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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与劳动力:政策拉动下的就业增长

2022-01-15曾常林梅奕欣

财经论丛 2022年1期
关键词:示范区变量劳动力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中国农村劳动力得到大量释放,加上农业耕地资源稀缺、人口众多和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的基本情况,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

。在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通过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种途径实现就业。就地转移主要是通过当地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但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转型,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而异地转移主要是到城市打工(即“农民工进城”),但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房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和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农村劳动力大量回流

。上述原因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缓慢。政府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加以解决:一方面,继续推进城市化并解决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促进劳动力异地转移;另一方面,推动农业产业化,拓展农业产业链,以促进劳动力就地转移。

为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进程、提高农民就业和收入水平,2009年农业部启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工作,并将“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写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2010、2012和2015年,农业部分三批确定283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经过实践,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在提升主导产业生产能力、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等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领头羊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本质是一种以农业资源为核心的区域产业政策,其发展路径与我国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产业政策相类似,主要采用以中心城市、中心区域带动周边发展的模式。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以其强大的核心示范作用影响、带动广大的辐射区,用于探索以农业为资源优势的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道路

。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对就业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对传统行业中劳动力就业的促进效果尤为突出

3.2.4 测压时暂停输液 在输入高浓度、黏度大的液体时,如胶体、红细胞、血浆和高渗液等,测压前先关闭输液通道,用生理盐水冲管后再测压。每次测量中心静脉压时,应停止从中心静脉管输液输血,以免使测得的中心静脉压值偏高。

已有文献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示范区发展模式的探讨和理论分析。曾磊和邢慧彬(2011)从产业融合的视角,认为示范区应与旅游业相结合

。朱绪荣等(2013)通过梳理众多现代农业发展相关理论,为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提供理论指导

。江晶(2013)对示范区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探讨

。第二类是关于示范区的案例分析,以调研为基础,总结示范区发展的现状和不足。蒋和平和王爽(2015)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形成的五种模式并提出相关建议

。第三类是关于示范区政策效果的评估。高云等(2014)认为现代农业示范区能降低产业集群的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示范区农业发展

。高云等(2016)使用DID方法实证研究,发现示范区发展水平显著高于非示范区

。本文基于第三类研究,集中探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现代农业示范区属于区域产业政策的范畴,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的区域政策效果,而关于农业产业的区域政策的文献较少

。目前,关于区域产业政策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基于地区的就业数据分析政策效果。Busso等(2013)、Kline和Moretti(2014)发现经济开发区对地区层面的就业率、投资和工资等存在积极影响

。Castillo等(2017)采用地区面板数据,证明地区旅游发展政策对当地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另一类是企业层面的研究,主要基于企业雇佣工人的数据研究政策对就业促进的效果。Zheng等(2017)和Lu等(2019)均采用工业企业数据,证明经济开发区对企业雇佣工人具有促进作用

。与宏观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微观个体的数据调查,研究农业示范区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

为识别个体是否位于农业示范区内,我们使用县(区)的六位数代码进行匹配。如果调查个体所在的社区位于农业示范区所在的县(区)内,则认为个体受农业示范区的政策影响并将其作为实验组;如果调查个体位于非示范区或位于示范区内但尚未受到政策的影响,则将其作为控制组。经过识别和匹配,农村观察点的42个县(区)样本中包括9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将拥有农业示范区的县级行政区作为实验组、非示范区的县级行政区作为控制组,控制一系列的个人特征、地区特征和时变异质性,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此外,我们还控制地区的年份固定效应,排除其他区域产业政策的干扰。研究结果发现,具有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比非示范区显著增加5.4%且结果稳健,农业示范区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集聚效应来增加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

本文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第一,国内少数使用个人微观调查数据和严格计量方法探究区域产业政策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文献,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视角,丰富并细化了对区域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第二,探讨国家农业示范区影响劳动力就业的机制,发现示范区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数量增加来提高劳动力就业;第三,着眼于个人微观层面的影响,为评估国家级区域产业政策效果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也为农业产业区域政策效果的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

一、政策背景

为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进程,2009年农业部下发《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农计发〔2009〕33号),各种级别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随之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按照投资主体的行政级别划分,现代农业示范区主要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县市级三类。但国家级农业示范区与省级(县市级)示范区的差别显著,不同省份(县市级)农业示范区的具体政策参差不齐。Alder等(2016)发现省级区域产业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影响

。林毅夫等(2018)认为省级产业园区之间的可比性较低、质量差异较大,仅使用国家级园区研究后发现其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

。而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在各区域的政策比较接近、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

虽然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认定条件看往往选择农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县作为试点,但农业部在多批次的认定中秉持“从每个省都要有,再到每个地级市都要有”的原则。该认定原则大大提高了国家农业园区选取的随机性,有点类似于分层抽样。为提高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可比性,下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成功匹配与实验组得分相似的对照组并进行双重差分,从而提高拟自然实验的科学性。

从时间维度看,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发展主要有三批。2010年,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农业部首批认定了52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2年,农业部组织认定101个地区为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5年,农业部印发《关于认定第三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通知》,认定157个直辖市、地(市、州)、县(区、旗、场)为第三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除去前两批示范区已认定的县市的重合部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总数达到283个。

选取2016年10月~2017年10月我院妇产科收治的患者69例作为研究对象,排除恶性肿瘤患者、听力以及语言障碍患者、全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先天性凝血功能障碍患者、宫颈恶性病变患者。将其分为探析组(n=36)和对比组(n=33),其中,探析组妇科患者17例,产科患者19例,年龄21~49周岁,平均(30.6±5.7)岁,对比组妇科患者16例,产科患者17例,年龄20~48周岁,平均(30.2±5.5)岁。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从政策上看,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主要政策支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龙头企业、带动当地特色产业集聚,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投入,并不断优化产业布局。第二,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培养新型农民。为推进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和大数据发展应用,加快信息化试点步伐,大力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政府在示范区内开展农民应用技能培训,以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第三,提供农村金融服务支持。主要包括深入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贷款,推动农村支付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

1991年12月25日,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苏共下台的原因很多,但是,最直接的原因是高度集权且不受监督,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支配,使当权者处于各种诱惑的包围之中,权力不受监督,就必然发生以权谋私的行为。由于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即使像共产党这样的政党,也同样会产生贪官污吏。

蒋和平和王爽(2015)把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总结为生产带动型、金融服务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工商资本带动型和集体经济推动型五种模式

。生产带动型模式通过新兴技术来推动粮食增产,带动农产品加工和商贸流通发展,孵化企业并扩大规模,从而提供更多就业和创业空间。金融服务型模式主要是为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农村金融服务优化可推动农村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延长产业链和扩大规模,同样有助于创造工作岗位。工商资本带动型模式推进农业生产集聚化和产业化,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提高生产效率。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和市政设施能有效拉动就业,另一方面其本身也能创造就业需求

。集体经济推动型模式通过公开招标把土地交给企业或个人生产,并由政府或相关机构统一管理。此外,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还通过劳动技能培训来提高劳动力供给能力。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两套数据。CHNS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提供关于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调查数据,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数据包括示范区的地理位置。通过地理位置的信息匹配,本文得以探究农业示范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一)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主要控制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健康)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和家庭收入)。年龄、教育、家庭规模为具体数值

。健康为虚拟变量,其划分依据为CHNS的问卷中关于有无疾病史的调查结果,如果有疾病史,则变量取值为1,代表不健康;如果无疾病史,则变量取值为0,代表健康。家庭收入为具体数值取对数。

为定位调查点所在的区县,我们使用葛可佑主编的《中国八省居民健康与营养状况》(第一卷)中地区代码和地区名字的对照信息,定位每个调查样本所在县(区)的中文名称。最终,本文仅保留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等省份42个县(区)级行政区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数据

本文从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搜集三批关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公示数据。农业示范区主要以县级行政区(包括县、区)为主,还包括少数地市级、垦区和乡镇级示范区。为增强样本的可比性,我们仅保留县(区)级层面的示范区。为便于后续的匹配,本文将国家级农业园区中所有县(区)的中文名称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六位数编码规则进行标准化

2014年2月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1],提出要加快构建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以“5+3”为主体(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或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全面启动,并成为迫在眉睫的近期任务[2]。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5+3”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更加注重临床实践训练,体现了医教相长,学以致用,是参照国际主流医师教育培训模式、行业惯例和中国国情基础上的重大制度创新[3]。

(三)农业示范区的识别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农村点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数据,研究个体的劳动力就业情况。目前,许多研究都使用微观调查数据来研究劳动力就业。胡翠等(2019)基于CHNS的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验证地区贸易自由化可促进个人转向非正规就业,从而提高地区非正规就业的比例

。熊瑞祥和李辉文(2017)基于CFPS的调查数据,发现某些农村地区的小学或幼儿园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可促进当地妇女的非农就业

。由于CHNS的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和随机性,在研究劳动力的相关文献中被广泛使用,本文也使用该数据来度量农业园区对当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四)关键变量

1.是否就业(被解释变量)。若受访者处于就业状态,则变量取值为1;若受访者处于失业状态,则变量取值为0。

2.政策(解释变量)。我们通过匹配受访者所在地区的县(区)级代码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县(区)级代码,识别受访者是否位于示范区内。若观测值位于示范区内且时间在政策实施之后,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具体的表达式为:

其中,

表示受访者个体,

表示受访者所在的县级行政区,

表示年份。

(五)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2006—2015年CHNS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年份为2006、2009、2011和2015年。仅使用农村地区16—65岁的居民样本,我们剔除农村居民中的外出打工者、残疾人、学生和退休个体,以避免出现因其他原因导致的失业。同时,还删除北京、上海和重庆三个直辖市的样本。

(六)影响机制(解释变量)

1.是否铺路。本文使用CHNS中社区层面是否铺路来度量示范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而言,我们设置是否铺路为虚拟变量,若社区有石头路或其他的铺设道路,则变量取值为1;若社区只有土路,则变量取值为0。

4.企业规模。类似地,在分析企业集聚时以受访者所在社区的企业规模来刻画。具体而言,若职工人数大于或等于20,则变量取值为1;若职工人数小于20,则变量取值为0。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企业数量。本文使用CHNS中社区层面的私有企业或个体企业的数量来度量示范区的企业集聚。由于存在过多的0值而导致样本损失过量,故以社区私有企业的数量加1再取对数作为回归变量。

2.是否有互联网服务。我们使用CHNS中社区层面是否有互联网服务来度量示范区的互联网服务。具体而言,我们设置是否有互联网服务为虚拟变量,若社区有互联网服务,则变量取值为1;若社区无互联网服务,则变量取值为0。

三、研究模型和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利用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从2010年开始运行并陆续在2012和2015年设立的事实,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农业示范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我们将设立农业示范区所在县(区)的调查个体视为实验组、非示范区的调查个体视为控制组。对样本中新加入的农业示范区,定义政策在其实施的年份及之后为1,否则为0。当且仅当某县(区)被纳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当年及之后视为实验组,对照组包括所有始终为非示范区的县(区)。为比较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就业决策上的差异,本文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式中:V为流速,m/s;C d为流量系数,空气流量系数为1;ΔP为压差,MPa;ρ为空气密度,kg/m3(25℃时空气的密度为1.185 kg/m3)。

=

+

×

+

+

+

+

×

+

(1)

其中,

表示受访者个体,

表示受访者所在县(区),

表示调查年份。

是一个二值变量,代表个体是否就业,1表示个体就业,0表示个体失业。

是政策变量,代表个体是否处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内,1代表“是”,0代表“否”。

为随时间变化且可能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健康、家庭规模和家庭收入。

为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人特征。

是各年份的虚拟变量,控制劳动力就业本身随年份的变化。

×

为县(区)与年份的乘积,控制县(区)范围内的就业率随年份的变化。残差项

用于刻画无法观测的影响。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政策变量

的系数

的大小和正负,如果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劳动力就业上升,则其系数

应显著为正。

表2汇报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进行双重差分回归的结果。在(1)列中,仅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显示国家现代农业园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政策影响下,示范区的劳动力就业增长比非示范区高7.5%。在(2)列中,为排除随时间变化的地方政策的影响,我们增加县(区)*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回归结果依然正向显著。在(3)列中,为排除个人特征的影响,继续加入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和健康),发现示范区的政策实施效果依然显著且稳健。由于不同的家庭特征对个人就业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4)列中进一步控制家庭特征变量,发现示范区的劳动力就业增长比非示范区高5.4%,回归结果依然显著。

在不整合接触面附近的奥陶系岩层中,岩层层面有大片的大海波痕遗迹出露,面积约12 m2,波长约为50 cm(图6).在奥陶系岩层波痕出露处的下方,还有两处闪长玢岩岩墙出露(图7),它们直接穿透灰岩岩层.

(二)平行趋势检验

其中,

={-6,-4,-3,-1,0,1,3,5}。

=

+∑

+

+

+

+

×

+

(2)

其中,

表示受访者个体,

表示受访者所在县(区),

表示调查年份。

依然是二值变量,代表个体的就业状况。

为一系列可能对就业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

为个体固定效应,

是各年份的虚拟变量,

×

为县(区)与年份的乘积,

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示是否为政策实施的第

年,具体的调查年份包括2006、2009、2011和2015年,若某农业示范区成立的年份是2010年,则相应的

值为-4、-1、1和5。具体而言,令

表示个体所在县(区)建立国家农业示范区的年份(非示范区为0),则有:

为排除政策实施之前劳动力就业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本文检验政策实施前的平行趋势,以个体当年是否处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内为解释变量,对所有调查年份进行逐年回归并考察政策实施前后劳动力就业随年份的变化,具体模型如下:

表3为平行趋势检验的回归结果。(1)列仅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2)列加入县(区)*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发现政策实施前都不显著,而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和(4)列分别加入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结果依然稳健。图1绘制了表3的(4)列的回归结果中各系数及其置信区间,发现劳动力就业在政策实施之前的数值较小,置信区间都包括0值且不显著;而在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的数值先是缓慢上升,到第5年迅速增长且均显著。我们对此的解释为:大部分园区都有一个明确的五年规划,以5年为一个规划周期制定相应的农业生产和产业规划目标。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链延长均需一定的时间周期,因而在国家农业园区政策实施的第5年就业增长的效应达到最大。以上的分析说明基准回归中农业示范区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

技术人员根据当时掌握的地震时间剖面,在平面成图中进行了一定的空间偏移归位计算,并结合已有钻探成果,绘制了出3号煤层底板等高线平面图,确定拟定的QN-06V井位3号煤层底板标高。根据拟定的QN-06V井位地表高程和出露地层,结合附近已施工的所有钻井资料,确定了目的煤层(3、15号)的埋深,并绘制了QN-06V井设计柱状图。本井设计钻遇地层自上而下为:三叠系下统刘家沟组(T1l);二叠系上统石千峰组(P2sh)、上石盒子组(P2s),二叠系下统下石盒子组(P1x)、山西组(P1s);石炭系上统太原组(C3t)、中统本溪组(C2b);奥陶系中统峰峰组(O2f)。

四、稳健性检验

(一)子样本回归

由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选址和设立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一般设立在农业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对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且劳动力质量更高,就业情况更好。这一内生性问题可能对基准模型中的回归结果产生偏误。已有的文献主要选取内陆地区的子样本进行回归来控制内生性,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借鉴上述方法,我们仅用内陆中西部省份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政策实施效果依然显著。仅选择中西部省份样本的合理性在于:中西部省份对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相似、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就业情况具有可比性。表4的(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相对于基准回归系数从5.4%提高到11.1%,说明基准模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就业效应。

大豆类全体成员都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B1和铁。其中大豆营养尤其高,含有让皮肤毛发漂亮的蛋白质,脂肪也较低。大豆异黄酮也有类似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可美白、抗老化、改善更年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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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由于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的特征有所不同,为提高可比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我们使用模型(1)中的个体特征控制变量,以年龄、教育、健康、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作为匹配控制组与实验组的协变量。本文使用k=5近邻匹配,对每个实验组个体选择特征最邻近的5个控制组个体进行匹配,回归分析匹配成功的个体,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县(区)*年份固定效应及一系列个人和家庭的控制变量。表4的(2)列显示,政策变量的系数为9.0%且显著,与基准回归模型的系数相比略有上升。

经过实际研究发现,当前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几乎是其他产业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种植业发展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还存在很明显的农业产业结构单一问题。也正是因为当前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种植业的比重较大,所以很容易对农业经济建设带来影响,如果产品的价格出现下降,那么农民也很容易出现经济损失[4]。

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实证结果展示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积极影响。接下来,我们探究农业示范区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

(一)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一方面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影响生产,进而影响厂商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作为市政设施吸引更多工人,对劳动力供给具有正效应,即使在建设过程中也能创造就业需求

。本文使用CHNS中社区层面的道路铺设情况来刻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服务情况来刻画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道路铺设和互联网服务均是二值虚拟变量。在表5中,我们将是否铺路和是否有互联网服务分别对示范区的政策变量进行回归,并且都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县(区)*年份固定效应。表5的(1)和(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确实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

若要证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我们还需检验基础设施建设对劳动力就业存在促进作用。在表5的(3)和(4)列中,我们控制一系列的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是否铺路和是否有互联网服务对劳动力就业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政策变量的显著性被基础设施建设吸收。因此,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基础设施建设越好,劳动力就业就越好。

(二)企业集聚效应

政府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及对产业政策规划区域内企业的税收优惠、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等均会促进产业集聚,导致企业数量增加、企业规模扩大的效果

。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提升促进了劳动力需求,从而带动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为检验这一机制,我们使用CHNS中社区层面的域内私有企业来刻画企业数量。由于企业数量存在过多的0值,我们采取企业数量加1后再取对数进行回归。表6的(1)列显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内的私有企业数量显著正向增长。为检验企业规模是否扩大,我们利用CHNS中个人层面的就业企业规模来刻画企业规模,若职工人数大于或等于20,则就业企业规模(二值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表6的(2)列显示,政策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就业企业规模没有扩大。系数为负的可能原因是:因为新增企业数量多且规模小,导致回归结果显著为负。

若要证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通过企业集聚效应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我们还需检验企业数量对劳动力就业存在促进作用。在表6的(3)列中,我们加入一系列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发现企业数量对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政策变量的显著性被企业数量吸收。因此,企业数量的增加能提高劳动力需求,从而促进劳动力就业。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企业规模因集聚效应而扩大。

码组同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监测链路是否找到正确的字节边界,也就是从串行的比特流中正确的对字节进行定界。根据码组同步原理,当接收端连续收到4个正确的/K/字节后,认为达到码组同步。

六、结 语

本文使用2006—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两套数据,研究发现农业示范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克服内生性问题,仅保留中西部省份样本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两种机制,发现农业示范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集聚效应提高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着眼于产业政策对个体劳动力就业这一微观视角,本文为评估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的效果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根据前述的实证分析和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的政策启示:第一,政府应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内容;第二,不断优化和提升企业的政策保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来提高当地企业融资水平,一方面促进当地企业发展壮大、提升企业规模收益,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外来资本,推动企业群形成,增强集聚效应,从根本上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三,进一步加强技能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以增进劳动力就业,技能提高和技术改进不仅可释放潜在的劳动力供给,还能有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率稳步增长。

[1] 周其仁. 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J]. 管理世界, 1997, (5): 81-101.

[2] 蔡昉. 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2): 2-7.

[3] 约翰奈特, 邓曲恒, 李实. 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J]. 管理世界, 2011, (11): 12-27.

[4] 陆铭, 张航, 梁文泉. 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5): 59-83.

[5] 孟召娣, 朱福守, 蒋和平.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8, (2): 185-193.

[6] 蒋和平, 王爽.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主要发展模式与对策建议[J]. 广东农业科学, 2015, (2): 163-169.

[7] 张钟文, 叶银丹, 许宪春. 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作用研究[J]. 统计研究, 2017, (7): 37-48.

[8] 曾磊, 邢慧斌. 产业融合视角下的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兼论其旅游功能的拓展[J]. 安徽农业科学, 2011, (33): 617-619.

[9] 朱绪荣, 李靖, 付海英. 现代农业示范区总体规划理论与实践[J]. 农业工程学报, 2013, (6): 223-231.

[10] 江晶.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运行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3.

[11] 高云, 陈伟忠, 詹慧龙, 等. 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分析[J]. 江苏农业科学, 2014, (1): 383-386.

[12] 高云, 詹慧龙, 赵跃龙, 等.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显著性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2): 103-113.

[13] Wang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1): 133-147.

[14] Alder S., Shao L., Zilibotti F. 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 21(4): 1-45.

[15] 林毅夫, 向为, 余淼杰. 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J]. 经济学(季刊), 2018, (2): 781-800.

[16] Busso M., Gregory J., Kline P. Assessing the Incidence and Efficiency of a Prominent Place Based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2): 897-947.

[17] Kline P., Moretti 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Big Push: 100 Years of Evidence from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1): 275-331.

[18] Castillo V., Garone L., Maffioli A., et al. The Causal Effectsof Regional Industrial Policies on Employment: A Synthetic Control Approach[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7, 67(1): 25-41.

[19] Zheng S., Sun W., Wu J., et al. The Birth of Edge Cities in China: Measur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Industrial Park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7, 100(1): 80-103.

[20] Lu Y., Wang J., Zhu L. Place-based Policies, Cre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 Program[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9, 11(3): 325-360.

[21] 胡翠, 纪珽, 陈勇兵. 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就业——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19, (2): 3-24.

[22] 熊瑞祥, 李辉文. 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7, (1): 393-414.

[23] 张光南, 李小瑛, 陈广汉. 中国基础设施的就业、产出和投资效应——基于1998—2006年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J]. 管理世界, 2010, (4):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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