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文学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形象跟随时代环境的改变和作家审美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着，有理想型、批判型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不同的文学创作环境产生了不同的文学作品和知识分子形象，例如，巴金的《寒夜》和钱钟书的《围城》，他们二人的作品基本写于同一时间，都在《文艺复兴》发表，他们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都带有典型性，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的心理和形象的变化，描述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本文从巴金的《寒夜》和钱钟书的《围城》两部作品的知识分子形象出发，探究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成因，分析《寒夜》《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生存困境。

一、《寒夜》和《围城》中的各类知识分子形象

（一）《寒夜》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剖析

20世纪40年代，由于外部环境的原因，知识分子本就艰难的理想更加难以实现，知识分子在坚守良心与社会责任时，生存就显得尤为困难。《寒夜》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为生活所迫、忙忙碌碌、只为寻求一方生存之地的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在战争前，希望兴办教育，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打破，他们一家四口只能蜗居在一个经常停电的小居室。汪文宣与妻子的结合，洋溢着当下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激情，他们二人也曾像涓生、子君一样，想做新时代出走的娜拉，但随着曾树生与家庭脱离联系，二人的理想逐渐走向破灭，曾树生成为汪文宣最后的寄托。汪文宣、曾树生、老钟等人，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抗战的胜利上，他们渴望胜利，认为只要不再打仗，生活就能恢复如初，但老钟死在胜利前，汪文宣也在胜利的当天夜晚去世，生活暂时还未发生他们预期的改变。曾树生虽然在胜利后赶回了家中，可那个经常断电的昏暗小屋已经失去了家人的存在，当曾树生最终下定决心离开她与汪文宣的婚姻围城时，就已经出了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围城中。

虽然巴金没有过多地描写年轻时怀揣办学育人梦的汪文宣，但从之后他对读书的冷漠便可知汪文宣曾经的憧憬。汪文宣在生病时，给自己下过定义，“这个年头……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1]小说中，汪文宣只能通过老乡的介绍，到一家小公司以校对翻译为生，妻子则进了银行工作，忙于交际。柏青、汪文宣和魏连殳、吕纬甫一样，真正击倒柏青的不仅是妻子的去世，还有自己曾经挣扎后的彻底失败，真正打败汪文宣的也不仅是妻子的离去和病魔的纠缠，而是努力过后的无路可走。当柏青和汪文宣心怀理想走入社会时，他们遇见了残酷的外部环境，只能为生计奔波，在放棄理想后，汪文宣、柏青发现自己连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做不到，更何况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家境优渥，父亲是家乡小县城的绅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送他出国留学。方鸿渐在欧洲留学，辗转三个大学和多门专业，从土木工程系到社会哲学系再到中国文学系，方鸿渐千里迢迢远赴国外学习的，不是其他国家先进之学科，而是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学。苏文纨和方鸿渐一样，在留学时期攻读的是法国文学，但是，却以《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获得学位。在《围城》中的部分知识分子眼中，留学就如同为自己履历增光添彩的一件事情，因此，家境好的青年学生争相外出留学，求学却不是最终目的，是为了回国时能找个好工作。在剑桥攻读文学的新诗人曹元朗在回国后，常将自己在剑桥留学的经历挂在嘴边，带着自己不通顺的诗到处结交朋友，并获得了好名声。方鸿渐在围城中进进出出，从国外的围城中留学归来，便去了三闾大学工作，可是当方鸿渐被辞退后，看着来送别的学生，产生了虽厌恶这地方却又心生留恋的心理变化，方鸿渐常常自我安慰，却又不能真正与现实和解，找到自己的出路。相比于褚慎明、曹元朗这类自欺欺人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方鸿渐并非全无才华，他在面对苏小姐和曹元朗作的诗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苏小姐的诗有哪些问题，但是，方鸿渐骨子里很懒，喜欢得过且过，虽然不满现状却拿不出勇气改变，是一个外表新、骨子里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方鸿渐渴望改变，可从小环境熏陶出的性格已经难以有根本上的改变，虽然他学习外语、哲学，又精通中国文化，但却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二）《寒夜》与《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对比

《寒夜》中的汪文宣曾说过，只有自己这种没有良心丧尽的读书人活得最为痛苦，他的朋友柏青也有类似感叹，其实，方鸿渐与汪文宣、柏青二人相同，仍旧保有初心却没有能力改变一切，而像褚慎明、刘东方、韩学愈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在当时的时代生活得很好。汪文宣在图书公司做不到左右逢源，方鸿渐也不能很好地在三闾大学生存下去，可董斜川却可以凭借几首不通的同光体诗歌赢得尊重，高松年可以运行一个学校，韩学愈可以堂而皇之地教书。

相对于《围城》，《寒夜》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他们是被现实打败的。汪文宣、曾树生之间的矛盾除了婆婆的影响外，金钱是避不开的现实问题，“生存”在汪文宣的小家里成为一个大问题。为了谋生，汪文宣不得不做校注工作，理想与爱情都排在生存之后，汪文宣已多年未进入咖啡店，舍不得给妻子买一块奶油蛋糕，而方鸿渐却可以思考是否买一件皮衣作为自己的行头。巴金从汪文宣的生存困境来探究他精神上的茫然无助，从一对小夫妻的家庭生活探究战争背景下的现实，而现实最终盖过最初的理想，与鲁迅小说《伤逝》中的涓生、子君等知识分子形象有相似之处。

汪文宣在胜利前失去了生命，他在上海曾经拥有过的激情已经消失了。巴金在《寒夜》中所描写的，是对国家、民族抱有希望的知识分子在战争背景下的生存状况，体现的是对经历现实无路可退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寒夜》以对现实逼真的刻画来传递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围城》中，钱钟书则借助方鸿渐的思想变化、心理活动来传递他自己对当时知识分子整体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钱钟书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更多是对大环境下知识分子放弃自己操守、理想的思考，用看似幽默化的写作技巧书写了“围城”内外的故事，在一场看似喜剧的演出中揭示了人性的悲剧，体现了对喜剧背后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这里，不仅包含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关于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

二、《寒夜》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成因

（一）时代语境的影响

近现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外部环境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产生了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特质，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语境中，承接古代士的社会责任、良心，“他们所关怀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2]西方知识分子更看重个人的价值，而近代知识分子则更看重社会的价值，即自身的价值并不仅仅通过学术层面来体现，还通过社会价值来表现。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也一直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例如，鲁迅笔下的夏瑜、魏连殳、吕纬甫等知识分子形象，他们都受到革命的感召而投身于革命，追求自由、平等，以期求得民族解放。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争打破了以往较为和平的环境，救亡的需求压倒了启蒙，不少知识分子陷入迷茫与自我怀疑的境地，同时，战争打破了他们的计划和生活，让他们陷入困顿的局面，本就艰难的理想更加难以实现。

《围城》中的方鸿渐，迷茫到找不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环境，一方面是因为性格使然。方鸿渐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并且依赖父亲，留学时期接触的新式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这就造就了他的矛盾心理，即性格上犹豫不决、怯懦无能，整个人既新又旧。另一方面，方鸿渐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他身边的许多人并不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成功的，而是依靠投机取巧等方式来获取金钱与地位的，例如，曹元朗以交流自己不通的诗文来获得关注等。钱钟书塑造方鸿渐，“不只是以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3]钱钟书通过描写方鸿渐在围城中的不断进出，来表现他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思考。

《寒夜》中影响汪文宣悲惨命运的，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他无力去抗争现实，但是，却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良心与理想和其他谋求利益的人一起追逐名利。他只能带着自己的良心、初心在困境中挣扎着，最终淹没于时代的洪流，汪文宣曾经也反抗过，却因为妥协与怯懦被现实打败，放弃坚守的理想。他的妻子曾树生想要脱离这样的困境，却又犹豫不决，离去了又归来，也是困于良心、初心的挣扎。汪文宣与妻子曾树生受到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冲破一切束缚走出家门，追求自由的爱情，但是，当激情褪去，种种冲突便表现了出来。值得关注的是，出走后的现实生活是否如想象中的幸福，青年男女是否真的反抗成功等问题，青年男女在获得了自己期望中的自由平等后，才发现，实则是进入了新的围城，且进进出出，始终寻不到正确的道路。

（二）作家主体创作意识的影响

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所占比例是很大的，且在不断变化。作家一边书写作品里的知识分子形象，一边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来反映自己的心路历程、书写自我。巴金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过，如果自己不在法国从事小说创作，汪文宣就是自己，汪文宣的结局也很可能在自己身上上演。巴金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汪文宣有着类似的经历，都得过肺病，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在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并不是很理想，他们只能在艰难的环境中勉强度日，巴金写汪文宣、柏青等各种知识分子形象，也正是为了反映现实以及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种种经历。

《寒夜》写于1944年的秋冬，完结于1946年，最初在《文艺复兴》连载，巴金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主旨时曾经说过，写《寒夜》，写汪文宣、曾树生、汪母并非是为了鞭挞，其中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寒夜》的主角汪文宣是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不幸因肺病去世的知识分子形象。汪文宣所患的肺病不仅巴金得过，巴金现实中的几个朋友也得过，所以，在汪文宣身上凝聚的，不仅是某个个体的悲惨境遇，还是一部分群体在当时所经历的生存困境，汪文宣每天所经历的，也正是巴金所熟悉的生活，“他写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倾吐的是他们的悲伤和希望。”[4]巴金在评价《寒夜》时说过，“《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5]但巴金在自白时，也曾说过，这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小说，绝望过后，迎来希望。汪文宣在胜利的那个夜晚死去，并不是预示着希望的彻底离去，而是黑暗中的光明即将到来。

《寒夜》与《围城》的写作时间大体相同，都在《文艺复兴》连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充当的是启蒙者的角色，但是，随着革命失败，前方道路的愈加困难，部分知识分子失去了社会责任感和良心。钱钟书指出了人性的弱点，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钱钟书的《围城》写了两年，1944年开始写，1946年完成，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写成的。钱钟书写这部小说时，从自己熟悉的阶层取材，借助方鸿渐的思想变化、心理活动来传递他自己对当时知识分子整体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定义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批判讽刺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前行之路的隐忧。钱钟书在小说中整体表现出的批判意识，实则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反思意识，钱钟书所塑造的“围城”，不仅体现在婚姻爱情上一座又一座的围城，还体现在人生上。

三、结语

巴金书写了汪文宣、柏青这样良心还未灭绝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他们的悲惨命运，想要表达的是对现实的反思以及对自我的救赎。钱钟书的《围城》，塑造的是方鸿渐、赵辛楣这样兜兜转转找不到人生道路的失路型知识分子形象，以及那一群失去了社会良心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形象。巴金与钱钟书虽然描写的对象、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不相同，但是，都体现了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20世纪40年代不同命运的关注，探究了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人生选择，试图追寻造成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巴金.寒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91.

[2]祝勇.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9.

[3]陆文虎.钱钟书研究采辑（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256.

[4]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07.

[5]巴金.探索与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65.

（作者简介：张萌，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杜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