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陶瓷史上，高温铜红釉瓷器的工艺成熟最晚，烧造难度也最大，故完美的红釉瓷被誉为『千窑一宝』。崇尚红色的中华民族对红釉瓷器的追求经历了漫长且艰辛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祭红》，讲述了景德镇颜色釉工人恢复铜红釉瓷器烧造技艺的故事。片中引入了一个流传于景德镇的古老传说：相传古代有一位帝王下令烧造红色瓷器以用于祭祀，但陶工们屡烧不成。眼见工期临近，难复皇命，一位陶工的女儿就趁人不备纵身跳入火窑，以身殉窑，以血染瓷。只见一缕白烟消散，满窑瓷器殷红如血。

悲壮的传说反映了历史上红釉瓷烧造的困难。确实，高温铜红釉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工艺成熟最晚、烧造难度最大的颜色釉品种。

千窑一寶

中国人对红色的追求有着深厚的社会学内涵，代表着中华民族对这种生命本色的尊重。早在旧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就在丧葬等活动中使用红色，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南北朝时期的陶器中，红色都曾得到普遍应用，但要在瓷器上显现红色却是一个技术难题。自商代中期出现原始瓷器开始，至元代真正意义上的红釉瓷的诞生，期间经历了上百代的光阴流转。

红釉瓷是以铜作为呈色剂，在高温还原环境中一次烧制而成的瓷器。由于铜元素在高温环境下极不稳定，在1300°C左右的高温中，要呈现浑然一色的纯正红色，只有十几度的容错率。窑温若稍低则釉色暗沉发黑，若稍高则釉色易漫漶不清，甚至灰飞烟灭。在完全凭借经验来掌握窑温的古代，那百分之一的宽容度决定了红釉瓷器的生死，稍有疏忽便功亏一篑。故而古代红釉烧造成品率很低，历来是“十窑九不成”。

此外，古人在红釉料中还加入了红玛瑙、红宝石、红珊瑚等名贵物质，这更是增加了红釉瓷烧造的成本，往往只有官窑不惜工本，举国家之财力方能烧造，因此完美的红釉瓷有着“千窑一宝”之美誉。

红日初升

在中国陶瓷史上，红釉瓷是在烧造绿釉瓷时无意产生的。由于烧造气氛的不同，铜元素在氧化气氛中呈现绿色，在还原气氛下呈现红色。偶然得见的红釉令工匠难以总结烧造经验。

长期以来，陶瓷界认为铜红釉是钧窑的首创，直至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对湖南长沙窑窑址进行了多次发掘，以及在对印尼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中大量唐代长沙窑瓷器进行研究后，这一定论方才被改写。

目前，一般将高温铜红釉的渊源追溯至唐代长沙窑。出土文物表明，唐代长沙窑不仅生产了有釉里红图案的瓷器，并且能够使用还原焰烧造通体紫红的铜红釉执壶。虽然长沙窑中唐代红釉瓷数量稀少且质量不高，但能明显反映出长沙窑已基本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规律，开创了高温铜红釉使用的先河，为后世红釉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钧窑承继了铜红釉烧制的衣钵。北宋晚期，河南钧窑在接近1300°C的高温下实现了强还原气氛，烧出了颜色瑰丽的钧红釉瓷。但严格说来，钧窑红釉料并非纯正的铜红釉，还含有少量锰、钴等金属。在高温还原焰中，因釉料中矽酸过量造成了釉面的游离结晶效果，青红二色交相辉映，使得钧瓷产生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变幻莫测的釉色。玫瑰紫、海棠红等颜色在钧窑红釉瓷器中声望颇高。收藏界的俗语“钧窑挂红，价值连城”也道出了红色在钧窑釉色中的重要性。

真正意义上的高温铜红釉瓷器诞生在元代晚期，这绝非偶然。首先在元代时景德镇已具备红釉生成的技术条件，其次是皇室对红色的喜爱。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象征着太阳与火焰的红色能为其苦寒的游牧生活带来温暖。南宋赵珙《蒙鞑备录》载：“成吉思之仪卫……惟伞亦用红黄为之。”红色在元代成为权贵之色，民间很少使用。

元代红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相较于唐代长沙窑红釉呈现的酱紫色和宋代钧窑的红蓝相间的窑变色，元代红釉是一种纯粹、稳定的暗朱红色。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元代红釉印、划花云龙纹盘通体红色，印花清晰，是元代红釉难得的佳作。尽管元代红釉作品存世稀少，但作为陶瓷史上首次出现的纯正红色瓷器，意义非凡。

百代标程

在经过数百年红釉烧造的技艺积淀后，明初铜红釉瓷得到了极大发展。明代景德镇设立御窑厂，制瓷业发展呈现出繁荣局面。同时，郑和下西洋也带回了大量红宝石原料。种种有利条件促使永乐、宣德时期红釉烧造技艺完全成熟，艺术成就攀至历史巅峰，令后世无法逾越。

明代红釉的勃兴同样与帝王好尚不无关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于微末，投身红巾军起义后打出了朱明江山，红色对其而言象征着胜利与光明，是大明王朝的正色。新朝初建，朱元璋也依托阴阳五行学说来宣扬其政治合法性。起于南方的明朝属火德，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故朱元璋十分尊崇红色。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颁旨以红色为贵，红色成为皇家主要的装饰用色。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洪武时期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通体暗红，留有元代风格，高足碗便于马上持握，由此碗可以想见明初帝王豪饮的情景。

永乐红釉素有“鲜红”之美称，绝代佳作迭出。永乐红釉不仅继承了洪武红釉制作的工艺成果，还完全克服了红中泛黑的缺陷，其釉面莹润，色调通透纯正。清代《景德镇陶录》中称“永乐鲜红最贵”，可谓名副其实。

宣德红釉瓷较之永乐时期，不仅产量大为增加，还出现了莲瓣壶、葵口洗等新器型，富丽华贵的红釉描金彩工艺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有别于永乐红釉的娇媚明艳，宣德红釉釉色如初凝之牛血，沉着饱满，老辣阳刚。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红釉葵花式洗通体作十瓣葵花式，敞口浅身，为宣德红釉器珍品。

永宣红釉瓷在明代时已颇为珍贵，明万历年间《窥天外乘》记载：“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騌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明代收藏家项元汴在《历代名瓷图谱》中慨叹：“积红其色艳若朱霞，真乃历代名瓷之首冠也，今虽悬千金购求亦不可得矣。”永宣红釉瓷的技艺卓绝造就了其超然地位，充分体现了明初永宣盛世时期明帝国的强盛国力与昂扬气象，堪称是红釉瓷的百代标程。

遗憾的是，明宣德之后，随着明王朝国力日蹙，红釉烧造终因成本高、难度大而逐渐失传。明嘉靖时期日坛祭祀只能用以铁为呈色剂的低温矾红釉瓷代替，高温铜红釉技术终明一代未能得到恢复。

万紫千红

通过清初顺治朝的休养生息，至康熙中期国家繁荣昌盛，景德镇制瓷业也进入全盛时期。沉寂了两百年的高温铜红釉瓷终于在景德镇重新焕发生机。

康熙晚期，在江西巡抚兼景德镇御窑厂督理郎廷极的直接监管下，景德镇御窑厂经过艰苦攻关，烧造出一种可与永宣红釉并驾齐驱的红釉瓷。因在郎廷极督窑期间所创烧，世人便将这种红釉命名为“郎窑红”。郎窑红具有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的特征。因烧造技艺和永宣时期稍有不同，郎窑红釉色彩更为鲜艳强烈，并呈现玻璃质感。郎红釉釉面流动性大，器物口沿多呈白色而至底部红色堆积愈发浓重，正所谓是“脱口垂足郎不流”。

郎窑红釉的流光溢彩令君王都为之迷醉，乾隆皇帝曾将一件康熙时期造的郎窑红穿带瓶误认为明宣德朝的作品，并御笔题诗赞誉：“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尽翻嗤画是空。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祐德尤崇。”

在郎窑红创烧的同时，豇豆红釉、胭脂红釉等釉色也在康熙晚期开始出现。豇豆红因呈现出浓淡相间的浅红色，又常带有绿色胎点且色似豇豆而得名，其釉色柔和淡雅，莹润动人。豇豆红釉瓷尺寸均不大，以柳叶瓶、太白尊等皇室文房御用器为主;根据釉色差别，又有“美人醉”“桃花片”“娃娃脸”等多种称谓。时人以“绿如春水出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来形容豇豆红这种人代天工的多变釉色。

而胭脂红釉是一种以微量金元素作为呈色剂的低温红釉瓷，色同化妆所用胭脂，因釉色深浅不同又有胭脂紫、胭脂水、淡粉红等细分，其在雍正一朝产量最大、质量最精。

清代康雍乾时期，瓷器烧造技艺越发纯熟，低温红釉和高温红釉烧造均硕果累累，品类繁多。清末学者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记载了多达39种的红釉釉色，其多为清代所创，可见康乾盛世无疑是红釉烧造繁花似锦、万紫千红的黄金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红釉制瓷技藝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且伴随科技进步而日臻完美，高温铜红釉的严苛烧造条件在现代控温技术下早已得到满足。1998年，我国制瓷业更是一改将铜作为红釉瓷呈色剂的传统，创新使用钽作为呈色剂，烧造出与五星红旗同色的大红色瓷器，将其命名为“中国红”瓷。

抚今追昔，中国陶瓷工匠用了两千余年的时间，上百代人的苦苦求索，才凝聚成瓷器上那抹代表着生命本源色彩的绚烂红色。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诸代名瓷之中，饱经岁月沧桑的中国红釉瓷器仍散发着摄人心魄的魅力，令观赏者久久不愿离去。

张超越，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