安娜问：“怎么才能做到呢？”穆罕默德问：“你有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安娜的神态再度变得茫然，她想了很久。隔壁床上的萨宾娜正用被子蒙着头睡觉，似乎被沉默惊扰，她掀开被子坐起来，揉着眼睛，伸手在床头柜上摸巧克力，安娜找到了塞到她手里。

“我从来没想过我喜欢做什么，”安娜说，“我只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一直都是这样。”

穆罕默德难以想象这个孩子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有一种家庭是支持孩子的自我成长，给予孩子支持与爱;另一种是一切为了彰显家长的权威，不断榨取孩子的生命力和资源来满足家长自身的需求，禁锢自由思考。当然，对于安娜而言，她那个家庭根本连家庭也算不上。

“在不应该做的事情里，有什么是你喜欢的？比如说唱歌、画画……”

“画画。”安娜小声说，仿佛是说到了什么让她害怕的事情。

“那就试试画几幅画。明天我会给这边的绘画工作室打电话，我估计他们也因为新冠病毒暂时关闭了，但是让他们送一些颜料画笔和纸张过来还是可能的。”穆罕默德微笑着替安娜合上了门。他觉得艺术治疗也许会是疗程中有效的下一步，这是他在失眠的两个夜晚苦思冥想得出的方案。

3

这个夜晚的月亮特别明亮，病房和走廊的灯都已经灭了，白雪一般的月光落在屋顶上、树梢上、窗棂上、病房的床沿上。安娜靠在枕头上回想所有她“应该做的事情”，可以说，这些“应该做的事情”组成了现在的她。她受的教育不能算是不好，张景海不允许她去学校上学，但是给她请了家庭教师，不教别的科目，只教中文和意大利语。

她小时候喜欢涂涂画画，张景海看得有趣，还给她请过一个家庭教师教她画画。她画静物水果、画插花、画石膏像，有一天她开始画家里的花园。在花园的游泳池边和湖边，张景海和前来拜访的一批批陌生人饮酒说话，她画下了每一个姿态、每一张脸。用人们都夸她画得像，只看过一遍的脸她就能画得这么细致逼真。几周后，这些画被张景海看到了，她不明白为什么张景海用皮带狠狠地抽她，把她关进地下室，用手铐把她的右手铐在天窗的栏杆上。她只能伸直手臂踮起脚站着，就这么铐了她整整两天两夜。没有食物，只有用人给她送点水喝，喝水的时候手铐也不许松开;踮着脚不能睡觉，如果不小心打盹了，手腕就会钻心般疼痛，好像整只手都被手铐拽断了。

她大半个身体先是酸痛，然后完全麻木，完全没有感觉，就好像不存在了一样。她盼着自己也不存在就好了，可是她偏偏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剩下有感觉的那部分躯体还在疼痛，她的头颅还在运转，还在感觉，还在深深的恐惧和无助中无声地呼救。她不知道她会被“挂”在这黑暗中多久，是一直到她被活活累死，还是饿死？等她死了以后张景海会不会把她放下来，还是会把她依然悬挂在这里，直到她腐烂成一具白骨？在她死了之后她是不是还会感觉到疼痛和恐惧？

她没有死，所有的画被烧毁了，别说颜料和画架，房间里连纸张和铅笔都被清空得一干二净。她从此不允许再画画，不过她从没想过再画画，被“挂”起来的经历太可怕了，就算是张景海把颜料再次摆到她的面前，她也不敢再碰一下了。

张景海规定她每天早上晨跑，规定她不能吃任何甜食包括糖果在内。他告诉她这都是好习惯，可以保持她身材不走样，她会感谢他的。如果她哪天偷懒睡了懒觉没有晨跑，就是一顿打，她偷吃糖果又是一顿打。这形成了条件反射，她要是哪天没有晨跑就会焦虑，焦虑得不行，仿佛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一般的焦虑。她的舌头碰到任何甜的食物都会呕吐。

这就是她了，要是有人问起安娜是个怎样的人，她会中文和意大利语，她从不碰画笔，她晨跑以及不吃甜食——她不是谁，她只是张景海规定下的“应该”。

不过总算她还会一点英语，这是她唯一的微小的存在。这是她私下央求家庭教师教她的，她还偷偷买了书自学，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从张景海身边逃走。她感觉张景海的权力无边，所以她必须逃到外国去，天高海阔，那么只有学英语才有用。她平时从不敢开口讲英语，唯恐张景海发觉，但是每天当她臆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获得自由，她就在心里反复演练英语，所以口语居然还算流利。

三年前她在晨跑的时候认识了一個意大利男孩，棕色皮肤，黑色卷发，漂亮的下巴和肩膀，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然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凝视她的眼神总是很专注。她喜欢他凝视她的样子，就好像她是个与张景海豢养的安娜完全不同的人。她给他看身上的伤痕，他答应带她逃走。在此之前她幻想过一百种逃走的计划却都没有敢于尝试过，他给了她莫名的勇气。她在火车站等了很久，他却并没有来。第二第三天晨跑的时间，他都没有出现。直到第四天，他没事人一样在晨跑的老地方等她，他告诉她，他改主意了，他并不爱她，他对她的感觉只是普通朋友，所以他不能带她一起私奔。

安娜怀疑过这是张景海威胁他，或者给了他什么好处，不过也可能是这个男孩打听到了张景海不好惹，最后关头认了 ，也有可能只是这个男孩本身就不可信赖。后两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张景海并没有处罚她，那应该是他并不知情。

此前很多女孩都尝试过逃走，有的计划败露后被打断了腿，几个月才重新战战兢兢地听从张景海的命令在房子里行走，从此俯首帖耳不敢再有任何忤逆;有的被抓回来之后就失踪了，也许是不小心打死了，尸体绑上石头沉到湖底变成了白骨。变成白骨了也依然在湿漉漉的黑暗中浮不上湖面，发不出任何声音。总之，没有一个成功逃脱的。

想到这些，安娜觉得那男孩背叛了自己倒是一种幸运，要不然自己也许已经同样变成了一个瘸子或者一具白骨。尽管这么想，她的心剧烈地疼痛，就像妈妈当初忽然消失扔下了自己的那种疼痛，就好像另一个曾经在凝视中活着的自己被杀死了，利刃穿心。在此之后，安娜连英语书也不再偷偷看了。

房间的门被轻声推开，手电光照到了安娜的脸上，是护士查房。安娜急忙闭上眼睛假装睡着，克莉丝汀却还是走了进来，站在床边，低声对她吐出了一串音节，她没有听懂是什么，克莉丝汀仿佛并不在意她听不懂德语，又重复了一遍，再重复了一遍，还做了一个吞服的手势。她猜测，可能是想要告诉她，如果睡不着，可以到护士办公室领安眠药吃。她摇摇头，克莉丝汀为她掖好肩头的被子走了出去。

好不容易戒掉了安眠药，安娜说什么也不想再用回去。安眠药是过去生活的印记，丢掉了安眠药，某种程度上仿佛给了安娜信心，她有可能挣脱她的过去。

她想起穆罕默德说过，睡不着是另一个自己在时刻警惕着外界的危险，那么试着告诉另一个自己，你现在安全了，你在德国，你在医院里。是的，她已经离开张景海到了一个安全的世界，这些人都承诺帮助她，她想要抓住这一丁点陌生而微弱的希望，也许她还有机会开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也说不定。即便这一丁点希望没有变成现实，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也不会失去什么，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所以试一试也无妨。

第二天上午，护士把艺术治疗中心送来的包裹交给安娜。当安娜将画纸和颜料摆在阳台的桌子上，她有片刻的怔忡，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五岁那年，妈妈还在她身边，噩梦还没有开始，她用小手捏着画笔在白纸上描摹眼睛所见的一切，用人和司机们人人都夸她。她画什么像什么，画谁像谁，她手握画笔的时候，好像心在天空中飞翔，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让她分心和忧愁。

她抓起画笔，一时间，白纸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她不知道应该如何落笔，哪些“应该”画，哪些又“不应该”画？当年究竟是因为她画了什么而被“挂”起来，是那些她不应该看见和画下来的真实的面孔吗？她感觉有两个自己在争执，一个忍不住想要享受在画纸上捕捉万物的乐趣的诱惑;一个则死死抓住她的手臂，警告她这是极度危险的事情，她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她会被砍掉手臂，或者被永远“挂”在哪一个地下室，挂一辈子。

她感觉到自己的右手在颤抖，渐渐抓不住画笔，这么在大太阳底下坐了两个小时，她无法在白纸上落下任何一笔。她离开，用冷水洗了两次脸，沏了三次茶，最后她扔下画笔只想要尖叫。她觉得这是一种残疾，自己已经残疾了。

安娜要求见穆罕默德，克莉丝汀答应替她传话。穆罕默德忙着，有病人要出院需要写报告;新病人入院，必须尽早安排谈话。安娜在穆罕默德办公室的门口走来走去，那扇门里一直是说话声不断，他确实忙着。

到了将要下班的时间，安娜几乎已经放弃了希望，克莉丝汀来敲门，指着穆罕默德办公室的方向，对她做了一个尽快的手势。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安娜问，“你们都说，现在我在医院，我在德国，张景海不可能再伸手碰我，不可能再伤害我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为什么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还在折磨我？他在用一种更可怕的方法折磨我，好像我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了他，我在代替他折磨我自己？就好像他拿走了我的一条手臂和一条腿，我根本没有办法再向前走。我恨我自己，我大概是真的彻底疯了。”

安娜看见穆罕默德沉默了很久，像是生气，她觉得他是在生自己的气，因为自己没出息不能开始画画的疗程，等到穆罕默德再次开口，她才发觉这是一个误解。穆罕默德说：“就算是摔断了一条腿，也需要几个月才能正常走路，你有这么长的不愉快的经历，当然需要时间来恢复，这很正常。”

“我真的还可以恢复吗？”安娜问。

穆罕默德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就算是你真的没有了一条腿，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可以用另一条腿走路，你还可以用手臂来帮忙，用拐杖。”

这回答让安娜觉得有些古怪，“那就是不一定可以恢复的意思吗？”

安娜注意到，穆罕默德很少真正地笑，最多是礼貌的微笑，他脸上的表情说是严肃并不确切，更像是忧伤。病房里的女病人都私下议论，穆罕默德和贝克博士不同，贝克博士总是成天笑呵呵的，不知道他怎么能保持二十四小时都这么高兴，兴许是吃多了抗抑郁药;穆罕默德则是成天一脸伤感，这让他看上去非常吸引人，像是电影里的男主人公似的。这些玩笑话是其他女病人彼此八卦之余，用谷歌翻译转达给安娜的。

每次安娜和穆罕默德谈话，看着他过分苍白的脸，她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可怕的经历和心情讲给他听。他总是一边听，一边脸色显得愈发苍白和伤痛。她觉得她所说的会伤害他，她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好受些，但是她不想说谎，事实就是这么满目疮痍。

翌日上午，穆罕默德领着安娜坐电梯到四楼，这是这栋病房的阁楼。因为新冠病毒的缘故，每一栋病房之间不允许走动，但是病房不同的楼层之间不受限制。阁楼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室，有编织、陶艺、木工、折纸等各种工作区，阳光透过斜顶的玻璃窗照进来，窗外树木的新叶仿佛是屋顶别致的花纹。

穆罕默德让安娜随意挑选她有兴趣的项目，安娜选了陶艺，她想做一只碗。在福利院除了色拉碗之外就没有别的碗了，喝汤也用盘子。一只碗能让她有家的感觉吧，安娜想。

穆罕默德说：“你知道你想要尝试什么，这很好。这些天我的心情也不好，我也想做一个什么小玩意儿来散散心。我先教你第一步，你自己做起来，每天上午一小时，我也会在这里做一点木工，你有问题可以随时过来问我。”

第一步是用水稀释，搅拌陶泥，接着用筛子把杂质过滤，找一个心仪的模具，用塑料胶带把模具的外壳固定好，把过滤以后的陶泥泥浆灌入模具。就这些步骤，安娜做了整整一个星期，因为一天只有一小时，到了时间穆罕默德就会喊停，关闭电源锁上门，带着安娜下楼。

在每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穆罕默德在木工工作区用锯子锯木板，还看不出他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小家具。在安娜需要的时候，穆罕默德一步一步手把手教她怎么继续。安娜注意到，穆罕默德手背上有一个新的圆形疤痕，掉痂不久，也许就是自己的圆珠笔刺伤的。两人在做着各自枯燥的手工活儿的时候经常闲聊，不聊病情，天南海北。安娜喜欢这气氛，非常安详闲适。

穆罕默德问：“听护士和其他病人说，你开始自学德语了，真的吗？”安娜答道：“试试而已，我看我不行。”穆罕默德笑了，“德语的语法很变态吧？”安娜说：“可不是，真应该把发明德语的那个人送到这个精神病院里来。”穆罕默德说：“你说两句来听听。”安娜说：“不，这声音硬邦邦的太难听了，就像是装修房子，像是有个人在用榔头不停地把钉子钉到木板里。”穆罕默德刚好在敲钉子，他紧敲了几下，顺便吐出一串德语的音节，效果完美，还真像安娜所说的，德语发音像在装修，他有些失态地笑出了声。

安娜问：“德语不是你的母语吧？”穆罕默德说：“原本规定心理治疗不能跟病人谈私事，但是现在是闲聊，就例外一次吧。我的母語是阿拉伯语，我是叙利亚移民，二十四岁才来到德国开始学的德语。”

安娜又问，“德语难学吗？”穆罕默德说，“我不想骗人，说实话，挺难的。不瞒你说，刚到德国的时候我也得过抑郁症住过精神病院。那时候我在医院里遇到了语言学校的同学，他看到我挺高兴，跟我打招呼说：嘿，哥们儿，你也是因为德语语法太难给逼疯的吧？我不想告诉他我是因为什么问题进的医院，就顺口答应说：可不是。他过来拥抱我，告诉我说：哥们儿别担心，咱们不孤独，我们语言班因为压力太大给送到这里来的就有三个，我看这精神病院应该给我们语言学校发销售提成，语言学校这是在帮着精神病院做生意呀。”

安娜笑得不行，对穆罕默德说：“你这是在说笑话吧？”穆罕默德说：“被你看穿了。”安娜说：“可不是，心理治疗师哪有自己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呢？”穆罕默德说：“这可不一定，医生就不会生病了吗？精神病医生啊、心理治疗师啊，他们中间有问题的多了，正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才会一开始有兴趣来学这门专业。”

“这么说来，这里不是疯子在医治疯子吗？”安娜问。穆罕默德回答：“这里的疯子其实不多，真正的疯子都在医院外面呢。疯得越严重的越是以为自己比所有人正确，越是有权力决定别人的命运。”

“德语其实没这么难，一切都没你想的这么难。”穆罕默德问安娜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学德语，他说很多人都可以做她的义务老师，只要她开口问，比如说她的室友萨宾娜——那个只有五岁智商的三十岁女人。“不信你自己问她愿不愿意，我保证她肯定特别高兴。”穆罕默德说。

安娜依着穆罕默德的主意问了萨宾娜。对于安娜尝试着开始跟她说话，萨宾娜特别高兴，因为之前安娜总是喂她吃饭，把自己的那一份牛轧糖、巧克力布丁和可可牛奶带回房间给她，但是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萨宾娜无数次尝试跟安娜说话，安娜总是扭头走开，安娜是听不懂所以不愿意听，萨宾娜则一心以为安娜是生她的气。

现在萨宾娜第一次和安娜说上了话，她口齿不清像个孩子似的对安娜说“我爱你”，满身气味地拥抱安娜，而且她居然听懂了安娜的请求。她捧着德语书，每天大声地念给安娜听。安娜睡午觉的时候，她挑出睡前故事一页一页耐心地念，安娜闭着眼睛不敢睁开，害怕一睁眼，眼泪会流下来。

克莉丝汀开始随身带着纸和笔跟安娜说话，她一句话重复三遍，写在小纸条上给安娜看，再对着纸条念一遍。安娜把这些小纸条都仔细地收藏在一起，她从小身边就没什么人好好关心过她，她不明白为什么陌生人会待她这么好。

穆罕默德说：“因为你提了请求，要是你遇到陌生人请求你做什么，你会愿意帮助他们吗？”安娜答：“当然愿意。”穆罕默德说：“为什么你会愿意帮助他们呢？说不清楚原因是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和你一样有生命的存在，所以你愿意爱他们，不是因为你认识他们，只因为他们有呼吸有感情。”

安娜说：“可是我并不觉得别人应该对我好，我是个没用的人。”穆罕默德叹了口气，“安娜，你为什么不可以对自己公平一点？你愿意像照顾一个小孩子一样照顾萨宾娜，我听说她不肯吃饭的时候，都是你喂她吃饭，你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宽容来对待你自己呢？是谁认为你是个没用的人？是谁认为你不值得活着？是谁认为你不值得被爱被关心？没有人这么认为，只有你自己这么认为。你凭什么这么裁决一个小女孩？你会这样对待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吗？”

距离安娜的十八岁只剩九个月了，安娜数着日历上的时间，她问穆罕默德：“你觉得我能够在九个月之内考过德语B2吗？”安娜在被送进福利院之后特地问过，德语B2是找工作的门槛，这是谋生与延长签证的唯一机会。

穆罕默德说：“你能学得多快不在于德语难不难，一切取决于你学德语的意愿有多强烈。以前我上语言学校的时候，班里有一年过B2的，也有三年了还不能过B1的。”安娜问：“你用了多久？”穆罕默德笑了，“那时候我们语言学校边上就是一座监狱，紧挨着，平时我们上课的时候往窗外一望，看到的就是监狱大院里的房子。那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考试过不了，直接就送进隔壁监狱。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玩笑，那时候我的境况真的是不能考过政府要求的语言标准，将来就不可能续签居留证，我就必须回到叙利亚，就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或者立刻被处决。所以我过B2就是只用了九个月。”

一番话讲得跟笑话似的波澜不惊，却听得安娜惊心动魄，不知道那故事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她做了几百张单词卡片，睡也背，醒也背，打算尽人事听天命，没准真的能考过，能找份工作，得到一份微小而平安的生活也说不定。

有时候，穆罕默德会从家里给安娜带几份打印件过来，是一些德语的诗。他说：“你先自己看看，当学习资料，把单词学起来，等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念给你听。”但是穆罕默德总是没有空，开会和谈话一桩接着一桩。幸好还有艺术治疗这回事，他每天上午雷打不动地与安娜一起在阁楼里工作一小时。他的木工小家具已经初见雏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扁圆形状的木头盒子，圆形的木板做成的底，竖着揳入木条，再横向用木条做编织。两周的工夫，编织才刚开了个头。一切进行得慢而节制，有如生活本身。

陶泥泥浆灌入模具之后，就是等待自然干燥成形，接着把多余的泥浆倒出来，已经干燥附着在模具上的部分就是一只碗的雏形。再次等待干燥成形，然后把模具除掉，送进小型的专业烤箱，用三支支架凌空架好，等待烧结完成。进行这许多步骤又是一周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安娜已经渐渐开始能用非常简单的德语句子，虽然谈不上沟通，至少能和护士和其他病人打招呼问好。此刻她看着手中一只碗浅褐色的坯胎，周围还留着模具的棱角，碗的底部是支架的印痕。这还是一团不尽规则的陶泥，但是已经更接近一只碗的模样了，这让安娜觉得颇为兴奋。

穆罕默德在抽屉里找到了一卷砂纸，撕下一片向安娜演示怎么把坯胎上多余的部分打磨掉，然后就任由安娜自己发挥。他说，你不需要把所有“应该”打磨掉的部分去掉，你可以仅仅去掉你认为多余的部分，你还可以改变这只碗的形状，打个比方，在边沿上磨出波浪的形状，在碗的底部和碗壁上刻一些花纹或者你自己的签名。

那一天的天气很好，阁楼的天窗在安娜的工作台上投下树影与金色光芒。陶泥坯胎触摸上去细腻而温暖，像是人类婴孩的皮肤。安娜手握砂纸，轻轻打磨，她觉得当下喜悦，时间无垠，陶泥的尘灰在阳光下飞扬。她不知不觉哼起了歌，然而当她意识到自己哼的曲调时，阳光忽然暗淡下来。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

我问妈妈：

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会漂亮吗？

会富有吗？

妈妈对我说：

世事不可强求，

顺其自然吧，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

世事不可强求……

啦啦啦啦啦啦，是妮可在歌唱。

咔嚓一声轻响，在安娜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的手中已经捏着一块碎片。这是陶碗碗壁的一块，不知道是碗壁过于脆弱，还是她打磨的时候捏得用力过猛，这一块掉了下来。吃惊和后悔，安娜想要把这一块拼合回去但是已经不可能了，这只碗完了！两个星期的工作就这么一瞬间化为乌有，强烈的惋惜和挫败感顿生，安娜慌慌张张去找穆罕默德，“对不起，我搞砸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穆罕默德拿起破了一塊的碗打量着说：“不用说对不起，你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只是在尝试，无论做成什么样都是尝试而已。要是做坏了再做一次就好，或者你也可以保留这只碗，把它做成别的什么，总之你自己决定。”

安娜听着穆罕默德的声音，这些话渐渐模糊，她自己的情绪忽然变得强烈，占据了她的头脑。在起初失败的震惊之后，她感到强烈的负罪感，感到一切覆水难收，然而此刻，竟然是一种秘密的轻松感，获得解脱一般的强烈快乐。这是她很多年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仿佛背负已久越来越沉重的痛苦和羞耻感瞬间被卸下肩头，她的身体、心灵变得无比轻盈，在燃烧一般的阳光中被渐渐融化。

为什么？这种不合时宜的快乐究竟从何而来？她意识到了原因，因为这只碗破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这只碗了，因为她自己就是这只碗，无论她怎么努力想要一点一点艰难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变成一只像样的碗，这份痛苦都是她不想要的。这个世界是个可怕的地方，活着是一个受折磨的过程。她想要的是飞快地碎掉，碎成粉末，碎为乌有，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所有的用力、折磨和无所适从都一起消失了、不存在了。这才是她一心向往的，永恒的假期，永远的解脱，死亡，沉睡，回家。

这个想法让安娜觉得失望极了，她对自己失望到了极点。在精神病院已经一个多月，从忍耐药物副作用的极度困倦无力，到逐渐有了想要好起来的愿望，挣扎在自己值不值得被关心和帮助的疑虑中。每天逼迫自己克服对人类的恐惧和他人沟通，一次又一次深呼吸克服惊恐发作，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背诵德语单词。她以为自己真的在好起来，她以为自己还有那么一丁点可能拥有一份将来，可是没有，完全没有！

现在她才真正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的，她想要的无非就是死，自杀，就是一开始她被送进精神病院时的原因，自杀企图。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子她回到原地，一切都是徒劳，一切都是沐风，她根本没有向前走过一步，她根本就是还在原地，何苦耗费他人的时间和精力，也增加自己的折磨。

这份巨大的失望将安娜推向了崩溃，她泪如泉涌无法自制，她哭泣着对穆罕默德说：“对不起，对不起。”“不要说对不起，为什么说对不起？”穆罕默德问。安娜感到周身战栗，她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不停地說对不起，“对不起，我明白了我想要的，我并不想要活下去，我依然想要杀死我自己，我太想要立刻死去了。如果我能现在死掉那该是多么好，我真的想要这样，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因为这只碗破了吗？”穆罕默德将碗又递过来。安娜接过这只碗，不知怎的，当她手指捏住这只碗，另一块又碎了。她的一只手捏着碎片，另一只手捧着碗。现在她觉得自己的念头更加清晰了，这又一次碎裂，让她感到更清晰的轻松和快乐。

“现在你想要对这只碗做什么？”穆罕默德冷静地问她。安娜小声说：“我想要摔碎它。”穆罕默德说：“那么就摔碎它。”安娜说：“不可以。”穆罕默德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安娜说不出原因，“怎么可以故意摔碎一只碗呢，这是不好的。”穆罕默德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来，摔碎它。”

安娜举起碗，对着桌面，想要摔，犹豫停住，终于再次高高举起碗。一声巨响，把安娜自己也吓了一跳，这只陶碗剩下的坯胎在桌上四分五裂，烟尘弥漫。“对不起，对不起，”安娜再次大哭起来，不停地说，“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安娜听见穆罕默德问她。“因为我不应该砸碎任何东西，对不起。”“没有什么不应该的，这是属于你的，你当然可以砸碎它。”“因为这声音太大，会吵到楼下的人，对不起。”“不会的，他们听不见。”“因为我破坏了你的心情，弄得你没法继续做你的盒子了，对不起。”“我的心情是我自己的事，是我自己愿意跟你说话的，你不用对我负责任。”“因为……我把这里弄得一团糟，对不起，我这就把这里收拾干净。”安娜哭着去找扫帚和簸箕，被穆罕默德拦住了，穆罕默德推着她往电梯口走，“我会把这里收拾干净的，你什么都不用管，先下楼，我打电话给克莉丝汀，让她陪着你，等我打扫好这里就来找你。”

4

穆罕默德和安娜进行了一场入院以来最长的谈话。碗碎了是他始料未及的，导致安娜表达出了这么强烈的自我毁灭的情绪也是他没有料到的。安娜心里的那个巨大的黑洞忽然展现出来，仿佛要瞬间把一切埋葬其中，不过这也许并不只是一桩坏事，这是一个安娜向他打开心门的契机。

“我一直在想，在之前的十二年里，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从张景海身边逃走，这个心愿究竟是真的吗？现在张景海从我身边暂时消失了，这不是我自己逃走的，是妮可揭露了事实，我们所有人才被警察从张景海的身边带走的。也许我们所有人之中，只有妮可才是真正想要离开张景海的吧。至于我们呢，我们也许都宁愿留在张景海身边也说不定。

“在张景海身边，我们每餐有用人端上桌子，新鲜的海鲜、水果和蔬菜;在福利院里，我自己煎肉肠，每一次不是弄焦了，就是弄翻了锅和盘子烫伤了自己。在张景海身边，我们有漂亮的衣服穿，我们衣食无忧;在福利院，我居然不会套被套，我从来没做过，以前都是用人做这些，怕别人笑，我偷偷上谷歌检索‘如何套被套’。

“离开张景海那栋房子的时候，我戴着一块手表，手表坏了。我拿到德国的钟表店去修，他们开出的修理费是二百五十五欧元。你可以想象吗？二百五十五欧元，福利院发给我一个月的伙食加零花钱才三百欧元。但是这个修理价格很合理，因为这块手表价值一千五百欧元。后来我到一家百货商店花了三十欧元买了一块电子表，你说好笑不好笑？”

穆罕默德打断了安娜，“不要故意说这种话来伤害你自己，你知道你不是一个贪图物质的人。”安娜说：“我没有，我只是在诚实地说出我反复想过的一些问题，我是谁？张景海曾经是我们的上帝，如果去掉张景海造就的那一部分的我，我还剩下什么？

“到了福利院，我以为我自由了，一切都好了，我可以重生了，终于可以开始我心心念念的新生活了，但是我不行，我觉得我残废了，我没有能力开始新生活。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非常绝望，我是意大利公民，我可以在德国长住，但是怎么生活？我没有工作许可，没有社会保险，我不懂德语，唯一的可能性是德语过关以后找到一个雇主愿意为我申请工作许可。这需要运气、天赋和努力全部到齐。

“我根本不在状态。在那个没有张景海的福利院里，每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友好，就和这个精神病院里一样。大家看上去都愿意帮助我，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任何与这个新世界的联系，我能感觉到的只有我以往的噩梦。我每夜的噩梦变得更加严重，安眠药加倍却杀不死噩梦。

“在张景海的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房间都是没有门锁的。黑夜里，听到门把手响，不知道是哪间房间的门把手，盼着不是自己这一间，可是偏偏就是。我们必须乖巧，否则就是残酷的惩罚。要是谁用凳子或者桌子在里面顶住门，我们就会在半夜听到张景海打铃让用人踢开门，第二天那个女孩就不见了，如果还能回来，必然比任何人都顺服。对于一些不太听话的女孩，张景海故意让她们去地下室送饭，在门外她们总是能听到里面传来惨叫声。有人透过门缝偷看过，一群人在踢地上的那个人。”

听到这里，穆罕默德觉得胃部开始抽搐，他努力抑制不让自己有呕吐的冲动。他想起在监狱里，那些不断踢在他身上的靴子，许多双不同的靴子。监房里一片黑暗，地面冰冷潮湿，没有床，只有一个凳子，整整半年只有一个凳子。有一回他们对他用水刑，用报纸一层一层糊在他脸上，浇上水，他们玩得兴致勃勃，他挣扎得两只手腕在绳子上磨得血肉模糊。有好几个瞬间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当他再次大口咳嗽和喘息过来时，他的恐惧升到了顶点。那时候如果他们让他签什么文件他都会签的，但是他们对口供早就失去了兴趣，关押和处决早就不需要法律程序了，他们只是取乐。

直至今日，每次穆罕默德看到穿靴子的人，都会条件反射地觉得胃痛，痛得忍不住弯下腰，就像在鞠躬似的。他为自己依然无法摆脱这些条件反射而感到羞耻。

安娜说：“我的噩夢就是在黑夜里，门响了，可怕的一切再度重复，重复一千一万次无止无尽。我的噩梦就是我不断在黑暗里奔逃，那些人在我背后追赶，我无处可逃。我躲在黑暗里，黑暗却并不是我的庇护者而是他们的帮凶。你不会相信，在福利院里，我的小房间有门锁，但是我从来不敢反锁上。在我的噩梦中，门在黑暗中一遍遍被打开。

“我看过一部小说，有人坐牢坐了一辈子，最后他终于可以刑满出狱了，然而他在出狱的前一天自杀了，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没有狱警的生活。

“我是什么？我对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用处？我是一个妓女，一个活着的充气娃娃，一个工具。我为我玩偶的身体感到羞耻，我为我满身的伤疤感到羞耻。如果有来生，我只想早点去往来生，看下一次我的运气有没有好些。如果没有来生，那么彻底消失了也很好，至少噩梦不会再重来一遍。

“张景海最终是不会被判坐牢的，我非常肯定，他会回来找我，他会惩罚我的离开。每当想到这些，我恐惧得想要呕吐。在噩梦中他不断地回来，对我呼来喝去。我为自己的恐惧而感到羞耻。”

穆罕默德知道，理论上，如果创伤治疗成功了，噩梦是可以被消除的，但是创伤治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怎么才算是成功，至少对于他自己而言，这些都没有奏效。在每夜的噩梦中，他不会讲德语，没有工作，没有身份，在无尽的焦虑中等待一纸公文能把伊芙妮和两个儿子带回他的身边。他在恐惧中为身在大马士革的母子三人祷告，一遍又一遍，前额触地。

还有一种玄学一般的解释，说是噩梦就像是冤魂，是所有心理问题的盘根错节中一个最终没有解开的心结，一旦这个结解开了，噩梦自然就消失了。他知道自己的心结是什么，这么多年了，只是这个结究竟要怎样才能解开呢？他觉得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那么安娜最终的心结又是什么呢？他依然不得而知。

穆罕默德问安娜：“你就没有觉得，活着有时候也会有不少乐趣吗？比如说，在这北方的城市，春天到了是一桩大事，漫长的冬天之后，有阳光的白天逐渐变长，所有的花都在盛开。听护士说，你从来不摘花，你说它们这么美好，不要伤害它们。再比如说，你在这么努力地学德语，每天你都会得更多一点，你开始能听懂一点点，别人也能听懂你一点点，这不是很有趣吗？”

安娜说：“这些活着的乐趣跟活着的折磨相比太微不足道了。我知道我疯了，我觉得死亡是一个美好的假期，活着是一种我不乐意承受的痛苦。我知道这恰好和大多数正常人相反，你们都怕死怕得要命，连谈到死都不愿意，你们都一心想要活着，活得更长久。”“我完全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真的。”安娜示威一般地望着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心里说，他也一样觉得死是一种解脱，活着只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不能说给安娜听。他只得装聋作哑。

安娜问：“你不觉得活着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吗？我们总会死的，多活一些年又怎么样，人还是会死。活着的日子里，可能天天开心吗？我觉得就算是最幸运的人，生活中的烦恼肯定也多于快乐。”

穆罕默德说：“活着的意义，这是哲学问题，我们不讨论。我想问你，你在入院以后，有没有过具体的自杀计划？”

安娜说：“我觉得精神病院选址在这里其实不怎么科学。我跑步的时候发现，在病房周围有三条火车铁轨，每天从早到晚都有火车经过。住在福利院的时候，所有我能想到的自杀计划都不怎么理想，城里的楼太低，最高只有四五层，跳下来摔不死怎么办？有轨电车行驶得也太慢了，根本撞不死人。这里是多么理想，随便躺在哪条铁轨上，保证死得又快又彻底。”

穆罕默德心里咯噔一下，不过转念一想，他又不怎么紧张了，既然已经说出来，证明她暂时并不打算实行。

穆罕默德说：“有自杀的念头并不代表你疯了，很多人都有自杀的想法，这很正常。我只希望你想一想，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活下去的愿望吗？那么你为什么要学习德语，为什么想要好起来，为什么为治疗没有进展而伤心？有一部分的你是想要活下去的，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想要自杀的那一部分也是存在的，你受过这么严重的伤害，你有那一部分的消极想法很正常，不用刻意去消除这种想法，并不是这种想法彻底消除了才是好起来了。有自杀的想法并不是错的，不需要去消除。一般来说，你越是想要抵抗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就会变得越强大。为什么不接受这种消极的想法，同时也接受那一部分想要活下去的你？让她们同时存在，然后你来决定，究竟你会选择生还是死，你觉得这样对你自己是不是更公平一些？”

穆罕默德知道，这番说辞非常技术，虽然道理是这样的，但是在他们一贯真诚的对话中，这番话已经接近于诡辩了。这是因为他自己存在同样的心理问题，他无法向被治疗者敞开心扉，让自己的问题影响被治疗者的治疗。

很幸运的，安娜居然接受了这一套理论。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心悦诚服地点头说：“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想要活下去的那个我确实也存在着，只是一切太难了，那一个我有些筋疲力尽。”

穆罕默德赶紧说：“我理解，有活下去的勇气这非常不容易，你的努力也非常不容易。你让那一个‘她’好好休息一下，‘她’自然又会有力气的。”安娜望着穆罕默德说：“每次你总能告诉我很多有用的方法。”穆罕默德感觉到，一个月以来，她越来越信赖他，她望着他的表情是一副把他当作心理学权威的样子。穆罕默德不由得在心里说了一句，惭愧。

穆罕默德和安娜一同继续着他们在阁楼工作室的手工活。安娜在成功编织了一条小小的手链之后，决定重新开始做陶艺。穆罕默德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安娜搅拌陶泥，选择模具，一步一步，从头开始这个漫长的过程，这一回她要做一只碗和一个杯子。

在每天一小时的时间里，制作的过程有时候显得枯燥而缓慢。安娜央求穆罕默德教她念诗歌，就是穆罕默德从家里打印了带给她当作学习材料的那些，穆罕默德选了几首里尔克的诗。

“一切寻找你的人，都想试探你，那些找到你的人，将会束缚你，用图画，用姿势。我却愿意理解你，像大地理解你，随着我成熟，你的王国也会成熟……”

“此刻有谁在这世上某處哭，无缘无故在这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这夜里的某处笑，无缘无故在这夜里笑，在笑我……”

安娜告诉穆罕默德，她夜里的梦变得越来越多。穆罕默德和贝克博士聊了这个问题，用药是贝克博士的职权范围和专业领域。贝克博士说，这可能是喹硫平的副作用，不过副作用在所难免，如果不影响病人的情绪和正常休息则可以忽略，当然也可能不是药物的副作用。穆罕默德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因为安娜对他说起，她的梦有了不同的内容。

原先的噩梦尽管还在重复，逃亡的梦逐渐占据着更多的空间。她在黑夜里逃出了张景海的房子，她在花园里奔逃，在探照灯扫射的空隙中飞奔，飞奔在黑暗的丛林中，飞奔在荒无人烟的街道上;她躲藏在陌生的门洞里，躲在街头的塑像之下，躲进不知名的小巷，躲避那些在夜里显得分外刺眼的光束，躲避身后永远不停追赶着的可怕的脚步声。

穆罕默德对安娜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迹象，梦变多了，这可能是你的内心正在努力处理过去的创伤，试图自我修复。尤其是逃走的梦成了主要的内容，这意味着你想要好起来的意愿变得更强了。”

“可是每次我都没有能成功逃走，我还是被捉住了。”安娜说。“我有一个想法，”穆罕默德说，“你试一试为你的梦想象一个不同的结尾，你想要的结尾。你可以试着写下来，或者你还愿意尝试画画的话，画下来。说不定某一个夜里，你的梦就会按照你的意愿改变。”这个提议居然赢得了安娜的一声欢呼，她说这太好玩了，简直像尝试一种魔术一样。

除了噩梦之外，有一天夜里，安娜意外地做了一个好梦，她一早就在走廊里拦住了穆罕默德，把这个好梦告诉了他。安娜梦见了妈妈，安娜向穆罕默德描述着梦中妈妈温暖的笑容，她说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梦见过妈妈了。此前她甚至根本不再记得妈妈的面孔了，但是在梦里，妈妈的面容那么真切，她甚至能看清妈妈脸上每一道细小的纹路，感觉到妈妈触摸她手掌时熟悉的触觉，闻到妈妈衬衣上肥皂的清香。这些感觉在她醒来之后还在延续着，她的脸红通通的，看上去高兴得有点不能自已。她说，这一定是因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对她的好让她想起了妈妈，她觉得穆罕默德就像她真正的家人一样，所以她才梦见了妈妈。

穆罕默德知道，这是移情，病人对治疗师的感情往往超越正常的范围。所谓对安娜好，这只是他的职业行为，他是领工资来做这份工作的，并不是安娜认为的那种好。而且最近他几乎是以一种敷衍的态度来做这份工作了。

他感觉到自己的抑郁和焦虑正在莫名地加重，噩梦在夜晚频繁造访。他开始需要安眠药入睡，他越来越觉得了无生趣，死亡变得越来越诱人，每天只是努力说服自己活着，尽责任，不要被了结一切的念头主宰了心神。他知道是安娜这个病例触发了他自己的创伤经历。所有心理治疗师都配备有他们自己的心理督导。穆罕默德思忖着，也许他需要请他的心理督导师开张抗抑郁药的方子。讽刺的是，到时候很可能他服用的药物会和安娜的一模一样也说不定。

贝克博士给安娜增加了左洛复的用量，这是在早晨服用的药物，理论上会让安娜更加振奋。安娜果然一天好似一天，她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她恢复了每天晨跑的习惯，她每天都捧着学习材料在练习德语。有能力专注于阅读意味着她的抑郁症状已经好转了很多，抑郁症患者通常无法集中精神。

穆罕默德心里想，没想到自己到后来瞎糊弄了这么一阵，安娜居然也好起来了，毕竟她年纪小，想要活下去的动力强。他心里也嘀咕过，安娜想要自杀的真正症结从未被找到过，不过他很快说服了自己，住院治疗的功能只是让病人进入一个稳定的心理状态，为今后长期的心理治疗提供一个基础。创伤治疗将是长达数年的过程，安娜出院以后自然会有门诊精神科医生和门诊心理治疗师在做这些工作，他无须越俎代庖。

穆罕默德告诉安娜，他打算和贝克博士聊一聊关于她出院的事，至少他觉得她到了可以出院的时候，他也有把握说服贝克博士。安娜几乎是雀跃了，她捧着手里杯子的陶泥坯胎问穆罕默德，杯子和碗还没做完怎么办？

穆罕默德乐了，他说这不是问题，他可以在她临走时为她加几个小时的班，做完了让她带走。更加急需安排的是安娜离开医院以后的门诊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他会联系几家门诊诊所的专家，为安娜安排好。他还会为安娜找一家靠谱的公立语言学校，同时和福利院谈一下资助安娜上语言学校的可能性，福利院一般都有这个预算。这样安娜一出院就可以开始高强度的语言课程，只要紧紧跟上课程，九个月考过B2是完全有可能的。

安娜再次欢呼，她问穆罕默德：“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穆罕默德说：“不可以，心理治疗师的工作规定是不能和病人建立任何私人的关系。在德语中，我们只能相互以‘您’相称，以姓氏加上‘先生’和‘女士’相称，连直接称呼对方名字都是违反规定的。”

“但是你是真心关心我的是吗？”安娜问。穆罕默德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只能敷衍地重复心理治疗的“标准答案”，“作为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心，当然的，我关心你，我为这个世界上有你的存在而感到高兴。”安娜绽开笑容，她看上去高兴得不得了。

穆罕默德联系上了语言学校，代表安娜报名挤进了最快开学的一期班级。他还征得安娜同意，将她加入了一个同学群。这是一个以叙利亚同胞为主的德语互助学习群，每天两小时，他们一起练习基础德语。虽然他们的母语同为阿拉伯语，但是在群里都是用德语交流，所以还是适合安娜的。唯一不方便的是，医院里并没有互联网，要上网的话，只有到花园大门外的一片空地上，那里有属于小镇的公共无线网络。

从那以后，安娜硬是每天两小时站在空地上学习，来来往往的医生和病人们都能看见她站在那里，无论天气如何，烈日暴晒、狂风大作或者是下着大雨。德国北部的气候非常粗粝，像个脾气多变而暴躁的家伙，仲春的天气居然偶尔还会下雪，甚至下冰雹。大雪纷飞的日子，安娜还是两个小时站在空地上。克莉丝汀在她出门的时候特地给她披上了一大块毯子。她裹着毯子，戴着耳机，一手捏紧毯子，一手握着手机，穆罕默德经过时跟她打招呼她也没看见的样子。穆罕默德看见她头顶一片雪白，融化的雪水在她脸颊上流淌，短暂停留在她瘦小的下颌上。

这一刻，穆罕默德感到非常肯定，这个孩子肯定是不会再自杀了，她想要活下去的意愿是这么强烈。这让他想到他曾经在初春一片荒芜的雪原中看见的第一棵草，顶开封冻的冰层，那么柔弱、那么有力。这让穆罕默德有些感动，这个孩子想要活下去的意愿比他强多了。一时间他不知道是他在治疗她，还是她在治疗着他。

5

安娜在冷冽的空气中奔跑，她将毯子裹在头上，她听到细小的冰雹敲击耳畔的毯子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鼓点一般。视野所及，花园的新绿在天边的微光中闪闪发光，是冰砾的光亮，随即冰水落进她的眼里模糊了视线。她深深地呼吸，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她追赶着德语互助学习的时间点来到空地上。这个时间距离午餐时间只有十分钟，所以每次她都是五分钟内飞快解决完午餐然后一路跑过来，这成了她一天之中最重要的事情。

这么一来，每周三的例行医生会诊让她觉得有点头疼，会诊的时间总是在午餐前后，和德语学习的时间冲突。不过这个星期三的会诊可能是她的最后一次，穆罕默德告诉她，贝克博士已经同意，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周末就可以让她出院。她把出院的行李都整理好了，语言学校的德语班下周开学，诺亚大叔也已经订好来接她回福利院的车辆。

这周会诊的房间换了一间，据说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每个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米半的距离才安全，所以原来那间会议室不够大了，护士们将摆着电视机的客厅隔出来当作会诊的房间。安娜推门进去才发现坐在里面的每个医生和护士都戴着口罩。这一批医用口罩是草绿色的，乍一看每个人满目不清，都是一张相同的绿莹莹的脸，让安娜觉得陡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怖。绿口罩坐成一个半圈，彼此相隔两米，安娜的座椅则在中间，离所有人都有两米之遥，这让会诊看上去像一场怪异的审判。

安娜用目光寻找穆罕默德，他并不在其中。有一名其他病房的医生被临时调来给他们做翻译。贝克博士经由翻译告诉安娜，穆罕默德今天会见心理督导，下午才能赶到病房，不过请安娜不必担心，安娜想要出院的事情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贝克博士问安娜最近睡眠情况怎样。安娜说，依然还是多梦，不过穆罕默德告诉她，梦是她自己的内心在治愈创伤的过程，所以她并不是特别担心。贝克博士问她，是否能说一些大概的梦境内容。

妮可出现在安娜的梦中，她对安娜说，她是回来办一家殡仪馆的，她邀请安娜加盟。她们用大卡车将张景海房子边上那个湖泊的湖水一车一车地运来，每一车湖水里都有尸体。尸体都是裸体，并且有各种残缺，有的没有了胳膊和腿，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丢了脑袋，有的周身青紫连脸都看不清。她们将尸体一具一具整理起来，将残缺的肢体拼接起来，给尸体化妆，穿上体面的衣服，让这些人有尊严地入殓。这是上周一，也就是十天前夜里做的梦。

在另一个梦中，安娜坐在张景海的宴会中，像以往很多次那样陪着张景海的某些“朋友”们喝酒，任他们在她身上摸来摸去。张景海在和那些人谈论天气，他们拿出打印好的表单，是此后两个月的日历。他们每报出一个日期，张景海就会说出“晴天”“暴雨”“多云”等不同的指令，他们一一记录在对应的日期上，到时候他们就会按照张景海的指令安排天气的变化。这是上周四，也就是六天前的梦。

上周五，五天前的夜里，安娜再次梦见了妈妈，不知怎么的，在梦里，张景海的房子空空荡荡，只剩她们母女两个人。妈妈告诉安娜，张景海他们一起去国外办事，整个月都不会回来，没有用人做饭。晚餐时分，妈妈下厨做饭，端出来给安娜吃，一切就像安娜五岁前张景海还没有出现时那样。安娜非常高兴，她举起筷子，桌上一道红烧肉特别美味，安娜吃了很多。妈妈慈爱地笑着告诉安娜，这不是猪肉，这是张景海藏在冰箱里的肉，是用她们这些女孩子的基因培养出来的肉，所以特别好吃。

“停，停。”贝克博士通过翻译打断了安娜。他问，这些梦你告诉穆罕默德了吗？安娜说，还没有。贝克博士又问，你能这么清晰地记得这些梦都是哪天做的？安娜说，是的。贝克博士问，那么上周五，也就是五天前，除了站在广场上参加德语学习之外，你白天还做了些什么？安娜想了又想，她没能想起来。贝克博士问，你能记住每天夜里梦的内容，却记不住白天做了什么？安娜点头。贝克博士又问，这些梦里的情节和人物都清晰吗？安娜说：“非常逼真，就跟醒着的时候感觉差不多，只是梦里的逻辑都是和现实不同的，所以醒来的时候我知道是做梦来着。”

贝克博士没有再发问，他皱起眉头，让沃尔夫博士给他找来了两本文件夹，他翻阅了大约有十分钟，整个房间一片寂寞。然后贝克博士对安娜说：“很抱歉，我们必须给你换药。我现在认为，应该是你在白天服用的药，左洛复，给你带来了过分逼真的梦。以前曾经有病人出现相同的副作用，只是很小比例的病人。这些逼真的梦会影响你的精神状态，我们必须换掉，换成一种新的抗抑郁药。”

换药而已，安娜一开始觉得没问题，然而接下来贝克博士把解释的任务交给了沃尔夫博士。沃尔夫通过翻译对安娜说：“没有人能保证另一种抗抑郁药是否适合你，会不会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换药之后，你必须留在医院里继续观察，观察期至少是四个星期。这意味着你本周不可能出院了，而且我们也不能保证一个月之后你一定能出院。如果新药依然不合适，那么只有再试另一种。”

一瞬间安娜觉得有什么东西碎掉了，破碎的声音响到她想要捂住耳朵尖叫。不能出院意味着她不能去语言学校上课，减去一个月，九個月只剩八个月，如果再减去一个月，留给她的是越来越不可能的将来，她还有将来吗？

“你还可以在网上继续学德语，这里的人也都会帮助你，”贝克博士说，“找到适合你的药物组合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你不能每天恍恍惚惚地去上课是不是？这样学习效率也不高呀是不是？”

安娜觉得贝克博士说得有道理，可是她只是觉得绝望，滔天的绝望简直要压倒了她，原本已经难度很高的目标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她没能控制住自己，当场号啕大哭。克莉丝汀搀着她离开房间，以免耽误下一个病人的会诊。她在护士办公室哭了好一会儿，忽然想起网上的德语学习已经开始了。她跑回房间拿上学习资料的背包就往花园外的空地奔去，打开手机，连接上网络，学习已经开始，她艰难地跟随着，努力集中精神。

学习群里都是等待语言学校最新那一期班级开学的同学，安娜此前就得知，每一期班级都特别不容易等，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群里有的同学已经等了三个月才等到这一期开学。可是这个午后，安娜从群里听说了坏消息——按照新冠疫情的新规定，所有学校关停，从孩子到成人，解禁日期不详，可能是几周，也可能是几个月，视今后疫情防治的成效而定。

沮丧的并不止安娜一个人，所以当天的学习互助比平日里结束得早。病房有规定，允许病人外出最长不超过两小时。安娜出来时申请了两个小时的外出，现在时间还没到，她不想马上回病房，打算散一会儿步散散心。她漫无目的地绕着精神病院走着，穿过春深草长的野地，被火车铁轨挡住了去路。她忽然觉得身心俱疲，满腔委屈。

这是一个北方冰冷的晴天，天空蓝得透明，云朵轻飘飘地粘在天边。她爬过围栏，在铁轨上躺了下来，背脊枕着枕木和碎石块，仰面正对宽广得不可思议的蓝天，她的指尖爬过青草，风中的两朵蒲公英拍打着她的发鬓。她躺在一片湛蓝的覆盖下开始独自发笑。

你还没有满意吗，老天爷？你给了我天底下所有的坏运气，这么多孩子都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去学校念书，你却偏偏把我送到了张景海的手里。绝大部分病人用这种药都不会有副作用，偏偏我就是“很小比例”中的一个。只有九个月时间学德语，刚报名了德语班，就因为新冠病毒停课了。这就是我的一生，我簡直不用期待就能知道接下来不会有什么好事，你这么捉弄我究竟是想要什么？是想要我死，还是想要看着我这么痛苦地活下去？好吧，现在我给你机会亲手杀死我，我躺在这里，我把我的命交给你，如果你想要我死，就干干脆脆让火车开过来轧过我吧。你也不需要再费力气给我安排各种坏运气，我也不需要再每天这么艰难地说服自己活下去，大家都省事了不是吗？

很奇怪的，安娜以为自己会恐惧火车开过来的那一刻，可是一点都没有，她躺在这里只觉得内心无比安详，身体松弛。很快地，她居然睡着了，极深的梦乡，全然的黑暗，梦境无痕。

一觉醒来她再次看见光滑剔透的蓝天，日光刺眼，她感到极度的失望。老天爷，你要是给我坏运气就干脆给个彻底，这么磨磨唧唧地做什么？就在这一刻，她终于感觉到地面剧烈的震动朝着她而来。

6

穆罕默德回到病房，心里思忖着应该怎么对安娜开口。他上午与心理督导长谈了一次，根据心理督导的分析，他觉得自己恐怕真的不应该再继续对安娜的心理治疗。倒不是他自己感觉无法承受相似创伤带来的压力，他是觉得自己已经无法为安娜提供帮助，反而容易让安娜陷入危险。好在安娜马上就要出院，他现在退出，无非只是缺席几天而已。

但是他的退出总应该有个交代，犹豫再三，他让克莉丝汀将安娜叫到他办公室。

克莉丝汀去而复返，两手空空。安娜没有按时归来，已经超过三小时，花园的大门口也没有找到人。穆罕默德这才得知上午会诊时的情形，一时间他耳朵嗡嗡作响，额上冒出冷汗，安娜还活着吗？安娜去了哪里？

灵光一闪，他想到了日前他与安娜的谈话，他立刻扔下克莉丝汀，朝着花园外火车铁轨的方向奔去。

安娜的辩解让穆罕默德极度愤怒，什么“让老天来决定我到底是应该死掉还是活下去”，这明明就是自杀。这是运行中的火车轨道，隔一段时间总会有火车经过，要不是他比火车先到一步，她的自杀计划就成功了。

穆罕默德不住地摇头，一时间忘记了怎么像一个心理治疗师那样说出妥当的话来，他喉咙嘶哑地嚷嚷着，“你没救了，你都已经不愿意对自己负责任了，你把对自己的责任都交出去，交给什么老天爷。是的，老天爷每天都在决定我们的死活，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下一分钟遇到车祸，但是你是自己躺到铁轨上的，不是你过人行道的时候被车撞死。这是你自己要杀死你自己，和老天爷无关你懂吗？”

安娜说她不懂，当时她对自己的坏运气实在是太愤怒了，按照穆罕默德先前告诉她的理论，她不应该责怪自己，那么她能责怪谁呢？那就只剩下老天爷了，所以她就打算让老天爷背这个锅。这明明和上一次自缢不同，如果她被火车轧死了，她并没有亲手杀死自己，这都是老天爷的错，就像一直以来，她遭遇的所有不幸都是老天爷的错。

“我看你是真的疯了！”穆罕默德让她住嘴，他生气到了极点，他不再愿意和她单独谈话，他把克莉丝汀叫进来宣布道，“安娜从此禁足，不许踏出病房一步。我不会再对她进行心理治疗，稍后可以给她安排二楼病房的心理治疗师迈肯泰娅，她也讲英语。好了，”穆罕默德摆摆手，“我没有更多的话说了，你带安娜出去吧。”

安娜惊惶不安地被克莉丝汀带走之后，穆罕默德冷静下来，为自己的口不择言感到懊恼。他其实无力反驳她，这么多年来，他的心里一直存着同样的怒气，对老天爷的怒气。他如今每天祷告，其实只不过是希望真主可以原谅他这一份怨恨。曾经也是在一个春天寒冷的下午，在他抵达德国的一年后，他从居住的五层阁楼跳下来。当时他实在是太急迫地想要杀死自己，五楼不是一个足以致死的高度，他可能摔死，也可能残废，也可能毫发无损。他告诉自己，他就是想要用跳下去这个姿势对老天爷发出质问，老天爷，如果说祷告不能引起你足够的注意，如果你可以把残忍的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在我身上，加在我身边无辜的人身上，那么现在你来决定，你到底是要我死，还是要我背负这样的痛苦活下去？

他住在医院的时候，房东给他送来信箱中的信件，是一封来自德国移民办公室的信，他的难民申请通过了，他被允许在这个国家安全地生活下去，德国的医疗保险系统承担了他全部的医药费，甚至包括创伤心理治疗的费用。忽然间，命运对他展露出难得一见的笑脸，让他觉得不好意思不继续活下去。

他继续学业并选择了心理治疗师的职业方向，他想要做这一份职业的动机也不纯，他从没弄明白应该如何面对自己心中的这个黑洞。他任劳任怨帮助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他治好的每个人却不是他自己。他自己知道，他越是尽心，越可能反而祸害了病人，但是他只有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才能感到一时的平静。这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他没法停下来。

穆罕默德在安娜的病历本上写了备注交给护士办公室，他觉得还不放心，特地找贝克博士谈话。贝克博士被紧急叫去院办公室开会，穆罕默德等到快要下班时才等到他。他告诉贝克博士，安娜被禁足了，必须通知每一班的护士和医生看好她，不要让她偷偷溜出去。贝克博士说，那你大可放心了，不要说安娜，整个病房的病人都被禁足了，反正谁都不能出病房了。

穆罕默德：“为什么？”贝克博士说：“还不是新冠病毒这回事，前一阵从这个病房出院的一名病人发高烧了，已经确诊是新冠肺炎。院办公室紧急通知，这个病房整体隔离，病人隔离在这里，我们回家隔离。”“隔离多久？”“可能两周，可能更久，直到确定有的人发病了，有的人安然无恙。现在检验病毒的试剂还挺紧张，所以发病的才送去检验，然后再送去住院上呼吸机。这时间就没个底了，能不能活着出来也不知道。”

穆罕默德又问，“我们回家了，这里的病人怎么办？”贝克博士呵呵一笑，“命都要没了，还关心脑袋里那一点痛苦做什么？反正他们药还是照常吃的，自然有护士穿着隔离服来工作，照顾他们吃药和一日三餐。我待会儿把该开的处方都开好，然后我就回家，收拾几件衣服住到我们家那个度假屋里去，我也得跟老婆孩子隔离开不是？剩下的我就管不了啦，交给老天爷，我自己的命也交给他。”

这是个始料未及的变故，穆罕默德原本是來和安娜道别的，这时候他觉得可能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这么做，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贝克博士在写方子，他说：“你别转来转去了好吗？转得我眼睛都花了。”冷不丁穆罕默德说了一句，“我就留在病房里隔离吧。”

贝克博士说：“你没疯吧？好好的家不回，你留在这里做什么？”穆罕默德说：“我得看着我的病人。”贝克博士说：“病房里交叉感染的几率高多了，你大概率会给传染上病毒，死的几率也高多了。”贝克博士又说，“医院规定，医护人员一律回家单独隔离，你要是违反规定我就不得不开除你。开除了你也不能留在这里隔离，这里只能住病人。”穆罕默德说：“那我就办住院手续呗，正好上午心理督导给我开了药，我正好再服药观察一下我久治不愈的抑郁症。这可是你自己前一阵说的，让我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一下。”

贝克博士说：“我知道你是为了看着那个安娜，你这是反移情知道吗？你只不过是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了她的身上。如果你带着问题去解决她的问题，你有可能成功，更有可能害死她。这就跟赌博一样，根本不是一个心理治疗师的规范操作。这是你想要实现你自己愚蠢的心愿，这么做既不高尚，也不职业化。”穆罕默德说：“我辞职，这样我就不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了。我承认我不高尚，我只想赌一赌。”

贝克博士抓起一把写好的药方，不耐烦地挥挥手，“我看你得先治疗一下你的偏执狂，去吧去吧。说服你都是浪费时间，等我们都活下来了我再跟你理论。”

7

病房隔离的消息传开以后，安娜觉得心情骤然开朗起来，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如果传染上新冠病毒病死的话，这应该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了，体面地死在医院，谁都没有过错。她没有自杀，精神病院不用承担责任，也不会让她觉得对不起穆罕默德和诺亚大叔的努力。

看着护士一身防护服弄得跟火星人一样，穿成这样递个药片给病人还拼命伸长了手臂，病人们则抖抖索索贴着墙根走路，恨不得跟别人保持比走廊还宽的距离。除了心智停留在五岁的萨宾娜，每个人都吓得脸色发青，眼睛直愣愣的。安娜觉得跟他们相比，这会儿她才是活人，他们倒好像早就死了。

还有一个活人，那就是穆罕默德。安娜不知道为什么穆罕默德也和他们隔离在一起。每天上午，他们俩依然一起到阁楼工作，她做她的陶艺，他做他的木工。

“我不再是这里的心理治疗师了，”穆罕默德告诉她，“我辞职了，所以我也不会再对你进行心理治疗，我没这个义务也没这个资格，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同我说话。从现在开始，你和我的谈话不会对你有帮助，而且还可能对你有害。”安娜习惯性地凑过去同穆罕默德说话，却得到了这么一番话，她觉得穆罕默德依然在生她的气，肯定是因为她躺在火车轨道上，让他对她完全失望了。

“不要误会，”穆罕默德说，“你对我没这么重要，我不是因为你辞职的，我辞职是因为我病了，我在这里是因为需要解决我自己的心理问题。”穆罕默德的木工作品在这一天已经收尾，这是一只扁圆的糕饼盒子，木底木盖，木条编织的四壁。在木盖中央钻一个孔，装上一个红色的圆顶提头，盒子就完美了。

“这个盒子不像是给男人用的。”安娜问穆罕默德，“这个盒子是为别人做的吗？”穆罕默德答：“是的，这是为我的妻子做的。她的名字叫伊芙妮，她喜欢各种各样漂亮的盒子。心理学中有一种解释，女人喜欢盒子是因为盒子象征着安全的房子和家。伊芙妮是一只喜欢筑巢的鸟儿，她喜欢安全厚实的屋顶，温暖的壁炉，炉膛里热乎乎的食物。她是一个好厨师，她是一个好母亲。我和她有两个孩子，非常可爱的男孩。”

“他们在家里等你吗？”安娜问。穆罕默德说：“不，他们死了。”停顿了一会儿，像是犹豫了一会儿，穆罕默德接着说：“是我亲手害死了他们。”这句话把安娜吓坏了。这是病房隔离的第一天，这次在尴尬中开始的谈话在穆罕默德更长的沉默中无疾而终，安娜不敢多问，直至第二天，穆罕默德开始主动跟安娜讲述这个故事。

“在我逃离叙利亚抵达德国一年后的那个春天，我的妻子伊芙妮和两个儿子死于大马士革一次炮火袭击。和他们一起遇难的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枚炮弹，整个街区没有人生还。当时的悲痛和愤怒让我几乎崩溃，我埋怨老天爷，我从楼顶跳下去想要让老天爷来决定我的生死。现在想起来是非常愚蠢的，要是落下一个终生残疾连再次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该怎么办？

“是的，我归罪于老天爷，我把一腔愤怒发泄到老天爷身上，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我内心真实的念头。在我内心，我相信是我亲手害死了他们，我害死了我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子，是我。

“伊芙妮是不愿意带着孩子们到大马士革投奔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她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她喜欢留在乡间;我则认为乡间遭到炮火袭击的几率比城里大多了，城里人口密集，军队不至于会选在那里开战。那段日子我和伊芙妮每天视频通话的时候并没有心情互诉衷肠，我们经常吵架，原因之一就是她想要回到老家，她说她和孩子们不习惯城市的生活，而我坚持让他们留在城里。事实是我的独断专行大错特错，我对军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认为他们会顾忌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要是我顺着伊芙妮的心愿，不强迫她留在大马士革，她和孩子就不会死，是我害死了他们。”

安娜说：“这不能算是你害死了他们，就算他们那时候不在城里，也可能……”穆罕默德说：“我还做了更可怕的事情。”

“就在他们死于战火的两周之后，也是在我跳楼自杀未遂的两周之后，我得到了德国的正式居留许可。凭着这一份许可，我可以替伊芙妮和孩子们申请到德国避难，之前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天天等着这份许可。只差两周的时间，如果我当初去移民办公室跑得勤快点，每周去催一催，至少这份许可能够早些批下来，也许早三四周，也许几个月，伊芙妮和孩子们可能今天还活着，他们会在家里等着我。可是我那时候要面子，我觉得低声下气去求移民办公室那帮官僚的事情我做不出来。到那一刻我才发觉，我竟然曾经认为自己的面子比他们的性命更重要吗？我真是一个可怕的丈夫，可怕的父亲，可怕的人。我后悔得肝肠寸断，我就算杀死自己也不够替他们偿命。”

安娜暂时没有想出什么话来安慰他。等到第三天上午，穆罕默德帮着安娜把陶泥坯胎再次送进了烤箱。安娜对穆罕默德说：“我想过了，你还是应该怪老天爷。这完全都是巧合，炮弹落在哪里，居留许可在哪天发给你，这都不是你能够改变的。”穆罕默德说：“你也看到了，怪老天爷并没有用处，你的命运是你的一部分，怪老天爷和怪自己是一回事。”安娜说：“那你就应该恨战争，是战争害死了你的妻子和孩子们。”

穆罕默德从来没有把安娜当成一个值得讨论问题的对象，她还是个孩子。他对她讲自己的故事，只是为了让安娜觉得她的处境并不是孤单的，即使导致她想要自杀的心结无法消除，有为数众多的人都是背负着这样的心结在活着。这么活下去也未尝不可，所以他以一种近乎自我牺牲的降尊纡贵的心情，把自己的心理问题暴露在她的面前。

事实上，穆罕默德从来没有把任何病人当成值得讨论问题的对象，他是心理治疗师而他们是病人，他一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帮助”他们。他表现得越尽心尽力，他便觉得自己越高高在上。此刻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姿态是病态的，他表现得像一个圣人普度众生，这只是为了掩饰他心中的自卑，掩饰他自己才是病得最严重的那个人。他问自己，我错了吗？我真的错了吗？

隔离的第六天上午，穆罕默德帮着安娜把一只杯子和一只碗的坯胎从烤箱里抱出来。它们喑哑光滑，边缘留着模具的凸痕。安娜拿起砂纸，并没有动手，她对穆罕默德说：“怎么办？和上次一样，看到这些美丽的陶泥坯胎，我的脑壳里只响着一首歌，就是妮可的歌——《世事不可强求》。在我想哼歌的时候，永远都是那个曲调，循环往复，就像是我的脑袋中了电脑病毒似的。

“我相信妮可已经死了，我太熟悉张景海做事的逻辑了。我觉得我其实没有资格去怪老天爷，我更应该怪罪我自己，因为妮可是替我去死的。我是张景海的第一个玩偶，如果一开始我就不要命地反抗，也许后面十几个女孩都不会被领养，她们会好端端地在穷亲戚的家里或者福利院里长大。如果在此后的那些年里，任何时候我愿意像妮可那样去社区办公室报案，所有人的噩梦就都会结束，也许還等不到妮可被收养，张景海就被逮捕了。

“妮可是最后一个，她是最后一个，因为她开口说了话。她开口说话所以她死了。我也曾经可以做这‘最后一个’，但是我没有，所以我还活着。如果说你觉得你害死了伊芙妮和孩子们，那么我更有理由说我害死了妮可。你无法阻止战争，但是我曾经是有机会阻止这一切的，我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每一天我都可以这么做，然而我没有。这种内疚简直要把我割成一片一片的，简直要把我揉得粉碎。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没法允许自己开开心心地活下去，追求什么新生活。”

穆罕默德说：“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是你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你曾经太害怕了，你受了折磨，你的创伤让你没法行动，这并不是你的错。现在噩梦结束了，你不用再害怕了。”

安娜将手中捧着的器皿重重地放在工作台上，她挑战一般瞪着穆罕默德说：“我讨厌你这么说话，我讨厌你总是替我开脱，还总是挑好听的说，你说得不对，噩梦没有结束，噩梦根本没有结束。张景海不会被定罪的，他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他放出来之后就会找到我，把我重新带回他那里……”说到这里，安娜像被一阵冷风噎住了喉咙似的，忽然中断了说话。

穆罕默德递给她一瓶矿泉水，示意她喝水，“张景海肯定会坐牢，你要相信德国的法律。”

“不，”安娜声音微弱，“他有钱，他有好律师，他……”安娜又停顿了一下，没有打开水瓶，咬着牙把后面的话说了出来，“他没有证据落在警察手里，警察说没有任何物证，也没有证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作证，警察气得要命，可是他们都没办法，我们这么多年都被打怕了，没有人敢说一句话。我想要说来着，可是事到临头，他们让我在椅子上坐好，一边有个人做笔记，另一边摆着个摄像机亮着灯等我，我忽然间就说不出话来了。”安娜泪流满面，“我忽然间就害怕得要命，好像天要塌下来了，好像张景海就站在我面前看着我，好像他能听见一切看见一切。无论他在哪里，就算他们告诉我一百遍他现在正关在监牢里，我也还是一样害怕。”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穆罕默德试图告诉安娜，张景海完全没有她想象得这么强大，他只是一个凡人，不是神也不是鬼怪，他并不能手眼通天，尤其是在张景海抵达不久的这个德国。他也许在意大利有势力，在德国就未必了，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只是个犯罪嫌疑人，只能见律师，他不可能再派人到处打听安娜的消息。而且如果这些女孩中有人作证，未必是安娜，可以是任何一个人，那么张景海就会作为强奸犯在监狱里关上好多年，没有可能再来骚扰安娜或者任何一个女孩了。

穆罕默德希望安娜明白，让张景海强大的只是安娜自己心中的害怕。安娜问起穆罕默德，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是否就埋葬在那个墓园里，就是他们初遇的福利院附近的那个墓园。安娜清晰地记得，那块墓碑上的名字是伊芙妮，然而生卒年是一八二四到一八五〇。

穆罕默德摇头，那只是一块陌生人的墓碑而已，恰好与他妻子的名字一模一样。他妻子与儿子们的骸骨，他父母的尸骨，他所有家人在这世上留下的仅剩的纪念都还留在大马士革，然而他不敢回去取。自从逃出叙利亚，他一步也不敢再踏入这条国境线。在德国获得了合法身份后的这些年里，法律上他可以来去自如，而他甚至不敢去黎巴嫩和土耳其这些邻近叙利亚的国家。事实上，他连德国国境线也没有迈出过，他就一直躲在这里，躲在由他自己的恐惧建造的堡垒包围中。

安娜说：“以前我早晨在那个墓园里跑步，经常看那些墓碑解闷，墓碑上其实什么都没有，墓碑上的名字代表不了什么，还有很多重名的，就像是那个伊芙妮和你的伊芙妮。剩下的就是生卒年月，好像唯一留给这个世界的就是让后人算一算他们活了多少岁。”

穆罕默德说：“那个墓园里埋葬的大多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德国人。一些堪称豪华的墓碑上有时候还会多写一种信息，就是他们生前的职业，并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写上职业的是‘作家’‘哲学家’‘天文学家’什么的。我在墓园里四处看过，那时候写上职业的都是‘某某农场拥有者’和‘交易商’之类的，这是为了注明他们是有钱人，他们觉得写上这个，死者的地位就能与其他墓碑上的人不同，现在看来是不是挺可笑的？”

“我死以后，”安娜说，“如果我还能有一块小小的墓碑，我不要在墓碑上写名字，也不要写我的出生年月和死亡年月，我只要在墓碑上安一面镜子。这么一来，所有走到墓园里来的人都能从我的墓碑上看见他们自己的脸。”

穆罕默德击掌道：“这真是一个好主意，那你可要留神了，要是我死在你前面，我就会先使用你这个创意，你没意见吧？”

安娜耸耸肩，“要是我死在你前面，你不介意有一块和你一模一样的墓碑就行。”

为什么要活在这个并不怎么值得活着的世界上，到了这个时候，这个问题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因为在这段日子里，病房里的病人已经陆续因为高烧被转诊出去，很显然，新冠病毒已经真正驾临这座古老的病房，拍打着每个人的肩膀，邀请他们参加与死亡赛跑的彩票游戏。剩下的病人越来越少。隔离的第十二天，安娜的室友萨宾娜也被穿着隔离服的护士用轮椅推走了，此前她咳嗽了一整夜，差点没喘上气来。安娜习惯性地把可可牛奶和布丁这些甜食带回房间。没有了萨宾娜，这些甜食堆积在床头柜上，显出几分末世的凄凉。

“你现在想活下来吗？”安娜问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答，倒也不是特别在意，但是如果活着，就打算出院之后去土耳其做义工，给流落在那里的叙利亚难民做心理辅导。安娜问他会不会害怕去这么靠近叙利亚的地方，穆罕默德答道，“肯定会有身体和精神上的应激反应，但是要是我从新冠病毒的感染中活下来了，我就代表了活下来的这些人。我们依然活着的这些人必须得做点什么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沉默则众生沉默，我们温驯则众生俯首。”

安娜说，她想的是，如果活着出院，就去做一件最困难的事情，去做张景海一案的证人。“我觉得我的药能帮我镇定下来，把这件事给办成了。”她这么说。贝克博士在病房隔离前给安娜换了新药，左洛复换成了帕罗西汀，不知怎么的把晚上的药也给换了，变成了奥氮平舌下崩解片。这以后每天晚上依然是许多梦，天亮之后却记不得任何梦中的内容，噩梦还在那里，无论如何，不能记得也是好事，这让安娜的情绪平稳了许多。

“要是办成了这件事，我应该就能说服自己继续活下去。”安娜深呼吸，像是喊叫一般说出这句话，像是告诉穆罕默德，更像是说给自己聽的。

隔离第十五天是陶器制作的最后一天，安娜已经为这一只杯子与一只碗上了色，它们再次被送进了专业烤箱，这天只要取出来就算是完成了。穆罕默德提醒她，取出来的陶器未必就是完好的，不排除在加热过程中开裂，如果杯子和碗都裂了，到了这一步就没法再挽回，那么此前的一切都算是白费了。

等着烤箱门打开的这一刻，一种古怪的感觉涌上心头，安娜有生以来第一次担心自己会死掉，死于这种不可测的肺炎病毒。她很惊讶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担心，然后她意识到，这是因为她已经真正准备好了作证，她不愿意死在作证之前。

赶在门打开之前，安娜按住了门把手，对穆罕默德宣布道：“我要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待会儿你可以帮我让电话转外线吗？我今天就想把证词录了。”穆罕默德说：“你在隔离怎么录？”安娜说：“警察会有办法的，他们会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打开烤箱，他们看到的是一只完美的杯子和一只完美的碗，杯子是浅蓝色的，杯口描着粉红色，杯底画着一颗心的形状;碗是草绿色的，碗口描着橙色，碗底写着安娜的名字。

安娜用手抚摸着光滑的釉面，釉面的颜色加热之后变得比上色时更加明亮灿烂，闪闪发光。一支熟悉的曲调在她脑袋里再次开始打转，她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哼唱起来。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

我问妈妈：

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会漂亮吗？

会富有吗？

她曾经是妈妈的女儿，她们都曾经是，妮可、伊芙妮，所有死于战火、饥饿、酷刑，以及正在受着虐待的纤弱的生命。当她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们都曾经对生命的远方充满憧憬，她们谁都没料到过世界是这样的。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与死亡一同出生的，从出生到死亡的路可能短得猝不及防，也可能痛苦得让他们感觉过分漫长。

安娜没有想到这一回警察的安排这么神速，兴许是他们渴望一个证人渴望得太久。在精神病院的协助下，隔离措施很快就绪，安娜离院的程序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等待。分别就在安娜这一通电话的两个小时后。

安娜问穆罕默德：“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拥抱，违反一米半距离规定的那种？”穆罕默德问：“你确定吗？这个拥抱可能会让我害死你，也可能会让你害死我。”他们在确定四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拥抱在一起，当他们的躯体感觉到彼此的温度时，安娜拥抱了她的母亲，拥抱了妮可，拥抱了每一个曾与她生活在一起却从未彼此拥抱过的女孩;穆罕默德拥抱了他的妻子伊芙妮和他的两个儿子，拥抱了他还没来得及告别就永别的父母。这个拥抱不过持续了短短几秒，便听到警车停在大门口的尖锐刹车声。

8

两个月后，安娜回到福利院。诺亚大叔亲自下厨为她准备了欢迎会，她这才发现大叔的厨艺也不比她强多少，德国人不像意大利人那么注重吃，食物难以入口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不在乎。

就在去警察局录完口供后不久，在另一处隔离病房，安娜开始发高烧、咳嗽，各种典型的新冠肺炎症状，检验阳性，有一周时间她是在重症监护室度过的，上了呼吸机。她以为自己要挺不过来了，她也希望如此，反正该打的仗她已经打完了。结果事与愿违，她居然活下来了，她年轻的身体里求生的意志仿佛并不赞同她脑袋里自毁的念头，或者也许她的潜意识中已经不再想要结束生命。

这是个糟糕的世界，她有着糟糕的命运，往事像黑夜一样给她的今天涂上难看的颜色，未来则充满各种艰难不测，难以掌控。就在这样荆棘密布的道路上，曾经有一个人真正懂得过她的痛苦，这就仿佛黑暗森林中一星遥远与微弱的光芒，让她得以循着这微光，尝试着继续迈开步子向前行进。

这次的新冠病毒是非常奇怪的，医生们都这么说，有的人毫无症状，有的人不止肺这一个器官衰竭，有非常年老的人从呼吸机上幸存，也有年轻身强力壮的一命呜呼。从得知检验阳性的这一天起，安娜就一直在想那个拥抱，她会害死穆罕默德吗？她非常害怕这种可能性。穆罕默德此刻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从诺亚大叔的唠叨里脱身的第一刻，安娜就去门房打电话，打到精神病院问穆罕默德有没有来上班。电话那边的语气有点古怪，只说穆罕默德已经不在这里了，就挂断了电话。安娜又打过去问穆罕默德是否安然无恙度过了隔离期，电话那边生硬地回答，早就轉去别的医院了，这事不归他们负责。

安娜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她决定去墓园碰一下运气。

猛烈的阳光下，野地里到处盛开着一种细小蓝色的野花，花是星星的形状，远远望去像是夜空中蓝色的星河。在北方初夏漫长的日光之下，所有植物都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生产着，风摇撼着夏日的万物，巨大的树木在永恒的蓝天中起舞。

安娜走在墓园中，她看见当日救下的小白鹳已经长大，三只白色的大鸟在半空中缓慢盘旋。随后她找到了伊芙妮的墓碑，墓碑前杂草丛生，字迹几乎隐没在草丛中，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打理过了。就在此时，一道刺眼的反光让安娜掩住了眼睛，她趋前几步寻找反光的来源。就在伊芙妮墓碑右侧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她发现了一块新立的墓碑，石头是新的，凿刻的痕迹是新的，墓地泥土掘开的痕迹是新的，墓碑前栽种的花朵也是新的。墓碑上没有字，只镶嵌着一面镜子。

安娜感到一阵晕眩，耳朵嗡嗡作响，难道穆罕默德真的已经死了？她觉得周身无力，就地在墓碑前坐了下来。坐了一会儿，她注意到墓碑后面栽种的灌木的形状显得有点不自然，她把手伸到墓碑后面，摸到了什么，取出来，正是那只穆罕默德亲手做的糕饼盒子被藏在了墓碑后面。也许这座墓碑是穆罕默德为伊芙妮而立的，安娜这么想，但是不能确定。她将那只美丽的盒子放回墓碑后面时，在墓碑的镜子里，她看见了自己的脸。

已经将近福利院午餐的时间，安娜离开墓园，沿着山坡下来往回走。经过公园的时候，有位老人坐在一棵大树下晒太阳，手中捧着一本书轻轻地念，她听懂了他念的那几句诗：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安娜宁愿相信，穆罕默德现在已经在靠近战火的土耳其，而她下周就会去语言学校开始上课，代表所有活下来的人，慢慢地，去改变这个世界。

原载《中国作家》2021年第12期

原刊责编  俞  胜

本刊责编  周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