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挑战，“十四五”规划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强调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中的基本单元，应不断加强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重视，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公司治理的目的更多在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关注财务指标、提升市场绩效及谋取更多利润。而ESG理念将公众利益融于公司价值体系之中，是一种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的价值观。通过强化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譬如能源效率、劳工标准、社区关系等改善企业的短视行为，获得声誉和社会认可，提高企业的长期回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环境变化、社会事件、企业责任等问题相继出现，政府、公众、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对ESG体系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2018年11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外公布了《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持续推进ESG相关制度环境建设，改善资本市场和经济体系缺陷，着力推动企业践行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责任。

2018年6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版，引入了目前国际资本市场推行的ESG理念，强化上市公司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方面的引领作用，确立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同时强调了党建的重要性，要求上市公司依据党章规定设立党组织，开展和支持党的活动，国有企业把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将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相融合是中国公司治理发展历程的一大特色和创新。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在企业层面的基层组织代表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履行应有的治理职责，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贯彻落实，因此企业党组织影响着大多数上市企业的决策行为，监督和制衡企业管理层，抑制企业的短视和不当行为，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基于此，党组织治理能否提升企业的ESG表现？这种关系受到哪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同所有制下，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表现是否存在差异？企业ESG表现能否促进企业长期价值提升？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相关文献综述

ESG概念最早起源于伦理投资和责任投资。目前，针对ESG体系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主要聚焦于某一维度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且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在环境方面，学者们探究了企业环境行为与社会责任、企业声誉、企业价值和企业竞争能力等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证明企业环保活动和绿色行为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影响。在社会责任方面，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测度与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统一结论，分别得出正相关关系、“U”形关系、负相关关系等。在公司治理方面，学者们对治理效率、治理行为等进行了充分研究，证明企业治理水平对企业价值和企业发展有显著影响。目前国内外针对ESG的研究主要停留在ESG与市场绩效、企业价值的关系上以及企业ESG表现对融资成本、融资能力、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而对ESG的影响因素分析较少。

海德格尔指出，to agathon在希腊思想中意味着“适宜于某物和使某物适宜的东西”。[5]227而每一idea作为“某物的外观”则“让人看见那每每是一个存在者的东西”。[5]227-228因此，理念适宜于使某物在其所是中显象并且在其持存中在场。反过来，使一切理念都适宜于这样一回事情的东西，亦即理念之理念，是一种“绝对的使……适宜”，也就是to agathon。因此，“善的理念”绝不意味着有某种“善”——即使是最高的善——并且有关于这种善的“理念”。“善的理念”中的第二格必须被理解为主语第二格，即“善这个理念”，善本身就是最高的理念。

近年来，学者们对党组织治理的影响效果进行研究，证明党组织治理具有监督、制衡作用，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决策、运营效率，能降低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企业利益不受损害，影响公司治理水平与董事会效率，抑制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薪酬分化扩大，提升国有企业并购溢价水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高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影响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进而影响公司市场竞争优势与公司绩效。在党组织治理下，企业的发展目标由最初经济利益导向转变为社会价值导向。“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将党委成员内嵌到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团队中，将社会性和政治性目标内化到企业的战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中。目前学者关于企业党组织治理研究多侧重于市场绩效的影响和效果，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研究较少。

2.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企业ESG表现。采用华证指数ESG评级。该评级分为9级，由高至低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每年评级4次。本文将评级由低至高赋值为1—9分，并将每年4次评分取平均值得到企业每年的ESG表现。

2.“八项规定”对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表现之间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双向进入”程度(、)与“八项规定”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八项规定”正向调节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关系，H2大部分得到验证。结果说明在制度层面上加强企业党风建设，以刚性的制度约束提升企业高管党员的政治修养，能有效制约企业高管党员的利己主义行为和一味追求经济收益、忽略社会使命的短视行为，在党组织治理过程中促使企业实施提升社会福利、改善生存环境等ESG行为。

H1：企业党组织治理对企业ESG表现有促进作用。

本文选取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ESG表现以及ESG表现和企业长期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本文的理论贡献有：第一，为党组织治理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将研究视角从企业经营绩效等市场行为拓展到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等非市场行为，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的影响范围和效果。第二，我国对于ESG领域研究起步较晚，本文将ESG评级数据量化，解决当前研究中ESG数据不足的弊端，系统地将ESG三个维度作为统一整体研究，丰富了影响ESG表现的前因变量，为企业在改善环境、履行社会责任和加强公司治理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ESG表现

不同于传统的财务指标，ESG更侧重于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统一发展。E代表企业在环境责任方面的积极作为，包括环境保护、绿色产品、能源利用等；S代表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以及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如人权、劳动规范、健康安全、产品责任等；G代表企业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行为等。根据组织合法性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当企业的行为表现与社会规范、价值理念保持统一时，才会受到政府、媒体、环保组织、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并获得合法性支持。因此企业有动机和意愿通过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等取得公众信任，构建良性互动，提升自身ESG表现，以获取更多的制度资源和更大的竞争优势。

企业基层党组织代表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是党联系群众、执行政策的重要桥梁。董事会、管理层作为企业的决策和执行机构，负责指挥与管理企业业务经营活动，对行为选择具有裁决权利。“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明确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将党组织成员内嵌到企业的董事会和高管层中，代表党和政府的精神意志和方针政策，监督和制衡企业管理层的决策，遏制企业非社会责任行为，将社会性目标内化到企业的组织目标中，帮助党和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等。ESG理念在于加强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同时规避环境、治理等方面的风险，以此获得社会各界认可，其理念精神与党和政府的社会目标具有统一性，因此，企业党组织治理有动机且有能力推动ESG发展，从根本上保障ESG决策得到有效执行，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将党和政府的社会目标内化在组织中。此外，党组织治理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了公司治理与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充分融合。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意志的丧失是最大的丧失，精神的沉沦是最严重的失败。由此，那位否定精神抑郁会对胃部造成伤害的医学博士，我觉得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情志的高低，对肉身器官的影响。在持续不断的中医和西医的论战当中，中医药始终处在一个劣势的地位。各执一词的双方所持的态度，也多是主观性的。事实上，无论单纯支持哪一方，其结果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事情。

小儿急性肾炎的发生主要是患儿感染β溶血性链球菌A组、葡萄球菌、链球菌、革兰阴性杆菌、流感病毒等致使患儿发生急性感染,肾小球由于机体免疫复合物沉积,肾小球毛细血管发生增生性炎症以及渗出性炎症,患儿出现水肿、尿少等临床症状[1]。小儿急性肾炎急性期疾病发展快,临床护理质量可直接影响患儿预后,本次研究对我院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42例急性肾炎急性期患儿分别给予常规护理以及优质护理,通过观察比较两组患儿临床治疗效果,从而论证优质护理在小儿急性肾炎急性期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二)政策监督对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调节作用

=+++++

H2：“八项规定”正向调节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关系。

(三)媒体监督对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调节作用

企业获取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社会，因此社会公众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满足社会公众的期望和诉求。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和外部压力理论，社会公众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外部利益相关者无法直接掌握企业内部的大量信息，因此需要通过某种信号判断企业内部情况。新闻媒体在企业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信息传递的桥梁，曝光企业出现的负面事件和短视行为，褒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正面行为，社会公众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响应。因此，媒体作为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重要的法律补充机制，在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保护利益相关者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的基层组织，继承了党的根本宗旨和目标，将党性和人民性内化在企业中。新闻媒体向企业党组织传达社会的期望和关注，同时监督和公开企业的决策行为，促使党组织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提升企业ESG表现，以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该模式是政府方与商业银行成立政府引导基金（比如城市发展基金、城市建设基金、产业基金）。一般采用优先/劣后分层结构化设计，商业银行以理财等资金出资作为优先级，政府方出资作为劣后级。常见的业务结构如图2所示。

H3：媒体关注度正向调节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主要有四个途径：(1)国泰安CSMAR数据库；(2)同花顺数据库；(3)CNRDS数据库；(4)上市公司年报，通过手工计算和整理。样本筛选按照以下标准：(1)剔除ST、*ST公司；(2)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不完整的样本，最终获得26145个观测值。数据获取过程如下：从CSMAR数据库获得上市企业董事会、高管层成员职位信息和兼任情况，并结合手工整理的上市企业年报中的董事会、高管层简历等，将党组织成员名单与董事会、高管层成员名单进行匹配，得到解释变量“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指标；从同花顺-华证ESG评级数据中获取被解释变量上市公司ESG评级情况；从CNRDS数据库获取媒体关注度指标。为避免极端值对实证结果造成影响，对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二)变量说明和模型设计

1.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企业党组织治理。本文采用“双向进入”程度来衡量企业党组织治理程度，程度越高，对战略决策影响越大。具体分为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成员重合比例()、党组织成员与高管层成员重合比例()、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高管层成员总数重合总比例()。

本文将3—5月、6—8月、9—11月和12—次年2月依次划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据此对比分析中国大陆IMERG和CGDPA季节平均降水强度。结果表明:各个季节两者的空间分布一致性都比较好,尤其中东部和南部地区;局部地区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北方山地地区;两者在不同季节存在差异的地区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地区在不同季节的差异程度也不同(图3)。

2.1 选择示踪剂 根据实验项目需要选择合适的示踪剂。一般与待标记有机物中所含的元素、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射线种类及辐射能量以及同位素的毒性等有关[1]： ①为了达到实验的理想效果，一般选用研究对象中的特征元素进行示踪；②根据实验周期，选用半衰期合适的放射性同位素，一般能保证检测结束时，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为给入量的70%为宜；③用的核素宜为纯α、β、γ射线的发射体，保证射线能量在1.0～2.5MeV的适宜范围内；④所选示踪剂尽量避免高毒性。如实验必需，则应控制其用量在对人体和环境无害的范围之内。综上，将中学生物学探究活动中常用的几种放射性同位素的特征[2]整理成表1。

3.调节变量。(1)参考王珏等(2018)的做法，以“八项规定”的出台作为外生冲击变量，引入“八项规定”虚拟变量()。“八项规定”出台时间为2012年12月，企业样本所在年份大于2012年取值为1，表示“八项规定”实施之后，小于或等于2012年取值为0，表示“八项规定”实施前。(2)参考孔东民等(2013)的做法，以每年上市公司被网络媒体报道的次数作为媒体关注度()指标，来自四百多家重要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二十家主流网络财经媒体的新闻报道。

4.控制变量。对企业特征相关的指标进行控制，包含企业规模()、企业业绩()、资产负债率()、股权制衡度()、机构持股比例()及企业年龄()，同时控制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本文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模型(1)用于检验假设H1，考察企业党组织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为控制变量，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强化制度意识，确保国家制度安排贯彻执行。党风建设规定作为一种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具有中国特色制度内涵，对企业党组织产生约束力，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强制性，迫使企业遵守规则，并做出符合党、政府以及社会期望的行为。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三严三实”和“反四风”等专题教育活动，强化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此外，“八项规定”的出台构建全覆盖监督体系，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透明度提高，以刚性的制度约束提升企业高管党员的政治修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确保权力既高效运转又正确行使。因此，“八项规定”的出台能有效制约企业党员干部的利己主义行为以及一味追求经济收益、忽略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短视行为，在党组织治理过程中促使企业实施提高社会福利、改善生存环境等ESG行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1)

模型(2)用于检验假设H2，考察“八项规定”()对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调节作用，加入“八项规定”()与党组织治理的交互项。

=+++×++++

ABB集团亚洲、中东及非洲区总裁顾纯元博士表示：“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持续投资于这一充满前景的关键市场，进一步优化ABB在华业务布局和提升本土创新能力，践行我们‘在中国，为中国和世界’的长期承诺和发展战略。未来，ABB将继续致力于成为中国用户的优选合作伙伴，利用ABB Ability™数字化解决方案全力支持中国企业提升能效和生产效率，加快转型升级和开拓海外市场。”

(2)

在地方国有平台公司经营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主要目的是将公司发展中所需要的人才，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让公司员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最大化地为平台公司创造价值。对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已经不仅是公司稳定发展必然条件，更关系着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曾有人力资源专家表示，在一个企业经营期间，人力资源的优势，是企业在市场中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具备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团队，不仅可以体现出企业的实力，也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资本[1]。

=+++×++++

(3)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ESG评分最大值为9，最小值为1，均值为6.476，标准差为0.990；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成员重合比例最大值为15.4%，最小值为0，均值为0.4%，标准差为0.022；党组织成员与高管层成员重合比例最大值为16.7%，最小值为0，均值为0.4%，标准差为0.022；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高管层成员总数重合比例最大值为11.1%，最小值为0，均值为0.3%，标准差为0.016；媒体关注度最大值为6.777，最小值为0，均值为4.274，标准差为1.281。从控制变量的情况看，样本企业规模、机构持股比例、企业年龄标准差较大。

表3展示了变量间的相关性。被解释变量ESG表现()与解释变量党组织治理(、、)的相关系数为正，系数的符号与研究假设的预期相符。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基本小于0.4，且VIF检验均小于3，、、之间相关系数虽然较大，但三个变量分别处于不同模型之中，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结果分析

1.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表现的影响分析。如表4所示，“双向进入”程度(、)与ESG评分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H1大部分得到验证。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机构持股比例与ESG评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结果说明企业党组织治理有动机且有能力推动ESG发展，从根本上保障ESG决策得到有效执行，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在“双向进入”领导体制下，企业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成员重合人数占比与ESG评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企业党组织成员与高管层成员重合人数占比与ESG评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董事会是企业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机构，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决定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因此企业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对企业ESG相关决策影响也更大。

在党组织治理与ESG关系的研究中，王舒扬等(2019)研究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绿色环保投资的影响。余威(2019)认为党组织治理促进了企业的捐赠行为，党组织成员的管理层任职比例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有积极作用。陈世瑞(2012)、张蕊等(2019)认为党组织能抑制国企社会责任履行的缺失，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目前关于党组织治理与企业ESG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单一维度，并未将ESG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将由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强调了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因此将ESG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研究党组织与环境、社会、治理三方综合表现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模型(3)用于检验假设H3，考察媒体关注度()对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调节作用，加入媒体关注度()与党组织治理的交互项。

3.媒体关注度对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表现之间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双向进入”程度(、、)与媒体关注度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媒体关注度正向调节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关系，H3得到验证。结果说明新闻媒体作为沟通桥梁，向党组织传达社会的期望和关注的同时，监督和公开企业的决策行为，促使党组织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提升企业ESG表现，以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稳健性检验

1.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文样本基于A股企业，剔除了金融行业和ST、*ST样本以及数据有缺失的样本，可能产生样本选择的偏误。由此，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法，第一阶段的选择模型如下：

()=++++

其中，为样本企业中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或高管层的选择变量，若=1，表示进入；若=0，表示未进入。本文选择第二阶段出现的所有解释变量(用表示)作为第一阶段的识别变量。同时，采用两个外生性工具变量：母公司是否为集团公司(用表示，若第一大股东为集团公司，=1，否则=0)及两职合一(用表示，若两职合一，=1，否则=0)。上市公司的党组织通常由所属集团的党组织领导和管理，因此第一股东是否为集团公司直接决定党组织的隶属关系，从而影响上市公司党组织的构成和治理方式；公司两职合一，即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兼任情况能影响公司的控制权和董事会结构，进而影响党组织嵌入董事会、高管层的方式和程度。表5展示了Heckman两阶段法回归结果：第一阶段选择模型获得imr系数，结果显示imr系数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党组织治理指标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即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表现具有正向影响，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2.其他稳健性检验。本文还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党组织“双向进入”替换成党组织“交叉任职”董事会、高管层：若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1，否则=0；若党委书记兼任CEO，=1，否则=0；若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CEO，=1，否则=0。回归结果显示，企业“交叉任职”(、)与ESG评分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交叉任职”()与“八项规定”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交叉任职”(、)与“媒体关注度”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企业“交叉任职”与“双向进入”检验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见表6。第二，为了进一步排除内生性的干扰，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重新验证，回归结果均无实质性差异。综上所述，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见表7。

湖泊生态系统中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主要包括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水生植物和鱼类等。作为湖泊生态系统食物网的主要组成部分，湖泊生物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物质能量流通具有重要意义。湖泊生物对环境条件的改变也具有敏感性[52]，水文和物理、化学环境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湖泊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结构的演替规律[85]。在富营养化湖泊中，对引水调控工程的生物效应关注较多的是引水对浮游动植物和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和群落结构的影响[34-35，46，83，86-89]。主要是对外来物种输入和优势种更替等方面的研究，并借此评估引水调控工程对湖泊生物环境的影响。

六、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一)不同所有制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表现影响对比

由上文检验可知，企业党组织治理对企业ESG表现有正面影响。根据企业所有制情况，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二者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背景，虽具备相似的公司治理结构，治理目的和治理效果却有所差别，因此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推动ESG发展的初衷也不尽相同。国有企业出于自身的政治、社会、文化等一系列非经济性目标提升ESG表现，是社会属性的体现，目的在于帮助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社会福利、稳护社会稳定等，而非国有企业提升ESG表现的目的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向投资者传递良好信号，展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践行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以获得社会声誉，最终实现企业绩效增长。

笔者于2014年4至6月，受邀到台湾大仁科技大学护理系担任访问学者，很荣幸地参加了该系客观结构式临床测验（OSCE）教案设计与种子师资培训班，目前该校已经顺利通过了TNAC（台湾护理教育评鉴组织）科大护理评鉴，拿到相关经费，正在进行OSCE项目建设。该培训班就如何撰写OSCE教案、如何招募和培训OSCE标准化病人、如何进行考官训练以及考题信效度检测进行了探讨，使笔者对OSCE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现就目前OSCE在台湾护理教育与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简单介绍。

基于此，本文将国有企业(=1)和非国有企业(=0)分组回归，结果见表8。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表现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非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表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对党组织治理更为敏感，非国有企业的党组织治理发挥的作用更强，影响更大。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和责任目标来看，政治属性和公共属性是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也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根源。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建立的目的在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国有企业本身具有践行ESG的意愿和倾向。而非国有企业通常以盈利为目的，党组织成员进入企业决策管理层，能及时纠正企业以利益为先的短视行为和非责任行为，从而促使企业提升ESG表现。

(二)ESG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ESG对企业绩效和价值的影响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ESG对企业价值存在负向影响，企业管理层开展ESG项目时，增加了额外的经营成本，侵占和损害了股东权益，最终导致企业价值降低。第二种观点认为ESG对企业价值存在正向影响，企业实施环境活动或社会责任活动，可以提高企业声誉，加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从而降低业务风险，提升企业价值。Gunnar Friede等(2015)总结以往2200多篇学术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ESG因素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非负相关的关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ESG因素对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越来越明显，说明ESG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朱乃平等(2014)证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长期性，对短期绩效没有正向影响。

基于此，选取’作为企业价值变量，进一步研究企业ESG表现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参考谢洪明等(2019)的做法，将ESG表现滞后1—7期，见表9。结果显示ESG当期及滞后1—3期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从ESG滞后4期开始，企业价值开始提升；从ESG滞后5期开始(滞后5—7期)，与企业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ESG作用于企业价值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效应。这是因为在短期过程中，企业对环境领域、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大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当年的经营成本，加重经营负担，使当期和短期财务绩效呈负增长态势，而ESG投入是一个长期回报过程，长期坚持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有效的公司治理战略，能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口碑，逐年提高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最终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究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下企业的ESG表现及其与企业长期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研究发现：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表现有正向影响，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比党组织进入高管层更加明显和有效；“八项规定”、媒体关注度均正向调节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关系；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的影响更为明显；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效应。本文的研究启示如下：

第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厘清企业党组织与决策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明确党组织治理的职能、权责边界等内容，为党组织在企业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提供合法性支持。目前非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的软性约束，尚未建立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其直接参与治理的权力，应在制度层面上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完善法律制度，规范市场运营规则。

第二，发挥政府在ESG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目前我国ESG发展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政府应创造完善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推动ESG理念在本土落地实施。政府部门及相关协会自律组织应出台ESG相关要求，加强ESG制度体系建设，并给予有效的政策支持。证监会、交易所、基金业协会等资本市场相关部门应对企业的ESG行为予以引导和监督。

智慧社区建设必然面临智能化硬件、自动化基础设施、数据机房等设备的应用，耗能问题无法回避，5G的出现极大地减少了为提升网速和传输效率进行的网络布线和电力消耗，让能源、资源的利用更高效，使得智慧社区的能耗控制更加精准，设备反应更加及时，可以有效减少资源的浪费。

第三，加强媒体监督力量。我国ESG仍处于起步阶段，体系建设尚不健全。除了采用政策工具硬性约束，还应充分发挥媒体监督作用和声誉机制，加大企业ESG相关报道力度，引导公众、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ESG表现持续关注，利用公众监督压力制约企业非责任行为，并对责任履行良好的企业予以褒扬，形成企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