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春燕

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对红色有如此强烈的偏爱。自古以来，红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朱门红墙、红木箱柜，红漆器、红印泥、红锦旗，婚礼上的红嫁衣、红盖头、红蜡烛，本命年的红内衣、红袜子，春节的红包、红灯笼、红窗花、红春联，还有把大地染红的红爆竹……红，无处不在。

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太阳和火象征光明、温暖、希望和生机，对生存而言极为重要。先民们从中提取出红色，将红色与长生不朽、盟信约誓、厌胜避邪等紧密关联。由此，红色很早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古人的饮食、服饰、建筑、婚礼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食器之红：朱艳华绮  丹漆万千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三月的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空气中飘荡着桑葚和泥土的芬芳，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竹林洒落在弯曲的河流上，把溪流变成一条斑驳的花蛇。一盏红黑色漆羽觞（古代食器，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的半月形双耳像鸟的双翼）沿着弯曲的河流顺水而下。东晋名士谢安、郗昙、王羲之等人坐在河渠的两岸，小船一样的羽觞漂流在谁的面前，谁便取觞饮酒。之后，半醉半醒的王羲之挥笔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绝唱《兰亭序》。这盏红黑色的漆羽觞也因此成为文士风雅的象征。

中国人最早使用红色器物的记载出现《韩非子·十过》中，“禹作为祭器， 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即大禹时期的漆器外面是黑色，里面以红色图案纹饰，这也是关于漆器最早的文字记载。从出土文物看，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是距今约7000年前跨湖桥遗址的赤红色漆弓和河姆渡遗址中的木质朱红漆碗。其中，木质朱红漆碗出土时有所残损，但仍能看出形制，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木碗表面施有一层薄薄的红色大漆，微微泛出光泽。此事轰动一时，它不仅证明了我国使用漆器的历史，更表明了即便在那个为生存而与洪水、猛兽抗争的时代，先民们也在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食器中这一抹光明艳丽的红色，如皓月般清辉万里，照亮了先民们稚拙简朴的原始生活。

之后，漆器因原料易得、色泽艳丽、轻巧便利等优点而替代了制作繁复、原料稀缺的青铜器，成为大众日常器物的主流。在已发掘的战国楚墓中，楚国人装食物的豆与鼎是漆器，吃饭用的勺子、铲子也是漆器，喝水时也用漆器，就连梳子也是漆器。可以说，红黑色的漆器渗透在楚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战国两汉时期是漆器的繁盛时代，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万余件（套）文物中，漆器就高达3000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700多件漆器中，作为食器使用的漆盘就有32件。在这些墓葬中，红黑色的漆器遍及生活各个方面，从小型生活用品杯、碗、盘、茶盏到大型生活用具几案、屏风、马车等，甚至连死后下葬用的棺椁都是用红色大漆装饰。红色，无处不在。

唐代以降，随着陶瓷的普及，作为大众日用品的漆器逐渐式微。至明清时期，红色雕漆工艺品（又名“剔红”）及金漆彩绘漆器等开始逐渐出现在在宫廷和贵族生活中，尤其是在清代，由于皇帝的重视和喜爱，从礼仪类的宝座、屏风、如意，家具类的桌、椅、柜、几，到陈设品的瓶、花觚、尊、炉瓶盒，文房用品的笔筒、笔管、笔匣，再到生活用品的盒、盘、碗、壶等，漆器工艺品遍及宫廷生活的各个角落。

服饰之红：尊贵吉祥  千年流转

《春秋左传正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美誉，历代服色礼节分明、尊卑有度，从皇室的色彩倾向到民间的服饰选择，红色都占据了重要地位。红色，不仅代表着古代礼仪和等级制度，也被赋予了喜庆、吉祥、团圆、美满等寓意。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色彩体系—赤、青、黄、白、黑为正色，其余为间色。正色是正式场合穿着的颜色，其色彩级别最高。自西周以来，统治阶层就赋予了红色正统、尊贵等文化内涵，如孔子曾在《论语·阳货》中用“恶紫之夺朱”来表达自己对以邪代正、以异端充正理的厌恶。

在古代社会，红色是传统的官服用色，上至皇帝的袍服，下至高级官吏的朝服，皆以红色为贵。王国维的《胡服考》中记载，“汉光武帝常着绛赤帻”。《新唐书·车服志》中记载，“五品以上绯色”。宋真宗泰山封禅时，“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至山门幄次，改服靴袍”，这个“靴袍”同样“以绛罗为之”，也是深红色的袍服。北京故宫南薰殿收藏的15位宋帝画像中，12位都身穿红袍，可见红色是宋代皇袍的主色。

为了维护红色的尊贵，宋代曾立法禁止平民男性使用红色，但对女子和儿童并无限制，民间普遍以红衣、红袖、红裙泛指装束艳丽的青年女性，如“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宋·欧阳修《圣无忧·世路风波险》），“池上红衣伴倚阑，栖鸦常带夕阳还”（宋·吴文英《鹧鸪天·化度寺作》），“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宋·苏轼《寄刘孝叔》）……

中国式婚礼更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新娘头戴红盖头，身着红色吉服，脚踩红绣鞋，房前屋后张贴大红“囍”字，地上铺着红地毯，床上放着红被子，新娘与新郎手牵红绸，可谓色彩艳丽、庄重喜庆。红色与婚礼的联系最早开始于唐代，传奇小说《续玄怪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韦固月夜遇见一位自称幽冥中人的老者，老者称自己掌管天下婚姻之事，有条赤绳专系夫妻之足，只要此绳相系，终成夫妻。此后，红色便和婚姻联系在一起。

唐代婚服的主流色彩是“红男绿女”，宋代在沿袭唐代婚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后期男子开始着深绛色婚服，女子从夫，也开始穿红色礼服。明代是中国传统婚服发展的高峰，朝廷特许庶民女子出嫁时可享“真红对襟大袖衫”搭配“凤冠霞帔”的殊荣，从此奠定了中国女性大红吉服的传统婚服形制。明清小说中对此多有描述，如《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描写：“这小夫人着乾红销金大袖团花霞帔、销金盖头。”《醒世姻缘》中描写童寄姐嫁给监生狄希陈时，穿着“大红纻丝麒麟通袖袍兒”，这是狄希陈的第二次婚姻，第一个妻子薛素姐与他结婚时，穿着“大红装花吉服、官绿装花绣裙”。沿袭至今，红色吉服依然是女性在婚礼中必备的礼服。

儿童服装中红色更为普遍，最常见的是几乎每个中国小孩都穿过的红肚兜。在电视剧《西游记》中，哪吒和红孩儿就是穿着红肚兜出场的。天津杨柳青年画中的吉祥童子也是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很多红肚兜上还有精心缝制的“五毒”等图案，父母以此祈愿孩子免灾去疾、健康平安。

随着时代的发展，红色早已褪去了封建帝王赋予的尊贵和权力等内涵，成为吉祥、喜庆、美满、幸福的象征，红色服装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本命年的红内衣、红腰带，老人过寿时的吉服，儿童新年的红色唐装，等等。

建筑之红：画阁朱楼  丹楹刻桷

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之一是最敢于也最善于使用色彩，尤其是红色。在古代社会，皇室、官宦或富贵人家多用红色来装饰屋宇。如“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宋·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中的“朱户”，本身就指古代帝王赏赐诸侯或有功大臣的朱红色大门，为古代礼仪中“九锡”之一。同样，“朱门酒肉臭”中的“朱门”也是指富贵人家的朱漆大门。

在建筑中使用红色的记载最早出现在《穀梁传》中，“礼，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黈”（引用《太平御览》中的说法，《穀梁传》原文疑有缺失），即按照礼制，周天子的宫殿中用红色柱子。汉代宫廷和官府的建筑都是朱门彤柱，以红色为基调，如阮籍诗云“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张华诗云“甲第面长街，朱门赫嵯峨”，等等。唐代宫廷和官方建筑的装饰同样以红色为主，柱、额、梁、枋等木结构刷朱，墙壁刷白，营造出大气恢弘而又清新明快的观感。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亲自规定宫殿的墙壁只能用红白二色装饰，以红色为主，白色作为陪衬和补充。宋徽宗时，开封府“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凡涉及皇帝的建筑都要用红色装饰。宫殿前的台阶饰以红色，名“丹陛”;宫殿前没有屋檐覆盖的平台多涂成红色，名“丹墀”。由于红色涂料使用量极大，朝廷设置了专门的红色涂料生产部门—后苑烧朱所，“掌烧变朱红以供丹漆作绘之用”。民间也纷纷效仿，用红色装饰建筑外立面，如宋代《曲洧旧闻》中记载，“河东见所在酒垆，皆饰以红墙，询之父老，云：‘相沿袭如此，不知其所始也’”，这似乎是商家以醒目的红色招徕酒客的商业行为。一些富贵人家也把院墙涂红，如“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宋·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芳草长时寒食天，红墙低处见秋千”（宋·张耒《二月词》），“红墙天阻，碧濠烟锁，细雨迷芳草”（宋·晁补之《青玉案》）等。

红色最著名也最具美感的建筑应用，莫过于明清时期的皇宫—紫禁城。在北京城大片青灰色民居中央，以红黄二色为主构成的紫禁城气势恢宏、金碧辉煌。黄色是皇权的象征，而红色是强大的、护卫权力的象征，寓意江山永固、生命无限。正是这两种颜色的大规模应用，奠定了紫禁城的华丽、庄严与雄壮之美。占地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多间，使用最多的颜色是红色—大面积的红色宫墙、宫门，数不清的红色大立柱、红色门窗……在蔚蓝的天空下，金黄的琉璃瓦、红色的墙体和柱架、白色的台基和栏板、灰黑色的地面，色彩鲜明、搭配协调，给人以高雅、壮丽而又威严之感。这种鲜亮明快的色彩组合很大程度上与自然环境有关，在华北平原秋冬季节的单调和萧索之中，紫禁城显得瑰丽而富有生机。

今天，随处可见城市中的红色景观雕塑，绿地中的红色植物和健身步道，遍布乡村、草原、森林中的红色屋顶……星星点点的红色点缀在中国大地上，点亮了人们的生活。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以红色的外观和斗拱造型彰显了中国的艺术之美和传统之美。设计师选取了最能代表中国的颜色—大气、稳重、经典的“中国红”，使用上深下浅的红色渐变，使整个建筑呈现出层次感和空间感，极富生气和活力，这是拥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文化和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呈现给世界的“中国红”。

红色是太阳的光明，是火的温暖，是高贵、热情、喜庆和美满……它从千年的岁月中走来，记载着中国人的心路歷程，并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之中。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也因这抹无处不在的“中国红”而更加热气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