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洪

（江苏南京 210036）

范鸿仙，名光启，1882年6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北乡(今长丰县)一个贫苦农家。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战斗一生。他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报人，曾任铁血军总司令等职，为推翻满清、光复南京、创建民国、捍卫共和屡建功勋，孙中山称他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4年9月20日凌晨，范鸿仙惨遭袁世凯党羽杀害，10月28日孙中山明确：待革命成功，定为鸿仙国葬。1928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22次常务会议准范鸿仙先生附葬总理孙中山墓地区域。1935年3月21日国民政府追赠范鸿仙为陆军上将，1936年2月19日为其举行隆重国葬典礼。

主办“三报” 鼓吹革命

范鸿仙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是从参与主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报”开始的，他是民主革命舆论的鼓吹者。

1909年5月15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的《民呼日报》在上海创刊。范鸿仙早在两年前，就曾为上海《神州日报》撰稿，后又在上海参与创办《安徽白话报》，此时为《民呼日报》主要编辑和撰稿人。8月14日，该报被当局以“不安本分”罪查封，社长于右任遭逮捕，报纸仅办了3个月出版92期就夭折了。经范鸿仙等竭力营救，于右任于9月8日获释。

同年10月3日，范鸿仙等又力佐于右任创办《民吁日报》，该报实为《民呼日报》改头换面之继续。因于右任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即由范鸿仙任社长。该报宗旨是：“宣达民情，鼓吹民意”“振刷国民精神，提倡国民实力”，以“与专横政府抗，与强霸列国抗”。由于当时日本侵我东三省甚急，该报把对外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日本，在48期中发表了强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的文章就有62篇。11月19日，报纸以“排日”罪名被查封，并判永远停止出版，范鸿仙遭捕，后办了交保手续出狱。

1910年10月11日，以于右任为社长、范鸿仙为总理的《民立报》创刊。宋教仁、张季鸾、吕志伊、章士钊、邵力子、叶楚伦、陈英士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先后参与事务，报社人才济济，阵容空前壮大，一直办至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逼迫关闭。

范鸿仙在参与主办的“三报”中，以《民立报》历时最长，影响最大。他以孤鸿、哀鸿、纯黄、解人等笔名撰写了大量的时论、短评、杂文等，以犀利之笔锋，博雅之文采，宏论崇议，抨击朝廷，声讨列强侵华行径，揭露袁世凯阴谋与祸心，教育青年爱国，激励民气图强，深为民众所喜爱，而中外反动派则为之丧胆。孙中山先生曾称赞说：“范君一枝神笔胜十万师”。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经是《民立报》的热心读者。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义和72烈士的殉难。这件事是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发动的，我被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激励人心的材料。”

那时，革命党人办“三报”，特别是《民立报》，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机关报，同盟会的重要指示、战略决策、行动纲领都是通过社论、通电等形式发布。报社的组成人员也都是同盟会在国内的领导人，报馆亦成了同盟会的机关部，领导人员的集结地，内外联络的中心。

范鸿仙在主办“三报”期间，还积极协助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于1911年7月31日召集江、浙、皖、赣、粤、湘、川、陕8省的33位代表，在上海湖州会馆举行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因当时总部在日本东京），旨在直接领导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运动。范鸿仙被举为评议员、候补文事，并由他赴皖建立安徽分会，主持南京方面工作。

策动新军 光复南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又决定在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发动起义。南京策动新军第九镇义举，分别由范鸿仙和柏文蔚（曾在新军第九镇当过管带）负责。当时，柏文蔚还在东北吴禄贞处任职，范鸿仙等致急电，一日三次，促其南下。柏文蔚于10月22日回到上海，范鸿仙与其拟定了南京行动计划。

当时的南京有两支部队：一为新军第九镇徐绍桢（固卿）的部队。全镇辖步兵两协（相当于旅），每协辖步兵两标（相当于团），并有马队1标，炮兵1标，工程队1营，辎重队1营，还有宪兵队3营，统辖于镇。除步兵第十八协司令部和其所辖的步兵第三十五标驻镇江，第三十六标驻江阴外，其余各部队均驻南京，专事训练。另一为江防军，被称旧军，由张勋统辖，辖有步马兵23个营，分驻于南京城内外各要隘，担任防务。

这两支部队，同驻一地，新军鄙视旧军，旧军则妒忌新军，双方几成冰炭。武昌起义时，江防军军统张勋便乘机向总督张人骏挑拨，谓新军全是革命党，无一可靠。张人骏不仅对第九镇官兵产生怀疑，而且对统制徐绍桢也不信任，就命令第九镇驻南京城内的各部队，全部移驻距城60华里外的秣陵关，每人只发了5发（一说3粒）子弹。

10月24日，范鸿仙与柏文蔚来到南京，当天就召集第九镇下级军官及头目数十人谋划起义，与会者士气很旺，但皆以新军有枪无弹为憾。于是，他俩又回上海，由范鸿仙主持，在三日之内制成炸弹1200枚，购手枪300支，全数交柏文蔚。柏文蔚率死士百余人，用被褥毛毯包裹，乘火车运至南京。

南京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属开明官僚，虽同情革命，但顾虑较多，犹豫不决，主张持重。为了策动第九镇起义，范鸿仙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来宁，反复做徐绍桢的工作。他首先向徐绍桢分析当时形势说：“满清无道，百姓分崩，今义师奋起，海内响应，此天亡之时。将军明德英才，总兹戎重，苟动枹鼓，扶正征伐，孰敢不从？以此诛鉏胡虏，匡济华夏，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进而又指出：“张勋兵临阵前，倘不奋起杀敌，必将被他宰割。当今之时，只有召将士，众擎协力，击败江防军，才能顺人心，振士气，而为天下之倡。”徐绍桢虽为清朝将领，但对时代潮流尚能认识，经过范鸿仙的剖析，加之上海、杭州、苏州已相继光复的推动，大受鼓舞，决心起义。

但徐绍桢没有等范鸿仙为他们筹措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到，就提前起义，于11月8日攻打雨花台。因行动仓促，弹药不济，初战失利，退守镇江。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获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议，组织江、浙各军编成联军，再次进攻南京，并通电已光复的各省速派援军，共赴事功。此时，范鸿仙等又奔走于上海、镇江之间，组织江浙联军，共策早日光复南京之大计。

11月13日，江浙联军在镇江宣告正式成立，计组织有苏、浙、沪、粤及镇、淮、扬军约2万人，徐绍桢为总司令，范鸿仙、于右任等为顾问，范鸿仙还负责交通及筹款。总司令徐绍桢3次召开联军参谋团会议，针对南京张勋等部队亦有近2万人的情况，反复研究攻打南京方略，参照“要得南京城，先打天堡城”的要诀，决定采用以联军主力攻夺天堡城，另一部进攻雨花台的双管齐下战术。

范鸿仙烈士墓地

11月24日，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发布了总进攻令，各部队按作战部署和指定目标，立即投入战斗。粤军首先夺下乌龙山炮台，又配合浙军全力攻打幕府山炮台，至29日凌晨攻克。进攻天堡城的镇军，因城高险峻，屡攻受阻，伤亡较大。总部急令浙军、粤军合力攻击，经猛烈激战，镇军于30日首先突破，浙军、粤军又相继攻入，沪军亦派增援，全部占领天堡城。同时雨花台炮台亦被苏军占领。此时，南京城廓险要，已悉数落入联军手中，而张勋仍妄图顽抗，联军迫不得已，使用大炮向城内太平门清军瞭望台和北极阁张勋指挥所两处轰击。此时，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知南京不可守，遂托美籍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向联军总部接洽，表示清军愿意投降，只要求以不杀旗人为条件。徐绍桢为顾全城人民安宁，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张人骏、铁良立即避匿下关日本兵舰逃往上海。张勋则率其残部卫队数百人，由大胜关渡江北逃。徐州镇胡令宣、巡防营统领张联升、赵荣华等各率残部投降，开太平门欢迎联军进城。江浙联军经过八昼夜激战，终于在1911年12月2日胜利光复南京。这在南京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于右任赞扬“南京奠定，开国建勋”，高度评价了范鸿仙为光复南京所作出的贡献，亦有称其是光复南京的“大功臣”“第一功臣”。在《光复南京有功授奖人员名单》中，400多人都附有其生平资料及在光复南京中的功绩，范鸿仙被列为第一名。

创铁血军 捍新政权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决定北伐。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命黄兴为总参谋长。范鸿仙经请命孙大总统获准，亲赴江淮，招募壮士，创建“铁血军”，并亲任总司令。

范鸿仙上将生前肖像

范鸿仙本是文人书生、拿笔杆子的，这时候为什么要做军人、当武将，抓枪杆子？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从经历光复南京的实践中，深切感到枪杆子之重要；二是当时袁世凯在北方的势力仍较大，单靠和谈，山东、河南等省是不能完全光复的；三是革命党人手中必须掌握一支过硬的军队，才能保卫和巩固共和。

2月2日，范鸿仙在《民立报》上发布《铁血军总司令范光启宣言书》，对铁血军之命名、组军之目的、官兵之要求等，详尽叙述。“铁血军何为而创办哉？夫大地一铁厂也，人类一血球也，人非血则其人不能生存，国无铁则其国不能自立。”为什么组织铁血军呢？是因为深知“欲购幸福不可不以铁血为代价”。而这“幸福”之所以并未“购”得，乃因“虏巢犹未覆也，袁贼犹未诛也，鲁豫各省犹未尽光复也。”因此他说：“吾侪而欲救国，当以铁血为宗旨，而欲保身、欲恤家，亦当以铁血为宗旨。”“上以纾国家之难，下以解父老之忧。”这就是组织铁血军之目的。他誓言：“至今以往，铁血军有不以铁血为宗旨而不主张北伐者，天厌之；铁血军主张北伐而行有不能践其所言者，天厌之。”

在这个《宣言》中，范鸿仙对官兵之要求有两个“特色”，一曰：将校皆昔年同志也。铁血军所有将士皆昔日之同盟会员。今民国有幸而成立，诸同志方欣幸之不暇，何有于金钱，更何有于权利。是以任职以来，皆担任义务，不取俸薪，唯以北伐为宗旨，虽肝脑涂中原，亦有所不恤，其特色一。二曰：兵士皆训练之师也。铁血军所收军士，或以巡防旧部改编，或以退伍征兵充选，即谙军令，尤悉戎机，一经编制，即可出发。江淮诸地所产人物，素以耐劳苦、习战事为历史所称，今乃聚吾昆弟而训练之，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其特色二。

当时，铁血军以江淮同盟分会之名义发起组织的，范鸿仙是该会会长兼铁血军总司令。他拟组编4个师，每师2500人，并编练一个决死营，共1万余人。铁血军招兵买马，消息传开，江淮大地，积极响应，很快建编成功。2月1日，陆军部向铁血军发大炮4尊、机枪10余挺、快枪2000支，再加上原有装备，铁血军武装齐全。其时，孙中山表示将亲督江、皖之师北伐，以铁血军为前锋。

2月3日，五千壮士集结庐州（合肥），由范鸿仙作出征动员，他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叔伯兄弟们，蒙诸位不弃，奔走皆来铁血军旗下。今日大局紧急，我们铁血军奉孙大总统之命举师北伐，诸叔伯兄弟慷慨踊跃，愿为我民国杀敌，万众一心救国。即成军，请谨记军队名，以铁血为宗旨。北方父老，盼望南中旌旗很久啦，现在仅以一句话告诉大家，山海关就是我铁血军之凯旋门也！”

2月5日，范鸿仙又发表了《铁血军檄满将校部曲文》，号召清军投奔革命。就在部队整装待发，准备挥师北上，一酬铁血“壮志”之时，南北议和告成。2月15日，范鸿仙宣布辞去总司令职，重回《民立报》担任主笔兼社长。原铁血军改编为两个旅，一旅隶属陆军部，一旅隶属皖军都督。这两个旅，虽铁血军名称不在，而官兵革命思想仍存，在后来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范鸿仙创建铁血军之举，是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征途中最重要的一段军旅生涯，虽时间短暂，但意义重大。

上海起义 惨遭杀害

“二次革命”失败后，范鸿仙于1913年9月10日流亡日本。10月28日，在东京带头加入中华革命党。他在日本的4个多月间，14次访晤孙中山，主要是商讨回国进行讨袁问题。尤其是1914年1月28日和31日的两次晤谈，是范鸿仙单独访晤，与孙中山面谈的时间较长，而31日下午的最后一次议事，长达近3个小时，这也是两人最后的诀别。

2月初，范鸿仙奉孙中山之命，秘密回到上海，在国内领导和发动讨袁，进行“三次革命”，组织“上海起义”。

范鸿仙首先发展、联络和组织革命同志。他一回到上海，就筹建了中华革命党上海领导机关，并联系外地革命党人，扩大革命力量。同时，范鸿仙积极策反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部队官兵。在上海制造局内任职的陈元辅，系安徽合肥人，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素怀不满，他以乡谊之情结交，发展了10余人，愿意反正，投身革命。

为了起义，范鸿仙还千方百计筹措经费。最后，他将珍藏的善本古书、宋版古籍，夫人的耳环、金簪等陪嫁首饰以及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部或卖或当，就连蚊帐也捐献出去，为革命倾家荡产。

为了起义，范鸿仙特地把家从法租界戈登路迁到距离革命党机关部很近的民赖达路新民里。后又干脆夜不归宿，就住在机关部的办公室，殚精竭虑，谋划行动。

为了起义，范鸿仙还以防不测，做了两手准备。因当时郑汝成已侦知上海革命党的首领实为范鸿仙（原疑是蒋介石），即电呈袁世凯，袁令郑“悬六万金购范鸿仙头”。范鸿仙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曾在1913年5月11日《民立报》上，就发表过《愿将碧血换共和》的文章，认为形势万分危急，举事之期将至，他自认不擅长军事，又恐旦夕不测，后继无人统帅，贻误大计，于是电请孙中山指派一名得力将领来沪督师。孙中山得悉，遂即派蒋介石于9月16日抵沪，并奉命带来了经费。范鸿仙激动得流下热泪，感奋在艰难境况时，得到中山先生的信任，他说：“吾今日死知足矣！”

20日凌晨4时，范鸿仙被叛徒出卖，惨遭郑汝成派来的4个凶手杀害，身中7刀1枪，皆为要害，当即殒命，时年32岁。

孙中山闻范鸿仙遇难噩耗，殊为痛惜，立即派员到上海致哀抚恤，并电召范夫人李真如前往日本，亲予抚慰。10月28日上午，孙中山在东京头山满宅接见了范夫人，对范鸿仙遇刺殒命深表哀悼。他含着眼泪抚摸着范鸿仙8岁的儿子范天平的头说：“你要好好求学，继承父志，长大后为国家多做贡献。”并对范夫人说：“你要节哀自珍，好好将一对儿女带大。你放心，只要我孙文有一天能到长江，我有饭吃，你们也有饭吃。”他又明确地说：“鸿仙身后事，即吾党事，待革命成功，定为鸿仙国葬。”范夫人被中山先生的这些肺腑之言感动得泪如泉涌。[1]

追赠上将 隆重国葬

1935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63次常务会议，准于右任、叶楚伧两委员提议，由国民政府追赠范鸿仙为陆军上将，明令褒扬。[2]4月3日，国府明令：“先烈范鸿仙，性行忠纯，才略优迈。辛亥光复时，纠合义师，力克金陵，厥功甚伟。讨袁之役，转战皖沪间，屡濒危殆，百折不回，及大志未偿，被狙殒命。追怀遗烈，轸悼弥深，亟应特予表彰，以阐潜德。范鸿仙着追赠陆军上将，用示国家崇报忠烈之意。”[3]

遵照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决定为范鸿仙国葬。关于国葬的地址和经费，国民党中央先后通过三次决议：1928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范鸿仙先生附葬总理墓地区域，[4]并拨葬费3000元。[5]7月23日，准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张人杰提议，范鸿仙历史及被害情形与陈英士相同，死事之惨与关系之重大亦复相等，营葬典礼应加隆重。拟请援照廖仲恺前例，拨给葬费由原3000元增加到2万元。[6]1935年3月21日，又追褒范鸿仙烈士增拨葬费2万元。[7]这样，范鸿仙的葬费，就从原来与廖仲恺一样的2万元，后又增加了一倍，为4万元。

关于范鸿仙国葬中山陵附葬区的具体地点，先是由范鸿仙的生前好友于右任，内弟李胜苍及儿子范天平三人，分别在紫霞湖、梅花山等多处仔细察看，与范夫人等商量，又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勘探视察，由范鸿仙葬事筹备委员会发函给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1933年冬议决，范鸿仙墓地选在中山陵东、五棵松陵园附葬区的一个小山坡上。此处不仅风水好，并还寓意其生前是中山先生之重要助手，身后亦是中山先生的左右之“左”。

范鸿仙的墓园，分为墓穸、祭堂、墓碑亭三个部分，历时两年，全部完成，各种建筑，庄严肃穆，雄伟壮观。1936年2月18日《中央日报》称其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

1935年11月22日下午，范鸿仙灵榇在上海日晖港安徽殡馆举行启灵典礼后，又在上海火车北站举行移灵公祭典礼。[8]当晚21时，灵车附挂特快火车运抵南京。11月23日上午11时，在下关火车站举行迎灵典礼。下午移灵入城，停放第一公园烈士祠，并即举行公祭。[9]

1936年2月18日，在南京第一公园烈士祠举行隆重公祭典礼。公园门首搭建了松柏大牌楼一座。上午8时，公祭开始，中央党部暨国府各院部会，各机关各团体均往致祭，由国府典礼局科长萧芹宣读祭文。亲往奠祭者，计有蒋中正、于右任、冯玉祥等党国政要数百人。下午1时许，蒋中正亲往致祭后，不忘故人，又至血衣亭凭吊，他在血衣前伫立，沉思默想，良久始去。[10]

2月19日，是为范鸿仙举行隆重国葬的日子，南京城沉浸在哀悼的气氛之中。上午9时，主持于右任，宣布启灵，将遗榇置于所备灵车中，从第一公园烈士祠出发，其行列延长里许。首为党旗、国旗和“铁血军总司令范”黄绸旗，两个身材魁梧的人扛着巨辐白布横幅，上书“精神不死”四个大字。随后为军乐队、宪兵队、教导总队两个连、警察保安队一队、遗像亭、血衣亭、花圈队。范鸿仙的遗像安放在遗像亭内，由4名士兵抬着。灵车后面，是身着孝服的范夫人李真如率子天平、女天德（雪筠）、儿媳范李慧英、长孙毓譧、长孙女烈孙等家人。灵车左右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最后为南京安徽中学全体学生及童子军、各界参加送殡人员。中委于右任、王陆一等均亲自执绋，共约数百人，由公园南行，过大中桥、白下路，转太平路、黄埔路、大行宫、逸仙桥、中山东路，出中山门，历行两小时之久，至11时许，全体行列均到达马群镇五棵松。中午12时正，宣告入穸，由杠夫将遗榇抬入墓穸内。12时30分，举行安葬典礼。于右任、张继致祭。首奏哀乐，由于右任献花，宣读中央执监会告文，主祭人率领全体齐向范氏遗榇行三鞠躬礼，随告礼成。

中央告文曰：“惟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为先烈范鸿仙先生安葬之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敬致告于先生之灵曰：呜呼，先生即世，忽逾二十年。窀穸之事，今始吉蠲。有待非缓，聿求安便。陵园之侧，南山比坚，相彼佳城，以封以树。虎踞龙蟠，百神呵护。用妥英灵，宅兆斯固。屹屹丰碑，千秋追慕。”[11]

在范鸿仙国葬时，各界对范鸿仙革命一生与丰功伟绩褒扬备至的祭文、挽章、挽联多达600余轴，其中有蒋中正挽章“功在党国”。林森祭文称他“蹈厉发扬，舍生殉国”。于右任祭文赞他“经纬文武，凭陵霜雪，开国建勋”。戴季陶挽联“建国仗嘉谋，劲节长流黄歇浦；报功昭会典，佳城得傍紫金山”。于右任挽联“陵寝同千古，篇章怆七哀”。居正挽联“铁血军名震江淮，正看志壮澄清击楫独闻祖逖语；石头城兆安魂魄，每恨祸罹宵小抽刃惊传来歙悲”。陈立夫挽联“开国播雄文，大义声明论民族；附陵隆葬礼，成仁争拜故将军”。

墓园遭劫 数度修缮

范鸿仙国葬次年，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冬，日军猖狂进攻南京时，遭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紫金山马群一带，战斗尤为激烈，受阻日军把范氏墓园视为我军防御据点，用重炮轰击，将祭堂等建筑炸毁，使得这位当年赫赫有名的辛亥人物，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淡化、湮没了。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后，曾有所恢复。

范鸿仙烈士部分资料书籍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上刻有于右任题写的“陆军上将范鸿仙之墓”等字样，被造反派找专业单位人员，用烈性炸药将墓园彻底炸毁。1972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反映了范鸿仙烈士墓园遭到破坏的情况。毛主席说，我是看着他办的《民立报》长大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均明确肯定范鸿仙对中国民主革命所作的历史功绩。11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以国务院名义，亲自批复江苏省委，指示对范鸿仙墓按烈士规格给予修复，以告慰亡灵于九泉，并指示将1958年逝世的范夫人、老同盟会员李真如的遗骨由汤山坟头迁来合葬。墓碑上书“陆军上将范鸿仙之墓”，下首一行“夫人李真如于1973年4月合葬于此”。由于“文革”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范鸿仙墓非常简陋。

1996年，江苏省和南京市再次拨款整修范鸿仙墓，并由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为范鸿仙墓题词。

2011年，中山陵园管理局根据南京市政协督办的“关于恢复范鸿仙墓历史原貌”的重点提案，特地委托建筑设计单位编制了包括修复祭堂、牌坊、墓道等主要建筑物的《南京范鸿仙墓建筑群维修设计方案》，后省主管部门对范墓开裂的平台和损坏的墓道进行了整修。2012年以来，多位政协委员提案，还有台湾知名人士来函呼吁，南京是中华民国建都之地，范鸿仙是辛亥革命元勋，要不忘历史、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应尽快恢复范墓的历史原貌，这既有利于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又能扩大南京影响、提高南京知名度。

两岸崇敬 英名永驻

范鸿仙是一位得到孙中山表彰、毛泽东肯定的辛亥革命元老，在海峡两岸颇有影响。台湾有不少人知道，范鸿仙在上海策动第三次革命时，蒋介石只是他的助手。他为共和献身后，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将他的血衣、生平事迹等材料，分别珍藏于台湾“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当年，范鸿仙的家乡合肥为纪念他，就将新建的一所小学命名为“鸿仙小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都出版了有关范鸿仙的书籍。在台湾，1996年3月，台湾“国史馆”出版了由台湾著名近现代史学者蒋永敬教授编著的《民国年谱丛书（2）——范鸿仙年谱》。在大陆，出版有关范鸿仙的书籍有5部，分别是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范鸿仙》（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黄慧英编著的《碧血共和——范鸿仙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版）；南京市档案局推出的《铁血忠魂——辛亥先烈范鸿仙纪念文集》（2011年9月）、《民国名人与中山陵》第一集《范鸿仙与中山陵》（南京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胜利在南京。南京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及其陵寝之地，又是范鸿仙国葬之地。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前来范墓采访、拍电视的媒体和瞻仰、凭吊的人士络绎不绝，境内外媒体多达80多家。在范鸿仙1982年6月20日百年诞辰、2014年9月20日遇难100周年和2016年3月19日国葬于中山陵附葬区80周年时，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都举行了纪念活动。

范鸿仙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烈、孙中山的战友，将和孙中山先生一样，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