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

1905年，几位曾经留学海外的士绅在无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园——公花园。之所以被称为“公花园”，是相对于私家花园、皇家花园、政府花园来讲的。所谓公园，要有几个要素：一是不收门票，二是不设门槛，三是产权共有。

《礼记》中关于公的解释，能够非常清晰地表示上述的意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法国大革命前夜，卢梭和伏尔泰开始了他们一生的争论，也由此引发了关于“大同世界”建制方式的不息的争论，到底是“平等”，还是“自由”，才是全人类一致的大同世界的逻辑起点，不仅带来了从希腊以来整体的最大变化，而且带来了关于软件开发和共享方式的思潮和行动。

开源运动的思潮来源于“软件开发商对所生产的知识产权拥有自由处置的权利”和“信息要自由，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信息使用权”的争论。按照自由派的商业逻辑，信息系统与软件的开发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其所有权与物理世界的物权是一样的，开发商永久拥有使用权和处置权;而按照平等派的想法，软件创新的开端与萌芽“幼有所长”是“公园”承担、仍有生命但没有后续投入迭代的软件（矜）、依托旧版本而旧版本没有服务与升级的软件（寡）、软件生产商破产消失而依然在使用的软件（孤）、用户极少完全没有生态支持的软件（独）、不好使用但仍勉强维持的软件（废疾者）都应有存在的价值而不应被商业绑架，专业的生态应该多元（男有分）、生态的下游应该得到好的关照（女有归），这样才是环保的、可持续的和生态的，信息产品具备自身的信息属性，不能浪费资源（货恶其弃于地也），构建创新的生态才是可持续的软件大同世界。

卢梭和伏尔泰关于政治制度的爭论延续了几百年，而作为这种争论的逻辑的延续，商业开发商的原有的“产权”逻辑也逐渐走向了开发、开放、开源的生态协同模式，“公园里不仅仅是刁民，更解脱了私家园林的烦恼”逐渐成为商业软件共识。

开源软件的“刁民”最早多是来源于“幼有所养”烦恼的高校用户级开发者，因此开源软件从起源到目前，都或多或少与教育有关，另外，开源也更加高效地筛选了有潜质的工程师。不仅如此，商业软件也通过开发接口和开源平台，构建了服务生态，对各种各样的不具有商业价值的部分通过开放和开源扔给“网络刁民”，使整个生态处于一个“物尽其用”的好的生态状态。

开放开源文化从西方起步，但并不能妨碍一个事实：在哲学层面上，孔子的“大同世界”的阐述并不逊色于晚一千多年的逻辑起点。可中国的软件开发、开放、开源生态，在教育界却一直远远落后于时代，自上而下的规划、入围厂商、指定平台、严格标准、孤立系统等造成了一个个难以跨越的生态鸿沟，在这种生态鸿沟下，一方面针对管理上的封闭系统和平台绑架大行其事，另一方面教育创新和专业教育所需要的“最后一公里”的接入却碍于“没有商业价值的关键少数”而停滞不前。

教育信息化呼唤开发、开放、开源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