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磊,周丽君

(1.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浙江 东阳 322100；2.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体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0 前 言

民俗体育和区域文化是乡土中国的智慧结晶，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加强文化自信，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区和谐共处，推动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功能与价值[1]。但是，近年来伴随国家整体、特别是大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村及传统乡镇的人们大多开始远离家乡，前往大城市打工挣钱，成为“打工人”，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压力。而这一现象为社会和家庭带来大量物质财富、丰富娱乐活动的同时，也为这些“打工人”的家乡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民俗体育和区域文化正在逐渐凋零，严重的可能致使有些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民俗体育和区域文化遭遇后继无人的传承危机。由此，为探究如何保护、促进优良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本文以共生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八婺地区为研究个案，探讨了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如何互惠共存、互相成就，实现可持续发展。

1 相关理论基础

1.1 共生理论的内涵

“共生”一开始是一位德国人安通·德贝里( Anton Debarry) 提出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生物学重要概念，本来意思是说不同种属的生物一起生活的状态或现象，以及形成的协同进化或者彼此抑制的关系[2]。后来随着理论的发展及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共生理论被多学科大量引用和深化[3-6]，它就开始慢慢不仅适用于生物学领域了，有了更广的适用范围，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认识世界、处理世界事务的重要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是共生理论的四个联系紧密、互相作用的共生要素，并且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如下阐释：共生单元是指在共生这一关系中，可以产生能量并实现能量交换的实体[7]；共生界面是指在共生关系中，供共生单元相互之间传递信息、物质、能量的中介，没有它，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交流就难以发生；共生模式是指在这一共生关系中，共生主体间他们是如何结合以及如何互相起作用、产生相互影响的方式，而且提出主要从组织程度和行为方式两个方面划分[2]；而共生环境主要是指除了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集合[8]。通过上面的内涵阐述，我们不难发现，该理论每一个环节基本都体现着“互惠、双赢、共存”的“共生”理念，这对于处在该理论中的共生主体形成非常好的共生关系，促进它们互惠共存、相互成就、融合发展具有突出意义。

1.2 民俗体育的含义

一直以来，关于民俗体育的概念界定，我国体育界争论各方因方法论各异而导致的研究路径与思维特征不同，时至今日，也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其中不乏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体育科学大辞典》将民俗体育界定为：在民间民俗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是顺应和满足人们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9]。王俊奇(2008)在与涂传飞、陈红新等学者商榷的基础上，得出民俗体育是指那些与民间风俗习惯关系密切，主要存在民间乡俗节庆活动中的体育活动[10]。综上可知，现有观点关于民俗体育概念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共同点：①民俗体育依托于某个区域的生产生活为载体而产生；②民俗体育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广泛存在于人民日常的节庆活动、宗教活动、祭祀活动中；③民俗体育是一种具有一定组织性、仪式性、集体性的体育活动。基于此，本研究给出民俗体育如下操作性定义：民俗体育是指依附于一个区域内的区域文化而形成的为了一定目的的带有组织性、仪式性、集体性的体育活动，主要存在于民间乡俗节庆活动中的体育文化形态。如，八婺地区的义乌叠罗汉、浦江抬阁、义乌高跷、磐安龙虎大旗、东阳翻九楼和被誉为“东方文明斗牛”的金华斗牛等。

1.3 区域文化的界定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1]。而区域文化包括广义狭义两个层面。广义上来讲，主要是指一个区域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狭义上来讲，区域文化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即一个区域的区域精神、共同的思想基础、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该“精神财富”也涵盖了该区域特有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非意识形态的内容，它是一个区域长久不衰、永葆活力、保持凝聚力的基础。

八婺指的是古时浙江省金华府所管辖的金华、义乌、东阳、永康、兰溪、武义、浦江、磐安八个县，现在主要包括金华市周边区县等地。八婺文化经过长期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积淀产生了内涵深厚、民族特色、种类多样的八婺区域文化。因此，本研究涉及的八婺区域文化，主要是指的广义上的区域文化，在后面的具体分析中，笔者大多会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来探讨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共生共荣关系。

2 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理论分析

2.1 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产生能量和交换能量的主体，为共生主体提供发展所必须要消耗的物质、资源基础。而且，该理论认为共生主体的共生单元越多越好，因为在同等情况下，共生单元越多，就意味着可以为共生主体产生更多的能量供应，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共生主体的发展。而且，共生主体间如果共生单元多，意味着它们直接的距离也就相对更短，即主体间共生关系也就更加紧密。所以，综上及结合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实际可知，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比较紧密，因为两者的共生单元比较多，且每个共生单元在我国特色制度发展语境下，都有强劲的自身发展实力，并且容易得到国家及社会的大力支持。分析可知，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共生单元不仅包括公共的政府、市场、学校，而且还包括和民俗体育息息相关的传统体育、民族体育以及和体育活动发展相关的管理组织。例如“金华斗牛”在婺州就有自己的协会和民间组织，其活动内容还包括婺州区域民俗文化自身。民俗体育产生于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因孕育了民俗体育而更加灿烂多彩。理论虽是如此，但结合八婺发展实际情况不难发现，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就金华斗牛项目来讲，已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导致其原因主要为斗牛形式单一、推广不利、认识有限、政府投入不足、引导力不足、经济收益差等原因，其中不难看出共生单元的严重匮乏、共生关系逐渐疏远势必会导致共生关系下两者的共同发展。首先，特别在近几年国家弘扬传统文化、坚守文化自信的政策感召下，地方政府为贴合政策需求，谋求发展便利，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的经济基础过于估量，并且会出现无序开发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现象，违背项目规律，不仅未利用两者的发展促进当地的发展，而且对两者自身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由于浙江城乡一体化建设启动后，各地大力发展乡村文化建设，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增多；各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建设大乡村还不成熟。现有城乡发展不平衡，阻碍了各地区间的民俗体育活动之间的交流与发展，不能彰显区域文化民俗体育特色。

综上分析可知，一方面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因其互相成就，互为基础的关系，两者有着多个共生单元以及较为密切的共生关系；但同时，由于共生单元自身品质不足及受当地整体发展的影响，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并没有实现较好的共生发展。

2.2 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界面

上述可知，共生主体间的共生单元会为主体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能量，但共生单元产生的能量自己并不会直接应用到共生主体身上，而需要一定的中间环节起到传递介质的作用。而共生主体的共生单元在合理的组合与管理下，既能起到能量传递的作用，此时，共生单元作为能量传递介质时，会形成有一定组织顺序的界面，即共生界面。该共生界面主要由组织、运行、管理、监督等机制发挥能量传递的作用。

以八婺地区创建省示范文明城区为例，金华市婺城区为了更好地推进各项工作，下发了《婺城区创建浙江省示范文明城区测评体系责任分解表》，测评体系共9部分测评项目，其中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测评项目占据了7个指标数量，测评内容数量达32项，文体活动与文体设施就是其中一项。可见，文化体育建设在一个城市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民俗体育既作为体育项目又作为非遗项目，在区域政府完善的组织、运行、管理和监督下，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在区域建设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共生界面构筑的能量传递机制可以为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所必需的能量和基本发展条件。从宏观来看，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能量和基本条件主要包括：完备的安全保障，为民俗体育的开展做好预案处理；质量上佳的器材设施，现有的各类器材设施要和民俗体育组织的规模和规格相匹配等。从微观上看，为了充分发挥、挖掘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特色，需要尽量把决策、组织、运行、管理和监督等机制贯彻于每一个必要环节和细节。

2.3 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模式

从共生理论的内涵可知，共生模式根据发展阶段、发展条件的不同，会呈现不同模式的共生模式形态，从组织维度来分：包括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而根据行为维来分：则包括单方依存、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从字面意思可知，点共生与单方依存呈现的都是强调单方向、阶段性的共生模式，即点共生指的是，共生主体之间只存在片段性、单方面、个体内发生相互作用；而单方依存指的是共生主体的一方完全依赖于另一方发展，但并未为另一方提供其所需的发展资源。同时，间歇和偏利共生，是说共生主体间促成的发展效益是间歇性的，没有持续效能，并且该效益往往只针对某一方有益。从上分析可知，这些模式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不能保障民俗体育和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共生共荣。例如，金华斗牛从2007年就被入选为浙江省第二批人类非物质遗产，政府曾多次尝试发展，其中包括大力投建和开放斗牛场、拍摄宣传电影、恢复斗牛节及举办斗牛大赛等举措，但至今却未能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更没有成为游客们津津乐道的一个项目。

但是，连续共生、互惠共生则弥补了上述发展模式的不足，其可以为共生主体产生连续性、均衡性的发展效益，而且该发展模式一旦促成，具有相对比较好的稳定性，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共生主体提供发展能量，由此，为实现八婺民俗体育和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应努力构建连续共生、互惠共生的共生模式。

2.4 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环境

从共生理论可知，其包含的共生单元、生成的共生模式及发挥中介作用的共生界面，都要依托一定的外在环境而生产、运作。这个外在环境即是我们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产生的根源——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共生主体依托环境而存在，并对环境具有反作用。由此可知，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依托的共生环境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地理等具体环境的总和(图1)。

图1 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环境

不同的区域由于生活习惯、拥有资源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共生环境，而这不同的共生环境对一个地区的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八婺区域充分依托地域文化，继承和发扬自身的特色民俗项目，每个区域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形成了百花齐放，形式多样的乡村民俗项目。一条浦江板凳龙几乎就是一个艺术综合体，充分表现出当地书法、绘画、剪纸、刻花、雕塑艺术和扎制编糊工艺等民俗特色，融体育、杂技、舞蹈为一体进行展示。义乌罗汉班集竞技、武术、表演于一体，它又成了群众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的文化项目。因此，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共同富裕，则大家就有了追求自己民俗体育、文化等活动的资本，就可以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修缮包括民俗体育设施在内的场馆设施、提供相关器材装备，通过社会力量、政府组织实施相关的民俗体育活动，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反之，若一个地区连生活都有困难，民俗体育设施就更加无从谈起，而且该情况很大可能会对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产生相反作用。

3 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策略

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共生系统是一套努力保障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共生发展的、常态化具体运行方式。基于发展实践，笔者从共生单元、共生机制、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等4个维度构建如下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共生系统(图2)。

图2 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系统

3.1 促进共生单元的能量生成

上述可知，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之间享有的共生单元较多，共生密度较大。由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机制可知，政府、市场两个共生单元最为关键，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能量之源。

政府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引领者、民俗体育利益相关者，同时更是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在新时代发展实践中，一方面，我们为了最大程度推动市场力量赞助、支持民俗体育的发展，提高民俗体育的市场化水平，而要求政府充分放权，把民俗体育全部交由市场力量去运营；另一方面，当市场力量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民俗体育本身，阻碍其健康发展时，又常常“不自觉”地指责政府的“不在场”，没有扮演好管理者的角色。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体量不大、效益不高等诸多不成熟，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来运营、推动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发展，以防由于市场自身存在的不足导致共生单元能量产生和供给的断裂。因此，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投入，完善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其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政府也要时刻扮演“监护人”角色，充分发挥其惯习的管理、协调和指导作用。市场方面，应结合八婺区域文化特色，注重民俗体育项目的类别与层次进行开放，强化区域文化和民俗体育项目的联系，促进其融合发展。如，八婺的义乌地区深度挖掘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并将其融入民俗体育活动之中,定期举办叠罗汉等民俗体育活动，将区域文化融入其中，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感。

3.2 构建运行高效的共生机制

上述可知，为了使共生单元产生的能量可以有效地运用到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共生关系中，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共生机制。

共生机制需要八婺地区政府、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并展开深入合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环节连接不够紧密，出现纰漏都会影响民俗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也会对区域文化的发展传承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我国一些区域因举办民俗体育节事活动而引发的踩踏、交通堵塞、生态污染等问题，无不体现出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在促进共生主体运行时存在机制混乱和缺失。结合上述现存的发展突出问题，必须建立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之间的较为完善的共生机制。首先，要构建政府、市场、学校等共生单元之间能量传递的组织机制、管理机制等，保障共生单元产生的能量可以有效地应用到共生主体。其次，要做好民俗体育、区域文化本身项目的规范化设置，如，制定统一的民俗体育节事、区域文化活动的举办标准、规范，做好安全预案等[12]。

3.3 打造互惠共生的理想模式

为促进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实现融合共生，还需构筑连续共生、互惠共生的共生模式。该模式不仅能保证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共生关系，而且对两者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可持续性的，具有延续性的优势。

一般来讲，民俗体育设施，特别是较为专业、大型的场馆设施，往往是为了特定的民俗体育节庆赛事活动而建的，但民俗体育节庆赛事往往是一种具有周期性特点的文化活动，若因为民俗体育节庆赛事活动的结束或暂停举办，且后续管理使用不及时，必将导致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从民俗体育场馆建设的长久目的不难发现，此类场馆设施的建设并不是仅仅简单地为举办一场或几场民俗体育节庆或赛事活动而建，而是为了给社会大众提供一个长久参与民俗体育、传承民俗体育、满足日常健身需求的场所。然而，有数据显示，八婺民俗体育场馆设施整体利用率并不高。为此，应努力构建连续共生、互惠共生的共生模式，使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影响和作用贯穿民俗体育赛事活动全过程。

3.4 培育正向发展的共生环境

结合共生理论含义和事物发展的具有两面性的属性不难发现，共生环境对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发展作用具有正向和反向的“两面性”。因此，八婺在促进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共生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和考量共生环境的作用性质，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结合我国的宏观环境及八婺的微观形态不难发现，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融合发展正处于或将处于一个较为优越的共生环境之中。如，在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上，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八婺经济发展实力持续增强，202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 703.95亿元，全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95 431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3 835美元)[13]，为八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长久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2019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3万亿元，GDP占比重超过1%，体育产业发展稳步提升，又为此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在制度环境上，随着我国《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众多体育发展利好政策的颁布与实施，近几年民俗体育节庆赛事活动呈现大幅上涨趋势。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培育、维护这种优质环境，从而实现八婺地区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的共生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