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鹏 李红军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制定与执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的社会革命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科学把握世界局势，并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被赋予了鲜明的世界性特征。廓清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百年历程，可发现政治路线的世界性特征体现在高度世界性的理论根源、广阔的国际性视野、重大的世界性价值三个方面。总结政治路线的世界性特征对正确认识以党的政治路线为逻辑起点的中国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历程、含义、历史经验与党的建设关系等方面。对党的政治路线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观点。有的学者以宏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角度分析政治路线的历时性变迁。齐卫平提出了“三阶段说”，即党的政治路线历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三个阶段。[1]有些学者则侧重“断代史”的研究。梅荣政提出了“四阶段说”，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经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四个历程。[2]丁俊萍对党的政治路线含义进行了系统界定，她认为党的政治路线通常被称为总路线，相对于具体工作而言被称为基本路线。它是党某一历史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党的主要任务而制定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根本指南。[3]金民卿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敢于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左”倾、右倾等错误思想交锋，发挥领袖主体作用是革命时期贯彻执行正确政治路线的宝贵经验。[4]龚育之认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路线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制定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经验。[5]陈先达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结合，保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吸取苏共失败的教训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路线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主要经验。[6]沙健孙、张静如、邸乘光等学者着重研究了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并达成了基本共识：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它规定着党建的方向，决定着党建的成效。党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后，党的建设事业发展与否，取决于是否全面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学术界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百年政治路线的世界性向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党的政治路线的百年历程

从建党初期蕴含着党的总任务、工作中心的政治纲领对党的最高目标与最低目标的规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完整阐发，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百年来党的政治路线在历史演进中既有良好的开端，又有挫折、调试与优化、理性自觉等动态演进模式。党的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政治策略、革命前途等有了更成熟的认知。我们党依据民主革命纲领，实施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治策略，起到了良好开端的作用。党的三大提出，国民革命是党当前的中心任务。1927年，中共中央及时召开“八七”会议，坚决批评了大革命中的错误路线，并指出了“新的路线”。1928年，在党的六大会议上，瞿秋白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帝，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地、平民式地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依据国内外局势，大会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土地革命路线逐步形成和深入发展，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党的组织更加壮大。然而，大革命末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发生过失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等错误思想严重阻碍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但经过“调试”，遵义会议前后党实际上已经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7]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得到了优化。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共产党人〉发刊词》《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著作中逐步优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8]

党的政治路线曾经过挫折。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9]国民经济恢复后，我们党不余遗力地探索出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党的工作重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条政治路线，即依靠几亿农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全党和全国人民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昂情绪下，党又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打破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平衡状态，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1957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误判的基础之上，我们党在纠“左”以及“反右倾”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社会主要矛盾致使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脱离了国情，最终酿成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暂时性失序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政治路线的认知逐步达到理性自觉的状态。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我们党当前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0]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初步阐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基本路线即政治路线作了科学完整的表述。党的十五大将党的基本路线与党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相联系，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党的十六大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融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经验之中。党的十七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政治路线相结合，将党的政治路线规定的现代化国家目标注入“和谐”[11]的因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将“美丽”[12]增添到现代化强国目标中。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已成为加强党的政治信仰的重要环节，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沿着正确的轨道，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彰显了党对政治路线认知的理性自觉状态。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政治路线提供了世界性的理论根源

各民族、各地区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为囊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被中国共产党作为理论依据制定政治路线提供了可能。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包含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共产主义、世界历史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不平等体系等内容。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价值归旨。世界历史构成的不平等体系在本质上规定了建构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逻辑导向。

（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成为政治路线的价值归旨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痼疾导致与其外壳不相容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3]一方面，世界历史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提供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只有生产力增长起来，社会财富涌流之后，才能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要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由此密切相关的世界交往为前提。世界历史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创造了人的全球性普遍联系。世界历史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并非是单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实现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需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提到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若能和俄国革命相互补充的话，可能会挽救俄国公社所有制，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各国人民被日益卷入世界市场网，导致全世界范围内人的普遍性联系成为人的全面解放、消灭资本主义矛盾与异化的自觉力量。同时，印证了单个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15]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坚定的诠释者、实践者。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价值归旨必然是共产主义。1921年，党的一大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1922年，党的二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6]党的政治路线在革命时期不断调试与优化，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在这一政治路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凸显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中国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路线的共产主义目标依旧明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对《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两阶段”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多快好省”的政治路线虽然过度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忽视了客观规律，但其形成和发展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为价值导向的。它与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憧憬与渴望密不可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政治路线，执行这一政治路线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1985年，邓小平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提出，党的思想信念是搞共产主义，它是党的精神支柱。[17]这指明了以“改革开放”为精髓的政治路线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轨道和前进方向。建党80周年时党中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执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18]新时代党的政治路线规定的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升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一战略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党的政治路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用新时代新思想武装全党，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环节。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在百年历时性变迁中坚持了共产主义这一价值归旨。

（二）世界历史构成的不平等体系规定了政治路线的逻辑导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不平等体系。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压迫充当了历史不自觉工具。它们打破了世界的封闭与孤立状态，破坏了旧的经济制度，引发了新社会革命。但是最根本的痛苦和伤害是奴役与压迫，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所受的压迫便是极好的证明。英国通过“极端不义的战争”使中国银币逐渐流向英属东印度，人权横遭侵犯，无辜居民、商人惨遭屠杀，大量华工在被卖到古巴、秘鲁等地的途中被杀害。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指出，英国殖民者破坏印度部分原有的土地所有制，迫使印度农场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之类的原料。英国给印度带来的灾难，比印度过去遭受的灾难还要深重得多。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导致的不平等国际分工使一部分从事农业的地区，服务于主要从事工业的地区。[19]

在世界历史建构的不平等世界体系下，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历史进程蕴含着构建公平合理世界秩序的逻辑导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是构建新型世界秩序的政治基础。1921年党的政治纲领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直到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结束。[20]这一目标的制定内在预设着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政治愿景。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中国人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21]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反帝反封建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治前提，社会革命是消除“中国社会各阶级痛苦”的根本途径。基于此，革命时期我们党逐步完善和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指明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力量基点、政治障碍、实现途径等基本要素。新中国的成立突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然而，某些西方大国挥舞军事与经济霸权的大棒遏制、封锁新中国，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为了避免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改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致力于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强大的工业国，先后执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党的八大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为建设强大的国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效抵制了西方大国的霸权行径。改革开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然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依旧存在不平等因素，霸权主义仍未沉于归寂。我们党制定和执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政治路线，发展和壮大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地位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中坚力量。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世界秩序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的断层线危机延伸到多个领域。西方大国主导的传统国际格局和治理体系日渐式微。改革开放仍是新时代政治路线的精髓，外交战略是政治路线的对外延伸。在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下，党和国家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和对外战略为治理全球难题，解决国际层面的断层线危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中国经验。

三、在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时以宽广的世界视野审视国际局势

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明确指出，世界处于互相联系的世界历史场域。因此，规定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以宽广的世界视野审视国际局势。建党前，蔡和森分析了世界革命运动的趋势并重点剖析了俄国革命，提出俄国革命的成功使世界革命运动转了方向，这个方向便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22]这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政治路线的制定必须顺应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世界历史潮流。

（一）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党的世界性视野

建党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我们党指出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已把世界各国变成他们的市场，闭关自守的中国也被强迫侵入。基于这种高度的世界视野，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更加科学地分析了国外局势，提出中国的政治经济没有不受西方列强操纵的，中国已成列强共同的殖民地。同时，我们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并将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作为重要政治目标。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为完成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制定了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这一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依旧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的客观把握。大革命前夜，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指出，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是西方列强在协调步骤瓜分中国，这将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理念。大革命初期，在对时局的考量中我们党提出，西方列强与封建军阀的相互勾结是中国危机四伏的根本原因。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剥削前后分为三种政策：瓜分政策、共管政策、分立政策，归根结底是企图分裂中国。以国际视野审视西方列强的种种劣行，我们党明确指出，只有革命，只有全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出路。

“八七”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方向的明确化。自此，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始终坚持土地革命总路线，并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纵观全世界各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也没有这种境况。只有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下具有复杂国情的中国能够产生这种现象。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发展和成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敏锐的世界眼光分析世界乱象，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提供了基础。1935年瓦窑堡会议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反革命力量依旧强于革命力量，但革命力量的发展速度迅速，中国和世界即将面临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我们党对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进行分析得出，中国革命处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资本主义处于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革命显然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23]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欧洲战场捷报频传。苏联进攻柏林，英美法联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发动起义。毛泽东基于这种国际形势明确指出，打败日本侵略为时不远了，人民民主势力一定会胜利。[24]于是，党的七大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设光明的新中国的政治路线。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世界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和发展趋势。美、英、法同苏联早晚会达成妥协，这将是世界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坚决斗争的结果，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也应该消灭之。为了打败美国扶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并完整科学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二）建设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党的世界性视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对二战后国际局势的把握。新中国成立前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分析全球局势。毛泽东提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了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这为新中国尽快恢复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二战后，苏联快速成为世界强国，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模仿苏联，几年内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基于上述的国际形势，党和国家看到了国防工业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高度的世界视野指出，一切国家与民族的长处都值得我们学习，尤其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取长补短，但切忌照搬照抄。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然而，随着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也加紧速度壮大自己的力量。“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25]这助长了党内浮躁和脱离实际的思想。不久之后，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匈事件，并激发了西方帝国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同时，整风运动导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助长了党内“左”倾思想。最终在无产阶级继续专政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

（三）改革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党的世界性视野

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离不开我们党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对世界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科学认识。党的十三大首次科学完整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充分彰显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中国历史上长期的闭关自守导致国家贫穷落后。历史经验和教训警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是不行的。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还分析了国际局势，指出了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即世界上的大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不动摇。随着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发生，邓小平意识到必须重新找到一个全新的方式让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存在下去。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虽然某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6]正如邓小平曾经所言，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改革开放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了一条新路。

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秉承世界视野分析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创新和发展了党的政治路线。冷战结束后，美国企图建立主宰世界的单极格局。然而，日本、欧盟、俄罗斯以及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逐步构建了利益多元的国际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仅为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注入了动力，而且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世界各国更加普遍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共享世界经济、技术资源和文明成果成为可能。正如江泽民所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27]基于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政治路线与基本纲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条经验相联系，发展创新了党的政治路线。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国际形势出现了一系列影响全球和谐发展的问题。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等相互勾结，禽流感、艾滋病等传染病在全球蔓延。这一系列全球问题严重威胁着国际和谐稳定。世界不太平，中国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胡锦涛提出，全球面临的问题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也难以单独应对，必须建立和谐的世界。基于这种国际视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和谐”纳入党的政治路线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真分析和研究全球局势，并及时运用到政治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之中。面对新型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全球治理难题的各种困境，习近平提出“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28]在科学把握国际局势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打破了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旨在建立一个和谐美丽、各国人民平等、和平安定的世界。党的十九大报告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政治路线，将“美丽”纳入其中，并将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与14条基本方略相结合。新时代政治路线的创新发展不仅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实践路径，而且还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新秩序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四、政治路线催生了重大的世界性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在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具有世界性的重大价值。党的政治路线是催生中国道路的原初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路线分别为中国道路的诞生奠定了政治前提、提供了经济基础与持续不断的动力。中国道路为世界上既渴望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后发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并且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束缚。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作为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重要考量依据。这催生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复兴，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被奉为圭臬的铁律，建构了人类文明的新样态，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一）为世界贡献了中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道路始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联系，社会革命是奠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基。因此，规定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的政治路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29]的社会革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路线是道路的先导，决定方向和道路。党的政治路线可谓是生成、凝练与阐释中国道路的原初逻辑。这条道路是“基于中国现实国情积极探求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自主路径。”[3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国道路的诞生奠定了政治前提。它规定革命的主导力量、参与力量、革命对象分别是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大众和“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决定着中国道路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开创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为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奠定了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独立、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确立后，我国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并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两步走”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在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改革开放成为高度概括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精髓。改革开放作为国家富强的唯一出路，是实现现代化，催生中国道路的动力。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步骤、基本方略等作了新的补充，进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道路的内涵。

以党的政治路线为逻辑起点的中国道路开创了经济和社会持续繁荣稳定的中国式发展模式。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具备“溢出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广大后发国家在模仿欧美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困境不断、举步维艰，急需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资本逻辑的恒定性和嗜血成性的本质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广大后发国家被钳制，始终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处。多数后发国家出现了贫富分化的断层线危机，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导致某些后发国家动荡不安。摆脱发展困局和从属地位，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成为后发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避开“全盘西化”的中国现代道路诠释了中国道路的有效性、科学性，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途径。近代以来，中国从依附性现代化转向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的全面开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始终蕴涵着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是诠释和奠定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改革开放不断明确和完善了中国道路的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动力、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等。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1]

（二）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

以党的政治路线为逻辑起点的中国道路突破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新内涵。虽然苏联模式为广大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跳出了西方国家企图颠覆、扼杀社会主义的包围圈。但是随着时空的迁移，苏联模式的弊病暴露得一览无余。比如，中央高度集权、地方和企业被卡得过死，民主法治遭到践踏，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蔓延盛行。毛泽东曾说，苏联模式把农民挖得很苦，地方没有机动性，苏联暴露的缺陷“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2]基于以上各种弊病，苏联模式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疏远，苏联模式的辐射力、感召力和生命力日渐式微。以苏联解体为代表的“天鹅绒革命”后，西方抛出了马克思进坟墓的谬论。布热津斯基妄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33]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宣扬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体的最终形式。

然而，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坚决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历史进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邓小平曾言，“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34]实践证明以“改革开放”为精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所开辟的中国道路扛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坚决执行以“改革开放”为精髓的政治路线，将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发展大局相结合，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峰回路转的新境界。新时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将政治路线融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坚持“14条基本方略”中。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35]大多数西方学者认同党的政治路线所开辟的中国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和超越。比如，施拉姆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价值的怀疑再一次引起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36]郑永年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后，中国没有选择西方模式，也没有选择俄罗斯和东欧模式，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37]确实，超越苏联模式，中国不仅没有衰弱，反而“风景这边独好”。党的政治路线所形成的中国道路实质上代表了人向往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它不仅是处于治理危机中西方模式的替代者，还是对苏联模式的真正超越。

（三）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遵循恒定的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在全球推行所谓的西方文明，导致西方话语体系在全球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斯等在实质上传播了一种古代世界多轴心文明走向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论调，导致“西方文明”被奉为圭臬，产生了“西方文化霸权与西方中心”论。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政治路线的内在规定。这催生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复兴，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独霸全球的魔咒，建构了人类文明的新样态，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人们创造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8]中华文明有着尚和合、崇正义、重共享等优秀传统价值观。党的政治路线催生的新型文明样态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发展综上所见的精神密码基础上诞生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其中，提出了要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相适应的先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完成八大政治路线规定的满足几亿人民的经济文化需求，党和国家提出“双百”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从党的十二大提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党的十三大初次将“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再到党的十九大重申建设包括“文明”的现代化强国。追求“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内在规定。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崇尚和合价值理念的牵引。新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处理国际关系公认的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和合”外交理念，注重“对立面的和谐、均衡和互补”，倡议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兼容并蓄，促使各文明平等交流互鉴。崇正义的价值理念是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保证。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讲正义，始终以是非曲直为评判标准，绝非以国家大小、强弱为准则。中国在国际上重情义，与他国交往诚心实意，以兄弟情义援助贫穷落后国家，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始终守信义，在平等互利原则下，矢志不渝地承担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重共享的价值遵循。中国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习近平提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39]基于共享的价值理念，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拥护和支持。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世界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快车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成果。

在追求党的政治路线规定的“文明”的现代国家目标中，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复兴破除了西方文明的迷信。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不过是美化和遮蔽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谎言。掠夺、殖民、战争、杀戮、霸权等才是资本主义文明生成的原初逻辑。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0]西方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导致了“文明的冲突”和穷兵黩武、国强必霸。“普世文明”致使印度文明、中美洲文明等销声匿迹。20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依靠军事、经济、话语优势将霸权主义发挥到极致。美国发动了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用尽心思包装冠以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干涉他国内政，试图搞颜色革命。综上所述，西方文明在坚持资本逻辑的前提下导致了新的霸权主义的国际基本矛盾，它所坚持的“普世文明”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和平、民主、自由”，而是动荡不安，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改革开放”为精髓的，包含建设“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路线坚持和平发展，反对“以力假仁”的霸权模式，催生了“和平崛起”的中国，这与西方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华文明现代性复兴坚持人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倡议在和而不同的理念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路线催生的文明新样态，坚持多元文明主体平等对话，突破了西方文明的桎梏。