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035）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常州是一颗耀眼的江南明珠。这里是季子故里，齐梁旧地，儒风蔚然，学派林立。从泰伯奔吴、季札封邑起，经过大浪淘沙，岁月洗涤，成就了辉煌的历史，创造出了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文化命脉千年不衰。明清以降，常州文化更是出现了在众多领域数峰并峙、群星璀璨的现象，尤其是在乾嘉之际，常州文化在思想和文学上独辟蹊径，相继出现了多种学术流派，由此掀开了常州文化最为辉煌的一页，诚如《〔光绪〕武进阳湖县志》所言：武进、阳湖有“文学之盛，郁萃中吴；科第之繁，著称江左”[1]的美誉，同时更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改革的先声，而这一切都使常州文化成为研究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

常州府学（清道光《武进阳湖县合志》地图）

常州历代名士学者辈出，明清时期，常州文魁星闪耀，“科第蝉联，数代不绝”[2]，其附郭武进县“科第蝉联鹊起，文风甲于天下”[3]，“政事科名，舄奕相望，驾前明吉水而上者，惟武进称首”[4]。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明清两代，常州府共考中进士1281人，其中武进县（含阳湖）考中进士525人。事实上，由于寄籍等原因，明清两代常州的进士远不止于此。据《毗陵科第考》统计，仅武进、阳湖两县，清代进士便有424名，在整个清代26849名进士中占1.5%。巍科人物即一甲三名、二甲第一和会元总计531名，武进、阳湖两县达24名，占4.5%，共中状元4名，榜眼4名，探花6名，传胪4名，会元6名，更创造出兄弟双桂（庄存与榜眼、庄培因状元）、一榜三鼎甲、一县有其二（乾隆七年榜眼杨述曾、探花汤大绅；乾隆十年状元钱维诚、榜眼庄存与）的奇迹。如此辉煌的科举史成就，在全国领先，与另一江南科举之乡苏州也在伯仲之间。其文脉之盛，令人叹为观止。

庄存与

崇文尚学是常州文化的传统，也是常州文人精英辈出、文化繁荣的最重要原因，所谓“士子多以读书世其家”“崇师喜读书者，弦诵之声比屋而是”。[5]正是在这一浓重的文化氛围中，众多常州学子惴惴自奋，形成一种文化积淀。当时曾有人如是评价常州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南国三岁一贡士，士囊书走车马白门者不下八千人，其幸而售者不及五十之一，榜放，大邑报隽多不越三四人，小邑一二人，甚或寂然无闻，盖登贤书之难如此。而毗陵率常居其十之一，世之争健羡之，以谓毗陵独多才，疑殆有天助，不则地脉使然。予独不然其说。毗陵之人非有四目两口可以致青云，登天衢也。父兄教其子弟，子弟之所以承教于父兄，皆以读书明经为急务。”[6]读书成为常州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崇文尚学也成为常州文化传统的第一个重要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常州人读书并不只是为了应科举，他们经常会把子孙能读书看得比做官还重要。清代经学大师臧琳的父亲说过：“吾不以汝骤度科名为幸，能为吾臧氏读书种子则善矣。”[7]常州庄氏更是指出：“故读诗书者，不止取科第而务希圣贤。”[8]这并不意味着家族不希望通过仕途为官，而是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断绝家族的文化命脉。关于这一点，盛宣怀家族的龙溪盛氏在其家范中说得非常清楚：“天下事利害常相半，惟读书则有利而无害，不问贵贱老幼贫富，读一卷便有一卷之益，读一日便受一日之益，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故论人品必推大雅，问家声则说书香，凡我子孙须延一脉。”[9]可见，“须延一脉”，方是家族的最大关怀。可以说这种守先绪、承后学、传递家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责任感，才是这些常州书香门第、笔耕世家代代相传、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文章道德永远是常州学子最核心的追求。

正是这种对崇文尚学的重视催生了常州的人文之盛、风俗之美，让常州一地学者、作者、画家、医家、科学家名家辈出，先后形成了多个学术流派，创造了有自身特色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学术史上大放异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常州学派兴起于乾嘉盛世，在朴学当道的时候，另辟蹊径，不专注于文字真伪的考辨，不斤斤于名物训诂，而是将经学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结合，为今文经学在清代学术界争得了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足以与古文经学相抗衡的学术流派，更成为清代学术界面对社会危机的应变之学和变革之学，为日后的改良与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阳湖文派同样强调博涉多通，在创作风格上讲究气势与文采兼擅之美，不过分拘泥于文体，强调作者的个人风格，为中国散文走向近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常州词派强调正本清源，推尊词体，力倡意内言外之说，对近世词学具有开拓之功，成为在词坛影响最大的流派。常州画派则是创造性地恢复和发扬了没骨写生花卉的传统，给花鸟画坛注入了新的生机，成为中国花鸟画影响最大的流派，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孟河医派则以博采众长、家学特长、务求实效为学术特征，为中医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理论，同时也成为中医学走向近代的重要一环。

正如常州学人并不仅仅只是埋头八股一样，常州人取得的成就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史。常州的文化因子追根溯源，当可远及自春秋季子以来形成的常州文脉。这条文脉开创于季子，勃兴于齐梁，奠基于唐宋，而兴盛于明清。明代唐顺之是常州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他将常州学风固有的特点发扬光大，使得常州学风趋于成熟。他曾在《答俞训导书》一文中认为“技艺与德行”不可两分，指斥那些腐儒高谈阔论，认为可以抛弃学问文章，而只求所谓道德性命，其结果是学问不精，道德性命也无实际用处。他也曾批评某些人即使“专学为文章”，也只不过是“婆子舌头语”，根本没有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10]就算文字再怎么工整，也不过是下格。而这种技艺与德不可两分的主张恰恰就是常州学风最本质的特点，而“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恰恰就是常州学术真正追求的目标。

清代乾嘉时期，随着清代统治的逐渐稳固，朝廷对上书言事已经开始日益宽容，同时社会弊端又隐隐可见，危机意识逐渐萌芽，常州士人的东林学统再次崛起。此次整个清代文化界正处在“数十年间，天下争为汉学，而异说往往而倡，学者以小辨相高，不务守大义，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为许、郑，不可胜数也”[11]的阶段。于是常州人试图另寻新路，将“真理学”和“真气节”的东林传统来弥补乾嘉学术的缺陷，而其中所谓“真理学”便是讲求义理，“真气节”便是经世致用。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传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是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12]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取而代之，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从这个角度而言，再回头看常州文化，便可知，常州诸子是以东林精神为基础，力图真正融通南北、道德、文章、经世、学术，为中国传统文化找一条出路来。因此，无论是经学要重新认识西汉公羊，词学要重新认识花间，还是古文要重新认识骈体，其本质的意义是一致的。这不仅仅是真的要回到过去、重复过去，而是一方面在过去寻找到今天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实现对过去真正的超越。虽然这种超越是否实现还有待探讨，但是重要的是，依靠这些怀抱济世情怀、互相砥砺志节的优秀学者的不懈努力，乾嘉时的常州文化充满了自奋求变和改革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所蕴含的力量在所谓西方冲击之前其实已经在探索中国文化的一条新道路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发出了近代的先声。梁启超称阳湖文派是要“从桐城派转手加以解放”[13]，而常州经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从汉学转手加以解放，常州词派也是从传统词学转手加以解放，所以梁启超才说清代常州文化是“一代学术转捩之枢”[14]。即便是到了民国，常州学术的传统也仍然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诸如由胡适和顾颉刚等人倡导的疑古思潮，便可追溯到常州学派和刘逢禄。常州医学其实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向近代转化的关键，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丁甘仁、恽铁樵、丁福保、谢观等在民国中医界具有如此大的影响。恽铁樵曾言：“予之医学，是创作的，也是刷新的。”[15]而这种“创作”和“刷新”恰恰是常州文化精神的精华所在。

东坡公园仰苏塔（孟鹤群 作）

李兆洛的学生蒋彤曾对常州学风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论述：“本朝经术若古文辞为五百年来所未有，而吾常诸先辈尤为绝特……各有一种绝人之学问，不可磨灭之性情，二百年中著书刊集不啻汗牛，而得其大造乎深足以剖析圣真，孤行宇宙，必让吾常诸公。”[16]这种绝人之学问，不可磨灭之性情，正是常州文脉特征的体现。常州地处江南，经济发达，但与同在吴地的苏州相比，常州的学风更踏实。与安徽的桐城和徽州相比，常州的学风又更性情，才气横溢，没有皖派的考据癖和桐城的道学气。这正是常州一地学术与同样繁盛的扬州、苏州、徽州、桐城诸地学术的区别所在。中国历史上，学与文往往两分，才情和德行似乎水火不容，理学与考据都与文学有扞格不入处，前者与文学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崇尚性理与曲尽人情的矛盾，后者主要表现为崇尚逻辑推理与注重感性形象的矛盾。两者都难以调和。文学的核心是情，把情束缚得死死的，不许越雷池一步，文学的生命就枯萎了。常州学人则不然，他们往往追求的是一种“至性”，即指真情而又合乎理性的轨范者，而这种至性，既是建立在家家诗书的基础上，更是建立在绝人之学问和不可磨灭的性情上。常州之所以成为千年读书地，也与这种文脉传承是分不开的。

更重要的是，常州文化并不仅是一代学术转捩之枢，更是中国命运转折之关键所在。清代常州经学的开创者庄存与由于其在仕宦方面的成功，所以他阐发《春秋》大义的目的，仍在于维护皇权和国家“大一统”的思想，有通经致用因子的存在。随着时势的变迁和学术内在理路的扩展，他之后的常州学者自然会把《春秋》学作为士人表达政治见解、政治理想的途径。由此再进一步，就是对政治的日益关切。所以钱穆才说：“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则其归必转而趋于论政，否则何治乎《春秋》？何贵乎《公羊》，亦何异于章句训诂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17]陆宝千才会说“若自学术一面论，则后日常州学派震撼一时，近世倡变法、走革命者，鲜不受熏”[18]。常州学术文化恰恰可以为也使中国在未来面对近代化转型的阵痛之时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日后中国变革的因子便脱胎于此。而常州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积极学习新思潮，吸收新的观念，并以此为舞台，大展拳脚，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走向。常州文化精神也充分表现在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中。可以说从庄存与开始，一直到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常州文化的发展历程恰恰是中国最优秀的精英不断尝试寻找正确道路、改变中国命运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常州的崇文尚学的风尚不仅没有衰变，反而在这一“千载读书地，现代创新城”中，以一种新的时代面貌展现在人们眼前。常州是全国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典型， “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从个人学习到团队学习，利用周六休息时间，全市普遍开展“学习日”活动，每月一次，一年十二次，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二十年。常州这座有3200年历史的古城，至今依然到处飘逸着浓浓的书卷气，处处洋溢着淡雅的书香味。人才辈出，学术繁荣的辉煌盛景已经逐渐重现。本文并不只是单纯如“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般沉湎于常州文化昔日繁华之中，而是要试图努力揭示其背后的文化精神，追寻常州之所以人文鼎盛、人才辈出、繁华千年的深层原因。常州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因子也许随着时光流逝和社会变迁，已经不可复制，但还有更多东西可以使今天的我们思考和借鉴。这些对于塑造今天常州人的核心价值观，力争创造21世纪常州文化的新高峰，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