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瑾 李 婕 岳 崧 刘 敏 顾梦阅 李心明 张 蝶 李依然 刘德彪 刘 燕△

(1 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济宁 272013；2 山东省戴庄医院，济宁 272051)

自2019年12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大流行列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为及时阻止新冠肺炎的传播，中国政府于2020年初实施了严格的全民旅行限制措施，包括居家隔离、停止线下教学、实行线上教学等措施，涉及中国1.8亿中小学生[2]。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引起的死亡和不安全感直接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群体，他们正处于对应激性事件反应比较敏感的阶段[3-4]。由于居家隔离、受教育方式改变、室内活动受限、社交隔离等影响，容易出现恐慌、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5-6]。本文通过描述居家隔离结束后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检出率，分析儿童青少年疫情后抑郁情绪相关因素，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于2020年6月9日至29日，采取不重复的方式，在地区范围内以学校为单位，整群选择样本，全面调查。通过整体抽样在济宁、菏泽两地五县市9500名9～17岁中小学生进行在线网络调查，调查前均已获得个人、老师及父母知情同意。纳入标准如下：1)疫情期间，在山东省内生活和学习；2)5～11年级9～17岁的中小学生；3)能够独立阅读并理解问卷内容；4)个人、班主任及父母均知情同意；5)疫情解封后返回学校学习者。排除标准如下：1)疫情期间在山东省外生活、学习者；2)无法独立完成调查问卷者；3)个人、班主任或父母不同意参与研究者；4)疫情解封后无法返回学校学习者。最终收集5331份问卷(应答率约56.1%)，有效问卷5175份(有效率为97.1%)。

1.2 方法

1.2.1研究工具 1)自制人口学特征问卷。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独生子女、年级、家庭居住状况等。2)抑郁症筛查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共9个条目，采用0～3分的四级评分，分值越高，代表抑郁情绪越严重；其评分标准为：0～4分(无)、5～9分(轻度)、10～14分(中度)、15～19分(中重度)、20～27分(重度)[7]；中文版PHQ-9在中国青少年群体具有较好的信度(Cronbach'sα系数=0.869)[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8，采用5分为节点值。3)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刘贤臣等编制[9]，调查过去一年内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经历，共27个条目，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49。本研究中，使用四分位数进行统计描述。

1.2.2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潜在风险因素 调查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中小学生的感受和行为，即郁闷、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失眠、经常和父母吵架、自杀想法、想念同学、想念老师等。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TATA 15.1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包括频数(构成比)描述、χ2检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共线性诊断、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等。本研究以α=0.01为检验水准。

2 结果

2.1 居家隔离解除后抑郁情绪、隔离期间感受和行为及过去一年内生活压力事件检出率

1658人(32.0%)报告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其中，轻度抑郁1019人(19.7%)、中度抑郁352人(6.8%)、中重度抑郁163人(3.1%)、重度抑郁124人(2.4%)。女生抑郁情绪检出率(37.1%)高于男生(27.3%)。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抑郁情绪检出率分别为20.2%、34.5%和4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346人感到郁闷(26.0%)，1224人感到烦躁(23.7%)，1135人注意力不能集中(21.9%)，343人经常和父母吵架(6.6%)，323人失眠(6.2%)，155人有过自杀念头(3.0%)。2586人想念同学(50.0%)，2076人想念老师(40.1%)。中小学生居家隔离期间的负性情绪、行为与隔离结束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

针对过去一年的生活压力事件，四分位数得分分别为0～2分(P0)，3～5分(P25)，6～9分(P50)，10分及以上(P75)。儿童青少年生活压力事件频率与疫情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见表1。

表1 5175名儿童青少年居家隔离期间感受、行为及过去一年内的生活压力事件概况(n/%)

2.2 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本研究中，VIF=1.61，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故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见表2。女生、初中生、高中生、居家隔离期间曾有过自杀意念、失眠、与父母吵架、注意力不能集中、感到烦躁、过去一年经历过生活压力事件等因素与儿童青少年疫情后抑郁情绪有关。想念老师可能是儿童青少年疫情后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见表2。

表2 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因疫情防控需要采取居家隔离措施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负性情绪，即产生隔离后的抑郁情绪。提示我们，对儿童青少年采取居家隔离措施的同时必须及时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预以预防抑郁情绪出现。在疾病大流行期，我们必须积极防治各类人群的常见心理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等，尤其是在儿童青少年群体[6，10-13]。原因是在COVID-19大流行封锁期间，儿童青少年被强制要求尽可能多地留在家里、减少或停止室外活动、隔绝社交及参与新的网络教育模式，这些改变使得儿童青少年更频繁地感受到焦虑和抑郁情绪[4，13]。我们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更早地发现儿童青少年在疫情期间情绪变化的影响因素，以便提早为儿童青少年开展心理干预以及治疗措施，为后续临床治疗提供思路。

本文结果显示，性别和级部与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有关，这与Zhou等[14]的研究结果相似。由于男性和女性的脑结构与功能存在差异[15]，且男性5-羟色胺的合成率比女性高52%，而5-羟色胺是提升心境的重要物质[16]。同时，由于性激素的影响，女性情感更敏感，也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17-18]，女性抑郁情绪的患病率比男性高。此外，抑郁症的性别差异是在13～15岁时开始出现的[19]。本研究中，3836名中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36.2%)略低于Zhou等[14]的报告(43.7%)，小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20.3%)略高于Xu等[20]对中国小学生的研究结果(17.2%)，略低于Xie等[21]的报告( 22.6%)。以上研究均表明，越高年级的学生越容易遭受抑郁情绪的困扰，即随着年龄增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抑郁情绪比例呈增长趋势。这可能与高年级的学生面临更大的学业压力，更容易受到室外活动、社交活动减少的负面影响，同时，他们也更容易通过网络接触到疫情相关新闻，从而对他们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22]。

儿童青少年对重大灾难的心理反应主要受到家庭资源、人际关系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整个社区的影响[23]。本研究发现，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经常和父母吵架或有家庭内部矛盾的儿童青少年，其疫情结束后抑郁情绪比例更高。因此，预防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还需要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家庭内部环境。在居家隔离期间，儿童青少年采取线上学习方式，从而导致使用网络时间增加、室内外体育活动减少甚至缺乏、睡眠不规律、饮食不规律等，易引起恐惧、焦虑、抑郁、失眠等异常反应，甚至导致自杀意念产生[4，13-14，24-25]。疫情结束复学后，儿童青少年们的生活方式、作息时间、上课方式、学习场所又有新变化，所以复学期间学生们又进入一个心理换挡期。尽管网络在线教育具有明显优势，但容易出现学习效率低、注意力下降等问题[26]。但我们需进一步研究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和抑郁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结合在线学习的优缺点，我们需要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育方式，尤其需要提高在线教育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

本研究样本量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发现了疫情期间与青少年儿童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为关注保护儿童心理健康提供了证据。但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研究使用整群抽样，而不是随机抽样，可能导致抽样误差；2)本研究未收集个人精神疾病史及家族史信息，可能导致信息偏倚；3)风险因素的暴露是通过回忆自我报告作答，可能导致回忆偏倚；4)本研究只抽取了山东省两地五县市的中小学生，全国的代表性不足，研究结果的推广受限；5)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非随访研究，不能进行因果推断。本研究是在解除隔离复学两个月后开展的，隔离结束两个月后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情绪仍与隔离期间的负性情绪、行为或经历有关。提示我们，需要随时对因疫情流行处于居家隔离状态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筛查和随访，包括疫情结束复学后，仍需进一步随访其心理状态。同时，还需要及时开展合理的心理干预，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及时引导和疏解。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如何使用专业有效的心理干预方法进行儿童青少年在线心理干预。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