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静 由 田

（[1]广东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湛江 524088；[2]广东海洋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广东·湛江 524088）

传奇作家西德尼·谢尔顿（1917-2007）一生共创作了18部小说，每本小说都登上了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且全球销量超3亿册、被译成51种文字、远销180个国家，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收录为全世界作品被翻译次数最多的作家。由于受到美国二十世纪“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和“黑幕揭发运动”的影响，谢尔顿用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创作了一批以反映女性生存现状。基于其小说所反映社会现象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很多文学评论家赞扬其小说为“通俗文学中的严肃小说”，打破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界限。《世无定事》以三位女性医生为主人公，以她们在一所公立医院的工作经历为主线，在性别问题仍在职场唱主角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背景下，讲述了三位女性在求学、工作中遭受的性别歧视、剥削与压迫，将当时社会严重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及阶级主义现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以该小说为文本，尝试剖析谢尔顿想要表达的女性主义观点，探索性别主义现象背后的历史与社会成因，揭示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之间的连锁本质。

1 从性别主义社会化的角度审视男性对女性医生的歧视、剥削和压迫

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指出：父权制社会所有的男性都以某种方式支持和维护性别主义，性别主义首先表现在男性统治女性的形式上，这种统治导致了男性歧视、剥削、压迫女性群体。父权制思想认为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是自然形成的，与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决定了男强女弱的自然事实。这种思想将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义在家中（私人领域）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和抚育后代，走出家门、奔赴公众领域的职场、赚钱养家的只能是男性。并且父权制社会将性别主义社会化，后者反过来维护前者，将其合理化。在由男性统治的医生职业中，这种女性第二性地位的性别秩序是普遍存在的，男性医生歧视、剥削、压迫女性医生的现象层出不穷，且表现形式多样化。谢尔顿用生动的例子真实地反映出医疗职场中性别主义的大行其道以及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社会化给女性带来的巨大不幸。

院长本杰明·华莱士医生是典型的政客，靠着耍小手段和足够的魅力讨好奉承爬到今天的位置。他的言语对女性医生抱有很深的偏见；工作中偏袒、包庇男性医生和他的情人贝蒂·塔夫特医生的失职，却剥削和压迫佩奇·泰勒医生和凯特·亨特医生。华莱士的行为不仅表明男性对女性固有的职业偏见，同时也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等级制度中上级对下级的压迫。

对女性医生类似的性别歧视，也普遍存在于其他男性医生、男性病人以及社会其他职业男性的观念里。例如，泰德·埃里森医生、病人沃尔特·赫尔佐格先生、病人约翰·克洛宁先生、男公寓管理员和男快递员在得知三位女主人公的职业是医生时，均表示惊讶，并对女性医生的医务能力持怀疑态度，甚至出现贬低或辱骂女性医生的现象。并且女性护士和病人的女性家属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对女性医生的偏见或歧视。上述事例反映出社会对劳动力的性别偏见，这种偏见产生于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它不仅使得男性对女性产生职业偏见，也在潜移默化地加强女性对男性至上思想的被动接受。

泰勒医生涉嫌为钱谋杀病人约翰·克洛宁先生的医患案件引起当时社会各界严正关注。枉顾其司法体制疑罪从无的原则，本案的地区检察官和主检察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坚持指控泰勒一级谋杀，并在讨论案情时不断表达对女性医生的侮辱和鄙视。说明即使法律竭力宣扬“维护正义和人人平等”，但由于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和传统性别劳动分工侵蚀并破坏了法律从业者本应具有的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两位男性检察官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女性医生的性别歧视，并滥用职权压迫她们。谢尔顿用此案例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界的丑陋一面无情地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所谓的法律维护正义实际是为了支持和维护男性至上统治群体的利益。

结合上述对女性医生的歧视案例，我们发现：传统性别劳动分工和性别歧视思想已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社会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女性医生不仅在职场上受到歧视，还要忍受男性的性骚扰。亚瑟·凯恩医生多次在工作场合性骚扰泰勒，其目的是想与泰勒发生非爱情的性关系。当他发现泰勒对克洛宁偷偷实施安乐死后，以此要挟泰勒与之发生性关系，否则告发她，而泰勒最终的拒绝导致自己被检察机关告上法庭。男性在职场上对女性的性骚扰，是男性对女性剥削和压迫的一种普遍表现形式，它源于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文中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诸如此类的性骚扰事件频发于有女护士在场的工作环境中，然而谢尔顿并没有提到护士对此类事件的抱怨或投诉。作者通过描绘女护士对性骚扰的“默许”，强调在西方等级制度中，男性医生作为阶级等级高于女护士的社会存在，女护士不敢挑战他们的恶行。此种默许和纵容导致女性无法挣脱男性性骚扰，深深陷入恶性循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帮助妇女消除软弱，代之以自信和独立，因为性别歧视认为女性是无力的，并通过压制、剥削妇女的力量实现统治她们的目的。谢尔顿通过描述女护士对性骚扰的默许，旨在号召妇女认识到她们是有力量、有权力（即使是最受压迫的妇女，也是有基本的个人权利的，例如：拒绝接受有权力的人提出的对自身的定义）挑战性别主义的，让全社会听到她们的声音才会有助于女性争取与男性的平等利益。

受父权制思想的统治和控制，医疗系统制度化地歧视、压迫女性。首先是医学院招生中的性别歧视。泰勒医生当时就读的医学院有150名学生，其中只有15名女性；而亨特申请的25所医学院只有一所同意录取她。身为被父权制社会边缘化的女性，会遭受申请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无法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男性申请者已经预定了相应的位置，而女性申请者不得不努力证明自己比男性更优秀，才能获得男性不劳而获、理所当然的入学名额。其次，作为一家大型公立医院，没有女性医生专用更衣室，说明女性医生数量的稀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稀少并不代表没有，出于对女性医生的尊重也应该设立女性医生专用更衣室。从医生培育摇篮的医学院的招生性别歧视到公立医院对待女性医生的歧视态度，可以看出父权制社会将性别主义制度化、系统化。

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连锁本质决定了女性医生亨特的悲惨命运，而这个悲剧是从一个来自众多男性医生的“恶意”赌注开始的：谁能够和医院里美丽又高傲的女性医生亨特发生性关系。这个赌注本身暴露了其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和他者化：男性医生在赌注中将女性看作被动的客体，认为女性的性行为仅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需要而存在；也反映出两性性关系中男性更具有攻击性的一面。尽管性自由在现代的美国社会看起来似乎是被普遍接受的，女性较传统社会时期可以更自由地追求性和性快乐、性满足，并且“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严。”的美国传统性观念和对女性的道德伦理双重标准已经受到挑战、有被更开放的性观念取代的趋势，例如文中提到的男性医生和女护士之间频发的非婚性行为、马洛里医生与亨特医生的婚前性行为等，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在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性以生物概念定义性别，将女性仅仅视为性对象，并利用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上的权力优势影响与女性的性关系，使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性权利和权力，导致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性控制、性暴力，性统治。然而不幸的是，亨特医生因为这个赌注错误地爱上了马洛里医生，而她的死，表面上看是由于马洛里医生对金钱、地位变态性地迷恋而导致的悲剧，但本质上是美国社会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三重压迫共同作用的必然后果。首先，男性统治女性的传统性别歧视思想教育他：女性就是工具、是两性性关系中的客体，当没有利用价值时，是可以被抛弃的：当马洛里医生赢得赌注、收获丰厚的现金后，亨特医生也就失去了价值，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而富商阿历克斯·哈里森的女儿劳伦·哈里森却有着更大的利用价值，无论是物质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都可以为马洛里医生提供巨大的帮助，所以抛弃亨特医生就成了马洛里的必然选择。这是男性对女性赤裸裸的压迫和剥削。马洛里医生在文中对女性的评价可以证明这一点：女人都一样，用自己的性器官作为诱饵，期望钓到哪个容易轻信的人跟她过一辈子。第二，马洛里医生称呼亨特医生为怀了孕的黑人婊子，这种白人至上的思想，更是让他看低亨特医生这样一位黑人女性。最后，因为深受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主义的诱惑，为了追求金钱、地位、事业上的成功，选择迎娶富商之女，能够一步登天步入上流社会，从而毅然决然地、残忍地谋杀了已怀有自己骨肉的女友亨特医生。

哲学家约翰·霍奇在《种族主义和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中、贝尔·胡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均指出：西方宗教和哲学体系中的等级制度和强迫性权力是男性对妇女的暴力、成人对儿童的暴力、长辈对晚辈的暴力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暴力的根源。塔夫特医生的父亲正是利用这种等级制度和强权实现对女儿心理上的统治和暴力，迫使塔夫特放弃成为护士的梦想，选择成为一名医生。塔夫特父亲对护士职业抱有较深的阶级偏见，这种偏见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父权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剥削女性。父权制思想贬低妇女从事的服务性、养育性工作，即使对专业技术要求颇高的护士职业也不例外。从孩童时期就被灌输的性别歧视思想以及妇女逐渐把有权者对她们劳动的负面评价内在化，使塔夫特对护士职业产生质疑。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教导她用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衡量工作的重要性，而这个交换价值是由男性定义的。显然，医生的工资要比护士高许多，是更重要的、高人一等的职业。这是塔夫特最终选择遵从父亲的要求成为一名医生的更深层次原因，并不仅仅因为父亲作为成人和长辈对她行使的强权控制。

塔夫特不仅是父权制社会的被压迫者，她也“积极地”利用自己的身体试图成为父权制社会的获益者。塔夫特通过与华莱士院长和医学院吉姆·皮尔森院长的性交易达到成为医生的目的，而两位院长的就范本质上可归咎于自身的男性至上思想。这种思想让他们感到性愉悦、感到作为特权阶层在心理上的满足，这是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中上级对下级、男性对妇女的剥削和压迫。被塔夫特性诱惑的男同学、男教师和男医生亦是意义相近的案例。塔夫特究竟是父权制社会的获益者还是受害者？她利用性实现了父亲强加给她的成为医生的“梦想”，却又不幸被男性利用，成为男性至上思想的牺牲品；又因为这段经历成功摆脱父亲的心灵枷锁，实现成为护士的梦想。谢尔顿深受新女权解放运动的影响，他对塔夫特遭遇的描写是为了让读者认识到：女性主义不仅是结束男性对女性暴力的运动，更是一项旨在反对把任何形式的暴力（成年人对儿童、种族之间的暴力等）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的积极事业。

2 姐妹的“背叛”

无论是中产阶级妇女、劳动阶层妇女、家庭主妇、贫穷的妇女、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还是事业成功的妇女，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的被剥削者、受压迫者。为了让女性能够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权力，需要全体女性内部的团结和亲密的姐妹关系。但因为受到性别主义、阶级主义等的影响，这一团结目标还无法全面实现，在妇女追求与男性平等的道路上，也就催生出众多“背叛”姐妹关系的女性。上文提到的女护士对于性骚扰的默许也是“背叛”的一种表现形式。

玛格丽特·斯宾塞护士长歧视女性医生亨特，在工作中设置种种障碍，逼迫她主动辞职。护士长的行为是性别歧视及妇女间职业暴力的集中表现。父权制社会使妇女相信这种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教育妇女相互仇视、而不是团结在一起，让妇女被动地接受社会对“男尊女卑”的定义、并愿意接受事先已决定的性别角色划分。妇女没有被教给与男性不同的权力价值观，所以有些妇女在获得了权力后会仿效男性，变成压迫他人，包括妇女的压迫者。斯宾塞就是这一类妇女：她模仿男性利用权力的方式，压迫男性医生，甚至女性医生；又被社会化的性别主义教导要仇视女性，认为女性应该严格遵守传统性别劳动分工。谢尔顿用斯宾塞这一案例，无情地揭露了父权制社会利用性别主义将妇女分裂开来的企图，希望妇女能够达成政治团结，真正开展以广大女性为基础的妇女解放运动，把男性统治作为一个体系来结束。

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时有发生，作者通过设定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欧文斯夫人，试图揭露父权制社会男性对女性的虐待性暴力，呼吁大众关注这一现象，在政治和法律上帮助女性结束这种暴力行为。塔夫特医生曾经帮助遭受严重家暴而住院的欧文斯摆脱其丈夫的折磨。这位女士因为丈夫家暴丢掉了工作，又因此经济上依赖丈夫，并且由于丈夫的威胁：如果离开他，就要杀了她，而不敢报警寻求帮助。然而，结局却是这位女士不辞而别，同丈夫一起回家了。对妇女的暴力来源于男性至上思想，即男性统治妇女的权力。而男性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生理或者心理上的虐待）就是传统男性统治的突出表现之一，并且被制度、经济安排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中的性别区分所强化；并且这是一种被公开宽恕和接受的暴力，在这种文化中它甚至受到赞美。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一位遭受家暴的妻子反而被公司开除。在父权制社会体系下，男性不会因为伤害妻子而害怕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部分妇女和男性把暴力和爱等同起来，爱和暴力的交织使很多妇女害怕消除暴力会导致失去爱。而这样的思想方式是由教堂、父权制大众传媒、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深深植入人民（不仅包括男人，妇女也深受其害）的“基因”中的。胡克斯指出：统治群体鼓励妇女把自己看作是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存的寄生虫，并且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构成使接受者要想得到帮助必须经历一个令人感到沮丧，甚至绝望的过程，使得女性不能把自己从依赖者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欧文斯夫人正是在爱、暴力、经济依赖等多重压迫下，无奈地选择“背叛”塔夫特。

亨特被亲生母亲的“无情抛弃”则是姐妹关系遭到“背叛”的又一典型案例。这一切都要从亨特的继父说起。其继父是一位因为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赋闲在家的男性工人，需要依靠老婆从事薪水卑微的夜班清洁女工的工作来维持这个家庭，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家中用强奸十三岁继女的方式来行使他作为男性的“特权”。然而，由于阶级主义的存在，导致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例如那些贫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男性，以及处于某个较低阶级或阶层的男性，但由于他们已经受到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社会教化，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几乎无法从性别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利益，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拥有作为男人应该独有的特权。尽管遭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作的剥削和非人化而失去劳动能力，但他仍旧无法摆脱社会化的父权制思想，为维护他统治者的地位压迫女性。然而，当亨特把继父强奸致其怀孕的事实告诉母亲时，母亲没有抨击丈夫的恶行，相反却训斥亨特撒谎。亨特母亲因为情感上对男性的依赖、又害怕反抗性别歧视会遭到丈夫的暴力压迫导致更大的牺牲，只能被迫牺牲女儿。

继父和母亲对于亨特想当一名医生的理想的消极反应，是父权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性别歧视的社会化教导他们：女性生来就是低劣的，她们没有能力成为处于高等地位的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职业的一员。这种社会化不仅作用于男性群体，女性群体也深受它的影响。例如亨特医生的母亲，她习惯了男性统治女性这一“自然”的秩序，并自愿地接受它。并且父权制将女性客体化，不让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多方面，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和社会价值的自我实现。

3 男性：女性医生职场上的同志

谢尔顿通过设立能够打破性别主义束缚、客观评价女性医生工作的男性，希望妇女不要把所有男性均视为压迫者、敌人，而女性是被压迫者、受害者，那样做只会强化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妇女应该将反对性别歧视的男性视为同志，因为女性主义运动与反对群体压迫的其他运动一样，需要男性承担必要的责任。例如，作为权威的心脏外科专家之一的劳伦斯·巴克医生欣赏泰勒的医务能力，对她高标准、严要求，希望有一天她能够成为优秀的医学专家。医院外科主任乔治·英格兰德和护工吉米·福特与巴克一样，不会因为严格的性别角色划分和男性至上思想歧视女性医生，能够客观地评价泰勒的医务水平，他们都是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斗争中应该争取的同志。被泰勒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深深吸引而爱上她的建筑师杰森·柯蒂斯，在泰勒面临死刑指控时，坚信泰勒是无辜的，并不惜重金聘请最著名的律师为她辩护，在精神上和行动上均毫无保留地支持她。这是一位男性对一位为医疗事业倾情奉献的女性的尊重和支持。而黑帮大佬卢·迪内托对亨特的性别没有偏见和歧视，他只关心其医术水平是否优秀，从而为其所有。

虽然男性在性别主义中获益，但他们在生活中也受到了性别主义的伤害，丧失了与女性在平等的人际关系中生活的机会，他们必须压抑情感，人格发展受到压抑，变得异化和孤独，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巴克医生认识到性别主义是导致泰勒面临死刑审判的根本原因，他出于爱惜人才的态度，不惜拖着中风的身体为泰勒出庭作证，甚至不惜作伪证，也要拯救她的生命。失去一位难得的医学人才，是巴克一生兢兢业业治病救人的从医态度所不能容忍的事情，这会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同理，泰勒遭受的不公正审判也带给其男友柯蒂斯精神痛苦。这些痛苦的源头就是性别主义：是性别主义导致泰勒被举报谋杀病人并面临检察官有失公允的死刑指控，导致男性证人（医生、院长、护工等）在法庭上提供片面的、不公正的、不利于泰勒的证词。而迪内托为失去救命恩人亨特感到痛心，他也是受害者。谢尔顿塑造此类男性的目的是为了让妇女认识到反对性别主义的男性可以是女性主义斗争中的同志。男女两性的政治团结才能够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改变，从而让以结束性压迫为目的的女权政治运动走向成功。

4 女性医生对性别主义的反抗

谢尔顿通过塑造两位医务水平出众的女性医生——泰勒和亨特，旨在表明：智力和理性思维上“男强女弱”的传统父权制思想是错误的，女性在这两方面是不输给男性的，在受到与男性同等的教育和训练后，能够在男性统治的医学领域里立足。另一方面，性别主义强调男女的生理差异导致女性全面低于男性，是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例如，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以治病救人为第一准则的医生职业中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医务水平。两位女性医生在工作中不为金钱诱惑、不惧特权压迫，能够坚持以治病救人为第一准则。用她们的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伦理道德方面不低于男性，女性的自我牺牲、母性、道德责任感和关怀伦理可能还要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残忍、看重攻击性和竞争性的道德标准。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下，医患关系基本依靠金钱维系。医患间缺乏最基本的人与人的情感交流，冰冷的金钱交易将本应是充满了信任、感激、关爱等情感元素的医患关系击打地支离破碎。而在伦理道德方面不逊色于、甚至还要优于男性的女性医生可以用她们更有责任感、更具自我牺牲精神、更加关怀他人的优秀品质改善这种冰冷的关系，她们可以对公众领域的社会生产劳动做出巨大贡献。所以，女性特质并不像父权制思想描述的那样不堪、低下，它甚至要优于一些男性特质。因此，女性道德方面的优越性可能使她们更适合医生职业，有力地回击了性别主义者对女性医生的歧视。

5 结语

谢尔顿通过描写三位女性医生在医疗领域求学、工作中遭遇的种种性别主义问题，向世人揭露女性在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中艰苦挣扎的生存现状，希望借此唤起人们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并且他在小说的后记中对主要人物进行了命运审判，证明“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的真理。这样的结尾方式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希望：通过人们日益增加对性别主义问题的关注和认识，相信其社会将会从政治、经济、制度上不断改善男女两性的关系，最终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