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翊 荣丽敏 罗林林 岳 崧 车荣波△

(1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济宁 272013;2潍坊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潍坊 261053)

焦虑障碍是一种患病率及复发率都较高的常见精神障碍,其年患病率已高达18.1%，终身患病率则高达28.8%。总体患病率居于所有精神类障碍的第一位[1],普通人群中患病率约为1.3%～3%[2]，其在基层医疗机构将更为常见，可达10%左右[3]。在国内现代经济飞速发展及中国城市化政策驱动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原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生活，新城镇居民(即原居住地为农村后因拆迁、就业、升学等原因转来城镇定居的居民)群体日益壮大，进入城镇前后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人际交往等方面差异巨大。目前，国内外对于这一部分人群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究新城镇居民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相关因素，调查迁居过程、家庭环境、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人格特质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广泛性焦虑水平的影响，为进行有针对性的社区精神服务资源配置，预防和控制焦虑障碍的发生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3月20日至3月21日选取山东省济宁市新城镇居民共516名为被试，纳入标准：1)≥18周岁居民；2)社区常驻居民且居住满6个月及以上；3)签署知情同意书者。主试由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60名大学生志愿者担任，研究剔除空题过多的无效问卷之后，回收有效问卷共491份，有效率为95.16%。本次调查尊重了调查对象所知情权，遵循研究的伦理学原则。

1.2 方法

1.2.1调查工具 1)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共7个题目。根据量表得分范围，GAD-7得分以10分为分界线分为无或轻焦虑症状群及中度以上焦虑症状群信效度较好[4]。2)PHQ-9健康问卷量表(PHQ-9)。该部分共9个题目，PHQ-9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介于0.8～0.9，根据量表的得分范围PHQ-9得分以10分为分界线分为无或轻抑郁症状群及中度以上抑郁症状群,可操作性较强且信效度良好[5]。3)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本研究采用钱铭怡等[6]编写制定的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该量表共48题，采用两点计分。其信度在0.7以上且有良好的效度。经查阅资料可得P(精神质)、N(神经质)2个维度更容易影响抑郁或焦虑症状群出现[7]，故本研究选取P、N 2个维度进行分析。

1.2.2调查方法 运用便利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济宁市风韵荷都小区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现场纸上施策的调查方法。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所有问题进行描述性分析。使用logistic回归及卡方检验分析探索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方程的自变量定义为居民的性别、年龄分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变量为中重度广泛性焦虑障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新城镇居民广泛性焦虑情绪状况

所调查的群体中，GAD-7量表得分范围0～14分，处在较低的焦虑水平区间。无或轻焦虑症状的人群占大多数，共457人，占93.08%，处于中度以上焦虑水平的34人，占6.92%。

2.2 新城镇居民广泛性焦虑情绪及相关因素分析

广泛性焦虑情绪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年龄(χ2=21.60，P<0.05)、婚姻状况(χ2=16.56，P<0.05)、校园霸凌经历(χ2=18.51，P<0.05)、父母婚姻状况(χ2=13.08，P<0.05)、与父母亲关系的融洽程度(χ2=9.92，P<0.05)、自评身体健康状况(χ2=41.19，P<0.05)、睡眠障碍(χ2=25.75，P<0.05)、终生自杀意念(χ2=27.95，P<0.05)及PHQ-9得分(χ2=160.97，P<0.05)。未婚、校园霸凌经历、与父母亲关系不融洽、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有睡眠障碍、PHQ-9得分较高及有过自杀意念的新城镇居民有中度以上焦虑情绪的百分比较高。见表1。

表1 新城镇居民GAD-7得分及相关因素分析(n/%)

2.3 新城镇居民广泛性焦虑情绪各相关因素的logistic分析

采用逐步法逐步回归，将年龄、婚姻状况、校园霸凌经历、父母婚姻状况、与父母亲关系的融洽程度、自评身体健康状况、睡眠障碍、终生自杀意念及PHQ-9得分7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差的相对于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GAD-7得分偏高的风险增大(OR=7.58，95%CI:2.16～26.63，P<0.05)，中度以上抑郁症状的人相对于无或轻抑郁症状的人GAD-7得分偏高的风险增大(OR=21.71，95%CI:7.86～59.97，P<0.05)，EPQ-RSC的神经质得分(OR=1.18，95%CI:1.05～1.34，P<0.05)也是广泛性焦虑情绪发生的相关因素。见表2。

表2 GAD得分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n=491)

3 讨论

焦虑情绪相关因素一直是各类精神障碍的研究重点，其中Runkewitz等[8]调查发现31～60岁、丧偶或离异、独居、有疲劳感、心血管不适以及既往精神障碍诊断史是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王彦芳等[9]研究结果示，焦虑症状虽不与年龄相关，但其中男性、文化程度或家庭收入低、完全自费、无医疗保险、无既往疾病史者，焦虑症状的发生率相较其他人群更高。相比正常人，焦虑障碍患者往往会经历更多的生活事件[10-11]；他们社会支持虽然多，但是利用率较低；他们在个性方面，多具有神经质的个性特征，尤其是焦虑特质[9]。而关于新城镇居民这一群体的研究在国内外却是少之又少，但结合现实我国这一群体比重又在逐年上升，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研究必要，更能为将来的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分配打下基础，故本次研究开创性地选择了新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广泛性焦虑情绪发作及其相关因素。

本次调查焦虑水平处于中度以上的女性占6.49%，男性8.00%，表明这一群体中男性焦虑症状比女性严重，这一结果与齐雪君等[12]2014年调查结果有差异，但与王彦芳等[9]研究结果相符，不同人群GAD患病率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但该结果具体是否为该群体的特征还需进一步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躯体健康、抑郁情绪和神经质人格特质显著影响新城镇居民广泛性焦虑情绪，其中，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能是保护因素，父母婚姻状况较差和中度以上抑郁症状是危险因素，EPQ-RSC的神经质得分也是相关因素。不同类型的因素对新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正向的，需要辩证地分析看待各危险因素的影响，对预防和缓解广泛性焦虑障碍起到积极作用。神经质得分与患广泛性焦虑情绪有关，但神经质得分具体怎样影响新城镇居民的焦虑水平也还需进一步研究。由于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差的相对于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好的GAD-7得分偏高的风险增大，存在中度以上抑郁症状的人相对于无或轻抑郁症状的人GAD-7得分偏高的风险增大。故心理疏导服务依旧是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重要方面，尽量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设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也有必要在社区内建设心理健康服务网络体系，完善筛查、识别、转诊等机制，及时发现干预患有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的人群。也应在注意心理健康的同时不忘关注身体健康，如定期组织体检、合理指导中老年人健身项目等。

此外，本研究显示广泛性焦虑情绪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年龄、婚姻状况、校园霸凌经历、父母婚姻状况、与父母亲关系的融洽程度、睡眠障碍及终生自杀意念，但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无统计学差异，其中原因可能是由于本次调查年龄分布不均，超过半数皆为年龄60岁以上的老人(约55.33%)而青壮年样本量较少人产生，但是校园霸凌经历、与父母亲关系的融洽程度等相关变量还是需引起关注，在后续的新城镇居民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可适当加强关于校园暴力、家庭关系等的宣传教育。由于父母婚姻状况及自身婚姻状况等相关因素存在，需加大家庭矛盾调解、夫妻关系调解等在新城镇居民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的比重。在睡眠障碍方面可进一步调查居民所患睡眠障碍类型，并针对性地开展睡眠障碍自我调节等课程。在自杀意念方面应加强社区自杀干预措施，加强珍重生命的教育。

本次研究也存在较多局限，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首先，调查群体主要选取了济宁市部分居民，由于时间、天气、地点等原因参与调查的居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大多数，青壮年样本量较少。其次，研究仅根据筛查量表的分析结果对有无焦虑症状群进行判断，没有使用诊断工具对焦虑障碍进行临床诊断。最后，由于参与调查人员是新城镇居民，存在文化程度偏低等实际问题，可能导致部分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

此次研究初步调查了新城镇居民的焦虑情绪概况，为后续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方向。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